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案蜻蜓點水 欠願景與問責

<轉載自2020年2月27日 經濟日報 國是港事 撰文：李兆波 香港中文大學國際貿易與中國企業課程（IBCE）聯席主任及會計學院高級講師>

財政司司長剛公布新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可喜的是盡管之前有「赤字不能超過本地生產總值GDP 3%」的指標，但在2020至21年度，特區政府的財政赤字為1,391億元，是本地生產總值的4.8%，這說明了在「非常時期」可以用「非常手段」。

經濟合作組織OECD的資料庫顯示，這個3%的指標不是不可以超越，很多歐美國家也有赤字超過GDP 3%的紀錄。

證GDP 3%赤字指標 非不可逾越

但財政預算案沒有中長期的措施，如安老服務、照顧有疾病兒童等都未能滿足目前的需求，不要說較長遠的需求，現在有很多有需要的家庭，多年以來也要輪候多時才可享用到有關服務。這個沒有長遠規劃的的模式一直存在，令我覺得預算案其實是試算表的Column A和Column B：Column A是各項目的名稱如差餉、退薪俸稅等，Column B是金額，如2萬元。於是在填充、拉上補下去滿足如這次紓困花的1,200億元，便完成了交貨。

在會計的領域，眾所周知一定要有短期、中期及長期的部分。政府的預算似乎只有短期，中長期（除了赤字以外）的政策就沒有了，即是試升表為甚麼不可以拉至Column X, Y甚至是更右的地方呢？其實主因還是政府收入（不只是稅基）狹窄的問題。那個收入基礎不穩時，便難有長遠的計劃。

醫管局750億 能否有效運用？

預算案花了不少筆墨在醫療方面，無可否應醫管局需要更多的資源，但有了每年750億的資源後，又是否可以有效地運用？750億元不是小數目，去年新世界發展的收入就是767億元，但私人企業一定會有效地運用資源，政府相關的機構卻未必，這資源運用的效率其實是預算中的另一重要課題。

除了是資源運用，預算案一定要有指標，除了是儲備等如開支的多少個月、赤字是GDP的百分比外，全部花費資源的東西也需要有指標。我再以醫療開支為例，每千名人口的醫生數目、專科醫生的數目、護士數目、病床數目、醫護工作人員的數目等，也應該檢視一下，不幸地，即使給予醫管局資助，這些數字仍然與先進的經濟體有一段距離。

另一方面，醫療資源沒有好好地運用，為甚麼呢？公共醫療系統的開支佔整體醫療開支的51%，私人的佔49%，卻有大量市民使用公共醫療系統，變相浪費了私人醫療系統的資源，畢竟政府每年花費大量資源來培訓醫科生，而預算案沒有提及更有效地運用醫療保險來減少公共醫療負擔的措施，以現時扣稅的幅度其實並不足夠。

部門問責指標 由誰來衡量？

除了效率和指標外，預算案也要觸及問責性（accountability）。醫管局的效率有待改善，但它除了病人輪候時間外，其他指標方面也實在做得不錯。另一個在預升案中有大幅增加資源的是警務處，這個有相當大的爭議。我同樣以效率、指標和問責來檢視，為甚麼要增加25%的開支呢？他們的資源又是否有效地運用？除了罪案率，還有甚麼其他的指標來量度他們的表現？而負責量度的單位又是誰？絕對不可以由他們自我去量度。如保安局沒有有效地叫警務處問責，單是社會事件時那些超時工作津貼、膳食津貼便糊裏糊塗。

其實政府資源一向在運用方面不見得有效率，而問責性也不佳。再舉兩個例子，懲教署的口罩給了誰？在安排官員前往東京處理用包機把鑽石公主號上的港人送回來時，為甚麼需要用數十人前往？他們住的是甚麼酒店？坐的是甚麼等級的機位，這通通是問責的課題。

派錢1萬退稅2萬 中產最多袋3萬

很多人關注財政預算案中的派錢方案，政府沒有如我較早前在本欄建議的派2萬元，但若加入了退稅的部分，有不少人是可以取得2萬元的。無論怎樣，大家期望派發的過程要有效率，不會涉及太多行政成本，但似乎當局在這兩方面也不見得會有進步。對大多數人而言，可以利用資訊科技來登記，應該8月便可以派發，但現時的安排卻不是。而其實這1萬元絕對不可以補償特區政府在過去大半年，甚至是20多年來的施政失誤，處理不好時又是另一個失誤。

總的而言，這份預算案是蜻蜓點水，沒有中長期的願景，也沒有在效率、資源運用的指標及問責性上着墨。政府實在要多學習成功私企在這幾方面的工作。以李嘉誠先生為例，可以在很短時間便買到口罩、派發現金津貼和把醫護設備送到醫管局，政府卻甚麼也做不到，做到的卻花上別人十倍以上的時間，這一切說明了花錢與效率是分不開的。這屆政府常說甚麼理財新哲學，其實理財的哲學應該是量入為出、有願景、有效率、達指標及要問責這些老生常談的東西。

口罩危機變災難 倡派2萬紓民困

<轉載自2020年2月24日 經濟日報 國是港事 撰文：李兆波 香港中文大學國際貿易與中國企業課程（IBCE）聯席主任及會計學院高級講師>

特區政府在《逃犯條例》修訂及這次處理新冠肺炎的手法，顯示了決策的官員水平相當低。我及很多人相信一直以來被視為精英的政務官根本沒有能力處理危機，做事慢條斯理，和應要做的背道而馳，把危機變成災難。

金融商人撲口罩 處事更果斷

中央政府實在要慎重考慮，以後的局長、司長及特首基本上不要再找政務官擔任好了，否則超過百年基業的香港會毁在他們手上，是真正的千古罪人。

我以採購口罩為例，大家也知道那個「在今時今日價低者得」的招標笑話，1月初時在日本可以用1元多港幣從零售層面買到高質素的防細菌口罩，一個月後，需要4至5港元，參考一貫的做法不是不對，但在非常時期，要用上非常的方法，這令我想起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金管局果斷地花了千億元入市，打退了投機港元，甚至是想破壞聯繫滙率的國際金融大鱷，當時港府的做法便是把港元拆息加至200多厘，切斷了資金的來源。

假如這次是由金融人來處理肺炎帶來的「口罩荒」，相信他們會在幾秒鐘便作出以溢價在全球搜購的決定，早就買到了大量的口罩，一定不會用上官僚的程序，令事情愈弄愈糟，以至一個也買不到，累市民要到處撲口罩。

商人的反應同樣迅速，如李嘉誠基金會發放「應急錢」予受示威影響的飲食業、零售業、旅遊業及小販，程序簡單，效果甚佳。收的一方得到支援，付的一方也可以大大減省行政的成本。

政務人慢條斯理 簡單變複雜

另一個反應迅速的例子是2月初時，我曾到李先生位於黃埔酒店的中餐廳午膳，餐廳會贈送一個外科口罩給用完膳的客人，最近更增加至兩個，即是你去那餐廳用膳後，可以繼續用原本的口罩，而餐廳會再給你兩個新的外科口罩，有朋友知道後常到那餐廳用膳，因為可享用相關人士的折扣之餘，也有口罩贈送，而且那裏客人不多，減少感染的風險，這說明了甚麼？說明了商人善於迅速地解決問題。

說了那麼多關於金融人、商人的風格，可見他們處事果斷，以秒速的時間便得到更好的結果，否則機會便會溜失了。政務人呢？（留意是政務人，不是政治人。）回歸20多年來，很多深層次問題沒有解決，而自去年6月以來的示威及肺炎事件，更顯示了特首及一些司局長的無能，香港現時最優秀的人才不是在政界，而是在醫療界、金融界、商界。可惜政務圈子多年以來總是聘請相同風格的人，他們不是一無是處，但卻相當沒有擔當，小事化大，簡單變複雜，而正正是這樣，才會弄至香港有口罩荒、資源分配不均、而之前的土地荒、貧富懸殊等，也是長期以來沒有果斷地處理而帶來的社會問題。

示威肺炎人禍 派1萬落後形勢

而自去年6月以來的示威及肺炎事件更顯示了特首及一些司局長的無能，為甚麼安排駿洋邨作為隔離營時不同時宣布會給予津貼或在入伙後免去數月的租金？商人會這樣想，政務人恐怕不會了。香港現時最優秀的人才不是在政界。

財政預算案快將公布，近日不同的政黨提出全民派1萬元，其實1萬元已是落後於人，單是處理《逃犯條例》時的過失已有足夠的理由派1萬元，而政府在肺炎的表現更是差強人意，市民要冒着危險及在寒風下通宵排隊買口罩，又是另一個派1萬元以補償市民的損失，即共派兩萬元。

從理財方面看，這當然會導致赤字，但這只是短暫的，香港有豐厚的財政儲備，現時香港處於歷史上最困難的時期，值得花上千多億元去拯救，況且兩次事件都是「人禍」造成的，甚麼「赤字令評級下跌」，也比不上特區政府在處理《逃犯條例》修訂，及這次肺炎時顯示的無能對整體經濟的影響。

要是不派錢或只派得區區數千元，又是不果斷又落後於形勢的好例子。

福利政治化下的民生救亡措施

<轉載自2020年2月21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周永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政府終於出手了！向立法會申請的約30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雖然議員不會沒有意見，泛民和建制政黨也同聲要求政府仍必須「派錢」，但撥款應可順利通過，因為這是市民的普遍意願；至於抗疫紓困措施會否提升政府的民望，則要看「應急錢」會否如勞福局長所言，4個月內派到受惠市民手上。4個月其實太耐了，最好兩個月內做到，應急啊！

「應急錢」最好兩個月內派到

筆者兩周前要求政府接回滯留在湖北省的港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終於有回應，但能否成行，他說要看香港是否有足夠的檢疫設施，言下之意，是市民不應反對利用未分配的公屋作為檢疫用途。現在政府徵用駿洋邨作為檢疫中心，收留從「鑽石公主號」郵輪接回來的港人，市民雖然覺得不理想，但可接受；不過，政府為了化解受影響居民的反對，應該繼續探討轉化郵輪和酒店作為檢疫中心的可能性，雙管齊下，這樣才能證明，政府並非捨難取易、犧牲輪候公屋市民的利益。

到了今天，民生福利措施很難沒有「政治化」這回事！區議員帶頭反對在區內設立「指定診所」，雖說這樣做是避免引起區內居民恐慌，但明顯有政治考量，為要突顯自己為民請命的形象；不過，情况並非一面倒，筆者相信，若然政府再加解釋「指定診所」的用途，並作出防禦感染的措施，區內居民是會接受的，畢竟誰也不想病毒在醫院內散播。

須虛心聆聽溝通 民意有理就須修正

從「指定診所」的例子可見，任何涉及公眾的事情，政府必須虛心聆聽市民的意見，然後坦誠與市民溝通，如果民意有道理，就必須修正，減少市民的憂慮，絕對不能自以為是；只要政府能夠爭取民意站在自己那一邊，施政自然事半功倍，漠視民意，措施只會焦頭爛額。特首上任兩年多了，施政無一暢順，問題就是沒有把民意放在眼內！不要說爭取民意的支持，政府有時連向市民解釋政策的工夫也不做，甚至辯稱，政府施政根本不需要與政治事件扯上關係。

民生福利措施很難沒有「政治化」

筆者這樣批評特首和她管治團隊，並非無的放矢，而是看了政府於上月中公布的10項民生改善措施，有感而發。公布的10項措施有幾項共涉及政府經常性開支超過100億元，而受惠市民以百萬計。政府決心改善民生，市民自然歡迎，但公眾仍有不少疑問：為什麼政府要在這時公布這些措施？一些措施仍在籌劃之中，並不符合「成熟一項公布一項」的準則，為什麼政府要急於公布？例如劏房的租務管制，必須經過冗長的立法程序才可推行，相信到了本屆政府完結仍是「得個講字」。這樣，政府是否為了推高民望，又或者要證明反修例風波並沒有影響政府施政，所以把一些仍在討論的民生改善措施，包裝成為政府將要推行的「德政」、博取民眾對政府的支持？

福利爭取民心，是當權者慣常使用的政治伎倆。但令人摸不着頭腦的是：特首和一眾司局長卻矢口否認有這種意思，並說政府推出這些措施，從來沒有任何政治考量，與近日的反修例風波也完全沒有關係。特首和官員這樣矢口否認有作用嗎？市民會相信特首的話嗎？市民只會覺得政府做事鬼鬼祟祟，就是為了一些政治目的也不敢大大方方的說出來！

「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細看10項民生改善措施，一些明顯與政府一貫的施政方針相違背，是「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政府卻不作任何解釋。例如把長者生活津貼的金額劃一為每月3585元，不再分高額和普通，並且把申請者的資產上限增加至50萬元。改善後的長者生活津貼，與筆者於2014年帶領的研究團隊建議的老年金，效果上分別不大。當時政府否定研究團隊的建議，理由是老年金財政上不可行，擔心全民可享的福利會引致政府財政出現結構性赤字。現在政府推出的長者生活津貼改善計劃，財政上可行嗎？政府沒有解釋。政府為什麼把往日講成金科玉律的「財政紀律」拋諸腦後？

又如將合資格享受「2元乘車優惠」計劃的年齡，由65歲下調至60歲，市民當然不會反對，60至64歲的市民也會感到開心，曾經提出類似建議的政黨也會講成是自己「成功爭取」；但政府對長者乘車優惠的看法，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改變？長者乘車優惠是曾蔭權離任特首前設立的，當時好幾位司局長曾對我說：他們極不同意這種做法，因為屬於全民福利，違反政府一向以來集中資源協助經濟有需要市民的原則。就是在乘車優惠推行後，有些官員仍不斷批評計劃遭長者濫用。政府為什麼在沒有預告的情况下，一下子改變了自己的態度？

又如為輪候公屋超過3年的住戶提供現金津貼，及為無申請公屋或輪候公屋未滿3年的申請家庭提供職津，是泛民和建制政黨多年來要求政府推行的措施，因為輪候公屋的時間愈長，他們租金方面的支出會感到愈吃力。政府對於為輪候公屋家庭提供租金津貼，一向的態度是，津貼只會令業主得益，因為租客有政府補貼，業主怎會不相應的加租？無論政府當時的解說是否有道理，為什麼現在出現了完全相反的意見？

「福利政治化、政治福利化」

1991年，政府首次在立法局引入地區直選議席，那時筆者在報章專欄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涉及「福利政治化、政治福利化」，因為參與地區直選的候選人，一致要求政府成立中央公積金，他們知道如果成功為市民爭取福利，他們才能得到選民的支持。

筆者認為，政府所以不惜「打倒昨日的我」，原因是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清晰的顯示建制派已無法取得年輕一代和中產的支持，如果政府這時不出手救亡，推出一些有利建制派的民生改善措施，穩住他們在年長一代和基層的票源，到了9月立法會選舉，泛民政黨看來又會以雷霆萬鈞之勢大勝一場。不過，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出現，連基層市民也對政府的抗疫工作失去信心，10項民生改善措施驟然失去提升政府民望的作用；這樣，與政府連在一起的建制派，怎可確保票源不再流失？

疫情暴露中國司法制度不公

<轉載自2020年2月20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潘毅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新型冠狀病毒正在全球蔓延。從1月20日鍾南山首次在電視採訪中證實存在「人傳人」起，到日前全國已經累積將近8萬人確診，當中更有約3000餘名是醫務人員。我們早已經知道這一場疫情不單止是「天災」，長久以來的輿論管制使得政權由上到下對於民眾的知情權毫不在意，對疫情隱瞞，對「吹哨人」訓誡，導致已經感染的人不知自我隔離，最應該得到防護的醫護人員未及時自我保護，導致疫情一發不可收拾，以至於封城、封村、封小區，國家經濟停滯，民眾生活受困，這一場疫情所帶來的損失已經不可估量，而這一切，不獨是天災，還有人禍。

2月21日，爆出一個讓大眾嘩然的消息：全國3個省份5所監獄共505人確診。自疫情爆發以來，中央政府雖已下了命令不得瞞報，然而整個系統運作不透明，對民眾知情權的不尊重並不是當下才剛剛發生的，而是埋在整個管制邏輯之中，根深柢固。如今這場疫情只不過是長期對民眾權利侵蝕的一場大爆發，而禍根早已經埋在一次一次當局對「吹哨人」、對維權人士的訓誡、抓捕、監視居住乃至判監入獄的事件之中。而這種種事件都與司法系統脫不開關係，也是去年中以來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中香港民眾對大陸司法系統極之不信任的原因。

「新生代」主編3人被嚴重侵權

今次司法機構需要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公眾交代，承認自身在疫情防護中的過失，可說是一種進步了。然而，除開此次，大陸司法系統之不透明，我們實在知之久矣、深矣。自2018年下半年開始，大陸勞工圈公益人士陸續遭人抓捕，有一些在莫名其妙被監視居住半年或8、9個月之後被放回，但仍有勞工新媒體平台——「新生代」主編3人（危志立、楊鄭君和柯成兵）下落不明。大陸公安機關在對公益圈人士展開調查之時，便已經開始侵犯他們的私隱權，以至於在被捕之時，調查人員不僅知道他們的日常起居，竟然連他們喜歡吃什麼零食、牀頭讀的什麼書都一清二楚，對這樣細節的把握，無疑對被捕人士的心理帶來極大的衝擊。在長達半年至9個月的監視居住期間，這些被捕人士不僅不能見自己的父母親人，連懷孕的妻子和剛剛出世的孩子也不得相見。辦案人員更加軟硬兼施，強迫公益人士寫長達十幾萬字的悔改書，讓他們日夜筆耕不輟，令他們常常面對巨大的心靈的折磨、精神的虐待，嚴重侵犯他們的基本人權。

進入逮捕階段之後，根據法律，被捕人士有權聘請自己的律師，然而當局又屢次侵犯他們聘請代表律師的權利，要求被捕人士解除家屬為他們聘請的律師，而使用指定律師。其間當局如何說服當事人我們不得而知，只不過只憑常識我們亦知道，當局指定的律師更可能代表誰的利益，又會向着誰說話。如今，因為疫情的原因，原本通知了家屬要上庭審理的新生代三子案被一再擱置，仍然無理扣留三人在看守所。由於看守所的運作不透明，像黑洞一般，三人的家屬不得探望，當局的指定律師亦不與家屬通報三人的狀態，在疫情肆虐已經蔓延至監獄之時，看守所的整體環境令人擔憂，亦讓我們擔心包括三人在內的在囚人士的健康與其他權利。

在這些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時候，所有的反對被噤聲，我們的吶喊發不出聲音，普通人的權利被輕易踐踏，直到疫情爆發之前，多少人都沒有意識到，原來那些原本看起來只涉小部分人的權利，竟然真的關乎大多數人的生命。

警隊永遠是對的

<轉載自2020年2月19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任建峰 執業律師>

近大半年，香港人最學習到的，就是警隊永遠都是對的。

有警員向數以萬計的和平集會人士瘋狂地施暴？警隊永遠是對的，因為幾百個、甚至數十個滋事分子已足以令所有在場的多萬市民成為暴徒。不過，如果有個別警員行為令到整個警隊聲譽受影響，這就是對警隊的不公道。

有警員在元朗白衣人瘋狂打人的一夜沒有阻止，就算見到有白衣人四周拿着藤條都不拘捕？警察永遠是對的，因為起初人手不足，就算持槍都是走為上策，而拿藤條亦不代表那些人是暴徒。不過，如果有黑衣人拿激光筆等東西，他們就必定是暴徒，一定要拘捕。

有救護、有記者被槍械打盲眼，而警隊不作拘捕，遑論起訴？警察永遠是對的，因為沒有證據顯示這些人是被警察槍械射中的。就算警隊找到一個在記者被打盲眼時開槍的警員，也證明不到什麼。不過，如果有任何人襲擊警員，警隊必定會很正確地大搜捕。

有記者、救護、社工、人權監察員被警員毆打、噴胡椒噴霧、推撞、出言侮辱？警隊永遠是對的，因為誰知這些人是否一些喬裝為其他角色的暴徒？不過，當警員在2019年8月31日晚上在港鐵太子站四周毆打乘客時，警隊就解釋，他們是一個有經驗、有能力分辨誰是暴徒的專業部隊。

有警員開槍致被射者重傷，或高速開電單車向途人衝撞，但又不需要停職？警隊永遠是對的，因為他們面對暴徒，電光火石之間就很多東西都難免。不過，如果有市民為了自衛在電光火石中有個別本能反應，這就是拒捕、襲警。

有大量細菌、病毒防護用具原來囤積於警隊，但醫護人員就防護用具不足？警隊永遠是對的，他們人數多、不時需要去與細菌與病毒近距離接觸的地方，而且用的都只是存貨，所以批評警隊的人都是別有用心。不過，原來當警隊要求大家「全城攜手，同心抗疫」時，這既不包括把自己充裕的防護物品存貨讓給前線醫護人員，更不包括警員用完這些物品時會安全、負責任地把其脫下與清走。

有警務處長與一群撐警明星飯局，出席的還有被法院定罪的濫暴警員，然後警務處長除了容忍在場者違法吸煙，還向一群撐警者作出疑似與警隊誓言有牴觸的「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承諾？警隊永遠是對的，因為這是私人聚會，不牽涉公帑就大家無權過問。不過，如果有支持示威者集資過程中有個別募捐者原來湊巧被懷疑涉及違法行為，警隊就必須就此大事鋪張。

狡辯令大眾對警隊更反感

其實，市民深知，警隊絕不永遠都是錯的。他們知道，警隊有些行動是有道理或至少情有可原的。而無論是我個人或不少我的行家，都會在工作上或私人上認識不少做事專業認真、人品和藹可親、絕不是所謂「黑警」的警員。但當警隊代表對所有警員過失的回應都是「警隊永遠是對的」時，這些狡辯不但未能捍衛警隊聲譽，而且更會令大眾對警隊反感。

不過，我相信，大眾無論說什麼都沒有用了，因為警隊永遠是對的，錯的只是世人。

（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疫情下的「中日友好」能持續多久？

<轉載自2020年2月17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林泉忠 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副研究員>

時下俗稱「武漢肺炎」（COVID-19）的疫情仍在中國內地肆虐，也仍在世界蔓延。在這場劫難中，究竟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是加了分還是減了分，其實很值得觀察。時至今日，顯然這場疫情並沒有使同文同種的兩岸關係與中港關係更為密切，兩岸三地依然關係冰冷。反而是世仇的中國與日本之間，卻弔詭地將「中日友好」的氣氛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究竟為什麼？

安倍的「舉國支援」奏效

長年關注中日關係的朋友都知道，基於過去侵華戰爭的深仇大恨以及中國民族主義的需要，要讓中國人齊聲對日本說聲「謝謝！」是多麼難的一件事情。但是，這次日本人讓中國人做到了！

所謂「人飢己飢，人溺己溺」，這種四海皆準的人道主義精神，在突發的災難之際，能無私地伸出援手，往往能產生做了多少外交努力都未必能達到的效果。2011年日本自己發生空前的「3．11」大地震、大海嘯，沒有邦交的台灣，捐出了比其他所有國家總和還要多的善款而感動全日本，即為一例。至今台灣遊客在日本各地旅遊時，都仍經常會遇到日本人表達謝意的場景。

「武漢肺炎」爆發後，安倍政府毫不遲疑地作出「舉全國之力與中國共同抗擊疫情」的決定，無論是外務大臣茂木敏充，還是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還是安倍首相本人，都在不同場合紛紛表達了「支援中國」的誠意。二階幹事長甚至還以「親戚病倒」來形容與中國的親近關係。此外，安倍首相日前主持自民黨幹部會議，還作出了該黨397名國會議員，每人捐出部分議員津貼，支援中國抵抗新冠肺炎的決定。

有了政府立場的帶動，地方政府及日本各界或捐款或捐贈物資，來支援中國抗疫的熱情就更為踴躍了。除了中央政府包括10萬套防護服之外，截至2月14日，至少11個縣市的地方政府向中國的姊妹城市或友好城市捐贈了醫療物資，其中人口僅約17萬的茨城縣日立市，本身只有2萬多個口罩的儲備，然而卻一次過慷慨地對中國捐出了2萬個。屬於同一縣的水戶市人口約26萬，也向中國捐出5萬個口罩。除此之外，第一時間馳援的民間團體，還包括日本伊藤洋華堂、松下電器、日本漢語水平考試局（HSK）等。

誠然，這些未必每一筆都是巨額捐贈，然而雪中送炭的溫暖，顯然贏得了眾多中國人不約而同的掌聲。

久違的「中日友好」氣氛

不止於此，許多物資的隨附信件，乃至物資的包裝箱外，都附有讓中國人紛紛感到暖意綿綿的詩句，包括取自日本長屋王的佛偈「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取自《詩經》中的《國風．秦風．無衣》的「豈曰無衣，與子同裳」，還有引自唐代詩人王昌齡《送柴侍御》中的「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甚至還有以《千字文》中的「同氣連枝」作靈感創作的短詩「遼河雪融，富山花開；同氣連枝，共盼春來」。感同身受的溫暖捐贈，加上寓意不分彼此的詩句，在中國一時傳為佳話，「中日友好」也因此再次成為中國人對日觀感的註腳。

儘管後來查證，引用這些中國詩句的點子，大多來自於旅日的中國人，然而畢竟是從日本送來，日本人的善意並沒有因此而減分。換言之，日本從上到下在第一時間快而準地表達了善意，讓許多人一時感覺到久違的1980年代的「蜜月期」彷彿又回來了。

只不過，如此一時的疑似「蜜月期」，要繼續維持下去，恐怕並不容易。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安倍政權已經出現不穩，其中還涉及到「中國因素」。

隨着疫情在日本國內的迅速擴散，日本社會質疑安倍政府抗疫不力，甚至要求下台的聲音日益高漲。截稿前，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公布，在日本的確診人數已經飈升至414，成為中國大陸以外感染最嚴重的國家。根據日本共同社於2月15至16日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安倍內閣支持率下降至41%，較1月的調查下跌了8.3個百分點，是自2018年3月以來最大幅度的下跌，不支持率則升至46.1%。

儘管，安倍支持率下滑的原因眾多，但是面對疫情擴散，政府的應對措施效果不佳，無疑是主因之一。其中安倍政府遲遲未能果斷地全面停止來自中國的旅客，也成為被抨擊的焦點。

習近平訪日負面因素仍在

當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紛紛全面停止來自中國的旅客入境時，安倍政府仍僅作出局部限制，被輿論解讀為是為了迎接習近平於4月上旬訪日而特意營造兩國之間的友好氣氛。不難想像，如此的批評，恐怕會隨着感染人數的繼續增加，及臨近習的訪日日程而更為激烈，安倍所承受的壓力也將日益增大。

其實，早在疫情爆發前，日本國內包括部分國會議員以及第二大黨立憲民主黨代表枝野幸男早已表示反對安倍政府以「國賓」身分，高規格接待習近平4月的到訪，理由是對習近平主政下處理香港、新疆、西藏問題時所採取的違反人權的高壓政策的不滿。

本文截稿前，獲悉中日外相2月15日在慕尼黑會談上，達成將按原計劃推進4月習近平主席訪日的一致看法。儘管如此，習近平能否真的得以按原定計劃訪日，恐怕還言之過早。倘若疫情無法在4月前受到控制，或日本國內不歡迎的雜音繼續上升，不排除有可能延期。即便如期訪日，能否達到所期待的效果，恐怕不宜過度樂觀。

2月12日時值被視為「中日友好」象徵之一的傳奇人物——李香蘭（山口淑子）百年誕辰紀念日。夾在兩國之間，視中日為「兩個祖國」的李香蘭，經歷過戰爭的洗禮，也對那段日本發動的戰爭表達過歉意，同時深知「中日友好」來之不易。1992年，長期擔任日本參議員的李香蘭重訪中國，有說當時中方友人就以上述詩句「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來歡迎她，讓她內心激動。倘若如今她還健在，相信對當下即使是一時的「中日友好」氛圍，恐怕也會有所感觸。

中日關係向來脆弱，「中日友好」需要兩國民族跨越時空的持續呵護。無論是什麼原因，作為東亞兩大國的中國和日本，能夠維持和睦與良善的關係，對區域乃至世界和平，都具正面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