<轉載自2012年1月13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撰文: 魯牛 資深政界人士(自香港回歸以來，一直有參與最高層次的政商活動。)>
去年九月中旬在大連召開的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上，總理溫家寶以答問的方式發表他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見解和看法。有媒體統計稱，這是溫家寶自擔任總理以來，第十次在公開場合論及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是現任中央高層中公開談論這個問題最多的領導人。
權力過分集中 改革由內至外
這次溫家寶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有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例如，他過去多次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解決和克服「權力過分集中」的根本弊端；這次，他第一次將此問題與實現「依法治國」聯繫起來，指出「一個執政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辦事……這就需要改變以黨代政、把權力絕對優化和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為此，必須改變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揭示了政治體制改革與實現依法治國之間的內在必然聯繫。
在講話中，溫家寶還專門論及公民的選舉權，強調「在擴大民主這個問題上，可以先從黨內做起，由黨內逐漸擴大到黨外」，喚起人們對中共十八大進一步「擴大黨內民主」的殷切期待。
此外，他還將「有序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毫不動搖地推進社會公平正義，以及堅持反腐敗」，視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最為重要的，也是難點和重點」的三個要點。他的講話讓黨內外民眾感到振奮和鼓舞，也讓人們為執政黨高層中，有人在政改問題上能有這樣清醒的認識，並提出貼近實際操作的方案，而感到欣慰。
也許有人會問，貴為一國總理，溫家寶在政改的問題上接連發聲，奔走呼號，卻始終無法推進、具體落實，究竟原因何在？筆者認為，這一現象恰恰反映了中國在目前的情況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所具有的高度複雜性和艱巨性，背後反映的不僅是黨內在政改問題上，尚未形成足以動員全黨共同投入行動的高度共識，而且還包括在操作層面上因利益集團的掣肘而存在的相當阻力。
欠政治超人 政改僵持膠着
這首先是因為，中共執政60多年來，中共高層權力已經從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的權威政治形態，向非權威政治或後權威政治的第三、第四代交接轉移，這種執政黨最高權力的「代際」交接，已經使中國從「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條路綫、一種聲音」的狀態，轉變為集體領導；也就是說，在毛澤東、鄧小平之後，雖然中共仍然維持着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但卻已不再擁有與這種體制相匹配的「超強」政治領袖。
民主的發展有所進步，但卻沒有一個「政治超人」可以在眾說紛紜、各持己見之下，能站出來力排眾議、統合各方意見，成為促成統一意志和行動的政治領袖。這種現象所導致的政治現實，便是當前執政黨內改革和反改革的兩種力量相互博弈，僵持膠着，成為執政困擾的一個典型表現。
其次，在中共內部，伴隨着最高權力逐代交接轉移而帶來的一個問題，即是執政黨最高權力的權威失落，而這也成為執政黨當前的另一大執政困擾。
從中央部門到各地方政府都謹守其既得利益，而與中央和全民利益相抗爭，甚至有些形成權錢結合的利益集團。這些人擔心政改會觸犯其根本利益，通常會使用各種方法阻撓政改與民主發展的步伐，導致經濟、政治等利益上的糾結和保守更加強固。這便是近十年來執政黨高層多次呼喚「大力推進改革」，卻受到各種力量制約而屢屢無功而返的重要原因。
權為民所賦 換代盼有新動作
近年來，內地各種矛盾問題的發展演變，已經達到了一個危險的程度，因政治體制的深層次問題而導致的執政困擾，又不斷衝擊着政府的管理績效。民眾瀰漫性的不滿情緒，以及官民衝突的群體性事件頻頻發生，都顯示了執政黨的整體性操控正趨向削弱，因應社會發展和民眾需求的能力亦有所下降，地方部門官僚勢力愈加放肆膨脹，整肅吏治、清掃腐敗的工作也難見成效……不是危言聳聽，若不對這些問題加以重視和解決，內部矛盾激化的結果，真的可能危及中共的執政安全。
許多人對將於今年秋天召開的中共十八大寄予厚望，希望這一實現執政黨的最高權力從第四代向第五代進行「代際」交接的大會，在擴大黨內民主方面有新的改革動作，在改革創新上邁出較大的步伐。
筆者也姑妄建言，中共要以十八大為起點，從「權為民所賦」的政治體制改革入手，為執政黨重建執政基礎，確保兩代權力交接能在轉變賦權方式上大大推進黨內民主，進而打開全面改革的新局面，為中國的未來發展開拓一條全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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