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駐台機構改名 陸促澄清台歡迎

<轉載自2020年4月29日 明報 中國版>

荷蘭駐台代表紀維德前日宣布，即日起「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改名簡化為「荷蘭在台辦事處」。這是近年繼英、澳和日本等國後，又一外國駐台機構改名。台灣政府對此高度肯定與歡迎。中國駐荷蘭大使館昨回應稱，大使館對此表示嚴重關切，即與荷蘭外交部聯繫，要求荷方作出澄清，並向對方提出嚴正交涉。環球網報道，中國駐荷大使館強調，堅持「一中原則」是發展中荷關係的政治基礎。

美台衛生部長通話談「入世」

另據美國之音及中央社報道，美國衛生部長阿扎（Alex Azar）周一（27日）與台衛生部長陳時中舉行電話會議，雙方就新冠肺炎防疫策略及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議題交流，台方稱阿扎對其成功控疫的經驗非常感興趣，美方又重申對台灣參與世衛大會（WHA）的支持。至於美方有無具體方式支持台灣，台灣外交部北美司司長稱，雙方仍在商議。

2020年4月27日荷蘭駐台代表紀維德宣布，即日起「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改名為「荷蘭在台辦事處」。圖為台外長吳釗燮（右）周一接見紀維德，獲贈橙色鬱金香。

明明面前有個成為大國嘅機會

<轉載自2020年4月28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阮穎嫻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

肺炎疫情是21世紀暫時全球面對的最大危機。每當有重大危機，人們就很自然比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制度，哪一種有效率、哪一種較靈活等。疫情發展至今，大眾對各國表現評價不一。有人認為中國控制疫情果斷，成為各國模範，也有人認為隱瞞疫情是獨裁制度的死穴。也有評論提出由女性統治者主持抗疫的國家表現較好。很多這樣的討論充斥着意識形態爭拗。當然各國也會藉此機會展示自身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優越性。本文討論兩個問題，第一是抗疫成果和政治制度有什麼關係，第二是中國在疫情中宣揚「中國模式」的結果。

不能單靠政制解釋抗疫能力

各國應對新冠肺炎的方法和成效，令人重新討論民主和獨裁政體孰優孰劣。當年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寫下豪言壯語，說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結，獨裁政體並不足以挑戰這種制度。近日福山接受外國媒體訪問時表示，新自由主義已死。

誠然，1月肺炎在中國爆發初期，中國模式受到史無前例的衝擊，李文亮事件令人質疑中央政府隱瞞疫情。及後中國果斷實施武漢封城，實行小區隔離，大舉興建臨時醫院，直至3月初確診數字終於被壓下來。與此同時，英美等老牌西方民主國家，初時輕視疫情，到3月才開始大爆發，確診人數飈升，很快就追過了中國的官方數字。由於形勢突然逆轉，中國得以重拾制度自信。

那麼，民主制度的危機處理是否比不上中國的中央集權模式？首先，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處理疫情有多成功，視乎很多因素，當然與政治體制有關，但也包括該國家或地區的人口密度、天氣、富裕程度、公民意識等的情况，也關乎當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官僚的質素、公共醫療系統、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等等。這些林林總總的因素，有些是外生的（如天氣），也有些與政治體制有關，但若概括說某國抗疫成績彪炳，全歸功政治體制，忽略其他因素，似乎會有點武斷。

第二，從實證角度看，即使在民主國家和地區中，處理疫情的成果也有很大差異。譬如美、英、意等民主國家出現大爆發，但同樣是民主制度的韓國、德國，似乎控制疫情得宜。獨裁政體中，香港、澳門感染人數少，新加坡次之，伊朗、土耳其等國似乎有很大的改善空間。由此可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危機處理能力與政治體制的關係，並非簡單的線性關係或二元對立。

第三，從理論的層面看，坊間對不同政治制度透過什麼渠道影響疫情處理的討論，其實不太清楚。例如，有人認為獨裁國家的統治者集大權於一身，可以果斷執行禁足令，他們面對社會掣肘較小。但是，很多民主政體中也有緊急狀態的制度，暫時賦予統治者更大的權力處理危機。

另一個例子是，獨裁政府會通過操控媒體，令資訊傳播不流通，如李文亮事件，使民眾疏於防範，加速疫症蔓延。另一方面，在美國兩黨制之下，民主黨支持者對特朗普公布的抗疫資訊信任程度甚低，加上總統選舉臨近，兩黨總統參選人互相攻擊對方抗疫策略，可能令民眾產生混亂，無助抗疫。而英國首相約翰遜一開始以群體免疫策略應戰，被圍剿後改為呼籲增加社交距離留家抗疫策略，一方面可能已錯失時機，另一方面顯示民主制度由下而上的修正效果。

除了政制，公共行政系統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溝通也造成國家之間的差異。行聯邦制的美國權力分散，各州搶要物資呼吸機，並不能有效將物資由較充裕的州份送到水深火熱的州。2月底日揆安倍晉三要求全國停課，個別縣市認為各地區情况有別，不願意遵從。德國雖然也是聯邦制，但科學應對、快速測試、醫療資源充裕、中央團結各州，使死亡率壓得很低，甚至有餘裕處理來自意大利、法國、荷蘭的重症病人。

疫情未過內外樹敵

無論如何，從時序來說，當中國的疫情在3月初緩和，西方老牌民主國家才出現大爆發，自顧不暇，這對於信奉中國模式的北京領導人來說，是一個宣傳制度優勢和展現中國作為一個負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的黃金機會。

事實上，在3月中，中國積極向外國輸出醫療抗疫物資，派出醫療隊到意大利等疫區支援，並與世界多國舉辦視像會議分享抗疫心得。這些雪中送炭的救援行動初時是備受讚賞的。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在推特上表示：「當全球疫情大爆發時，各國向中國請求援助，而非一直被稱為民主燈塔的美國。」

但各國對中國的良好印象，似乎在短時間內逆轉了。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輸出的醫療物資的質素有問題，口罩不符標準，測試盒準確度低，遭到別國退貨，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採取了「戰狼外交」。例如，《環球時報》和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質疑病毒源頭在中國的說法，趙更稱病毒可能由美國軍人帶到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在網上發文指西方養老院醫護撤離，任由老人死去；中國領事館要求美國州參議員稱讚中國公布疫情消息公開透明。

除此以外，中國最近也在港、台和南海主動出擊。香港早前大舉拘捕多名泛民前議員，包括元老級的李柱銘和吳靄儀，又揚言要DQ立法會郭榮鏗議員（取消其議員資格），引發《基本法》22條解讀風波。在台灣問題上，解放軍戰機在台海周邊軍事活動頻繁。早前，國務院還宣布海南省三沙市在有主權糾紛的西沙群島上設西沙區。

錯失展現大國氣度的黃金機會

這些手段，無助於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

中國近年大力提倡大國崛起，民族復興。而成為大國則要肩負領導全球解決人類社會重大問題的責任，這些問題諸如全球暖化、恐怖主義、貧富懸殊等。倘若一國政府和人民見到別國有難時，展現出熱烈慶賀、幸災樂禍的態度，則該國難以得到天下人的尊重，甚至惹人反感，而該國成為大國之路也會荊棘滿途。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上周發表關於美國人對中國印象的民調，發現經歷肺炎後，中國在美國民眾的形象變得更負面，是自2005年調查開始以來最差，而且愈來愈多美國人認為中國是重大威脅。

這些迹象顯示，中國未能把握幾十年一遇的疫情所帶來的罕有機會提升形象，增加自身的軟實力。如今美國密蘇里州控告中國政府隱瞞疫情，要求賠償。一葉知秋，當疫情過去，中國的外交處境很可能變得孤立無援。

荷蘭駐台代表機構改名 大陸駐荷使館提交涉

<轉載自2020年4月28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荷蘭駐台代表紀維德(Guy Wittich)周一(27日)宣布，荷蘭駐台代表機構「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自當晚7時起更名為「荷蘭在台辦事處」(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以反映台荷關係全面發展現況。中國大陸駐荷蘭大使館周二(28日)對此表示嚴重關切，又即聯繫荷外交部要求澄清，並提出嚴正交涉。

中國大陸駐荷蘭使館強調，台灣問題涉及陸方核心利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陸方敦促荷方切實恪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承諾，妥善處理涉台問題，以實際行動維護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台灣的外交部長吳釗燮對荷蘭駐台機構更改名稱表示歡迎，指彰顯兩地關係密切友好，並期許雙方在各領域的合作持續深化。吳釗燮表示，期待雙方在各領域進一步加強合作，包括抗擊新冠肺炎的蔓延，也希望荷蘭繼續給予台灣支持。

周一是荷蘭國慶日國王節，紀維德指因應疫情，荷蘭在台辦事處取消慶祝活動，但就專程空運3999朵鬱金香赴台，還配上焦糖煎餅送贈當地前線醫護人員，以答謝台灣本月初對荷蘭援贈口罩。

荷蘭駐台代表機構已更名為「荷蘭在台辦事處」。

首艘台製雙船體巡防艦下水 可攜導彈執行防衞任務

<轉載自2020年4月28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台灣海巡署的首艘台製600噸雙船體巡防艦「安平號」周一(27日)在高雄下水，該艦具導彈射控及發射模組化平台，可加裝雄風二型、三型反艦導彈。海巡署表示，安平號可由海上執法轉換為執行軍事防衞任務的能力，未來陸續下水的11艘同艦，對維護台海安全及區域和平具有相當阻嚇力。

據指，新造的600噸級巡防艦，是參考台海軍沱江級巡邏艦的設計基礎，與其有相同戰力。另針對海巡勤務性質、任務特性及使用需求，改良優化為海巡模組，並增設高壓水炮、加強船體結構及穩定性；該艦又預留導彈系統管線，擁有維護台海安全的戰力。

首艘600噸級巡防艦「安平號」，規劃配置於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預計今年8月至10月完工交船，投入南方海域執行護漁等任務。下水儀式亦包括澎湖海巡隊3583艇的交船儀式，該艘新造的35噸級巡防艇，最高船速可達45節，是境內目前最高速的執法船舶；另具備水炮功能，射程可達60米，將有助澎湖海域取締越界大陸船舶、加強查緝走私偷渡成效。

海洋委員會表示，為落實政府的「國防自主、國艦國造」政策，「籌建海巡艦艇發展計劃」預計建造各型艦艇共141艘，預計可創造8000個以上的工作機會，以及高達1000億元新台幣以上的產值，大幅提升台灣造船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另就海巡新造艦艇，委員會指出不論在性能及裝備均大幅躍升，投入海上巡邏勤務將可提升巡邏密度與勤務強度，並有效查緝走私偷渡的越界陸船。

當局將穩健推動上述政策，如期、如質、如預算完成建案目標。

安平號在高雄場舉行下水儀式。

大陸三沙市新設行政區 台外交部抗議

<轉載自2020年4月25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中國國務院日前宣布海南省三沙市在西沙群島上設置「西沙區」、同時在南沙群島上設「南沙區」，西沙區人民政府進駐永興島，南沙區人民政府則進駐永暑礁。

台灣外交部於24日發布新聞稿，表達嚴正關切與抗議，該部重申，南海諸島屬於中華民國領土，中華民國對南海諸島及其相關海域享有國際法及海洋法上的權利，不容置疑。

台外交部表示，呼籲相關各方保持自制，避免採取升高緊張局勢的單邊行為，對於任何可能侵害台灣對於南海諸島主權的行為，台灣對此表達嚴正抗議並促請立即停止。

該部表示，台灣主張應秉持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原則處理南海爭端，台有意願，也有能力參與南海相關協商機制，並依據蔡英文所揭示的「四點原則」及「五項做法」，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與相關國家共促南海區域的開放、和平及穩定，共同維護南海航行及飛越自由。

不同新聞機構各種版本近年的走勢

<轉載自2020年4月23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蘇鑰機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報業市場近年最熱門的一個話題，是如何應對印刷報章的黯淡前景，和是否應該全力轉到網上移動版。今年1月9日，我在《明報》寫了〈近年新聞平台的發展和變遷〉一文，因篇幅所限未有談及個別機構的情况。本文將繼續分析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媒體使用數據，來探討上述議題。

報章印刷版總趨勢下降

從表1看到，收費報印刷版近10多年的總趨勢下降。以《蘋果日報》為例，2006年有43.2%的人表示經常看其印刷版，到了2019年下跌至21%。《明報》、《經濟日報》和《信報》的走勢有升有跌，但基本都是向下。《星島日報》近十數年的表現尚算不俗，《南華早報》難得逆流而上。

免費報印刷版走勢明顯，幾份報紙都先升後跌，只是各自的高峰期不同，分佈在2010至2016年。免費報紙基本不重視網上版和移動版，主力在於免費派發的印刷版，方便市民在早上乘搭交通工具時取閱。但近年免費報同樣受到手機平台的挑戰，令總體表現出現問題。

網上平台不同媒體走向各異

網上平台的情况相當平穩，但不同報紙走向各異。例如《蘋果日報》早年已大力發展，市場份額持續上升。《東方日報》表現穩定，而《明報》和《星島日報》卻逐漸下降。《南華早報》近年將網上版由收費轉為免費，其數字比例相應上升。網媒中的「立場新聞」和「香港01」，其網上平台在2019年的份額以倍數上升，相信主要是受到社會大事件的影響。

移動平台在近10年才出現，《蘋果日報》在2013年所佔的比例已很高，之後繼續上升。《東方日報》、《明報》和《南華早報》也有明顯升幅。「香港01」和「立場新聞」的移動平台配合了科技大潮流，於是也能大升。

讀者份額《蘋果》移動版為先 其他報紙仍以印刷版為主

表2顯示在2019年一些媒體在印刷版、網上版和移動版的讀者份額比例。這3種版本指的是新聞傳遞的方式，而表1中的收費印刷、免費印刷、網上平台、移動平台這4種平台，指的是媒體的類別性質。

收費報紙當中有不同側重點。《蘋果日報》成功轉型以移動版為先，但其印刷版和網上版也有頗高份額，所以能夠在總體閱讀率上大幅領先。《明報》3個版本的分佈較為平均，但仍以印刷版的比例略高。其他報紙則明顯仍以印刷版為主，在移動版所佔的比例不高。免費報紙的讀者幾乎都來自印刷版，除了《頭條日報》有些移動版讀者。

網上版和移動版的比例較為接近，但以移動版佔優。以「香港01」和「立場新聞」為例，移動版和網上版的比例約為3：2。可見在網上世界，網上版和移動版有些分工，針對讀者的不同習慣和需要。

如果將印刷版、網上版和移動版三者的數值相加，再和整體的數值作比較，可看到版本之間的重複程度（參見表2最右欄，數值愈高表示重複度愈低）。在收費報紙中，《蘋果日報》和《南華早報》不同版面的讀者重複度最高，其讀者不少都看超過一個版本。重複度較低的包括《經濟日報》、《星島日報》和《信報》，其讀者較多只看某一個版本。免費報紙以《頭條日報》的重複度較高，網上平台則以「立場新聞」較明顯。

電子版漸成大趨勢

印刷報紙是否還有明天？2010年表示常看印刷收費報的人佔63.5%，2019年只剩下42.3%，再過10年可能跌至不足20%。以《蘋果日報》為例，純看其印刷版的人，在2010年佔24.5%，到了2019年大降至8.4%。可以肯定印刷報紙會繼續走下坡，但短期內仍會存在。

近期疫症迫使大家減少外出，打擊了印刷收費報的銷售，取閱免費報的人也會減少，令大眾更疏離印刷報。以後「報紙」的意義，將不再首先指它的紙張載體，電子版逐漸成為大趨勢。

網上版的位置頗為穩定，它反映了讀者在家中、辦公室或學校等主要使用地點。移動版已經成為主流，《蘋果日報》、「香港01」和「立場新聞」的冒起，是較明顯的例子。只是計算從移動版獲得資訊的讀者比例，由2013年約四成，到2016年升至六成，2019年剛超過七成，相信未來會升至八成或以上。人們逐漸認同，優質網上資訊是要付費的，這個轉變也有利於網上版和移動版的發展。

展望未來，不同版本的比例仍會繼續調整。2010年時，印刷版佔報紙市場比例達71.5%，網上版佔28.5%，移動版仍未出現。在2019年，三者的相應比例變成40%：25.3%：34.7%。以後印刷版的比例將變得最低，移動版最高。將來再有新科技形式出現，會挑戰目前的平台和版本，屆時又有一番新局面了。

應加派一萬元的政治原因

<轉載自2020年4月22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陳景祥 資深傳媒人>

經過18小時討論，立法會財委會終於在上周六通過政府的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金額達1375億元。民主派和建制派都批評方案存在漏洞，失業、自僱和65歲或以上人士無法受惠。

政府方案目的是保就業，但香港的工種和職業類別數以百計，要所有行業都受保，根本就沒有可能。正如任何補貼或福利，只要開了一扇門，就會有各式各樣的要求，上周五、六的辯論，議員建議都有道理，但政府都可以兼顧嗎？

保就業的補貼計劃，是把錢交給僱主，由僱主支配，但僱主考慮生意能否做下去，政府補貼只佔很小部分，還有租金、整體經營環境等因素。政府推出計劃之後，很多中小企僱主都說，生意不景，政府補貼僱員一半薪金幫不上太大忙，撐不下去的話仍然會結業。

唯一覆蓋所有港人之法

補貼計劃受惠的，主要是大集團，它們經得起風浪，有財力捱下去，政府提供的補貼有助減輕它們的成本，彌補部分減少了的生意額。政府希望保就業，到頭來保得住的可能都是大集團的僱員，中小企的打工仔飯碗仍是危危乎。

在這個困難時期，不光是企業，每個家庭都或多或少會受到衝擊，有些停薪留職（不算失業但已沒有收入）；有些已經減薪，或一星期只開兩三日工，形同半失業，收入大減。政府現在的補貼計劃，並沒有幫到他們！

唯一能覆蓋所有香港人、把錢直接交到他們手中，就是向每名成年香港居民再派1萬元。此法簡單直接，也最實惠。內地過去思維也是以救企業為主，以解決就業問題，但有不少經濟學者都認為，這次新冠疫情令居民收入減少，失去工作的比重非常明顯，因此對居民的救助力度應該加大，直接向民眾派錢（參考〈經濟學家李迅雷公開呼籲：可以考慮拿出1萬億直接給國民發放錢！〉，「直面傳媒」）。

直接向人民派錢的國家還有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香港在財政司長公布預算案時已表示會向18歲或以上永久居民每人派1萬元，當時疫情還未如今天嚴重；因應形勢急轉直下（最新失業率4.2%，是9年高位），每人加派1萬元是合情合理，政府財政能力也完全承擔得來。

強硬對付反對派 不因抗疫而鬆懈

政府要加派1萬元，還有「政治原因」。就在立法會通過第二輪防疫基金1375億元撥款當天，警方「突然」逮捕15名泛民前議員及核心成員，引來美國、英國及多個國際法律組織批評。在此之前，港澳辦和中聯辦在上周一發稿批評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及「部分反對派」拖延選出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行為與「政治攬炒」無異，質疑他們違反誓辭，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泛民和「反對派」質疑「兩辦」高調發聲違反了《基本法》第22條，即中央各部門不能干預香港事務。中聯辦後來再發稿澄清，港澳辦、中聯辦並不是基本法第22條所指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部門」，「當然有權」代表中央就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

特區政府回應事件時，竟然「錯誤理解」第22條，在上周六深夜11時36分發出新聞稿的修訂版，緊跟中聯辦口徑，指中聯辦並非第22條第2款所指「中央各部門」在港設立的機構，而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在港設立。

兩起政治風波，一邊由兩辦發聲明譴責反對派，另一邊就由警方出手逮捕15名泛民核心成員，山雨欲來，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很快就會來臨。兩個行動發出的信息很清楚，就是北京和特區政府都會以強硬手段對付反對派，絕不會因為要集中精力抗疫而有所鬆懈。

強硬手段，必會引來西方國家批評甚至以行動回應，有人認為北京出重手是未經深思熟慮，我認為不然。美國、英國的反應都在意料之內，北京擺出一副強硬姿態，應該有準備美國必會反制，而下月美國國務院就公布《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評估報告，是美方出招的第一個時機。

新冠疫情蔓延到美歐等西方國家之後，北京和西方世界無可避免會來一場對決，在科技、經貿、金融等領域，中方可能都會受西方國家針對制裁。外交和地緣政治方面，台灣、香港、新疆、西藏、南沙、朝鮮半島、中日關係，都可以是點起火頭的地方，而其中香港問題最複雜。

維護國安與對外窗口 京寧取前者

香港既是中國主權下的特區，但又不是北京可以完全控制的地方，「西方勢力」可以循各個渠道介入香港政局，令北京防不勝防。過去與西方世界的緊密聯繫，被視為香港的強項，現在時移世易，西方關係在北京眼中成了危機源頭，香港成了西方勢力「亂華」的基地。

很明顯，在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維持作為國家對外窗口之間，北京寧取前者，甚至作了最壞打算。香港未來發展相信會走澳門模式——在中央看來，澳門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的模範；澳門模式的內涵，就是特區政府在「前台」處理經濟民生社會政策等具體事務，中央政府及由「中央政府在特區設立」的中聯辦則負責國安及政治問題，恍如當年的殖民地模式。

香港和澳門不同，澳葡政府在澳門回歸前已完全在北京掌控之中，政治環境並不複雜；香港在回歸前一刻仍然由英國話事，加上香港遠比澳門西化，令北京的「意旨」無法順利在港落實，23條立法只是其中之一。按目前形勢發展下去，北京繞過本地立法、以附件形式頒布香港國安法的機會正愈來愈大。

「惠港」政策難再重現

在「政治掛帥」的主導思維下，香港經濟復蘇在疫情過後已不在首要考慮，換言之，類似2003年沙士之後的CEPA、自由行等「惠港」政策難再重現，即使有，也會在大灣區的框架下進行。香港的經貿科技發展，都會以大灣區作為平台推動，香港主要剩下的，只是金融和專業服務這些暫時仍無法遷往大灣區的板塊。

可以預見，疫情過後本地經濟即使出現反彈，但相信力度非常有限，如果街頭衝突捲土重來，食肆零售等也很難復元。艱難日子未見盡頭，政府再派1萬元才是最實惠最到位的助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