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21年6月30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劉銳紹 時事評論員>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與香港的關係由遠到近，由影子到真實。100年，彈指一揮間，但要談的事很多。本文只能略談一些較有代表性的事件，說明香港與內地關係如何發展和應該怎樣處理。
（1）執政前──利用、善用、盡用香港
中共建黨初期，發展重點都在內地，與香港關係不大。直至1931年，蔡和森奉調回國，3月被派來港，目的是指導廣東省委工作，而不是在香港發展黨務。不過，他很快就被告密和被捕了。1936年，即使已有中共黨組織，但當年下半年才開始在港發展黨員，而且十分低調；一年內，只發展30人。由抗日開始，黨員才明顯增加。
之前，中共與香港的關係雖有部署，但屬個別事件。例如，周恩來1927年「南昌起義」後負重傷而亡命香港，在油麻地廣東道秘密養傷。1920年起，鄧小平5次經過香港，曾用化名「鄧斌」，還偷學無線電，準備在廣西搞秘密電台。中共在香港發展黨組織後，最重要的事件算是1938年廖承志奉命來港，以經營茶葉的「粵華公司」作掩護，成立八路軍駐港辦事處，接收海外華人的抗日捐款和物資，並宣傳中共政策。
除壯大自己之外，還支持同路人。例如，梁漱溟來港出版民盟機關報《光明報》，中共范長江在關鍵時刻親送4000元。更重要的是，1941年中共秘密大營救，把鄒奮韜等知識界精英送回內地，保護了一批有生力量。
可見，在中共執政前，香港曾是一些中共高層的活命和行事之地，有利於它的發展。在此期間，中共非常懂得利用、善用和盡用香港，包括如何處理與港英政府的關係，願意低調合作，必要時退讓，以求生存發展。此外，中共開展其統戰工作，尤其是政商界人士，此乃典型的務實主義。我概括為「互借東風，進退有度」。至於它與香港民眾的關係，則局限在宣傳和爭取認同之上。
（2）香港回歸前──理性與盲動並存
1949到1997年，中共的對港政策有理性的一面，也有盲動的一面。它在上台時決定不收回香港，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就是延續香港對它的實用價值。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它與港英政府的關係總體不錯。例如東江之水越山來，顯示一箭雙雕的親和力，加強與港英政府合作和拉近香港民心；在1966年的「天星碼頭事件」中，中共也認同港英政府的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在1980年代跟英國會談香港前途問題時，政策和策略也是務實的，「一國兩制」的初心和表述也是溫和的，所以有一定的吸引力。就我的親身經歷，我相信它當時的真正心態是求變和改革，因為它經歷了文革的重創，如不努力翻身，將更一敗塗地。
不過，中共盲動之時也對香港和自己造成嚴重的傷害。1967年，它在香港推動「六七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毋庸諱言，這是它與香港民心的一個分水嶺，改革開放之後稍為修復，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又來一個大翻覆。
在在說明，中共與香港和港人民心的關係，取決於：它能否理性處事？它能否減少政治化？它能否多一點親和力？或者說，能否以親和力、吸引力和柔性政策為主？即使從它的利益角度看，需要強硬或軟硬兼施，但行動上能否像毛澤東所說「有理、有利、有節」？都是關鍵的問題。
（3）回歸後──相見與同住的矛盾
細想回歸頭6年，即1997至2003年，中共希望對港無為而治，真的比較放手。一、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是可行的；二、向世界宣示中國真的改革開放；三、當時經濟還未起飛，借助香港的程度比今天大。但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兩制」的摩擦漸多，北京對「一國兩制」的落實情况開始有另一種判斷，兩地對「兩制」的理解分歧浮現。加上其他外部因素在轉變，例如台灣表明不接受「一國兩制」；北京認為外國勢力增加在港活動；「港獨」抬頭。港人則認為北京沒有兌現普選承諾，並收緊治港政策。2014年「雨傘運動」後，裂痕愈大，發展到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各種碰撞已是避免不了。
為什麼會這樣的？各有各的說法。作為陪伴和協助孕育「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出生的過來人，我感到心如刀絞。自問曾經與其他有心人一起嘔心瀝血，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努力協助各方溝通，趨吉避凶，但現實中仍然碰得頭崩額裂，避免不了無謂的傷害；尤其是看到年輕一代，彷彿重複着以前我輩經歷過的某些慘痛片段，頓時啞口無言，心碎化為飛灰。
我有一個比喻：回歸前香港與內地是分開居住的一家人，所以「相見好」，回歸後搬到一起，於是「同住難」。但我不理解，為什麼保持距離還感到可親？愈接近卻愈多摩擦？就像看畫，遠觀可以多角度鑑賞，近觀卻容易發現瑕疵。再細想香港與內地的摩擦，一來因為過去互相了解不足，二來因為遇到問題不懂怎樣互相磨合。就像鹹淡水碰在一起，鹹水不會稀釋鹹度，而淡水又不想變鹹，但已經混和了；可是鹹淡水畢竟不能煮成可口的飯，跟着就無飯吃了。
（4）放下沉重包袱 各方馬上補課
不過，我不想甘於現狀，仍然冷靜思索：眼前雖然不能取得一致看法，但局勢已相對平靜，官方不是說已經「由亂轉治」嗎？那麼雙方就要懂得「放下」，把「放下」作為新階段的起點；而「放下」（包袱）的下一步，就是要「互相補課」──大家都要補上過去互不認識的一課，還要在空白的課本上寫下新的和充實的內容。年輕人要避免碰撞受傷，要盡快把心中的先鋒作用轉化為後繼的建設力量。最近，一些社工朋友安排我協助「執仔」，就是跟年輕朋友交流，我義不容辭，因為我真的不忍心留待日後在牢房裏才跟他們對話。
要創造新起點，作為有公權力的一方，大可放下家長式的硬面孔和冷鼻孔，因為正如他們所說：「局勢已基本受控。」既然如此，就要思考新的方法，毋須繼續側重高壓，更不要再受推波助瀾的人干擾和影響，因為他們都各有私利。須知今天相對平靜的背後，是「頭上流血，心中淌血」的沉重代價，這些本來都是可以避免的。况且，建黨百年之後，還有很多工作在前，何必繼續內耗，讓外人哂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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