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1日 星期五

福利政治化下的民生救亡措施

<轉載自2020221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周永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政府終於出手了!向立法會申請的約30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雖然議員不會沒有意見,泛民和建制政黨也同聲要求政府仍必須「派錢」,但撥款應可順利通過,因為這是市民的普遍意願;至於抗疫紓困措施會否提升政府的民望,則要看「應急錢」會否如勞福局長所言,4個月內派到受惠市民手上。4個月其實太耐了,最好兩個月內做到,應急啊!

「應急錢」最好兩個月內派到

筆者兩周前要求政府接回滯留在湖北省的港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終於有回應,但能否成行,他說要看香港是否有足夠的檢疫設施,言下之意,是市民不應反對利用未分配的公屋作為檢疫用途。現在政府徵用駿洋邨作為檢疫中心,收留從「鑽石公主號」郵輪接回來的港人,市民雖然覺得不理想,但可接受;不過,政府為了化解受影響居民的反對,應該繼續探討轉化郵輪和酒店作為檢疫中心的可能性,雙管齊下,這樣才能證明,政府並非捨難取易、犧牲輪候公屋市民的利益。

到了今天,民生福利措施很難沒有「政治化」這回事!區議員帶頭反對在區內設立「指定診所」,雖說這樣做是避免引起區內居民恐慌,但明顯有政治考量,為要突顯自己為民請命的形象;不過,情况並非一面倒,筆者相信,若然政府再加解釋「指定診所」的用途,並作出防禦感染的措施,區內居民是會接受的,畢竟誰也不想病毒在醫院內散播。

須虛心聆聽溝通 民意有理就須修正

從「指定診所」的例子可見,任何涉及公眾的事情,政府必須虛心聆聽市民的意見,然後坦誠與市民溝通,如果民意有道理,就必須修正,減少市民的憂慮,絕對不能自以為是;只要政府能夠爭取民意站在自己那一邊,施政自然事半功倍,漠視民意,措施只會焦頭爛額。特首上任兩年多了,施政無一暢順,問題就是沒有把民意放在眼內!不要說爭取民意的支持,政府有時連向市民解釋政策的工夫也不做,甚至辯稱,政府施政根本不需要與政治事件扯上關係。

民生福利措施很難沒有「政治化」

筆者這樣批評特首和她管治團隊,並非無的放矢,而是看了政府於上月中公布的10項民生改善措施,有感而發。公布的10項措施有幾項共涉及政府經常性開支超過100億元,而受惠市民以百萬計。政府決心改善民生,市民自然歡迎,但公眾仍有不少疑問:為什麼政府要在這時公布這些措施?一些措施仍在籌劃之中,並不符合「成熟一項公布一項」的準則,為什麼政府要急於公布?例如劏房的租務管制,必須經過冗長的立法程序才可推行,相信到了本屆政府完結仍是「得個講字」。這樣,政府是否為了推高民望,又或者要證明反修例風波並沒有影響政府施政,所以把一些仍在討論的民生改善措施,包裝成為政府將要推行的「德政」、博取民眾對政府的支持?

福利爭取民心,是當權者慣常使用的政治伎倆。但令人摸不着頭腦的是:特首和一眾司局長卻矢口否認有這種意思,並說政府推出這些措施,從來沒有任何政治考量,與近日的反修例風波也完全沒有關係。特首和官員這樣矢口否認有作用嗎?市民會相信特首的話嗎?市民只會覺得政府做事鬼鬼祟祟,就是為了一些政治目的也不敢大大方方的說出來!

「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細看10項民生改善措施,一些明顯與政府一貫的施政方針相違背,是「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政府卻不作任何解釋。例如把長者生活津貼的金額劃一為每月3585元,不再分高額和普通,並且把申請者的資產上限增加至50萬元。改善後的長者生活津貼,與筆者於2014年帶領的研究團隊建議的老年金,效果上分別不大。當時政府否定研究團隊的建議,理由是老年金財政上不可行,擔心全民可享的福利會引致政府財政出現結構性赤字。現在政府推出的長者生活津貼改善計劃,財政上可行嗎?政府沒有解釋。政府為什麼把往日講成金科玉律的「財政紀律」拋諸腦後?

又如將合資格享受「2元乘車優惠」計劃的年齡,由65歲下調至60歲,市民當然不會反對,6064歲的市民也會感到開心,曾經提出類似建議的政黨也會講成是自己「成功爭取」;但政府對長者乘車優惠的看法,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改變?長者乘車優惠是曾蔭權離任特首前設立的,當時好幾位司局長曾對我說:他們極不同意這種做法,因為屬於全民福利,違反政府一向以來集中資源協助經濟有需要市民的原則。就是在乘車優惠推行後,有些官員仍不斷批評計劃遭長者濫用。政府為什麼在沒有預告的情况下,一下子改變了自己的態度?

又如為輪候公屋超過3年的住戶提供現金津貼,及為無申請公屋或輪候公屋未滿3年的申請家庭提供職津,是泛民和建制政黨多年來要求政府推行的措施,因為輪候公屋的時間愈長,他們租金方面的支出會感到愈吃力。政府對於為輪候公屋家庭提供租金津貼,一向的態度是,津貼只會令業主得益,因為租客有政府補貼,業主怎會不相應的加租?無論政府當時的解說是否有道理,為什麼現在出現了完全相反的意見?

「福利政治化、政治福利化」

1991年,政府首次在立法局引入地區直選議席,那時筆者在報章專欄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涉及「福利政治化、政治福利化」,因為參與地區直選的候選人,一致要求政府成立中央公積金,他們知道如果成功為市民爭取福利,他們才能得到選民的支持。

筆者認為,政府所以不惜「打倒昨日的我」,原因是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清晰的顯示建制派已無法取得年輕一代和中產的支持,如果政府這時不出手救亡,推出一些有利建制派的民生改善措施,穩住他們在年長一代和基層的票源,到了9月立法會選舉,泛民政黨看來又會以雷霆萬鈞之勢大勝一場。不過,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出現,連基層市民也對政府的抗疫工作失去信心,10項民生改善措施驟然失去提升政府民望的作用;這樣,與政府連在一起的建制派,怎可確保票源不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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