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21年2月28日 明報 社評>
北京上周召開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告，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並形容這是「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過去40多年，內地農村累計有7.7億貧困人口脫貧；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中國減貧人口佔同期全球減貧人口逾七成，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減貧目標。不過，中國自身也承認，經濟發展不平衡仍是基本國情，在農村基本消滅絕對貧困之後，如何解決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貧富不均，以及改善社會的貧富懸殊難題，才是今後面臨的重大課題。
貧窮是困擾中國千百年的難題，即使改革開放40多年，人民生活有了較大改善，但到2012年底，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農村，仍有9899萬貧困人口，比全球90%以上國家的人口都多。而且貧困縣不僅分佈於中西部，距離香港僅數百公里的廣東清遠陽山縣、韶關乳源縣、汕尾陸河縣，3年前都還是國家級貧困縣。
進入本世紀，中國曾經兩度提高貧困線標準，先由人均年收入1000多元提升至2300元（人民幣，下同），2020年脫貧驗收的標準為：人均年純收入超過4000元，且須「兩不愁、三保障」，即吃穿不愁、有安全飲水，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
獨特開發式扶貧 摘帽後不摘政策
一般國際上通行的減貧方法，不外乎是對窮人減稅，對富人增稅。但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扶貧，並不是簡單地以財政措施來實施，而是人類歷史上鮮見的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開發式扶貧」，即靠政府大規模介入，投入大量人力、資金，為貧困地區做好道路、飲水、電力、通訊等基建，然後引入投資，為貧農提供可以持續的生計；對於不適宜人類居住的窮村，則實行移民遷徙，為他們在他鄉建立新村。
2012年以來，中央、省、市縣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累計投入近1.6萬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投入6601億元。東部富裕的14個城市，對口幫扶中西部14個省區市；307家中央機構定點扶貧592個貧困縣；各地駐軍就近就地幫扶4100個貧困村；8年間，派出2000萬人次進村入戶，蒐集貧困人口資料和信息；共有25萬多個駐村工作隊、300多萬名縣級以上機構派出的幹部常駐窮村，做到戶戶有責任人、村村有幫扶隊。這種舉世罕見的精準組織，創造了減貧的「中國模式」。在內地的扶貧事業中，也有香港人的一份貢獻，還有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援手，習近平在講話中，特別向香港、澳門、台灣同胞及海外僑胞，以及相關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外國友人，表達謝意。
正是憑藉中國特有的這種扶貧方式，去年雖然爆發新冠病毒疫情，夏季又有1998年以來最大的洪澇災害，內地還是在年底完成了最後52個貧困縣、551萬人口的脫貧，並且宣布「四不摘」，即貧困縣黨政首長保持穩定，摘帽不摘責任；扶貧政策繼續執行，摘帽不摘政策；駐村工作隊不撤，摘帽不摘幫扶；防止農民返貧，摘帽不摘監管。
貧富懸殊仍嚴重 社會公平路漫漫
中國在消除貧困取得巨大成就，但東西部差別、城鄉差別、各群體之間貧富懸殊的矛盾逐漸突顯，社會公平問題仍然嚴峻。國家統計局於2000年公布中國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為0.412，之後官方再未公布這一指數，有研究認為內地堅尼系數2019年已達0.465高位，而國際上通常將0.4作為貧富差距影響社會穩定的警戒線。
去年兩會上，總理李克強有關「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之言，在內地引起熱議，國家統計局從全國住戶收支與生活狀况調查數據對此作出印證。人民銀行的調查數據顯示，內地未計農民的城鎮居民家庭按照淨資產分組：排前1%的家庭，擁有全社會17.1%的財富；前10%的家庭，擁有全社會49%的財富；前20%的家庭，擁有全社會64.5%的財富；前40%的家庭，擁有全社會82.6%的財富；而最底層20%的家庭，其淨資產只佔全社會的2.3%。以每戶家庭平均資產值計，北京是新疆的7倍。
可見，改革開放之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施政方針影響深遠，去年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有關於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10個遠景目標中，包含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一項。縮小貧富差距是世界難題，現在看來，這是比農村脫貧更為艱巨的任務。正如習近平所指出，「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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