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21年6月16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陳景祥 資深傳媒人>
香港在回歸後，對中共仍很敏感，官式活動都以國家機構名義出場，黨組織盡量不露面，公眾人物如被人指為黨員或地下黨，就等同貼上負面標籤。2012年特首選舉時有候選人被指為地下黨員，當事人強烈否認……現在看來，這是徹頭徹尾的政治不正確、「政治覺悟」太低。今時今日，地下黨員的身分其實應該「引以為榮」。
駱講話納香港入中共史 有異過去論述
上周六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論壇上，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發表演講，稱「香港以自己的特殊經歷融入了這部壯麗史詩」（指中共建黨百年），應是首次把香港納入中共百年歷史之中，這跟過去香港問題的論述有明顯不同。
香港回歸，北京的「官方說法」是中英兩國談判達成協議的成果，《中英聯合聲明》由兩國政府在1985年5月互換批准書，並向聯合國秘書處登記，《聯合聲明》列出中國對港基本方針政策。收回香港的「宣傳重點」，是中國洗脫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歷史，解決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卻並沒特別彰顯中共的功勞。1984年鄧小平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更特別提到：「1997年以後，台灣在香港的機構仍然可以存在，他們可以宣傳『三民主義』，也可以罵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
中共是執政黨，處理香港問題當然是由中共拍板，然而當年把收回香港視為「洗脫民族恥辱」，客觀上可團結大多數，而不分黨派和意識形態，以「民族大義」為前提，才能號召更多華人支持北京收回香港。如果當年就大張旗鼓把收回香港說成是中共的「偉大勝利」，相信支持的力量肯定會大減。
以後愛國必須「堅持和維護中共領導」
駱講話中，是中共開創、發展、捍衛了一國兩制，而推進一國兩制就「必須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維護『一國兩制』」。以前有種說法，是愛國不等於愛黨，但在香港現在的新政治形勢下，愛國和愛黨已畫上等號，以後愛國不再是「抽象」的，必須同時「堅持和維護中共的領導」。
強調「中共與一國兩制」，是否要把香港納入黨國一體的治理體系之中？現在香港跟內地的地方政府本質上再無分別，都要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行事，也要緊跟中央步伐，成為「全國一盤棋」中的一隻棋子；一國兩制只是中共給香港的特殊政策，這些特殊政策必須配合中共的路線方針和國家發展，而不是用來對抗中共，或挑戰中共的執政地位。
一國兩制為何是治國理政「嶄新課題」？
駱講話中有如下幾句，頗堪玩味：「過去24年，中國共產黨不斷豐富發展『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將『一國兩制』從治國理政的『嶄新課題』和『重大課題』，提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和『顯著優勢』，以香港治理的成就豐富了黨在新時代治國理政的內涵。」
一國兩制為何會是中共治國理政的「嶄新課題」？我的答案是：中共從來沒管理過一個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國際城市，建國之後，中共曾經試圖消滅資本主義，但不成功，到改革開放，中共徹底修正，不但不再以消滅資本主義為目標，反而要學習資本主義的先進生產方式。
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英國人管治長達150多年，西方國家雲集此地，近距離蒐集中國情報；當年上海也號稱國際城市，列強在上海設租界，但上海始終不是一個「完整」的國際城市，西方列強只是在上海劃出自己的勢力範圍以謀取利益。對中共來說，收回香港不易，要管理好香港就更難。
縱使困難，但香港正好是大陸改革開放、向西方學習資本主義的最好地方。
「補課」非純理論之爭 涉具體政治路線
中共理論界向來都有爭論，大陸是否需要來一次資本主義補課？大陸學者楊奎松在文章中曾經有這種說法：
「……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龔育之在一次會議上，就毛澤東在七大講話及報告中突出強調中國『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問題，介紹了自己研究和學習的心得。1997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不僅明確肯定了毛澤東當年的觀點，即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並特別強調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走了一段彎路，經過了許多曲折。本來，『新中國成立，按《共同綱領》規定，民族資本主義在五種經濟成分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適當地發展。到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我們原來的一些想法和做法發生了變化。此後二十多年經過許多曲折，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又走到正確的軌道上來』。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能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始終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適當地發展資本主義，保持多種經濟體制並存的局面，我們會少走許多彎路。」
「事實上，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恐怕許多人都存在着幾乎同樣的遺憾。」（註1）
所謂「資本主義補課」論，是指建設社會主義從而進入共產主義，必須按階段發展，要令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能夠消滅階級差別，只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建立社會化大生產，才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反對者認為，這是唯生產力論，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註2）。
這些政治爭論，並非純理論之爭，而是涉及非常具體的政治路線問題：到底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是否需要經歷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上世紀50年代中共以跨越式進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太早就被消滅，結果證明此路不通。到了改革開放，就要重新向資本主義學習，補資本主義課，以助大陸提升生產力。
內地官方宣傳從不提「補資本主義課」，但改革開放就是全方位學習資本主義，這種取長補短的務實態度，是中國在過去40年經濟能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香港位置特殊，既是西方資本主義城市，又是中國人社會，自然成為替中國大陸「補資本主義課」的主要地方。
看來中共認為已讀懂香港 可「為我所用」
中共收回香港行一國兩制，香港的一制，是西方式的資本主義，中共能容許，正是因為香港的制度跟大陸不同，但又對中共有利。香港具備特殊價值，是中共在收回初期不把香港納入大陸體制的主要原因。
過去中共有領導人說香港是一本不容易讀懂的書，現在看來，中共認為此書它已讀得很明白，不需再研究及理解，甚至讀懂之後已可為我所用，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香港的價值，不再是從它身上學習，而是把它加以利用，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學香港」是中共摸索走向現代化的其中一個途徑，小小香港是偌大祖國的「老師」；但自回歸以來，內地所謂「學香港」的說法已徹底消失，更多的是被內地其他省市不斷追上、香港佔全國經濟比重愈來愈低的消息……昔日之「師」已沒「課」可補，香港的未來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協助國家完成復興大業。
駱講話提及「國家發展始終是香港發展的最大依託」，重提上世紀60年代內地經濟困難，中央仍投巨資興建東深供水工程，開通「三趟快車」，保障香港80%的用水和90%以上的鮮活冷凍食品供應……而回歸後香港沒向國家繳納過一分錢稅收。
這都是老調，香港不用向中央繳稅，是《基本法》的規定，但香港每年向內地輸送的資金，包括對內地的直接投資和在金融市場的籌融資，金額都應該遠超任何一個內地省市向中央繳付的稅收！資料顯示，截至2019年，在中國內地批准的外資項目中，47.4%與香港有關，來自香港的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為11,955億美元，佔全國的52.2%（註3）。
中共在1949年不收回香港，到1967年暴動本地激進左派也要求北京出手收回，但中共仍然不為所動，原因是中共領導人認為香港角色特殊，能發揮的作用大，應該長期利用。香港之特殊，就是因為它是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一員，中共收回香港之後一國兩制能夠得到國際社會認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得到美歐為首的西方陣營接納、認可，但現在形勢已經徹底改變。
當中共認為不再需要補資本主義課，香港的歷史作用可能就此結束。
註1：楊奎松，〈毛澤東為什麼放棄新民主主義——關於俄國模式的影響問題〉，《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註2：參考〈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批駁資本主義補課論〉，紅色中國網，2017年11月3日
註3：香港經貿概况，貿易發展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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