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 2011年7月26日 明報論壇版 作者：郝鐵川>
中聯辦是促進香港和內地交流的一個橋樑。為了更好地心無顧忌地展開交流，我在新浪開設了實名微博，在虛擬世界與香港各界朋友進行實體交流。由於我長期在大學任教，酷愛教師職業，所以很快在網上結識了一批中學老師。多次廣泛探討之後，大家都覺得有必要進行面對面的交流，7月9日上午，按照事先的約定，我與五位中學老師相聚於中聯辦。
為了使對話更富實效性，我請幾位中學老師事先擬定了對話的題目。他們提的問題是：「從近年大大小小的官民衝突的處理手法（維權、上訪、郭美美與紅十字會事件、漢維和漢蒙民族衝突的處理、殺警／殺法官、潮汕及增城衝突，等等）可以看出，國民對中國執政當局是存在很大的不信任。單靠維持經濟的高增長，是不足以解決這些問題的，請問如何解決這種信任危機？」圍繞這一問題，我主要談了如下想法，與他們分享：
內地民眾對中央政府 總體上是高度信任的
第一，我認為，內地民眾對中央政府總體上是高度信任的。但同時，對某些方面的工作確有不滿、確有批評意見、確有更高要求。
為什麼說內地民眾總體上對中央政府是高度信任的？證據有三：
一是根據美國皮尤中心2007年和2008年連續兩年在全球40多個國家中開展了「對自己國家和政府的滿意度」的調查，兩次的調查結果都顯示80%以上的中國受訪者都對國家和政府表示滿意，這在接受此項調查的全球各國中是最高的。這項調查未必非常準確和可靠，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國內地總體上並不存在對政府的信任危機。
二是前一時期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千方百計地在內地煽動所謂「茉莉花革命」，結果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香港媒體和社會也普遍認為內地不會發生什麼「革命」。
三是如果公民普遍對政府不滿，就會「用腳投票」，離開這個國家，到國外定居。但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內地國際移民達500餘萬人，就其13億人口基數而言，中國國際移民數字尚在正常值以內。改革開放以前，內地偷渡來港的近100萬。改革開放以後，偷渡潮戛然而止。相反，一項最新統計顯示，截至2010年6月，港人移居內地首次超過內地移民香港。過去15年北上內地的香港人已經翻了近兩番，由1995年的12.2萬多人上升至2005年的23.7萬人，再到2010年6月底攀升至40萬人，其中九成在廣東省。近十分之一的香港人還把戶口落在了內地。2010年持外國人就業證在內地工作的外國人共23.17萬人，持港澳台就業證在內地工作的港澳台人員共8.98萬人。
在充分肯定百姓對政府總體高度信任的同時，我們也清醒地看到百姓對政府某些工作確有不滿。世界上沒有一個讓人民各方面100%都滿意的政府。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已把憂患作為一種執政心態。胡錦濤在最近的「七一」講話中，充滿憂患意識地向全黨敲響了警鐘：世情、國情、黨情正在深刻變化，中共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和外部環境考驗這「四種考驗」複雜嚴峻，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這「四種危險」更加尖銳。「中共以憂患意識迎接90華誕」是海內外諸多媒體當下的普遍印象。
「黃金發展期」和「矛盾突顯期」
第二，內地目前正處於「黃金發展期」和「矛盾突顯期」為特徵的工業化和城鎮化中後期階段，世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表明，這一時期在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往往是官民衝突、利益分化激盪比較嚴重。特別是內地，人口世界最多，以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一二百年走完的路程，發生一些社會衝突非常正常。香港上個世紀50至80年代也經歷了類似的情景。
內地目前面臨的絕大多數問題都是因發展而帶來的問題，如果不發展、不進步就不會出現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則需要更大的發展和改革。例如，潮州和增城群體事件都是四川外來務工人員和當地居民的衝突而引起，內地現在約有1.5億農民工，他們是廢除計劃經濟體制、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人口自由流動等社會進步的產物，但同時也帶來了怎樣進一步融入城市的新問題，只有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和原居民加強交流等進一步的發展才能解決。
按照學術界的研究和各國歷史經驗，一個國家和地區人均GDP達到1.2萬美元、完成工業化之後，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就會慢慢減少。這就是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說的「現代化產生動盪，現代性產生穩定」。值得指出的是，中央政府並沒有因為這是各國和地區工業化都要經歷的事情而放縱不管，相反，如何搞好社會建設最近幾年一直是各級政府研究和探索的重要課題，「科學發展觀」理論就是由此而提出的，化解社會矛盾的管理體制機制也在完善中，這些內地媒體都有大量報道。
與五位老師進行了近四個小時的探討之後，我深感各位老師都有一顆拳拳赤子之心，非常關心國家的發展和內地同胞的福祉，但由於各種原因，認識與我不盡相同。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信奉的基本理念不一樣 得出的判斷不會一樣
一是信奉的基本理念不一樣，得出的判斷不會一樣。什麼是普世價值？在交談中，我明顯感覺到幾位老師對西方式的民主、自由非常認同和堅持，認為這就是最重要的普世價值。而我認為，世界的多樣性和多元化是最重要的普世價值。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一種全世界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必須採用的政治制度，美國是三權分立，英國則是兩權分立，法、德、日等發達國家的制度各有不同。各種政治制度應該多元並存，和平相處、和平競爭，相互學習、相互借鑑。
一些港人認為內地是一黨專制，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中國既不是一黨專制，也不是多黨輪流執政，中國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八個民主黨派參政的政治體制。八個民主黨派有職有權，不但參加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和政治協商會議（政協）的領導工作，也在各級政府和司法機關出任領導職務。
一些港人認為內地沒有政治民主也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內地存在着縣鄉級基層人大直接選舉、縣以上各級人大間接選舉、各級政協協商民主等三種民主形式，這樣的民主制度適合中國的國情，能夠充分反映民意、有效發揮民智，能夠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投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國家的高速、穩定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政治保障。
各處鄉村各處例；條條大道通羅馬；多元、多樣才是最重要的普世價值；寬容比自由更重要；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觀點的權利，這些理念對於堅持「一國兩制」更顯重要。如果將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理解為要搞西方某一國家的模式，這是不現實、不明智的。
看問題的方法不一樣 得出的判斷就不一樣
二是看問題的方法不一樣，得出的判斷就不一樣。我們接受過系統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崇尚用辯證法的觀點看待、分析問題。所謂辯證法的觀點，就是用發展的眼光、全局的眼光、宏觀的眼光分析問題。注重「一分為二」地分析事物，區分主流和支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看發展問題，注重事物的波浪式發展和螺旋式上升，而不為一時的挫折和局部的不如意所嚇倒。從幾位教師的談吐中，感覺他們喜歡局限於具體的個案，並由一個一個的個案來做拼圖，最後形成對事物的整體印象和判斷。這正是我們歷來所反對的形而上學的觀點，即一葉障目、以偏概全的觀點，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觀點。
當然，這絕不是說我們不重視個案，科學發展觀理論中的「以人為本」既指以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也包含尊重每一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內；憲法中規定的保障人權是保障每一個的權利。多年來，中央政府十分重視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例如，對「三農」問題，從2005年開始實行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政策，取消了延續數千年的農業稅，為種糧農民直接提供各種補助，「家電下鄉」，提高農民消費水平，並積極發展農村的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事業，各地都制定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規劃。這幾年內地農村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觀，中央的支農惠農政策得到了廣大農民的衷心擁護。我真心希望老師們到內地東、中、西不同地區的農村去實地看一看。
經歷不一樣 對問題的認識也會不一樣
三是經歷不一樣，對問題的認識也會不一樣。交談中，我了解到有的老師在內地學習過，有的在內地有不少親戚朋友，有的多次到過內地參觀旅行，應該說對內地都不陌生。但是，終歸他們不像我們這樣在內地出生和成長。根據我自身成長經歷和工作閱歷，我是充分信任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就像我前一段時間接受香港電台採訪時所說的，我的父母在內地「左」的政治運動中所受到的挫折，就如同母親錯打了自己的孩子，我們對母親的愛不會有絲毫的改變。這並不是我愚忠，而是一種理性選擇。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發展中國，只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不被外國欺負，我相信這是絕大多數內地百姓的共識。我們雖然也有這樣、那樣的不滿，但對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發自內心擁護的。
香港才回歸祖國14年，港人成長的環境、所受的教育與我們有很大不同，一些人對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抱有一定的疏離感，這是可以理解的。這一方面說明內地各方面的工作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也表明需要我們對內地存在的各種問題向香港同胞進行更多的開誠布公的解釋和說明。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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