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無市場」 學者倡台另提統一方案

<轉載自2019年10月5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初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首提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並倡議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展開民主協商，這被視為兩岸分治70年來又一分水嶺。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指出，北京有意加快統一進程，2019至2022年是中共的「歷史交匯期」，包括建政70周年、建黨100周年、中共二十大，大陸不可能維持「不統、不獨、不武」的狀態，勢必要「往前走」，以實現「中國夢」。

中共「歷史交匯期」 勢進取「往前走」

不過，「兩制台灣方案」一提出，已遭台灣朝野反對，近月香港的示威活動，推高台灣排斥「一國兩制」的聲浪。

趙春山稱，中共對台的戰略目標有持續性，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但戰術上愈來愈強調靈活性，從最早「寄希望於國民黨當局」，變成「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他形容台灣近4任總統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的兩岸政策分別是「左右搖擺」、「左支右絀」、「左右平衡」、「左思右想」，兩岸關係在馬時期最佳，現時最差，甚至不及陳水扁時期，陳與大陸仍有溝通管道。趙春山曾任馬英九的兩岸政策智囊。

趙春山表示，「兩制台灣方案」實際是要台灣提出方案，但他認為台灣應提出「統一方案」，而非「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即不以「一國兩制」為前提，兩岸才能進入民主協商。

曾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的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亦稱，「一國兩制」在台灣沒有市場，習近平直接把「九二共識」置換為「一中原則、共謀統一」，改變了過去有關「一中」意涵及「各表」的爭論，對台政策也從「反獨促統」轉向「全面促統」，即過去是「不要讓台灣跑更遠」，現在是「全力把台灣拉近」。

蔡英文上台後不承認「九二共識」，被北京指是「未完成的答卷」。趙春山說北京也有一份「未完成的答卷」，即怎麼看中華民國。賴怡忠則稱，兩岸關係好壞全在北京一念之間，不能將對話與「一中」的政治前提扣連，或逼民進黨改變立場或提出新主張。

和平統一非單靠經濟交流

曾參與國民黨總統初選落敗的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亞中認為，70年來兩岸在政治上仍處於敵對狀態，「一國兩制」只是統一後的政治安排，兩岸都缺乏走向和平統一、結束敵對狀態的論述。他認為，北京對和平統一的方法似乎是「交流、交流、再交流」，經濟交流是解決政治問題的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

不過，經濟交流對部分台灣人的政治認同已產生作用，福建平潭的年輕台商李振瑄就認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完全可行，「最經典的例子是澳門回歸，哪有什麼問題？」

北京當局規劃的「京台（北京至台北）高鐵」前期工程平潭海峽公鐵大橋今年9月25日合龍貫通，大橋預計2020年全面通車，上層設計為時速100公里的六車道高速公路，下層設計為時速200公里的雙線鐵路。

台灣金門自大陸福建晉江的引水工程去年8月5日舉行通水儀式，時任金門縣長陳福海表示，希望兩岸領導人能以「兩岸合作，民生為念」，強調縣府將持續推動「通水、通電、通橋」的「新三通」，希望金門成為兩岸和平政策的先行示範區。

昔炮彈今銀彈 陸改以商促統 平潭折射「兩岸融合」模式

<轉載自2019年10月5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1949年秋，國共內戰大勢已定。兩軍在福建沿海多次交戰，解放軍首次海戰，擊退駐守平潭島上的萬餘名國軍，兩岸在這一年以台灣海峽為界分治。1996年，被北京視為「台獨直選」的台灣總統首次直選刺激兩岸爆發第3次台海危機。當年3月，解放軍在可遙望馬祖的平潭實彈演習一星期，當地人至今記憶猶新。對於時年7歲的廖勇，當年震耳的炮火聲和漫天炮彈讓他覺得十分刺激。密佈的戰雲最終散去，村民則獲得未及清理的演習「紀念品」——彈殼，「大家到處去撿，銅的，也不怕死」，廖勇說。20年後，對岸同齡的台灣人李振瑄踏上這片土地。

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兩岸關係回暖。伴隨中共對台政策的轉向，平潭這個交通不便、發展滯緩的小漁村由「海防前線」變為「交流前線」。2009年，大陸以打造「兩岸共同家園」為目標，設立平潭綜合試驗區，打出「一天(投資)一個億」的旗號投資當地建設，試驗區推出減稅、免租、補貼等政策，吸引台人投資定居。

進入平潭，「兩岸一家親」標語隨處可見，填海新區如雨後春筍，樓價較10年前翻了近5倍。2011年，台中直航平潭的「海峽號」首航，被稱為「京台高鐵前期工程」的平潭海峽公路鐵路大橋也在今年9月底合龍。

祖籍平潭的李登瑞1949年去台灣，1987年開放探親後回鄉，1994年在當地成立康德房地產公司，是平潭首家台資企業。如今當地有939家台企註冊。2016年，碩士畢業的李振瑄從美國來到平潭，幫忙打點爺爺留下的家族生意。

兩岸關係的變化和經濟實力的逆轉，也影響著兩地人的生意模式。「七八十年代沒有小三通，兩邊的人就開船到海中間做生意，那時候人們喜歡買台灣生產的布之類的日用品。九十年代，很多大陸人從這邊偷渡到台灣打工。」常和台商打交道的平潭人王金木回憶，「這幾十年，台商到大陸做生意，姿態上有一些變化」。

硬件配套不足 有台商嘆政策「空頭支票」

3年後，李振瑄已習慣微信和支付寶，常用出行App也變成「攜程」、「去哪兒」，但不是所有人都有這麼好的創業條件。相較於發展較早、被稱作「台商大本營」的江蘇崑山，平潭的硬件並不突出。產業基礎薄弱、市場不成熟、物流不便、民工荒問題困擾著初到當地的台商。

政策是一劑猛藥。國台辦去年公布「惠台31條」，試點城市獲准再推出各自的實踐方案。「平潭現在的政策可以說是全國最優」，平潭海峽青年創業協會秘書長洪斌評價，當地政府官員亦多抱持這個說法。有台商坦言，平潭的台企中不乏利用政策優勢在當地註冊「空心企業」的，成功者有賴於對市場的把握，及與政府交往的智慧。

有人乘風而來，有人敗興而歸。兩岸相隔的不止一道海峽，還有歷史留下的斷層。有台灣朋友亦曾問李振瑄：「大陸的廁所是不是沒有門？」他覺得無奈，但亦體會到當地城市規劃和人文素養與台灣還有差距。有撤資台商認為，政策多為難以兌現的「空頭支票」，而在洪斌眼裏，台灣青年缺乏「狼性」，「沒有創業精神」。

台灣陸委會發言人邱垂正在金門大學任副教授時，曾以平潭為例，研究大陸對台的戰略與政策。在他2015年出版的相關著作中，曾指試驗區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戰略意圖」。書中亦引述大陸海協會前副會長劉震濤的觀點，認為平潭更像是「兩岸人民融合的一種嘗試」。根據試驗區管委會統計，目前在總人口40多萬的平潭，創業就業的台灣人僅1012人，與2016年時數據大致持平，再往前推10年，人數不足20。

李振瑄見到不少台灣人來了又去，對於他自己，他看好大陸的市場和潛力，想到一線城市的大企業磨練，但父輩的寄託讓他必須留下。而在上海跑了多年貨運的平潭人廖勇也決定回來，當起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司機，做遊客生意，「很多在外面打拼的年輕人都回家了」，廖勇說：「這幾年基建起得很快，哪天統一了，高鐵會通到台灣去。」

進入平潭，「兩岸一家親」的標語隨處可見。位於實驗區管委會的台胞台企服務中心外也矗立同類宣傳牌。

國共內戰結束後，兩軍在福建沿海還曾交戰多次。其中最著名的是1958年的金門炮戰。圖為當年的解放軍炮兵陣地向金門發炮。

深層次問題——It's time for action, not research

<轉載自2019年10月4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周永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為了走出目前的困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9月初提出4項行動，其中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得到的效果等於零；委任兩名新成員加入監警會，也看不到有什麼作用；而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證明自己違背了七成市民的意願（見《明報》9月16日報道〈林鄭4招 七成半人不收貨 當中71％稱「最低限度」須獨立調查〉）。

特首上周落區與市民對話，總算打破過往與「自己友」閉門會面的形象，但一問一答只是各自表述，難說是一場對話。更糟的是，發言者誠意有加，特首卻諸多迴避。日後幾場「社區對話」，特首若仍沒有實質答案，恐怕踏出的一步，最終還是回到起點。

什麼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特首解困的4招中，還有一項有待討論，就是政府擬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學者研究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什麼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這方面，其實社會早有共識——

第一，是土地供應不足，公私營房屋都異常短缺，港人的住屋狀况每况愈下，而市民為了解決住屋的需要，負擔愈來愈重。但土地和房屋短缺這深層次問題，也只是一種表徵，問題背後還牽涉一連串更複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短期內不容易解決。

第二，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相比其他同等發展水平的資本主義社會，香港的財富和收入分配都極度不平均。香港能夠維持相對的社會穩定（除了近幾個月的暴力衝突），主要是倚賴政府大力推行的社會服務制度，基層市民的生活因此得到保障，且有餘力培育下一代。不過，只要政府的社會服務政策稍有失衡，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傷害，便很容易表露無遺，成為市民積怨的根源。

第三，自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以來，香港的政制發展長期成為港人爭拗焦點，也嚴重分化和撕裂港人。1988年，市民為了爭取在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開展了第一場抗爭行動。自此，每逢到了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選舉方式和相關議題都出現激烈爭拗，多次引起遊行和抗議，且把港人帶進對立和撕裂的深淵。可見，這個政制發展死結一日未解開，香港難有安寧可言！

深層次問題背後的根本成因

以上所提的深層次問題，借用現今術語，是構成香港現有困局的root cause，其他社會問題由此衍生出來，包括：近年出現的「劏房」現象、年輕人欠缺上流機會、政黨爭鬥不斷、政府得不到市民支持等。這樣，是否解決了這些深層次問題，表面的社會問題便會消失？這又未必。因為若然深入地看這些深層次問題，實在不難發現背後還有一些更根本的成因。這些根本的成因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自回歸以來，社會在不知不覺中出現了一些變化，這些變化包括：中央與特區關係的轉變、世界大環境變化帶來的轉變、港人生活方式因科技急速發展而出現的變化，最後是港人價值觀念的轉變。

以上所提的轉變或變化，未必意味港人必然放棄舊有的一切，例如港人的家庭觀念及待人處事的方式，孝敬長輩和仁愛清廉仍普遍受到重視。但在時代變遷之下，新一代着重的，離不開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根本的轉變，也深深地改變了市民對政府的期望、改變了年輕人對美好和理想生活的想法、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也改變了港人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終極目標的看法。就是這些轉變，使以上所提的深層次問題，現在都較以往更難解决。例如收入不均，是否有了最低工資，差距便可接受？答案是否定的，因港人現在要求的，還包括一個公平和符合公義的分配制度，這樣貧富懸殊的深層次問題又怎可輕易解決？

深層次問題的研究有作用嗎？

現在特首煞有介事地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學者研究深層次問題，真的有作用嗎？首先，關於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問題，無論是大學學者、不同政治背景的智庫和基金，甚至是規模較大的政黨，過往都曾進行了不少有價值的相關研究，建議多可供政府制訂政策參考之用。就是政府本身，在曾蔭權出任特首的年代，每年曾撥款2000萬元供學者進行公共政策研究之用。

到了梁振英年代，這筆撥款由中央政策組負責管理，而筆者是當時審批委員會的主席。5年間，委員會可動用的款項超過1億元。到2017年筆者離任時，已完成的項目有40多項，我們於是舉辦研討會，由完成項目的學者匯報研究結果，並邀請負責政策制訂的司局長和有關官員出席。遺憾的是，參與的官員寥寥可數，出席的也不見他們熱中於與學者討論。我的結論是：香港其實不乏公共政策研究，問題是政府根本不重視學者所做的，也從來不認真看待研究的成果。官員的態度不改變，更多的研究也沒有用。

政府不重視研究，可舉土地供應作為例子。2017年特首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諮詢過程中曾大量蒐集有關土地和房屋供應的資料，及深入探討市民的意見。而團結香港基金（上周又有新建議) 及其他民間關注組織，也發表了幾份極有深度和參考價值的研究報告。筆者真的不知道，政府還有什麼土地和房屋供應的問題必須邀請專家和學者來研究？政府若然仍要研究，市民只會覺得政府在拖延時間。

政府不重視公共政策研究

至於貧富不均的問題，回歸以前已有不少相關調查。記得在董建華出任特首的年代，有一次與學者見面時，筆者提出有50萬打工仔（外籍傭工除外）月入不到5000元，說明香港確實有不少窮人，而董建華也同意政府必須多做扶貧工作。到後來成立策略發展委員會，開始關注「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淤塞的問題，於是做了一份關於年輕人向上流動的研究報告，結論是政府應為年輕人提供更多求學和培訓的機會。這已是10年前的事，其後也有不少跟進研究。特首若然認為這方面的研究仍然不足，真不知到了何時，政府才認為自己掌握了足夠數據？

關於港人價值觀念的轉變，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的研究中心過去多年都有定期的相關調查，分析愈來愈細緻。只要政府留意這方面的報告，對市民的心態、國民身分的認同、價值觀念取向的轉變等，都應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政府若然仍要研究港人的心態，只證明自己對市民價值觀念的轉變，一向都是蒙昧無知。

這樣，特首仍要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學者進行研究嗎？筆者的看法是：現在政府需要做的，是即時行動，不是研究（it's time for action, not research）！

中央要遏抑香港豪族資本？

<轉載自2019年10月2日 經濟日報 國是港事 撰文：曾仲榮 資深評論員>

已爆發近4個月的反修例政治風暴，仍未有平息迹象，風暴衝擊的層面廣泛，本地商界與中央的微妙矛盾亦浮上水面，內地有輿論更提出，要打破「豪族資本」對香港經濟甚至政治的控制和壟斷。

警示本地商界 要向暴力說不

本地商界與中央過去縱有矛盾，多會私下協商解決，鮮有公開，但在這場風暴中，最先在8月初有親中報章發文，警示商界，要求本地四大家族，即長和李嘉誠家族、新鴻基地產郭得勝家族、恒基兆業李兆基家族和新世界鄭裕彤家族，不要再沉默，以語言及行動對暴力說不。繼而似有多項行動衝着香港商界而來：

一是對英資太古集團旗下的國泰航空施壓，要求他們交出飛越大陸領空的機組人員名單，原因是擔心他們可能威脅航空安全，結果國泰惟有強硬懲處參與反修例運動的激進員工；

二是本地首富李嘉誠兩次就反修例的評論，一次說黃台之瓜何堪再摘，一次說政府應對香港未來主人翁「網開一面」，都惹來內地輿論非議，甚至有官方背景的中央政法委微博公眾號亦加入批評網開一面的說法，情況極為罕有；

三是與中央關係密切的本地政黨民建聯，一改年初態度，建議政府採用《收回土地條例》大量收地建公營房屋，外界相信其矛頭指向擁有龐大農地的地產商，其後新世界集團捐出300萬平方呎農地給政府，恒基兆業及新鴻基亦表示會跟進和應捐地行動。

瓷器怕缸瓦 財團買怕示威者？

中央在今次政治風暴中，對本地商界尤其大財團顯得不客氣，有近因亦有遠因。近因是中央不滿大財團在反修例風波中的表現。

反修例風暴在6月初爆發後，本地大財團首兩個月都顯得異常沉默，與5年前佔中運動相比，大財團或集團掌舵人在運動爆發後不久，就紛紛出聲反對。今次他們不單沒有出聲譴責暴力，更多次發生大財團旗下商場拒絕警察進入拘捕暴力示威者，或只是借道執行職務。這些做法並非不可理解，因為今次反修例風暴，示威者的滋擾能力或暴力行為都較佔中時高得多，他們會對幫助政府、警察的商家，作出抵制甚至破壞的行為。正所謂瓷器怕缸瓦，大財團紛向示威者的暴力「買怕」就不出奇。

然而，在中央眼中，財團行徑不只是怕事，更助長示威者的氣焰，令違法暴力變得理直氣壯，反而警隊聲譽受重挫，執法行動處處受制，大財團變相縱容暴力蔓延。

若大財團只是怕事，中央還可勉強體諒，令中央擔心的是大財團的行為，是否反映他們有份參與反修例運動。逃犯條例修訂的主要矛頭，是針對內地利益集團在港的經營者或代理人，不容他們的貪腐行徑逍遙內地法外，但本地商人普遍亦憂慮法例執行面若太廣，他們亦可能被送返內地受審，因此對《逃犯條例》修訂亦多持反對態度。內地利益集團畢竟只是過江龍，在港欠人脈又不熟悉民情，想發動港人阻撓修例，未必得其門而入。本地大財團則是地頭龍，在港根深柢固，在政界、媒體、輿論領袖、學界、專業團體、民間團體等，都培養了不少代言人及人脈，本地大財團或許自己沒有積極參與反修例，但會否將手上的政治影響力，「借」給內地商界友好，相信會是中央關注焦點。

港商由發展動力 變未來阻力？

至於遠因，就是中央對本地大財團的看法有所改變，不再視他們為香港發展的最大動力，甚至憂慮他們會成為香港未來前進的阻力。

香港回歸初期極度需要安定繁榮，以證明一國兩制的可行及成功，中央當時相信能贏取大財團對香港繼續投資，就能繁榮香港、安定人心，尤其九七回歸時即碰上亞洲金融風暴，更需要大財團對香港的支持。當時的中央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對香港商界就極為友好，香港不少大財團與江澤民時代的官員、有江系背景的內地商人，關係亦最深。

胡錦濤2002年接任中共總書記後，提倡公平正義，重視建立和諧社會，並圖大力遏止內地利益集團的貪腐，對香港大財團亦保持距離，再非刻意攏絡、讓利，雙方的關係轉淡。

中港政商結合 北京欲破鐵桶？

習近平2012年接掌總書記，但他早在2007年晉身中共政治局常委時，就分管香港事務。本地政界流傳一個說法，習近平感到香港如水潑不進的鐵桶王國，在內地利益集團、本地一些大財團，以及香港政界高層的三大勢力結合下，中央的意旨往往受到抵制，難以在港實行。2012年梁振英爆冷當上特首，便有說法指這是習近平希望打破三結合的銅牆鐵壁的安排，結果梁振英在硬碰硬下，換來了一身傷，中央亦改以林鄭月娥當特首，企圖以柔化剛。

自胡錦濤年代開始，中央對本地大財團還多了一個心結，就是大財團對香港發展的阻礙逐漸增多，可能比幫助還要多。當時的總理溫家寶就曾向時為特首的曾蔭權派發任務，要他處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這個深層次矛盾包括香港經濟上過度傾斜地產，高昂的租金打擊百業，如具長遠競爭力的新科技發展就受到遏抑，中小企及小商舖所賺利潤大部分變成地產集團的租金收入，只為地產商作嫁衣裳。

權力結構勢大變 富不與官爭？

香港社會亦因大財團的壟斷，令貧富懸殊惡化。內地媒體甚喜歡引用彭博的億萬富豪指數，指香港十大億萬富豪的資產淨值佔GDP比重冠絕全球，高達35%，遠高於其後瑞典的25%、瑞士的9.2%，美國則不足3%，中國更只是1.4%。財富高度集中在本地超級富豪手中，他們主要受惠於地產業的高樓價、高利潤，但高樓價令不少市民買樓要背上一輩子債，年輕人更加無力置業，是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罪魁。然而，港府平抑樓價的政策，卻偏偏碰上重重政治及民間阻力，政府內部亦視這些反對聲音，部分是獲地產集團支持的。

對中央而言，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發展，表面上保持良好，但實際上卻是畸形地向大財團傾斜，造成社會潛藏大炸彈，亦是催化今次政治大風暴的主因之一，必須作出糾正。

反修例政治風暴勢帶來香港權力結構大變、權力分配重新洗牌。在中央與本地大財團的關係上，相信未來中央會以更嚴正的態度，要求大財團不能食碗面反碗底，要積極做有利香港的事情、維護穩定繁榮，不能背後「搞破壞」。中央這個期望，會否獲得本地財團的支持和配合？不同大財團與中央關係又將如何調整？「富不與官爭」，會是未來的走向嗎？大財團捐農地，可以視為向中央釋出善意的舉動，推動兩者關係向良性互動發展。

「帶路」繫百國 國際責任接踵

<轉載自2019年10月2日 明報 中國版>

1974年2月22日，中共主席毛澤東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了三個世界的觀點，即蘇、美兩個超級大國是第一世界；整個亞洲（除日本外）、非洲，拉美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屬第三世界；處於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如歐、日、加等是第二世界。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教授胡偉星指出，中國外交經常是從領導人一個口號開始，變成一種政策，最後形成影響幾十年的大戰略。

毛：中國應對人類有較大貢獻

胡偉星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例，這是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哈薩克及印尼時分別提出的，現在參與國家已不限於當初的65個，而是130多個，變成了「多帶多路」。不同於以往的大國戰略，而是有很強的內生動力，也是中國在重構自身，實際上就是中國要在陸地和海洋同時崛起，要形成與世界互通的格局，同時保護自己的海外利益。他認為，中國外交除了愛國主義，還要負國際責任，毛澤東在1956年時就講過，「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70年後的今天，中國承擔了愈來愈多的國際責任，包括聯合國維和、亞丁灣護航、應對氣候變化、朝鮮半島無核化等方面。前駐英大使馬振崗認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必然會被世界期望承擔更多義務。以往我們很少提出世界治理的方案，現在包括一帶一路倡議都產生了世界影響……西方必須接受一個崛起的中國在世界上發揮作用。」

建政逢冷戰 外交被迫「一邊倒」

<轉載自2019年10月2日 明報 中國版>

前駐英大使馬振崗把70年來的中國外交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時期是毛澤東時期，奠定了外交基礎，制定了基本外交政策。第二個時期是鄧小平時期，制定的是富起來的外交政策。而現在中國正處於由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時期」。

中蘇決裂 「三個世界」修美日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蘇聯是首個承認的國家，中方派出的首任駐蘇大使也是曾與毛澤東、周恩來並列為中共三人領導小組之一的王稼祥，當時的外交路線是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在聯合出版集團與外交部《世界知識》出版社合辦的研討會上，中國社科院地區安全中心主任張蘊嶺指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會議時曾計劃與美蘇全方位建交，但建政時恰逢冷戰，最後被迫選邊站，「一邊倒」是迫不得已，抗美援朝的代價很大，面臨制裁，延遲解決台灣問題。

張蘊嶺說，建政之初只獲得部分世界承認，中蘇決裂後1960年代外交空間進一步縮小，後來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改善對美、對日關係，外交才漸活躍，冷戰結束後，逐步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學者：60年代反美蘇偏離常軌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教授胡偉星則稱，外交是要講「形」和「勢」的，只能順勢而為，他認為1949年時的「一邊倒」順應當時全球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去殖化潮流，是順理成章的。但後來60年代的既反帝（美）又反修（蘇），就偏離常軌了。

79歲的馬振崗回憶起少時的經歷說，他讀書時，「一聽到廣播裏說又和什麼國家建交了，就趕緊用本子記下來，還要在地圖上查查這個國家在哪裏」。當時，中國面臨歐美政治上的孤立，經濟和軍事的封鎖，頭兩年建交的總共只有19國，到1970年馬振崗到南斯拉夫使館工作時，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也僅55個。

直至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席位，才正式走上世界舞台。

周恩來1955年4月率團參加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圖為周恩來（中）在會上發言。

貿戰百年大局 中美漸行漸遠 前駐英大使：華續韜光養晦

<轉載自2019年10月2日 明報 中國版>

中美關係是中國外交的重點，過去經歷多次起伏。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場對外戰爭就是與美國在朝鮮半島開打，此後，中美在台灣、印度支那等問題上多番針鋒相對，後來峰迴路轉，在聯手反蘇的利益驅動下，又經歷10多年的蜜月期，但冷戰結束後，兩國又漸行漸遠。中美關係70年的歷史，也是中國70年外交史的縮影。

見證了新中國70年外交歷程的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前駐英國大使馬振崗接受本報專訪時，對於中美關係變化感慨不已。曾任駐溫哥華總領事、駐美國大使館參贊、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長的他說，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曾託人傳話，稱只要不倒向蘇聯，美國願承認新政權並提供援助，「但美國不願放棄承認國民黨政權。在新中國倒向社會主義陣營後，中國就被當成了美國戰略上的敵人」。1960年代，美國陷入越戰泥淖，就想藉中國遏制蘇聯。雙方出於戰略互需，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中美發表《上海公報》。

冷戰後 美對華接觸遏制並行

自1985年便參與中美外交的馬振崗說，中美建交後，關係進入蜜月期，他舉例說，當時美國把中國視為友好非盟國，出售先進的黑鷹直升機（1984-1985年西科斯基公司分4批向解放軍交付24架，用於高原運輸補給），而中國也將國產戰機殲-8送美國作航電改裝。

馬振崗憶述，冷戰結束後，「大約1990年，美國前駐華大使洛德（Winston Lord）對我說，中美關係的基礎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美國將起主導作用」。到克林頓上台，美國對中國的定位變成「非敵非友」，制定接觸和遏制並行的政策。

小布殊時代，美國曾一度將中國定為戰略競爭國，但突發的9．11恐襲，令中美關係穩定了近10年。馬振崗稱，其實奧巴馬將戰略目標修訂為防止新興大國（中國）的崛起，重返亞太，「這對中美關係而言是最重要的改變，美國開始將戰略重心從歐洲、中東轉移到亞洲來」。

守成國忌新興國 修昔底德陷阱恐現

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會長吳海龍曾表示，在中美貿易戰的當下，中美似乎正在滑向「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即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終會因對抗發生戰爭。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原院長崔立如認為，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把中國確定為主要對手，使中美關係呈現出既是伙伴又是對手的複雜關係。雙方關係的持續下行已完全顛覆了中美之間原來的政治互信，他認為需要重建互信。

馬振崗認為，在中美貿易戰膠着的當下，兩國之間爆發冷戰和熱戰的可能都極低，「既不會爆發冷戰更不會打熱戰，兩國都是核國家，熱戰和冷戰對中美兩國甚至世界都沒有好處，爆發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冷戰得有人跟他（美國）打，中國無意挑戰美國世界霸權，還在努力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怎麼會熱中於跟美國打冷戰呢？」

「華欲維權非稱霸」 料熱冷戰機會微

至於「修昔底德陷阱」問題，馬振崗稱「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必然規律，歷史上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也未必一定發生戰爭，「二戰後，美國替代英國確立了世界霸權，他們打過仗嗎？」他說，中國從未放棄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歐美誤解是因為他們擔心強大起來的中國會影響其既得利益。「現在中國國力增強國際地位也發生改變，這使歐美感覺中國有些咄咄逼人。但中國只是有能力去維護之前不能得到維護的固有權益而已。」他解釋，1970年代中國南海發現石油和天然氣，當時正處文革時期，海軍力量不能有效維護海權，周邊國家便開始蠶食南海。隨着近年國力增強，中國加強對海疆控制，使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很不舒服」。

「倘成功協調 人類文明邁新階段」

中國社科院地區安全中心主任張蘊嶺稱，中國自我期許為「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他形容為「建廟修廟不拆廟」，在新秩序完善前，不會破壞現有秩序，故中美大戰打不起來。他希望雙方打太極拳，而不要打西洋拳，如果成功協調，就是人類文明到達一個新階段。

中國亞洲經濟發展協會名譽會長、前駐大阪總領事王泰平也同意中美打不起來，但認為雙方是全面博弈，絕不限於貿易領域，可能要持續一個世紀，應放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下來認識。他說，希望雙方良性競爭，但中方必須做好最壞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