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9年8月19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林泉忠 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副研究員>
日前回到美國哈佛大學，拜訪年近九旬的恩師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就中國崛起引發的世界效應，向恩師請益。談到後半部分，傅教授突然話鋒一轉，向筆者拋出一個問題來：「香港問題你怎麽看？」
傅高義教授是世界知名的中國研究權威，對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軌迹，瞭如指掌；亦對中國崛起所面臨的諸多挑戰，有着深刻的認識。其深具睿智的洞察力，亦於近年的巨著《鄧小平時代》中表露無遺。
作為晚輩的筆者，深受恩師的啓發，近年也在從事「中國崛起」與世界如何應對的研究。其中早在2017年1月出版的學術論文《中國崛起症候群》中，就已清晰地指出：香港是研究「中國崛起」是否能贏得世界認同，以及觀察「中國體制」如何影響世界的最佳個案。
「中國體制」的「外溢」現象
該論點是基於隨着中國的經濟成就及國力的迅速增強，一方面印證了「非西方發展模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國崛起」態勢已開始形成對戰後稱霸世界的「美國體制」的挑戰。這裏所指的「美國體制」，並非僅針對美國一國，亦非僅限於區域安全議題上以美國主導的亞太戰略。前者包含「自由」、「人權」、「民主」等西方價值體系的重要元素；後者則包括涵蓋「開放」、「公平」、「國際法」精神的世界經濟秩序。
重點是「中國體制」在中國崛起之前，其滲透的範圍只限於直接管轄的中國內地。然而，中國崛起之後，其影響區域已經「溢出」原有的區域，並以同心圓的圖形，程度不一地對外擴散——離中國內地愈近，其所受到的影響力就愈大，衝突也可能較大。首當其衝的「外溢最前沿」，正是香港。這是「中國體制」「外溢」的第一圈，第二圈則是台灣。
「中國體制」影響的第三圈，是與中國有領土糾紛及地緣政治利益衝突的周邊地區，包括東海與南海的相關國家，如日本、越南、菲律賓，及安全議題上追隨「美國體制」的韓國等鄰國。而再往外延伸的第四圈，則是被納入中國主導的區域秩序所涵蓋的地區，大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包含在內。最後，第五圈則是中國影響力相對較弱的其他地區，包括歐美等西方民主國家。
即使是最外圍的歐美國家，即「美國體制」的核心地帶，近年也開始感受到來自「中國體制」的壓力。美國主導的、以牽制伴隨着中國崛起的產物——「一帶一路」國際戰略——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即為一例。美國副總統彭斯於2018年10月4日發表的「中美新冷戰演說」，則是「美國體制」全面備受「中國體制」擠壓下的焦慮表現。
誠然，中國崛起下的「中國體制外溢現象」，存在與之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正面解讀。該視角包含：（1）中國崛起「給世界帶來機遇」（第三至第五圈），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運作的香港與澳門地區的語境，則是「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第一乃至第二圈）；（2）「一帶一路」為「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了動力和引擎」，是「中國向全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因而成為中國「引領世界走向共同繁榮」的象徵。
無可厚非，作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中國的發展，的確相當程度為區域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動力，提供了許多商機——儘管這並非限於中國，過去的美國、歐洲、日本等，也曾為世界經濟作出莫大的貢獻。
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乃至於第三圈和第五圈的部分國家，也批評中國的「一帶一路」是「輸出債務」、「新殖民主義」，甚至憑藉龐大的經濟力量，企圖干預他國的政治運作。這些批評乃至指控的主要依據，即「中國體制」與「美國體制」不同，「缺乏透明度」、缺乏基於「公平、公正、公義」的運作原理。而其來源，則不僅是「中國體制」先天的「非完全市場經濟」運作模式，更是其背後存在的，因基於權力至上思維，即使在改革開放、推動市場經濟的年代，仍然由國家掌控所有資源，包括教育、媒體，而導致「信息不透明」、「與世界格格不入」等由「一黨專政體制」衍生出的制度上的問題。
香港——「中國體制外溢最前沿」
重點是，帶有如此特性的「中國體制」，隨着國力的迅速增強而自然「外溢」時，就容易引發與基於「美國體制」的境外世界之間的矛盾、摩擦，乃至衝突。2019年因《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發震撼世界的「香港風暴」，正是「中國體制外溢」時所遭遇的「出乎預料」的慘痛經驗。就香港的社會脈絡而言，則是「一國兩制」走向「一國一點五制」，乃至「一國一制」方向的重大挫折。之所以「出乎預料」，乃源自於對造就了「中國崛起」的「中國體制」適用於境外世界的過度自信。
換言之，「2019香港風暴」突顯了「崛起」時代的中國，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巨大挑戰。歸納而言，其一是如何讓北京要求「歸心」的香港、澳門乃至台灣，接受「中國體制」的「外溢」效應；其二是在國際治理議題上，與「美國體制」在制度上南轅北轍的「中國體制」，如何在堅持「拒絕民主制度」的同時，取信於世界的重要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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