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扶貧刻不容緩 共同富裕教育先行

 <轉載自2021年3月1日 明報 社評>

深圳中學公布招聘名單，去年錄取66名新教師當中，39名碩士27名博士，年薪40萬元人民幣，舉國嘩然。擁博士學位教中學是資源浪費，但大城市經濟發達，教育資源豐富，可以「奢侈」一番。這是國家撥款制度使然，一時難以改變，但可以採取富省協助經濟落後省份的扶貧辦法，促進資源相對平均分配，以教育扶貧的辦法共同富裕。而歸根結柢的解決辦法，是全國教育經費必須大幅提升。

內地中小學的經費來源，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撥款兩個部分，財政寬裕的地方，學校的經費高，深圳市一名教師的月工資可以達到3萬多元，青海省教師則只有4000多元。這個近乎雲泥之別的差異，導致人才流向嚴重失衡，深圳中學的教師不但學歷高，而且都是來自清華北大甚至美國常春藤大學的碩士博士，而貧困省份教師，初中幾乎都是中等師範學校畢業生，高中教師也未必能做到全部有學士學位。

發達地區博士任教中學 落後省份教師投考警察

博士教中學，肯定是資源浪費，但人往高處走，作為個人選擇，無可厚非，因為大城市不但能夠提供基本待遇高，還有戶籍和其他補貼等吸引條件。由於國家有規定，教師工資不能低於當地公務員的水平，所以在經濟落後地區，更會出現教師僧多粥少而入職困難的情况，剛畢業的師範學生，只能應聘到農村學校，等待城鎮的空缺，曾經出現光怪陸離情况，一個小縣城招聘警察，申請者八成是農村現職老師，因為當警察比較容易調到城鎮。

人才失衡的困境，不能要求犧牲個人利益作為解決辦法，制度改革才是根本之道。從2007年開始，教育部下屬的6所師範大學，用免學費招收師範生，畢業後必須到中西部地區任教，並且承諾任教幾年後可以優先考研究生，10多年間培養出一大批優秀教師支援中西部地區，但完全依賴中央撥款令這個計劃沒有進一步擴大，只有江西一個省願意撥出經費跟中央合辦免費師範生的計劃，地方政府教育開支多寡，對於該省的教育經費有關鍵的影響。

教育經費佔省公共預算支出最高的是山東省，2019年佔到了20.07%；最低的是青海省，只有11.8%；低於15%的，有12個省份。省政府對興學不積極，因為教育是百年樹人工程，不容易在短期內看到政績，而社會的關注目光放在學生考上大學的比率，所以教育經費即使已經左支右絀，也不會大量投放到基礎教育。9年義務教育是國家的統一政策，一些富裕地方完全有足夠財力支持12年免費教育，但廣東至今也只有珠海一個城市實施，深圳、廣州的財政收入一點不薄，為何也忽視基礎教育呢？恐怕這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關。

教育經費佔GDP 4% 全球排名100開外

1993年通過的教育規劃大綱，要求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不能低於4%，目標須在2000年實現，但中央政府一直拖延到2012年才付諸實行。這個全國人大決議的執行情况，雖然在過去8年一直能做到，但也只是僅僅及格而已，2019年教育支出佔GDP僅為4.04%。4%的比例，是建基於20年前對經濟發展速度的估計，而今國家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相當多的省份已經跨進發達國家水平，4%的目標需要大幅提高，因為發達國家的教育投入，最高的達到8%，起碼也有5％到6%，而4%只能排在全球190國家的100名之外。

中央教育經費不足，而且還向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傾斜，剩下來給幼兒園到高中的教育經費，只佔總開支的48%，小學生的年人均開支只有11,600元，中學生只有16,000元，當中還有行政和基建維修等開支。富裕的大城市有地方政府補貼，經濟落後地區的經費，捉襟見肘的情况比比皆是。

國家剛剛宣布，脫貧任務圓滿完成，下一步的目標是共同富裕。教育不但是改變個人命運的途徑，也是富國興邦的基石，特別是在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年代，一個地方的教育發達水平，決定這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可以走得有多遠，步伐有多快。由於地理位置或者各種資源貧乏導致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可以通過發展教育彎道超車，而目前國家撥款制度與不同地方的財政收入水平，一時間難以徹底改變，中央政府教育扶貧的政策，就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解決脫貧難題，是啟動富裕省份幫扶貧困地區，國企央企和社會力量全部動員起來，才能在短時間內取得在人類歷史值得驕傲的成績，如果照辦煮碗，動員富裕地區的學校，抽調人員到貧困地區學校支援一段時間，雖然不是長久之計，也可以解燃眉之急，同時也是體現全國一盤棋的精神。希望這次深圳中學大量招收博士當老師的事件，能夠引起全國重視基礎教育，重視經濟落後地區的教育經費不足問題，而最關鍵的還是中央政府要狠下決心，提高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作為增加經費的新目標。

Addressing poverty in education is a matter of priority

Shenzhen Middle School has announced its list of recruitments. Of the 66 new teachers recruited last year, 39 have a master's degree and 27 have a doctorate degree, and their annual salary is RMB400,000. This provoked a nationwide uproar. It is a waste of resources to have someone with a doctorate teach in a middle school. But big cities ar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nd have abundant educational resources, so they can indulge in such ''luxury''. This is the result of the national funding system, which is difficult to change at once. However,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method of rich provinces helping economically backward provinces to promote a relatively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can be adopted her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ducation can be a way to make schools become prosperous together.

The source of funding for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on the mainland includes both central government fund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funding. Schools in affluent places are highly funded, with the monthly salary of a teacher in Shenzhen reaching more than RMB30,000. In contrast, a teacher in Qinghai province earns only RMB4,000 or so. The huge difference has led to a serious imbalance in the movement of talent. Not only are teachers in Shenzhen Middle School highly educated, but they also have a master's degree or doctorate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or even a US Ivy League university. In contrast, junior school teachers in poor provinces are mostly graduates of middle-ranking normal schools. Even high school teachers do not all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Such a difficult issue of talent imbalance cannot be solved by asking individuals to sacrifice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Only a reform of the system can solve the issue fundamentally. Since 2007, the six normal schools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ve enrolled students without asking them to pay tuition. Thes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teach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fter graduation, but they are also given the promise that they will have the priority to apply for graduate school after teaching for a few years. Over the past decade or so,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teachers have been nurtured to support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owever, the plan is completely reliant on funding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it has not been further expanded. Only one province, Jiangxi, is willing to allocate funding to co-sponsor the free-tuition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me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amount of a local government's spending on education has a critical impact on the province's education funding.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way to change one's destiny, but also the cornerstone of the prosperity of a nation. This is especially so in the era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The level of educational sophistication of a place determines how far and how fas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place can go. Areas that are not economically developed due to their geographical location or the lack of various resources can overtake other regions by developing educat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y of addressing poverty in education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o get rid of poverty, a difficult issue, it is necessary to mobilise rich provinces to help poor regions. State-owned and centr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forces can all be marshalled to attai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 great achievement in human history that is the pride of the world. Mobilising schools in rich areas and deploying staff to support schools in poor areas for a period of time, although not a long-term solution, can address the urgent needs and give expression to the idea that the whole nation is in the same boat.

教育扶貧刻不容緩 共同富裕教育先行

深圳中學公布招聘名單，去年錄取66名新教師中，39名碩士27名博士，年薪40萬元人民幣，舉國嘩然。擁博士學位教中學是資源浪費，但大城市經濟發達，教育資源豐富，可「奢侈」一番。這是國家撥款制度使然，一時難以改變，但可以採取富省協助經濟落後省份的扶貧辦法，促進資源相對平均分配，以教育扶貧的辦法共同富裕。

內地中小學的經費來源，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撥款兩個部分，財政寬裕的地方，學校的經費高，深圳市一名教師的月工資可以達到3萬多元，青海省教師則只有4000多元。這個近乎雲泥之別的差異，導致人才流向嚴重失衡，深圳中學的教師不但學歷高，而且都是來自清華北大甚至美國常春藤大學的碩士博士，而貧困省份教師，初中幾乎都是中等師範學校畢業生，高中教師也未必能做到全部有學士學位。

人才失衡的困境，不能要求犧牲個人利益作為解決辦法，制度改革才是根本之道。從2007年開始，教育部下屬的6所師範大學，用免學費招收師範生，畢業後必須到中西部地區任教，並且承諾任教幾年後可以優先考研究生，10多年間培養出一大批優秀教師支援中西部地區，但完全依賴中央撥款令這個計劃沒有進一步擴大，只有江西一個省願意撥出經費跟中央合辦免費師範生的計劃，地方政府教育開支多寡，對於該省的教育經費有關鍵的影響。

教育不但是改變個人命運的途徑，也是富國興邦的基石，特別是在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年代，一個地方的教育發達水平，決定這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可以走得有多遠，步伐有多快。由於地理位置或者各種資源貧乏導致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可以通過發展教育彎道超車，中央政府教育扶貧的政策，就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解決脫貧難題，是啟動富裕省份幫扶貧困地區，國企央企和社會力量全部動員起來，才能在短時間內取得在人類歷史值得驕傲的成績，動員富裕地區的學校，抽調人員到貧困地區學校支援一段時間，雖然不是長久之計，也可以解燃眉之急，同時也是體現全國一盤棋的精神。

政協報：法理台獨日 兩岸統一時 民進黨提修憲「去中國化」 上周立法院開議

<轉載自2021年3月1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全國政協機關報《人民政協報》上周六(2月27日)發布強硬文章表示，「法理台獨」成案之日，將是中國大陸全面啟動統一之時。文章引述多名大陸涉台人士稱，大陸正在密切關注民進黨當局修憲，一旦涉及「法理台獨」並成案，大陸將立即啟動《反分裂國家法》，如此將提前實現兩岸統一。

台灣立法院上周五起開議，修憲被視為本會期最重要議程之一。《人民政協報》文章稱，兩岸關係從過去幾年的僵局邁向如今「熱對抗」敏感時刻，民進黨不顧台灣民眾安危，正向危險的「法理台獨」邁進；此次其目標是「通過修憲方式降低未來修憲門檻，通過刪除憲法增修條文前的『國家統一前』 等字樣，以及修改憲法規定的固有疆域等，從法理上實現『一邊一國』，未來『台獨制憲』提前打下伏筆」。

稱核心內容定義「主權獨立國家」

前述文章提出了對「法理台獨」的定義，即為「體現解構一個中國原則、完成台灣的所謂『國家化建構』」，核心內容是重新定義台灣本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界定其領土為台灣本島、澎湖、金門及馬祖。

該文引述「多位大陸涉台人士」稱，大陸正在密切關注台當局修憲，一旦涉及「法理台獨」，並以成案，大陸就將立即啟動《反分裂國家法》，「其成案之日，就是大陸全面啟動國家統一的時間，如果這樣，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將大大提前。」此外，大陸還將根據「法理台獨」的推動情况制定《國家統一法》，對「法理台獨」從法律上作出規範。

台總統蔡英文去年初連任後宣布啟動修憲，立法院於去年10月6日正式成立修憲委員會。有中國學者指稱是切斷台灣與大陸的歷史聯結，以達至全面「去中國化」的目的。前述文章指，過去一年，台立法委員提出43件修憲案中，有3件即與「法理台獨」有關，包括民進黨立委蔡易餘提出的「刪除國家統一」提案，以及陳亭妃等人的「邁向國家正常化」提案，包含「廢省」、修改憲法增修條文中「國家統一」字眼為「國家發展」等建議。但這些提案在上一會期遭國民黨團退回程序委員會。

目前版本未提涉統獨條文

據台灣中央社上周二(2月23日)報道，陳亭妃目前另提修憲案版本，內容未有如上一版本涉及統獨敏感條文，僅保留「實質廢省」、「降低修憲門檻」等。其中，陳針對修改修憲的立委投票建議降低通過門檻。《人民政協報》批評，「降低修憲門檻」是「為未來『修憲公投』 邁出的最危險一步」。

新華社報道，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上周三在記者會上表示，高度關注台立法機構修憲動向，堅決反對台灣任何「修憲謀獨」行徑，包括為謀「獨」打開方便之門。他強調，陸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予以反制。

《聯合報》此前引述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稱，若涉及變更領土、國號等敏感議題，民進黨不會走極端主張，因為面對世界大變局，兩岸局勢多變，不能有任何挑釁。

農村脫貧成績可喜 共同富裕任重道遠

<轉載自2021年2月28日 明報 社評>

北京上周召開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告，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並形容這是「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過去40多年，內地農村累計有7.7億貧困人口脫貧；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中國減貧人口佔同期全球減貧人口逾七成，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減貧目標。不過，中國自身也承認，經濟發展不平衡仍是基本國情，在農村基本消滅絕對貧困之後，如何解決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貧富不均，以及改善社會的貧富懸殊難題，才是今後面臨的重大課題。

貧窮是困擾中國千百年的難題，即使改革開放40多年，人民生活有了較大改善，但到2012年底，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農村，仍有9899萬貧困人口，比全球90%以上國家的人口都多。而且貧困縣不僅分佈於中西部，距離香港僅數百公里的廣東清遠陽山縣、韶關乳源縣、汕尾陸河縣，3年前都還是國家級貧困縣。

進入本世紀，中國曾經兩度提高貧困線標準，先由人均年收入1000多元提升至2300元（人民幣，下同），2020年脫貧驗收的標準為：人均年純收入超過4000元，且須「兩不愁、三保障」，即吃穿不愁、有安全飲水，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

獨特開發式扶貧 摘帽後不摘政策

一般國際上通行的減貧方法，不外乎是對窮人減稅，對富人增稅。但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扶貧，並不是簡單地以財政措施來實施，而是人類歷史上鮮見的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開發式扶貧」，即靠政府大規模介入，投入大量人力、資金，為貧困地區做好道路、飲水、電力、通訊等基建，然後引入投資，為貧農提供可以持續的生計；對於不適宜人類居住的窮村，則實行移民遷徙，為他們在他鄉建立新村。

2012年以來，中央、省、市縣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累計投入近1.6萬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投入6601億元。東部富裕的14個城市，對口幫扶中西部14個省區市；307家中央機構定點扶貧592個貧困縣；各地駐軍就近就地幫扶4100個貧困村；8年間，派出2000萬人次進村入戶，蒐集貧困人口資料和信息；共有25萬多個駐村工作隊、300多萬名縣級以上機構派出的幹部常駐窮村，做到戶戶有責任人、村村有幫扶隊。這種舉世罕見的精準組織，創造了減貧的「中國模式」。在內地的扶貧事業中，也有香港人的一份貢獻，還有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援手，習近平在講話中，特別向香港、澳門、台灣同胞及海外僑胞，以及相關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外國友人，表達謝意。

正是憑藉中國特有的這種扶貧方式，去年雖然爆發新冠病毒疫情，夏季又有1998年以來最大的洪澇災害，內地還是在年底完成了最後52個貧困縣、551萬人口的脫貧，並且宣布「四不摘」，即貧困縣黨政首長保持穩定，摘帽不摘責任；扶貧政策繼續執行，摘帽不摘政策；駐村工作隊不撤，摘帽不摘幫扶；防止農民返貧，摘帽不摘監管。

貧富懸殊仍嚴重 社會公平路漫漫

中國在消除貧困取得巨大成就，但東西部差別、城鄉差別、各群體之間貧富懸殊的矛盾逐漸突顯，社會公平問題仍然嚴峻。國家統計局於2000年公布中國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為0.412，之後官方再未公布這一指數，有研究認為內地堅尼系數2019年已達0.465高位，而國際上通常將0.4作為貧富差距影響社會穩定的警戒線。

去年兩會上，總理李克強有關「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之言，在內地引起熱議，國家統計局從全國住戶收支與生活狀况調查數據對此作出印證。人民銀行的調查數據顯示，內地未計農民的城鎮居民家庭按照淨資產分組：排前1%的家庭，擁有全社會17.1%的財富；前10%的家庭，擁有全社會49%的財富；前20%的家庭，擁有全社會64.5%的財富；前40%的家庭，擁有全社會82.6%的財富；而最底層20%的家庭，其淨資產只佔全社會的2.3%。以每戶家庭平均資產值計，北京是新疆的7倍。

可見，改革開放之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施政方針影響深遠，去年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有關於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10個遠景目標中，包含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一項。縮小貧富差距是世界難題，現在看來，這是比農村脫貧更為艱巨的任務。正如習近平所指出，「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遠。」

「愛國者治港」制度化 社會多元須妥善維護

<轉載自2021年2月23日 明報 社評>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講述「愛國者治港」原則，提出要完善相關制度，特別是有關香港選舉方面的制度，不容少數「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特區政權機關。香港經歷了反修例風暴，中央要將「愛國者治港」制度化，夏寶龍談的是大方向大原則，港人只知中央將主導這場「大手術」，整個政治遊戲規則將會重寫。香港是一個多元開放社會，當年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以愛國者為主體，為包容不同政治成分和觀點留下了空間，現在中央的說法，不再有「主體」這一表述，夏寶龍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未來這個「混一色」制度，如何保障香港社會多元開放，不會出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情况，需要小心處理。

愛國標準再定義 「清一色」不是好事

過去兩年，香港政治變化翻天覆地，由反修例風暴、《港區國安法》，到現在的完善「愛國者治港」制度，中央處理香港的思路，有了根本轉變。「反中亂港者出局」、不得進入政權機關，既是中央的基本立場，亦是一國兩制的紅線。 上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聽取特首述職，提到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最近內地官媒一再開腔，強調香港存在制度漏洞，「愛國者治港」原則未獲充分貫徹，必須調整，把選舉作為國家安全核心因素予以考慮，確保香港特區政權任何時候都掌握在愛國者手中。昨天夏寶龍在研討會上的發言，是一次明確宣示，香港將有一場制度大手術，中央將會親自操刀。

1984年，鄧小平提到「港人治港」有一個界限及標準，就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理香港，「愛國者」標準有三，一是尊重自己民族，二是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三是不損害香港繁榮和穩定。昨天夏寶龍也有提到鄧小平的「愛國者三標準」，惟同時指出，這一論述是重點針對香港回歸前的情况而言，「界定的標準很寬泛」，言下之意，當然是這數十年間香港社會出現了很多變化，1980年代大多數香港市民支持回歸，港獨沒有市場，跟最近幾年「港獨」冒起坐大的情况，不能相提並論。夏寶龍的發言，可以視為中央對鄧小平「愛國者三標準」的再定義再詮譯，同時亦是將標準收緊。

何謂「愛國」易生爭議，夏寶龍一邊以對比方式，突出「愛國者」與「反中亂港者」的反差，強調「黑暴」、「攬炒」和「港獨」分子一定不屬愛國者之列，另一邊則嘗試從正面定義，提到「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尊重和維護國家根本制度和特區憲制秩序」、「全力維護香港繁榮穩定」。香港社會多元多樣，夏寶龍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即使部分市民對內地、對國家存在各種成見和偏見，中央的態度也是理解和包容的。根據夏寶龍的說法，只要這些人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線，一樣可以積極參與香港治理。

早在1984年，鄧小平接見一批赴京港人，亦曾說過「清一色不好」。中央重提「不搞清一色」，有助減少香港社會的疑慮情緒，至於在選制大手術後的香港，會是什麼模樣的「混一色」，夏寶龍未有詳談；中央在動手術前，如何聽取香港各界意見，會否以類似《港區國安法》的立法方式，由人大常委會直接為香港度身訂做，暫時亦不清楚。中央看待「愛國者」這個概念，是否採用簡單的排他法，不是「反中亂港者」就等於「愛國者」，還是要滿足多一些條件才算「愛國者」，對未來香港的政治空間，將有深遠影響。

當年鄧小平談及「港人治港」，提到治港的人，更多應該是「能夠持平的人」，「也要有右派」，「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香港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維持安定繁榮」。鄧小平此一說法，可以視為「以愛國者為主體」落實港人治港的一個註腳。時移世易，中央認為要重新詮釋愛國標準，「港人治港」表述，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直接變成「愛國者治港」。「主體」兩字之差，意味香港政治生態將收緊到什麼程度，需要密切留意。

堅持一國維護兩制 「一收就死」必須避免

根據夏寶龍的說法，中央看待「愛國標準」，有兩個層面，一是針對一般人，一是針對身居特區政權架構高位的人，前者採取「最低標準」，門檻較低，後者則有更高要求，需要有「一國」大局觀，堅持原則敢於擔當，實際就是敢於跟破壞一國兩制的行徑鬥爭。這某程度反映，中央認為香港的政治鬥爭，未來一段時間仍要持續下去。

一國兩制是香港唯一活路，一國原則要堅持，兩制亦要維護。中央提出要將「愛國者治港」制度化，並會主導這個過程，港人當然希望這場大手術後，兩制仍然可以有廣闊的空間。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一個開放度、包容度夠高的政治制度，有助維護社會的多元性，無論中央和港人，相信都不希望香港出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情况。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中央強調「愛國者治港」之餘，同時亦要慎防出現政治投機一類問題，勿讓既得利益以「愛國」作為掩護，妨礙香港長遠發展。

Safeguard diversity alongside patriotism

In a speech that lays out the principles of ''patriots governing Hong K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ffairs Office Director Xia Baolong has suggested perfecting the related systems, especially Hong Kong's electoral system, to prevent a small number of ''anti-China individuals who disrupt Hong Kong'' from becoming part of the SAR's organs of power. In the wake of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stor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institutionalise the idea of ''patriots governing Hong Kong''. Now that Xia has talked about the major direction and the general principles concerned, Hong Kong people know only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going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is ''big operation'' and the entire set of rules of the political game will be rewritten. Hong Kong is a diverse and open society. Deng Xiaoping's idea of patriots making up the main body of those ''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provided the room for the tolerance of people from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and their opinions. The expression ''main body'' is no longer found in the latest statem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Xia stresses that ''patriots governing Hong Kong'' is definitely not for the sake of pursuing ''uniformity''. How will the diversity and openness of Hong Kong be guaranteed under the system of the ''semi-uniformity'', so that the cycle of ''loosening leading to disorder, disorder leading to tightening, tightening leading to perishing'' can be avoided? This issue needs to be handled with care.

Last month President Xi Jinping, while hearing the work report by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mentioned that the principle of ''patriots governing Hong Kong'' must be upheld persistently to enable the steady and sustained implement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recent days, the mainland's official media have repeatedly emphasis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loopholes in the city's systems has made it unable to fulfil thoroughly the principles of ''patriots governing Hong Kong'' and they must be adjusted—elect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a core factor of national security to make sure that the Hong Kong SAR is in the hands of patriots at all times. Xia's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yesterday (February 22) is an outright declaration that Hong Kong's systems will undergo a major operation whic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perform itself.

In 1984, Deng Xiaoping said there was a set of boundaries and criteria for ''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which is that Hong Kong must be governed by ''Hong Kong people with patriots making up the main body''. He proposed three criteria for ''patriots''. First, they respect their own nation. Second, they sincerely support the motherland's resumption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Third, they wish not to impair Hong Kong's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Although Xia mentioned Deng's ''three criteria for patriots'' yesterday,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y mainly corresponded to the situation of Hong Kong before its return to China and those ''criteria were rather expansive''.

The defining of ''patriotism'' can easily lead to controversies. On the one hand, Xia tried to define it by means of contrasting. Highlighting the contrast between ''patriots'' and ''anti-China individuals who disrupt Hong Kong'', he stressed that those who engage in ''dark violence'' and ''scorched-earth tactics'' and advocate ''Hong Kong independence'' are absolutely not patriotic. On the other hand, he also tried to provide a positive definition, saying that patriots ''sincerely uphold the nation's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respect and uphold the fundamental system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of the SAR'' and ''do their best to safeguard Hong Kong's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The description of ''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has thus been changed directly from ''with patriots making up the main body'' to ''patriots governing Hong Kong''. To what extent will Hong Kong's political ecology be tightened in the absence of the words ''main body''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close attention. Furthermore, while emphasising ''patriots governing Hong Ko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also beware of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opportunism and problems alike. Vested interests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obstruct the city's long-term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ver of ''patriotism''.

「愛國者治港」制度化 社會多元須妥善維護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講述「愛國者治港」原則，提出要完善相關制度，特別是有關香港選舉方面的制度，不容少數「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特區政權機關。香港經歷了反修例風暴，中央要將「愛國者治港」制度化，夏寶龍談的是大方向大原則，港人只知中央將主導這場「大手術」，整個政治遊戲規則將會重寫。香港是一個多元開放社會，當年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以愛國者為主體，為包容不同政治成分和觀點留下了空間，現在中央的說法，不再有「主體」這一表述，夏寶龍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未來這個「混一色」制度，如何保障香港社會多元開放，不會出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情况，需要小心處理。

上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聽取特首述職，提到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最近內地官媒一再開腔，強調香港存在制度漏洞，「愛國者治港」原則未獲充分貫徹，必須調整，把選舉作為國家安全核心因素予以考慮，確保香港特區政權任何時候都掌握在愛國者手中。昨天夏寶龍在研討會上的發言，是一次明確宣示，香港將有一場制度大手術，中央將會親自操刀。

1984年，鄧小平提到「港人治港」有一個界限及標準，就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理香港，「愛國者」標準有三，一是尊重自己民族，二是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三是不損害香港繁榮和穩定。昨天夏寶龍也有提到鄧小平的「愛國者三標準」，惟同時指出，這一論述是重點針對香港回歸前的情况而言，「界定的標準很寬泛」。

何謂「愛國」易生爭議，夏寶龍一邊以對比方式，突出「愛國者」與「反中亂港者」的反差，強調「黑暴」、「攬炒」和「港獨」分子一定不屬愛國者之列，另一邊則嘗試從正面定義，提到「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尊重和維護國家根本制度和特區憲制秩序」、「全力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港人治港」表述，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直接變成「愛國者治港」。「主體」兩字之差，意味香港政治生態將收緊到什麼程度，需要密切留意。中央強調「愛國者治港」之餘，同時亦要慎防出現政治投機一類問題，勿讓既得利益以「愛國」作為掩護，妨礙香港長遠發展。

時事議題：科技助農業發展？

<轉載自2021年2月23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手機成為新農具，直播成為新農活。」中國行政村的光纖和4G網絡覆蓋比例超過98%，而且速遞業發展成熟，有利農村電商(電子商貿)業發展。不少農戶於電商平台設店，直接售賣自家農產品，由於繞過經銷商，消費者可直接與農民接洽，農民營商成本大減，更有利農民脫貧。

農村電商熱

1. 人才回流

山東財經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執行院長崔寶敏撰文指出 ，電商業為農民提供低成本的創業方法，促進更多人才回流，並增加「農民」這職業的吸引力。截至2019年，電商平台拼多多已累計帶動8.6萬名「新農人」返鄉創業。電商直播行業亦成為新興行業，單在淘寶直播間便有近9萬名農民主播，鼓勵大量80後、90後返鄉。

電商巨頭阿里巴巴2019年3月推出「村播計劃」，截至2020年7月已覆蓋2000多個縣，累積直播240萬場，帶動農產品增加銷售逾80億元(人民幣，下同)。淘寶直播村播負責人朱曦2020年9月受訪時稱，農民做「網紅」直播，因親和力強，有助消費者提升消費體驗，廣受歡迎。

2. 助農民脫貧

蓬勃發展的農村電商業，有助農民脫貧。安徽省金寨縣是淘寶重點幫扶的貧困縣，淘寶與金寨當地電商聯合開發的一款香薯乾，2020年銷售量超過22萬，當地農民將初級農產品加工成香薯乾銷售，提升收入35%，平均每戶收入提升9000元。

另外，電商直播亦有利農民建立自家品牌，以至推銷土產，有利農村發展。如河南鎮平縣的荷葉茶、河北的大名香油等，都是通過直播廣為人知。

內地《經濟日報》2019年11月報道，農業農村部組織調查592個國家級貧困縣的「互聯網+」特色產業扶貧工作，發現利用電商手段發展特色產業帶動脫貧，佔脫貧總人數的15.7%。

3.提升生活素質

互聯網建設和物流的發展，亦大大方便農村人的生活。山東財經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課題組以網上訪問1535名農戶，52%的農村消費者認為網購和收發快遞非常便捷。新冠疫情期間，多間網上零售商亦提供兩小時送貨上門予農村消費者。

挑戰：可持續成疑

農業農村部市場與信息化司長唐珂表示，農產品電商發展同時面對挑戰，包括有農產品物流效率低、部分初級農產品難以透過網絡出售。湖北省京山市一名化名唐京的官員2020年5月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訪問指出，不少農產品直播打「低價牌」，加上網紅支援，短期銷量驚人，但由於農產品本身沒有品牌和明顯的競爭力，銷量大增只是曇花一現。他亦認為長期低價競爭會形成惡性循環，農戶被迫壓縮成本，最終影響農產品質素，一旦農產品具嚴重質量問題，可能影響整個縣市農產品的名聲和銷量。

智能耕種 提高效率

內地不少農場設無人機施肥系統，將帶有肥料的液體化霧均勻噴灑於土壤和農作物。無人機播種成為大趨勢，有農民稱效率比人手播種快、精準度更高，能節省成本。南京農業大學研發「智慧麥作技術」，可根據區域的氣候條件、土壤肥沃程度、農作物特性等數據，再結合導航系統而啟動不同的農業程序。

爭議：機器換人？

傳統耕種技術由無人機替代，亦可能影響工人的生計。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原倩指出，農業這類較低技術的工人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

大數據提升農業發展

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稱將加強建設農業農村大數據中心，增加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5G網絡、智慧氣象等技術在農業領域的應用。目前區塊鏈主要應用於追溯農產品質量安全和農業供應鏈等。農業農村部計劃財務司調研員舒帆撰文指出，各地農村管理部門可將數據存於雲端，並互相公開流通，提高產業監測和市場調節的效率，大數據亦有助各農戶掌握土壤、環境、氣象等資料，了解種植、銷售的情况，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和減少浪費。

報道撮要

1. 城鎮化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誌。2019年末中國城鎮常住人口8.48億人，佔總人口比重為60.6%，這是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首次超過60%。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表示，城鎮化率持續提高，意味愈來愈多農民變成市民，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可擴大消費需求規模。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夏丹說，城鎮化可加速舊城改造、智慧城市建設的發展，新基建進一步加速建設，亦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如果沒有產業強力支撐，城鎮化就可能產生『空城』、『鬼城』。」徐洪才表示，必須加大對農村轉移人口的勞動技能培訓，使勞動力素質與產業發展水平相匹配，幫助農村勞動力更好地在城市安家落戶。

資料來源：〈逾60%：城鎮化仍有巨大潛力〉，新華網，2020.06.18

2. 農村電子商貿蓬勃發展，使更多農產品能外銷，並拓寬農副產品的銷售渠道，讓農民能增加收入，有助脫貧。以安徽省金寨縣為例，當地一款香薯乾2020年的網上銷售量超過22萬，並提升當地農戶收入35%，平均每戶收入提升9000元。網上直播亦有利農民建立自家品牌，以至推銷土產，有利農村發展，例如河南鎮平縣的荷葉茶、河北的大名香油等，都是通過直播而廣為人知。

相關概念

城鄉差異(urban-rural disparity)

三農問題(Issue of Sannong)

社會矛盾(social conflict)

城市化(urbanization)

時事議題：三農問題

 <轉載自2021年2月23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中國以農立國，農民貧苦、農業不振、農村荒蕪的「三農」問題卻持續多年。過去數十年間，中央政府「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每年發出的第一份文件)都聚焦農業問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0年12月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亦稱要「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改善三農問題。「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情况有何變化？

什麼是三農問題？

「三農」指農民、農村、農業。2000年初，時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寫予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信中，將三農問題概括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2019年中央政府《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寫有「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意味這是政府處理三農的工作重點，並與脫貧、鄉村振興等政策密切融合。

1．農民真苦

- 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質較低

- 收入低，貧困人口多為農民

- 1994年實施「分稅制」後，有指地方政府將增加的財政壓力轉嫁農民，增農民經濟負擔

相關政策和措施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中央政府2005年提出，並輔以推動農村普及教育等措施，務求提升農民教育水平及文化質素

．「兩免一補」

2015年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通知》，2017年春季學期起，統一城鄉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即對城鄉義務教育學生免除學雜費、免費提供教科書、對經濟困難寄宿生補助生活費

．營養改善計劃

在國家試點地區農村，為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提供營養膳食補助，標準為每人每年800元人民幣

．取消農業稅

2006年1月1日起實行，減輕農民經濟負擔

．培養400萬「新農民」

國務院2018年發表《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目標到2035年基本實現農村及農業現代化。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和農業農村部2019年5月宣布啟動「農民科學素質提升行動」 ，包括以3年計劃，培養400萬具科學文化素質、掌握現代農業科技、具備一定經營管理能力的「新農民」

2．農村真窮

- 戶籍制度及農村補貼城市政策於1950年代開始實行。政策方向為「以農補工」，除壓低農產品價格並提高工業產品價格，亦積極發展工業，城市收入因而大增。政策形成城鄉二元體制，令農村發展滯後

- 受限於戶籍制度，農民未能如城市人般同享社會保障，衍生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問題

- 農民數量龐大，土地資源卻有限，個別省份因地勢和氣候等因素(如甘肅土地貧瘠、貴州山多平地少)局限農業發展

- 農村基層管治被指重疊、職權不清；農村公共及民生服務嚴重不足

相關政策和措施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

明確規定到2020年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兩不愁、三保障)；貧困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等，望扭轉城鄉發展差距

成效1：2020年全國貧困縣清零

按2011年人均年收入少於2300元(人民幣，下同)的貧困標準，2012年中國有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其後數字逐年下降。2020年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贏扶貧攻堅戰」的目標實現年。同年11月23日，貴州省66個貧困縣全部實現脫貧，意味着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的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

爭議：扶貧標準太低 成本太高？

中央政府1986年制定國家扶貧標準為農民每年人均收入206元。隨國情和經濟發展，扶貧標準逐步提高，2020年扶貧標準為年收入4000元(約617美元，每日約1.7美元)，部分省市則制定了更高的扶貧標準，如6000元。世界銀行2015年將國際絕對貧窮標準定為每人每日1.9美元，2018年按國家發展程度增設補充標準，中等偏低收入國家貧窮線為每人每日3.2美元，中等偏高收入國家為每人每日5.5美元，有聲音質疑中國的貧窮線定得太低。

《紐約時報》2020年12月報道，世界銀行中國局長Martin Raiser表示，相信中國在消除農村的絕對貧困上取得成功，但考慮到所動員的資源，不太確定這是否可持續或具成本效益。新華網2020年3月報道，各地已脫貧人口中有近200萬人具「返貧」風險，邊緣人口中還有近300萬具致貧風險。

成效2：城鄉收入差距縮小

農民收入持續增加，雖與城市人仍有大段距離，但差距減少。2019年全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0,733元，較2018年增長8.9%；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2,359元，農村居民有16,021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64：1。2009年此比例高達3.33：1。

成效3：務農人口減

除農民收入增加，推進城市化也是處理三農問題的一大方向。從1978到2019年，城鎮常住人口由1.7億增加到8.48億，城市數量由193增至672，城鎮化率由17.9%升至60.6%(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為80%)。

而農業(第一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1978年為27.7%，佔總就業人口70.5%，2018年下降至7.2%，佔總就業人口26.1%；2019年GDP比重再減至7.1%。

．戶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市化建設

國務院2014年宣布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區別，全國人民統一為「居民戶口」，各大城市陸續放寬農業轉移人口落戶限制。2019年4月，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發出通告，表示除13個超大城市(天津、杭州、成都等)和特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外，其餘城市全面放寬落戶限制。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擁有本地城鎮戶籍的人口佔本地常住人口的比例)由2013年的35.9%提高到2019年的44.4%。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表示，更多農民落戶城市，既帶動消費市場，有助加快市場升級，亦令商品和服務素質提升。但他亦建議加強對農村轉移人口的勞動技能培訓，使他們勞動力及就業能力與城鎮發展水平相配，幫助農民於城市安家落戶。

3．農業真危險

- 農業生產規模小，農業科技不發達，農產有限

- 傳統耕作模式污染農業用地，窒礙農業持續發展

- 農業產業化程度低，優質農產品及品種較少，難與他國競爭，亦影響農民經濟

相關政策和措施

．積極推動農業現代化

2017實施修訂的《農藥管理條例》，農藥登記、生產、經營許可及市場監管統一由農業部門負責。政府鼓勵農民使用高效能、低殘留風險的生物農藥，並補助農民換新農業機械，如當農戶報廢老舊農業機械時，可獲補助購買更高效能及環保的機械。2020年農業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已逾70%，1978年農業綜合機械化率僅19.7%。

．維護農民權益

2019年國務院發布《關於保持土地承包關係穩定並長久不變的意見》，提出保持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的基本制度長久不變。政府頒「承包地確權」證以保障農民權益，如可保護耕地權利、有助申請金融服務等。截至2020年11月，全國農村已有96%獲頒證，2億農戶領到「承包地確權」證。

．發展家庭農場 提升農民收入

201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確立發展家庭農場的政策。家庭農場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以農業收入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並從事農業規模化(統一規劃附近農戶生產)、標準化、集約化(以效益為本)的生產經營。發展家庭農場有助促進農業增產，以及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中國農業農村部2019年9月公布的數據顯示，全中國家庭農場數目達60萬，經營土地約佔1.6億畝 。截至2018年底，全國各類家庭農場年銷售農產品總值1946億元，平均每個家庭農場32.4萬元。河北省邢台市南和縣康怡家庭農場負責人余培英表示，其家庭農場經營土地120畝，家庭勞動力4人，主要生產食用菌、核桃、蔬菜，年產值達110萬元，2018年純收益達20多萬元。

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長朱啟臻撰文稱，家庭農場比面積小的分散農戶營運更穩定，亦有利職業農民分享及累積生產經驗；而家庭農場制度能有效將農民組織起來，增加農戶之間合作，如建立合作社，鼓勵技術交流，既可提高生產力，也直接增加農戶收入。

陸委會：盼兩岸春暖花開 國台辦：須回到九二共識

 <轉載自2021年2月23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台灣新任陸委會主委邱太三周二(23日)履新時提出，期待兩岸未來能夠「春暖花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24日)回應說，「九二共識」是兩岸春暖花開的「東風雨露」，「台灣的先生們」有意願就應回到「九二共識」。

新華社報道，國台辦昨日上午舉行例行記者會，對於邱太三日前表示「兩岸交流勢必要恢復，期待兩岸能春暖花開」，馬曉光回應稱，兩岸關係曾經有過春暖花開，「春天需要東風，花開需要雨露，東風雨露就是『九二共識』」，「如果台灣的先生們有這樣的期待，願意順從兩岸同胞的意願，那就回到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上來」。

陸委會周二舉行主任委員交接典禮。邱太三受訪時針對「九二共識」稱，陸方做了新的加註後，已讓台灣民眾無法接受，希望雙方能務實判斷未來的交流。馬曉光則稱，是否接受「九二共識」，關係到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是檢驗台灣當局所謂「善意」的試金石。

至於邱意指的新加註「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馬曉光回應說，「一國兩制」是大陸提出的解決台灣問題的科學構想，「九二共識」是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提基礎。把兩者移花接木、混為一談，是民進黨當局妄圖否定「九二共識」、否定兩岸關係共同政治基礎的新花招。

G7開視頻峰會 顯聯手抗中不易

 <轉載自2021年2月22日 明報 社評>

七大工業國集團（G7）視訊峰會上周五舉行，這是美國總統拜登參與的首場多邊國際會議，與會前輿論預期的聯合抗疫、全球經濟、合作應對中國三大主題不同，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對前兩個議題涉及較多，抗疫更成為核心議題，而對中國則只是輕輕帶過。拜登只在隨後舉行的慕尼黑安全視訊會議上，闡述他對華的強硬立場。這顯示儘管美、英極力想藉美國對多邊主義外交的回歸，組成對抗中國的統一戰線，但在形勢比人強下，西方世界在單一議題上或較易形成對華統一立場，若想結成全面的反華陣營，並不容易。

聲明聚焦抗疫經濟 涉及中國內容隱晦

G7是美英法德日加意7國於1973年成立的一個富國俱樂部，其國民生產總值（GDP）合計佔全球總額接近一半，但由於成員之間的政策分歧，其政經影響力近年逐漸下降。去年4月的峰會，由於無法達成共識，會後首度未發表聯合聲明。今年英國擔任G7輪任主席國，正式峰會將於6月舉行，今次視訊峰會只是「熱身」，惟由於美國新總統拜登首度亮相國際會議，因此備受關注。

這場峰會有關中國的聲音多在場外，歐盟官員透露，與會領袖詳細討論過中國問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會後說，峰會曾談及中國人權狀况。不過，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有關中國的內容不多。

作為對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WHO）批評新冠疫苗分配不公的回應，G7的聯合聲明聚焦抗疫合作，宣布對世衛組織的全球疫苗分配計劃COVAX的財政承諾增加40億美元後，令G7集體的資助總額達到75億美元，以彰顯2021年「成為多邊主義的轉捩點，並塑造促進人類和地球健康與繁榮的復蘇」。但據報道，7國在以何種速度分享疫苗方面仍有分歧。

聲明稱，為支持所有人的公平和互惠的全球經濟體系，7國「將與其他國家，尤其是包括中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在內的G20國家互動」，這是聲明中唯一提及中國之處。另外，聲明呼籲「在現代化、更自由、更公平的基於規則的多邊貿易體系內合作……以改革後的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心，實現平衡的增長」，以及「將就解決非市場導向的政策和做法的集體方針相互協商」等，都似暗指中國，但相對隱晦。

在隨後舉行的網上慕尼黑安全會議（MSC）上，拜登明確闡述了其對華強硬立場，呼籲國際盟友為與中國長期競爭做準備，包括應對中國的「經濟濫用與脅迫」行為，又稱與中國的競爭將十分嚴峻，但這是他所預期和歡迎的。他的這些呼籲，同場得到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等人的呼應。德國總理默克爾在MSC的演講中，雖然同意歐盟需要與美國就中國問題制定「聯合議程」，但她同時亦強調，中國既是競爭對手又是合作伙伴，與中方合作「解決氣候變化等全球問題」也至關重要。

美英欲組反華聯盟 德意顧慮難以成事

默克爾的表態，反映了歐盟乃至G7內部一些成員的典型心態：既對中國有所警惕，又不願無條件在中美衝突中選邊站。經過特朗普4年的單邊主義外交和美國優先政策，拜登雖然在兩場國際會議中都宣稱「美國回來了」，意味美國重回多邊主義外交立場，但距離上次G7峰會已過去的約10個月內，新冠疫情席捲全球、區域合作伙伴關係協定（RCEP）簽署、美國政權轉換、歐盟與中國投資協議結束談判、英國「正式」脫歐等重大事件發生，意味美國與世界都已不再一樣。

最新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歐盟最大的貿易伙伴，眾多歐洲國家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相當深厚，這些國家都希望能一邊從中國得到經貿利益，一邊維持與美國在安全領域上的伙伴關係。拜登重返巴黎協定、重回世衛組織，但過去4年在特朗普執政下美國向歐盟徵收的關稅仍未撤回，在拜登美國政府目前專注於國內疫情和就業率的情况下，未來美國是否能移除這些關稅，仍然是未知之數。在這種形勢下，僅靠意識形態重新整合跨大西洋聯盟，來與中國針鋒相對，恐怕不太容易。

事實上，英國首相約翰遜較早前提出邀請澳洲、韓國、印度3國加入6月的G7正式峰會，欲將「七大工業國集團」變身為「民主十國聯盟」（D10）的構想，就因德法意日4國的反對而觸礁。雖然4國反對的原因不同，據報日本主要是反對韓國的加入，法國是擔心歐洲的主導權遭稀釋，德意兩國則主要是顧慮反華色彩過於鮮明。

就在G7視訊峰會舉行的前一天，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舉行了外長會議，這是美國新任總統拜登上任以來的首次Quad對話，會議強調推進對「自由和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願景，包括支持航行自由，強烈反對試圖以武力片面改變現狀，針對中國的取態呼之欲出。據報這次對話由美方主導，被視為平衡中國擴張的作為，力求「在制約中國上團結一致」。看來，拜登政府若要協調盟國的對華立場，最好用的工具依然是特朗普留下的戰略遺產。

G7 video summit

The G7 video summit was held last Friday, the first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meeting in which US President Joe Biden participated. Unlike the three main themes expected before the meeting, namely the joint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the global economy and co-operation against China, the joint statement issued after the meeting had more to do with the first two issues, with the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becoming the core issue. China was only lightly touched upon. This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US and Britain are trying to form a unified front against China through the US's return to multilateral diplomacy, it is not easy for the Western world, overwhelmed by the circumstances, to form a unified position against China on a single issue.

In response to criticism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about the in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coronavirus vaccines, the G7's joint statement focused on co-operat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announcing a US$4 billion increase in financial commitment to COVAX, the WHO's global vaccine distribution programme, bringing the total collective G7 funding to $7.5 billion so as to ''make 2021 a turning point for multilateralism and to shape a recovery that promotes the health and prosperity of our people and planet''. But the G7 reportedly remain divided over the pace at which vaccines should be shared.

The latest figures show that China replaced the US as the EU'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last year, and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deep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with China. These countries all hope to reap economic and trade benefits from China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security partnership with the US. Biden has returned the US to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WHO, but the tariffs imposed on the EU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ve yet to be lifted, and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the US will be able to do so in the future, give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current focus on the pandemic and employment domestically.

In fact, British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s earlier proposal to invite Australia, South Korea and India to join the official G7 summit in June to transform the ''Group of Seven'' industrialised nations into the ''Democratic Ten'' (D10) was thwarted by the opposition of four countries: Germany, France, Italy and Japan. Although the four countries oppose the proposal for different reasons, it is reported that Japan is mainly opposed to the entry of South Korea, France is worried about the dilution of the European leadership, while Germany and Italy are mainly concerned about overly anti-China overtones.

Just one day before the G7 video summit, the US,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held a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 meeting of foreign ministers, the first Quad dialogue since the new US President Joe Biden took office. During the meeting the promotion of a vision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was emphasised, including support for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strong opposition to attempts to unilaterally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This conveys a thinly veiled message of targeting China.

G7開視頻峰會 顯聯手抗中不易

七大工業國集團（G7）視訊峰會上周五舉行，這是美國總統拜登參與的首場多邊國際會議，與會前輿論預期的聯合抗疫、全球經濟、合作應對中國三大主題不同，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對前兩個議題涉及較多，抗疫更成核心議題，而對中國則只輕輕帶過。這顯示儘管美、英極力想藉美國對多邊主義外交的回歸，組成對抗中國的統一戰線，但在形勢比人強下，西方世界在單一議題上或較易形成對華統一立場，若想結成全面反華陣營，並不容易。

作為對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WHO）批評新冠疫苗分配不公的回應，G7的聯合聲明聚焦抗疫合作，宣布對世衛組織的全球疫苗分配計劃COVAX的財政承諾增加40億美元後，令G7集體的資助總額達到75億美元，以彰顯2021年「成為多邊主義的轉捩點，並塑造促進人類和地球健康與繁榮的復蘇」。但據報道，7國在以何種速度分享疫苗方面仍有分歧。

最新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歐盟最大的貿易伙伴，眾多歐洲國家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相當深厚，這些國家都希望能一邊從中國得到經貿利益，一邊維持與美國在安全領域上的伙伴關係。拜登重返巴黎協定、重回世衛組織，但過去4年在特朗普執政下美國向歐盟徵收的關稅仍未撤回，在拜登美國政府目前專注於國內疫情和就業率的情况下，未來美國是否能移除這些關稅，仍然是未知之數。

事實上，英國首相約翰遜較早前提出邀請澳洲、韓國、印度3國加入6月的G7正式峰會，欲將「七大工業國集團」變身為「民主十國聯盟」（D10）的構想，就因德法意日4國的反對而觸礁。雖然4國反對的原因不同，據報日本主要是反對韓國的加入，法國是擔心歐洲的主導權遭稀釋，德意兩國則主要是顧慮反華色彩過於鮮明。

就在G7視訊峰會舉行的前一天，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舉行了外長會議，這是美國新任總統拜登上任以來的首次Quad對話，會議強調推進對「自由和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願景，包括支持航行自由，強烈反對試圖以武力片面改變現狀，針對中國的取態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