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9年6月3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林泉忠 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副研究員>
「六四」事件轉眼三十周年了。這是一個當年震撼世界，並成爲20世紀人類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也是影響此後兩岸三地關係，並在無數華人心裡留下永久烙印的歷史傷痛。
「六四」事件與「八九民運」一體兩面，其最重要的關鍵詞----民主。從世界的視角而言，今年也是象徵著鉗制自由的柏林圍墻倒塌三十周年；倘若著眼於中國近現代的歷史進程，今年也是中國社會呼喚「德先生」的「五四」運動100周年，及中共在中國大陸成功推倒孫中山等建立的中華民國，並標榜追求更民主更自由的新中國成立70周年。在此「逢九」的歷史年份，省思過去三十年來華人世界尤其是兩岸三地社會的民主進程，別具意義。
環視今日兩岸三地各自的民主發展階段，尤其是兩岸之間，顯然不能同日而語。然而，在30年前的1980年代末，彼此之間的差距其實並沒有那麼大。
30年前 兩岸三地民主進程相若
歷經了文革的十年浩劫，並經過1970年代末被稱為「北京之春」的「民主牆」運動後，1980年代的中國處在迄今言論與思想最自由奔放的年代，今天在學術界成為禁忌的「憲政」、「制憲」等議題在那個年代都能較自由地討論。1982年中國《憲法》確認了村民委員會的法律地位，為村民自治提供了法律依據。1988年6月中國大陸《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開始試行，啟動了村民委員會由選舉產生的新模式。中共十三大後，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主導下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揭開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頁。
在台灣海峽的另一邊，標誌着台灣政治走向民主化的里程碑，是1987年台灣終於解除了長達38年的戒嚴令及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臨門一腳後，於1991年及1992年開始實施的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全面改選，使台灣從「威權政體」成功走向「民主政體」。在此之前，國會層級的選舉除了非制度化的增額選舉與補選外，維持了「萬年國會」的基本架構。換言之，1990年代之前台灣的制度化選舉基本上只停留在非中央直轄的縣市長與縣市議會的地方選舉，這點與香港的情況頗為相似，也與大陸之間並沒有相差太遠。
早在1980年代，香港已建立比台灣更健全的法治社會，在言論與學術自由度方面更是兩岸三地之冠。儘管港英政府在推動民主選舉方面起步較慢，卻也在1982、1983年開始實施區議會與市政局部分議席的直接選舉。後來，香港政府發表《1987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徵詢社會對「88直選」的意見。不過由於受到中資機構動員反對等因素，「88直選」最終胎死腹中。直到跨入1990年代，香港才於1991年正式開始實施部分立法局議席的直選，並於1995年實現了所有議席由選舉產生。
換言之，1980年代兩岸三地在民主改革方面，彼此之間處於相對接近的階段。然而，30年過去了，三地在民主化的距離不是更接近，而是越拉越大，如今已走到不能相提並論的階段。
30年後 三地民主距離不斷擴大
台灣在步入1990年代後，迎來了波瀾壯闊的憲政改革時代。在經過國大代表與立法院全面改選後，1994年舉行了台灣省與直轄市的直選，並於1996年首次實現了總統直接民選，完成了政體民主化的基本程序。台灣迄今已完成了三次的政黨輪替，民主實踐透過一次又一次選舉而日趨成熟。
而香港則經歷了1997年「回歸」後選舉制度重來的變遷，而在邁向特首與立法會「民主雙普選」的道路上，則因北京的意向而變得舉步維艱。目前立法會選舉仍停留在只有一半議席可以直選的階段，何時能達至普選所有議席，而民主普選特首何時得以實現，經過2014年的普選風波後，時間上更爲渺茫。
而在中國大陸，隨着趙紫陽在「六四」後失勢，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被裁撤，「政治體制改革」從此停滯不前，30多年過去，直接選舉方面迄今仍停留在村民委員會的層級上。
誠然，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經過「改革開放」的深化，而取得舉世公認的傲人成就。大陸一些新崛起的跨國企業開始影響世界，而國家推動的「一帶一路」國際戰略，也揭示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及對世界影響力的上升。在此過程中，大陸主要城市的經濟實力與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如今已接近甚至超越了台灣和香港。
於此同時，北京繼續堅持「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並用經濟發展的成果，作爲維持既有體制合法性的依據。然而，如此的體制顯然已趕不上社會發展的需求，官員腐敗問題早已病入膏肓，此起彼伏的「群體事件」已成爲常態。爲了「維穩」，政府則持續付出比國防預算更高的維安成本。世界罕見的、幾乎中國所有的地鐵站都必須通過安檢的做法，所突顯的正是國家治理體制與社會人民之間的脆弱關係。如此下來，近年中國知識界普遍反映的、對媒體尺度的限縮、以及課堂上「七不講」及舉報機制等對言論乃至學術自由限制的升級現象，當然也已是屢見不鮮的話題了。
對兩岸三地關係的影響
值得强調的是，三十年前的「六四」事件及其後「拒絕民主」的中國崛起，不僅牽制了經濟發展後中國公民社會的建立，還產生對大陸與香港、台灣，以及世界關係的負面影響。
在内地與香港關係方面，好不容易在回歸後的前十年香港社會相對安定，香港市民以積極的態度看待香港與大陸的發展前景。在身分認同上，香港民眾視自己為「中國人」的比例升至歷史新高，然而2008年之後的10年來，中港兩地的關係卻每況愈下。當年的「豆腐渣工程」、「毒奶粉事件」、「劉曉波事件」、「李旺陽事件」、「銅鑼灣書店事件」等衝擊了香港市民對北京的信任。而北京對已承諾的「普選」的變相食言，最終釀成2014年的「佔中/雨傘運動」。
至於兩岸關係方面，三十年前的「六四」事件，成爲扭轉台灣社會對與中國大陸關係的重要因素。「八九」民運期間，數千年輕人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聲援北京爭取民主的學生。然而，其後的結局也使許多台灣人從此決心各走各路，在政治上不願再與中國大陸作任何連接，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也在其後的「千島湖事件」後不僅不再成爲主流，並一路跌至近年來的個位數。在大陸民主道路停滯不前的這三十年，台灣的民主成就包括公民社會的建立日益成熟，客觀地拉開來了兩岸的距離，也降低了台灣民眾對兩岸統一的欲望。
不止於此，「拒絕民主」的形象也衝擊了世界對崛起中國的信任。四十年來美國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隱含著對中國經濟起飛後帶動政治民主化的期待。如今美國透過貿易戰等對中國的「打壓」所揭示的「中美新冷戰」格局，相當程度來自於對中國拒絕走向民主的失望。其實，去年10月彭斯副總統的「新冷戰演説」早已呼之欲出。
鄧小平在「六四」之後，説過中國人要一人一票選出領導人，還要五十年。然而，轉眼三十年過去了，無數中國人及海外華人所期待的中國民主政治的實現仍遙遙無期。今年新中國將迎來七十周年的大慶，中國的國家發展方向何去何從，無疑將再度引發熱烈的討論。如何讓三十年前的「六四」事件真正軟著陸，如何讓中國進一步發展成讓世人真正肅然起敬的國家，如何實現真正的四海歸心及海内外華人長久期盼的「中國夢」，包含在十六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中的「民主」，相信仍是無可回避的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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