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9年6月23日 明報 副刊>
作為和理非「廢中」一名，殖民地社會成長的經驗教育我們，要相信透過制度去解決問題，制度不佳，大家提出意見去改善； 對於監警的制度，我是曾經相信過的。
經歷過去20年的近距離觀察，包括採訪報道投訴警察的個案、見證由「警監會」到「監警會」的制度變化、見證歷任主席由殿堂級資深大律師到當政協的事務律師出任，甚至近年筆者以組織幹事身分，協助遇到警方襲擊的同事去投訴的親身經歷，凡此種種都體會到，監警制度根本不僅是沒有調查權的「無牙老虎」這麼簡單，至近年根本是「壞咗」的失效制度。政府着巿民用現有監警機制去投訴6．12的警察濫權，猶如叫趕路的心急人登上一輛根本去不到目的地的壞車。
究竟監察警察的制度是如何壞掉的呢？鑑古知今，那必須回看一些歷史。在回歸前的1994年，簡稱「警監會」（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的組織成立，去審核投訴警察的個案。要留意的是，直至今天，投訴個案一直也是由警察自己人查自己人，警監會（或日後的監警會）是沒有調查權的。
主席人選由響噹噹到廣西政協
在這個前設之下，過往政府都會委任響噹噹的人物去出任監警會主席，才能「壓住個場」，去審視由槍桿子組成的港府最大部門警務處有否濫權，前主席包括有民主派「教父級」人馬的資深大律師張健利（1992至1998年）、現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資深大律師鄧國楨（1998至2004年）、資深大律師黃福鑫（2004至2008年）；在籌組至落實成為法定組織及改名為「監警會」時期的資深大律師翟紹唐（2008至2014年）。而「變壞」之端，始於2014年，前特首梁振英委任廣西政協、律師郭琳廣出任主席（2014至2018年）。
不少團體以至傳媒組織都確認，人稱「翟少」的翟紹唐在任內善用有限條件及權力，推動落實監警的工作，頗有勵精圖治之感，在那些年，公眾不難見到監警會主動調查，例如2012年時任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時觸發的投訴（即「黑影論」警察阻傳媒拍攝，以及禁止麗港城居民出入的範圍太大等）。另外，翟任內多次主動約見涉及遊行集會事宜投訴的持份者，如民陣、記協、攝影記者協會、香港人權監察等，在2012至2014，每年都與民陣會面；2013年七一遊行、2014年元旦遊行，監警會多名成員均有親身到場觀察。
郭琳廣上場後，監警會即出現急速開倒車的情况。2014年佔領運動，警方使用催淚彈及後來清場的爭議，監警會都沒有以特別調查的模式跟進，只是定期總結因應佔中累積的投訴數字及警方調查進展；郭在任內未見與遊行集會相關團體會晤，他接觸社會各界的單位，集中是中華總商會、區議會及校長會等。更令人吃驚的是，過去兩年監警會重點接觸的單位已變成港澳辦、訪港內地官員，以至深圳海關緝私局政代表團等（資料來源為監警會網頁）。
泛民出局 幫港出聲成員獲委
另外，監警會成員過去5年亦出現急速「洗牌」情况，新獲委任的成員大多缺乏人權及刑事法律相關知識，部分甚至曾公開「撐警」。在2013/14年度的成員中，法律界的代表有港大法律學者張達明、前律政人員資深大律師陸貽信，社福界的有時任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傳媒廣播界有大班鄭經翰，泛民代表有梁繼昌和黃碧雲，建制派代表有大律師馬恩國。上述成員現已全部離任，翻看現今成員名單，既無泛民議員或代表，近年新增成員包括唱《小明上廣州》而馳名的李家仁醫生，以及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法律顧問、幫港出聲成員錢志庸等。
除了監警會「駕駛員」的變化，再看該會本身制度的機件問題，便更見顯著。監警會沒有調查權，投訴個案的調查由警方投訴警察課的警務人員負責，這些警員只出任該崗位數年便會調走，故為怕「山水有相逢」，前線調查的深入及力度有限，結果全視乎主理投訴課的警官心態，以及監警會「捽」得有幾出力。
而投訴個案的調查結果，每每是陷入文字遊戲式的苦戰，在整個投訴過程中，投訴人一概不會知道警方調查過什麼人、調查深度、證據內容，成立與否的具體原因，極大多數甚至是涉及嚴重濫權的投訴個案，當事人只會收到草草幾十字的信件，告訴他們案件最終「無法證明屬實」等。
投訴漫長 結論不明不白
筆者曾任某組織的幹事，有同事工作期間被一群警察襲擊，大家都希望透過制度去解決事件，到警察投訴課正式投訴。結果是，調查整整花了兩年半，雖則投訴人完全合作，由錄口供、提供傷勢報告，到提供傳媒拍到的片段，組織亦曾到警察總部及監警會示威遞信，要求合理地盡快調查，但結果一宗投訴被警察毆打的嚴重事故，最後獲一封兩頁信件回覆，當中僅有3個小段落告知調查結果，提到投訴人毆打指控有「若干證據支持」，警隊會向人員作出「適當紀律處分」云云，但又稱所有投訴指控終極也是「沒有充分的證據」、「無法完全證明屬實」、「無法追究」。無論在警方回覆及監警會跟進，全無提及是什麼「適當紀律處分」，究竟調查過什麼單位及警員人數？無。證據為何不足？無。警方有無汲取經驗作改善？無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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