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3日 星期二

探討香港「被規劃」的內因

 <轉載自20201014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劉銳紹 時事評論員>

習近平南下出席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的慶祝活動。與此同時,北京公布《深圳改革試點實施方案》,明確提出增強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核心引擎功能」。跟着,不少聲音認為香港地位下降,進一步「被規劃」。談到這個問題,實在感慨良多,我和不少有心人不禁同聲一哭:「嘔心瀝血」中間的兩個字不見了,變成「嘔血」。

撫今思昔,從40年前深圳改革開放,到香港回歸的「後過渡期」(即《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直至回歸前),以至回歸初期的一段日子裏,不少有心人提出香港和內地如何做好經濟和民生合作的準備;實際效果將是:在「互借東風,進退有度」之下,鞏固「一國兩制」的基礎,也就是香港的價值和實力。可惜,兩地的掌權人從來甚少重視民間的意見,如今更是只側重權力來源的意見,導致今天的「兩制」愈來愈傾側,以及香港「被規劃」的現實。此刻,不妨探討一下「被規劃」的內因。

自己浪費機會 廣東另起爐灶

其一,香港自己丟失、浪費和放棄了很多機會。

由「後過渡期」開始,不少有心人已在不同階段向有關方面出謀獻策,到1995年,形成金融以外的10項具體建議,內容詳盡,其中一些還有可行性研究報告。他們認為,即使港英政府不配合,也可以及早計劃,待回歸後立即行動,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例如:

──把香港與深圳之間的河套區發展為高科技園,兩地各自發揮擅長之處:香港負責管理、融資、投資和吸引外資,深圳負責基建和生產力;科研則兩地合作。深圳還放開政策,讓內地的科技人才快速落戶,做好準備。可是,建議在港遇上阻滯,據聞有官員認為高科技是長遠的項目,不是香港專長。後來,有心人提出「以戰養戰」之策,例如把河套區先行開發為工業園,再向高科技發展,這樣至少可以解決部分就業問題。可惜,由於香港內部的種種原因,建議化為泡影,河套區至今仍在曬太陽。

──把馬灣發展為中藥港。一名陳姓商人(已故)向港府提交建議書、圖則和可行性報告,認為這可以發揮香港和內地的潛在優勢。這一回,據聞有關方面認為馬灣發展房地產更好,這就是今天的珀麗灣。

──興建珠江西岸通往香港的海上大橋,可以貨暢其流,不需繞過虎門大橋,並在東莞一帶阻塞,加強香港航運和物流中心的地位。這建議由胡應湘在1980年代提出、時任珠海市長梁廣大的支持下,仍然重重波折。港府官員的猶豫(包括後來策劃時的「單Y和雙Y」爭議,單Y指大橋不接駁深圳),以及商界的利益衝突,成了最大的阻力。即使今天港珠澳大橋通車,但已失去時效,甚至可能淪為「大白象工程」。

──在港珠澳大橋未能成事之前,興建接通香港和深圳西部的交通網絡。這項工程的規模和難度較小,較快落實,即可把香港與華南公路網連接起來,貨物來港更方便,同樣可以鞏固香港的航運中心地位。但這建議後來又在港方(港府和某些商界)的利益互撞下擱置,深圳也冷下來了。今天,雖然有了西部通道,但到2007年才開通,初期也成了「大白象」,還破壞了港深合作的關係。

──回歸後選擇口岸24小時通關。但港府官員遲疑,某些主要的地產商反對,因為這樣會影響香港北區的樓價。

10項建議中,其餘5項無一落實,失諸交臂,令人浩嘆。我的腦海中至今仍縈繞着一名港府高官親口對我說的話:「我們為什麼要益人(意指幹有益於別人的事)呀?」我說:「即使是益(別)人,但首先是益香港,還可以鞏固香港的長遠實力。」可惜,人微言輕,古今如一,如今想來,只有癡笑。

其二,廣東省和省內地方政府決定另起爐灶,而香港則變成龜兔賽跑中的大懶兔。港府官員視野短淺,策劃力弱,逐步陷入形勢比人強的困局,這也是香港「被規劃」的內因之一。

舉一個好笑的例子。雖然香港沒有什麼合作意向,但深圳正跟上海競爭高科技交易會的主辦權,於是借了香港的東風;趁着深港兩地的膠着狀態還未外露之際,向中央表示「繼續與香港研究高科技合作」。北京當時仍看重香港,終於把高交會的主辦權交給深圳。如今,深圳高交會不知舉行了多少屆,而高新科技已佔深圳GDP的大約四成。

內地政府了解大陸的官場文化,而港府高官則只懂「北望神州,以身相許」,連一點「擦邊球」的意識和膽量也沒有,只會令香港更「被規劃」。

港兩大作用沒有了 京毋須「忍氣吞聲」

其三,內地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對「一國兩制」的盲點逐步顯露,港府高層(由特首到問責官員)愈來愈誠惶誠恐,六神無主,香港自然成為單方面「被規劃」但又未必規劃得好的犧牲品。

在北京眼中,對香港經濟鬆,政治緊,是歷來的主流意識。2003年「71大遊行」後,北京對香港的政治形勢更不放心。2004年喬曉陽來港講解的內容,反映北京要用他們的方法管治香港,包括突出「一國」、強調行政主導、必須是「愛國者」治港、政制改革要按北京的「循序漸進」……

到了近年,台灣早已公開表示不相信「一國兩制」,香港的示範是失敗的;內地經濟上升,依靠香港的程度減弱。香港回歸時的兩大作用都沒有了,北京更毋須「忍氣吞聲」,對香港的「規劃」就更粗疏了。強推《國安法》,藉「反外部勢力」之名打「內部分裂」,把香港推上國際鬥爭的平台,才出現「國際攬炒」的局面。香港無論在政治和經濟上,更變得愈來愈「被規劃」了。

這些都是視野狹隘的內因,只重一點,不及其餘,甚至自傷。敢問奈誰何?怎樣避禍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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