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21年6月30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陳景祥 資深傳媒人>
今年七一是中共創黨百年，也是香港回歸24年。中共黨慶和香港回歸雖在同一天，但過去從來都是「各有各慶」，今年卻是例外——香港在6月12日先辦了一場「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論壇」，香港「被界定」為以自己的特殊經歷融入了中共的百年歷史；到本周一行政長官即率領多名官員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往北京，參加中共成立100周年慶祝活動。
中共建政前 香港是南方活動基地
中共從1921年創黨開始，就積極利用香港作為發展壯大實力的基地，據記載：「1921年，中共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就派人來到香港。從這開始，中共便不斷在香港發展，開展各項活動。」而其中最轟動而又影響深遠者，當數省港大罷工：「1922年，蘇兆徵等發動震驚中外的香港海員大罷工。1925年中共在香港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省港大罷工。香港除了是中共工運的發源地，還是中共人士的『避難所』。」（註1）
香港對中共發展之重要，主因正是當年的「一國兩制」——1921年「國民政府」已經成立，同年5月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中國已正式結束帝制、走向共和，然而當時港英政府卻頒令禁止慶祝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原因是英國不想介入中國大陸的政局發展。
當年的「一國」，是中國基本上已完成統一，國民政府正逐步鞏固政權，而香港仍由英人管治，政治、司法等制度皆與大陸不同，而正是由於國民政府的管治不能覆蓋香港，中共廣東省委、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兩廣省委、中共兩廣工委等都先後利用香港作活動基地，領導南方的中共黨組織工作；可以說，香港當時成為了中共在兩廣活動的指揮中心（註2）。
在1949年中共取得政權前，香港繼續扮演着關鍵且特殊的角色。約在1930年代（中共稱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香港是中共地下工作的中轉站和後勤基地，葉劍英、鄧小平等許多中共幹部由上海轉赴廣西、江西井崗山等中共根據地，都取道香港前行。到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成為了中共抗戰及華南游擊隊的後勤基地，廖承志在香港設立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是首個以公開身分在香港活動的中共代表。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成立之後，成為了中共在海外徵集物資支援抗日的主要基地和渠道。
打通往西方世界的主要通道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論壇上的演講，名為「百年偉業的『香江篇章』」，重點講中共如何開創、發展、捍衛了一國兩制，但其實中共百年與香港的關係，絕不單單在1980年代出台的一國兩制，中共每一階段的發展歷程，其實都和香港息息相關。中共最近在北京建立了一座黨史博物館，未知其中有否介紹香港對中共所作貢獻的內容？
中國近百年的維新、自救、自強，尋找復興之路，都是向西方取經，希望能夠擺脫貧困愚昧、落後捱打的命運。中共創黨元老毛澤東有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共以俄為師、接受第三國際領導，也是向西方尋覓救國之道，蘇聯的社會主義跟美歐自由民主一樣，都是西方舶來品。
香港在英人統治之下，救國救民的革命活動一概被禁，英國政府只想香港成為商貿城市，並隔絕於國共鬥爭之外，因此香港的精英分子大多是商賈、買辦，他們並沒有參與大陸的政治，但香港這個小地方卻是國共兩黨明爭暗鬥之地。香港雖然沒有介入大陸政局，但香港經貿發達、制度良好，卻成了中共打通往西方世界的主要通道。
1958年中共設中央外事小組，陳毅任組長，在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他多次闡述對港的長期方針，共有三大作用——第一，是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第二，是跳板作用，掩護人員出入，打破敵對的勢力封鎖；第三，是信息渠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了解的必須之地。這一系列方針，中共都善加利用，直到文革為止（註3）。
改革開放 藉香港摸石過河
中共對香港的利用，在改革開放之後轉向更全面、更深入，除了傳統的經貿金融，還擴及到教育文化、人才培訓、流行文化等等，香港在不同範疇都擔當起「教車師傅」角色，並向內地輸出資金、人才、管理；與此同時，香港也由一個貿易出口的新興經濟體，逐步發展成為轉口、服務貿易、離岸貿易的國際貿易中心。教曉了徒弟之後，香港「教車師傅」的作用漸失，中共信心滿滿，反過來要把香港融入國家發展規劃。
中共百年，是從緊跟蘇聯開始，到1935年遵義會議毛澤東打倒「國際派」，奠定了中共走中國式革命道路的基礎；到了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中共又再一面倒向蘇聯，向蘇聯學習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但到最後中蘇仍然走向全面決裂，中共不再奉蘇聯為師，與此同時，中共的國內政策愈走愈左，國民經濟幾近崩潰，到1978年改革開放才全面向西方學習（主要是美國）。
在這個過程中，香港的角色一變再變，由最初的「教車師傅」，轉身成為投資者（北上發展），然後是經理人（為大陸引入資金、技術），再變身為金融師（為大陸企業上市集資）、改革師（改革大陸的國有企業），然而萬變不離其宗，香港對中共的最大作用，始終是向西方取經的啟蒙者、中介人。中共可以藉香港逐一驗證到底資本主義有哪些可為我用，然後擇優而取之，這種摸着石頭過河的做法，大大減低中共推行改革的風險。蘇聯沒有香港這種接通西方的窗口，應是蘇共改革最後一敗塗地的主要原因之一。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亡黨，蘇共前後僅74年，中共是蘇共學生，現在學生的「黨齡」已經超過老師，箇中原因，到底跟香港有多大關係？中共建黨百年，到底有多少貢獻是來自香港這個高度資本主義且「西化」的國際城市？
港特殊作用所剩無幾 僅金融可展所長
2016年7月1日中共慶祝成立95周年，正式提出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到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再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闡述了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上周五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解釋了何謂「中國特色的多黨制」，對中共來說，也許向西方學習的百年之路已大致走完，而香港的特殊作用也所剩無幾。
中共百年唯一仍然未能超過西方的，是金融制度，也是香港仍然可以發揮長處的地方；到哪一天當中共認為已經建立了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金融體制，香港對中共的價值就正式歸零了。
註1：見〈葉劍英情繫港澳〉，廣東葉劍英研究會，2017年6月23日（bit.ly/2U4n5ay）
註2：同註1
註3：見《蘆蕩小舟的故事》第五章，「香江歲月」7，文化戰線，2017年8月1日（bit.ly/3hbQ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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