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23年3月1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3年防疫「清零」去年末突然終結，社會經濟重啟之際，人們期待着3月政治盛事「全國兩會」，能為疫後中國提供明晰指引。如何追趕因防疫失去的3年？後疫情時代的中國還面臨哪些問題與困境？圍繞這些話題，本報日前專訪了香港博源基金會學術委員、深圳大學特聘教授丁學良，他分享了自己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見解，並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經濟模式中還存有更多深層次隱患，危害程度更甚過疫情影響。
（1）不限制人的活動 可收復疫下失地
初見丁學良，是在2月一個下午，這位知名學人相約記者在他任職的深圳大學校外一處公園裏見面。在不少深圳人看來，這城市在一兩個月前「幾乎所有人都感染過了」、「現在街上沒人戴口罩了」，但該校仍在執行嚴格的進出防疫登記——過去3年的舊痕迹，在這裏仍有迹可循。
新冠擾亂經濟 甚於戰爭
憶起新冠3年，丁學良感嘆，這場疫情，論波及地域之廣、影響人口之多、干擾時間之長、不可預測性之深，已令世界原有生活和生產進程長期受停滯，為20世紀以降人類社會絕少有之事件，所造成的經濟擾亂，某種意義上，已甚過了動亂、革命或戰爭等人為危害。
恢復經濟 要滿足必需品買賣
丁學良以內地珠三角地區舉例，指在他觀察中，「這個代表全中國最有希望的經濟地域」，過去3年裏娛樂服務領域有不少高人氣行業，因難捱生意低迷陸續倒下，為數不多能堅持下來的，僅剩販賣菜肉等基礎商業活動。丁學良說，這背後，皆因日常必需品（daily necessity）的供給契合了民眾基本需求，而激活滿足這類需求之商業活動的運作，對於恢復社會經濟會起到決定性影響。
丁學良想到2003年沙士（SARS）疫情襲港，指這場維持了數個月的疫情，令到彼時香港經濟墜入二戰後最不濟狀態。丁說，當時就如何渡過危機，香港內部多有討論，他本人亦有份謀劃。其中，關於讓內地香港兩地人員與物質交往恢復正常的行政決策，自那時脫穎而出，並於後續發揮了關鍵影響。
當年中，沙士戛然止息，中央政府隨後祭出重磅項目「赴港個人遊」，大量從未踏足香港的內地客此後紛至沓來，「香港市面上頓時重現人氣」。丁學良說，他本以為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會看不起這類低檔服務業」，沒想到「開了這個口子後」，促成了整個城市的復興，也帶來了人們對這裏的信心，甚至激發了延伸的商業效果。他說，旅遊業的開放給一個社會帶來的影響力，「遠遠超過GDP（本地生產總值）上的字面統計」。
港20年前復蘇經驗可供借鏡
而香港之例，對於如今的內地，也掉返轉頭，有了借鏡意義。在丁學良眼中，內地現時「基本上步步恢復正常」，「只要不限制人的活動」，修復因疫情造成的經濟影響，這一點並不令他「擔憂」。
丁學良判斷，倘若不出現防疫路線大轉變，未來3到6個月，內地大面積地區的經濟便可走出低迷。「條件差一點的地方，由於人員流動較少、支付消費能力較低等因素，或許需要多點時間緩解；條件好的城市，如北京上海、長珠三角等地，甚至很多中等旅遊城市，3個月就能恢復到疫情前水平，少數地方甚至還會有所增長」。
（2）人力、資本、科技創新 問題不因疫情淡化消解
丁學良也說，雖然他對現時內地的經濟復蘇之勢感到樂觀，但「這只是起點對了」，延伸下去「還遠遠不夠」。他不避諱地指出，對於中國經濟而言，有些問題是因疫情而惡化，還有些問題非因疫情而產生，且這些問題不會因疫情的淡化而得到消解。丁表示，「在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所依賴的3個領域『人力資源』、『資本資源』和『科技創新資源』當中，中國如今都顯現出相應的結構性問題」，在外部環境近年異變的催化下，這些因素或對內地經濟長遠走勢影響深遠。
老齡化加劇 人口紅利漸消失
就「人力資源」牽涉問題，丁學良指出，大量廉價勞動力提供的不可持續性，自疫情前就已在內地引發各階層憂慮。在他看來，這種曾為中國經濟指數貢獻良多的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如今滲透到社會各方面，「不可能永遠指望它下去」。中國人口自去年出現逾60年來首度負增長、內地社會老齡化趨勢近年持續加重、不少地方養老金財政成本按年加劇，這些問題都令到此結構性障礙持續掣肘經濟的增長。
基建回報率減 政府揹債浪費資源
對於「資本資源」潛藏問題，丁學良說，具體所指，即是國家經濟資源的投資效益「如今愈來愈低了」。在他看來，過往一遇到嚴重經濟風暴、蕭條或是危機，繼而國內或國際面臨大面積經濟衝擊時，中央政府總慣用承襲社會主義思維的策略「不斷增加對基建等固定資產投資」，來予以應對。「這種經濟思路是中央認為最有決定性的一招，但其實這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有嚴重誤解。」
丁學良認為，當局把GDP的大比重資金用於硬件投資，大舉興建道路、橋樑、機場、水庫、摩天大樓等設施，甚至廣泛翻新城市，長此以往「不能總是不考慮它的回報」。丁引用數據指，1980至2008年期間，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佔GDP比例從25%上升至43%，次年猛升到47%；2009至2015年期間，全國投資佔GDP比例一直維持在45%至47%之間。而2000至2015年期間，GDP年增長率卻下滑約2個百分點，即「投進去的愈多，回收愈少」。
「基礎建設的投資，你也要對照平均市場回報率來作效益評估」，丁學良認為，當局應以此原則作準擇優投資，而「不能總是盯在這個領域（基建）上」。他指出，中國基礎設施硬件投資的回報率歷年遞減，造成至少兩大後果：其一是政府背下大量債務、資金無法回籠；其二是造成大量投資建成之所謂「設施」，因供多於需而空置舊化。此兩者最終導致了全社會範圍內稀有資源被低效使用以至白白浪費。丁指出，由於民營企業投資行為更看重回報率，若欲優化上述議題，可考慮讓資金更多地流入民營企業。
海外先進科技對華關門 業界憂心
丁學良說，內地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直到本世紀初幾年，全要素生產率趨勢一直呈增長態勢，具體表現便是那個年代，投入等量人力資金，產出總值能長期維持上升勢頭，這背後得益於「技術在更新」的助推。惟近年來，這一趨勢愈趨式微，整體國際形勢環境對中國愈發不利，全球技術最發達經濟體與內地之間的高科技互助渠道愈發受限制，這在特朗普主政美國時代和新冠疫情的3年間格外顯著，繼而導致諸如技術等全要素生產率的組成要素，其比重不斷下降，在經濟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愈發衰減。
丁學良指出，以美國為首，目前包括歐洲、日本甚至台灣等地，都正將自己最先進的科技以至研究成果，逐步對大陸關上大門，「這是我特別擔憂的一點」。丁說自己近年參加一些以深圳、珠三角為基地的「中國最重要科技公司」的非正式研討會時，最常聽到企業高層談及話題，都是對此問題「憂心忡忡」。「公開場合下，你聽不到這些」，丁說，而且「這個問題在未來至少10年內，恐怕都不會有所好轉」。
丁學良以當下火爆的超人工智能程式ChatGPT作例，指內地需自我檢視，「為何這些奇蹟總是能在美國誕生，而不是在我們這裏？」此般差異背後，皆因為「美國提供給了最優秀科技人才以最大的空間」，「行政對自下而上的開創性互動不會設限制」，這種環境是「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比擬的」，他提高音調、比劃着手勢對記者說。
（3）產業鏈優勢短期難取代 自主創新長期關鍵
對於中國的短中長期經濟前景，丁學良認為，中國的製造業及出口功能，至今仍為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生產訂單所依賴，很多外來的生產技術如今亦在內地「被本土化」，就中低檔產品的生產鏈來說，全球範圍內至今都難找到替代者。因此，即便在近年局部逆全球化「脫鈎」氛圍下，有西方企業正從內地撤離生產線或轉移訂單，但短期而言，尚不足以完全消除或取代中國在過去40年裏，通過全球化所發展出來的產業鏈優勢。
但丁學良亦指出，中國目前處在由中級向高級工業化經濟形態的過渡階段，今後能否在自主科技創新上獲得長足進步，是未來能否破解自身經濟情勢受中美角力所困的關鍵變量，「而任何真正的創新，必定只會從受到法律保障的自由環境中孕育，愈多自由，愈多創新」，他反覆強調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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