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20年3月23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林泉忠 東亞國際關係學者、東京大學法學博士>
堪稱香港「抗疫大將」的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與其徒弟、名譽助理教授龍振邦，就兩人3月18日在本報刊登的〈大流行緣起武漢十七年教訓盡忘〉（以下簡稱「〈大〉文」）一文發出「撤稿聲明」，而釀成轟動全城的「撤稿事件」。事件至今，撤稿的兩人繼續保持沉默，袁教授也不再像過往一樣，頻密地出現在媒體，講述疫情發展。因此，撤稿決定是基於如何的緣由或壓力下作出的，事件的真相細節，仍有待釐清。儘管背景眾說紛紜，不過大家似乎忽略了「撤稿事件」與國內外疫情逆轉下，中國正在開打的宣傳戰之間的關係。
壓倒作者二人的最後一根稻草
一篇已經刊登的文章，即使所述之內容有誤，通常會是透過媒體對大眾說明，或另文更正明志，罕有「撤稿」一事，而且客觀上也不可能撤回，更不可能因「撤稿聲明」而了事。事實上，「撤稿聲明」促使更多好奇的讀者找回文章閱讀，該文在《明報》網頁的點擊量因而劇增，反而使文章發揮了更大的影響力。
要窺探「撤稿事件」的背景原因，需從北京的思維來理解。
3月18日的「撤稿事件」分兩階段進行。首先，第一階段是文章刊登的當日傍晚約5時至6時之間，作者龍袁兩人先通知明報，要求將「中華民國」改為「台（灣）」。該階段的問題，對北京而言，是「犯了缺乏常識的低級錯誤」。回歸後的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即使香港與內地對言論自由的規範並不一致，允許內地不可能刊登的「台灣總統大選」、「台灣總統蔡英文」類似這樣的表述，也不一定必須跟隨內地稱呼「中國台灣」、「台灣地區」，然而，將不加引號的「中華民國」與香港、澳門並列，所突顯的是：一、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二、台灣的國名是「中華民國」。如此表述，即使是以最低的標準，至少也是「政治不正確」。
不過，香港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受到香港《基本法》的保障，這相信也是明報編輯部沒有主動要求作者必須修改台灣的名稱始能刊登的依據。重點在於，袁國勇除了是港大醫學院教授，同時也有現役的「官方」身分，包括中國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港府防疫專家顧問團成員等。如此的身分，在自己的公開文章對台灣以「中華民國」來表述，其嚴重性已不是「不適當」可以了事的問題，這才是壓倒作者二人最後一根稻草。
當然，該文的「問題」，不止於此。
與北京的新宣傳戰唱反調
繼傍晚要求更正「中華民國」之後，作者二人復於晚間再向明報發出「撤稿聲明」，明報亦於深夜11時38分發出新聞稿。可以合理推斷，當晚兩人所受到的壓力已進一步升級，並意識到並非只是更正「中華民國」就能了事，因此連夜發出極為罕見的撤稿聲明。換言之，撤稿決定的背景，涉及「中華民國」稱呼以外的文章內容。
〈大〉文的另外三大爭議點，包括：一、為使用「武漢肺炎」名稱的正當性背書；二、堅稱「病毒源自武漢」；三、指出「中國人陋習劣根」是「病毒之源」。這三大論點，性質各異，最後一點觸及民族主義的敏感神經，不僅是「不顧社會觀感」，更是「嚴重傷害了中國人的民族情感」，是最容易引發坊間反彈，成為觸發大陸網民出征聲討的動因。當然，此項指摘，潛台詞是官方長久以來「對濫捕濫食野生動物監管不力」所造成，這就不僅僅是民族情感層面的問題了。
所謂「龍有逆鱗，觸之必死」，〈大〉文之所以「出事」，比可能觸犯民族情感更為嚴重的，是作為具有官方身分的香港抗疫頂級專家，居然明目張膽地肯定「武漢肺炎」的用語，同時更進一步強調「病毒源自武漢」這兩大論點。
客觀上，步入3月之後，中國內地的疫情逐漸受到控制，習近平於3月10日視察武漢，標誌着「抗疫取得階段性勝利」。與此同時，疫情在國外則急劇擴大，國內外疫情發生逆轉。進入此階段後，官媒也隨即展開「大疫輿論戰」，一方面大肆宣傳「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因而得以「戰勝大疫」；另一方面，則欲極力扭轉中國應對疫情的負面形象，減輕國內外對中國政府應對疫情的批評，以及避免對中國追究責任問題。因此，對堅持使用「武漢肺炎」的台灣當局，以及特朗普連日來繼續稱「中國病毒」予以嚴厲的譴責。
除此之外，有關病毒的來源問題，中國輿論也開始將之模糊化，不僅極力撇清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日前更在社交媒體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可能是由美軍帶到武漢云云。
簡言之，身兼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的袁國勇教授，在中方輿論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逆向宣傳之際高調發表〈大〉文，無視北京的宣傳導向，闖下了直接挑戰北京對疫情基本觀點的大禍。如此觸犯龍顏，對北京而言，倘若只是撤稿了事，以內地的標準，還讓袁國勇繼續擔任該職務，恐怕已經是前所未有的寬宏大量了。
逆向型「大疫輿論戰」適可而止
平心而論，倘〈大〉文發表在2月中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式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命名為「COVID-19」之前，問題不至於這麼嚴重。事實上，世衛正式命名前各國甚至中國國內媒體以及網民也基於便利，而稱之「武漢肺炎」，直至官方認定這是「污名化」之後，才改變稱呼。就這點而言，也確實反映了作者對中國政治敏感度的觀察與應對能力的不足。
誠然，無論是「武漢肺炎」還是「中國病毒」，即使病毒來源最終確定來自武漢，如此名稱都無法撇除含有種族歧視之嫌，尤其是隨着人類文明的進步，包括對人權的尊重，更應極力避免。不過，這應該與對「香港腳」、「日本腦炎」等與地域名稱相連的疾病用語的批判連接在一起，而不應該有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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