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馬」失蹄 百年大黨命懸一線

<轉載自2014年12月5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本周三(3日)正式宣布辭去黨主席一職，以示對國民黨在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的重挫負責。然而，在馬英九宣布請辭後的三天裏，國民黨一眾副主席卻呈現「樹倒猢猻散」的熄燈氛圍。雖然馬英九強調，國民黨成立120年來從未被失敗擊倒，今天也一樣能重新站立起來，可今夕不同往日，這次危機來自於國民黨頂層，重新「站立」還有可能嗎？

多維新聞網評論文章稱，一般來說，不管外界如何評價國民黨的未來，只要政黨組織不垮，國民黨依然存在捲土重來的可能。但目前國民黨遭受的是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民心背離，甚至在頂層組織上出現了斷裂，這無疑是繼1949年國民黨撤退台灣，敗走麥城後的第二次危機，可謂是對這個百年大黨最大的挑戰。

黨主席成燙手山芋

從國民黨黨章可知，主席缺位時，由副主席依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順位代理之，並於3個月內按第一項規定選舉新主席，補足原任所遺任期。也就是說，馬英九辭黨主席後，必須3個月內召開臨時全代會，討論是否修改黨章並改選，在這之前，將依副主席順位代理。目前國民黨尚有5名副主席，依序是曾永權、洪秀柱，即將卸任的嘉義市長黃敏惠，新北市長朱立倫，連任失利的台中市長胡志強。

但此前，在「九合一」敗選當晚，黨秘書長曾永權已經遞出辭呈；而台北市長郝龍斌翌日也宣布辭去副主席一職；緊接著12月1日，台灣副總統吳敦義亦跟進請辭國民黨副主席；代理主席一時間變成燙手山芋。這一系列的請辭讓人稱「小辣椒」、排位第三的副主席洪秀柱忍不住對外發颷：「該輪誰就是誰的責任」，「黨到這個地步都走光，誰來維持運作？」，「大家都跟辭，那國民黨要怎麼辦？」

雖然最後通過馬英九和吳敦義在中山會報後單獨討論，吳敦義基於黨內團結，最後同意將留任到新黨主席選出為止，暫時代理的黨主席並辦理新一屆的黨主席選舉，這才勉強穩住了大局。這場鬧劇雖以有驚無險收場，但依舊暴露了國民黨當下的窘境。從眾位副主席的態度來件，國民黨主席的位置儼然不存在競爭力。黨主席作為政黨最核心的代表，是維繫政黨組織生命的「氧氣」，而如今這個位置變成了燙手山芋，這無疑是在告訴外界，國民黨作為政黨組織已經命懸一線、頻臨瓦解。

總統兼任黨主席 鞏固權力最好方式

此外，馬英九請辭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在侵害國民黨的未來。由於國民黨黨章規定「總統兼任黨主席」，馬英九請辭後是否需要重新修改黨章也是一大亮點。首先從政治安全角度上考慮，修訂黨章，是為防止黨內「中生代」為競逐大位引發內鬥，而影響黨內權力的平衡。事實上，台灣不同於大陸，台灣自身的政治體制及政黨政治的設計，是透過普選產生的台灣地區領導人，因此其地位遠遠高於「執政黨」主席。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地區領導人兼或不兼黨主席，其實無足輕重。其次，從「黨」與「政」在民主政治中的主從關係看，台灣領導人兼主席反而容易造成「黨政不分」，甚至增加與「在野黨」之間的摩擦。總統不再兼任黨主席，反而可以讓總統專心致志於政務，避免「大權獨攬」的現象。

這種只考慮政局而不顧政黨的單線條思維，無疑是皆大歡喜。但是，回到國民黨未來的話題上，此改變卻弊大於利。眾所周知，保持一個政黨的生命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執政。而國民黨黨章中所設立的「總統兼任黨主席」，就是要把總統位置綁架在黨主席上，這無疑是鞏固權力最好的方式，即所謂的「黨政合一」。雖然這一帶有復古的政黨思維是不被大多數民主人士所接受的，但是「黨政合一」的確是維護政黨生命的強大後盾。要知道，大陸政黨一直都強調「黨性」，恐怕也正是這個道理。可見，若因馬英九請辭而就此修改了「總統兼任黨主席」的黨章規定，無疑是在對已經命懸一線的百年政黨的雙重打擊。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這次藍軍的慘敗若進一步分析，絕不能推稱是馬英九的個人責任，或者，與其說一「馬」失蹄造就了國民黨今日的困局，不如說是國民黨自身的文化環境造就了失敗的「馬英九」。早有評論分析稱，國民黨的文化一向拘泥傳統、強調儀式、講究尊卑位階，雖歷經政黨輪替，這樣的習氣始終沒有太大變化。也因此，使得黨不易建立體貼庶民、親近年輕人、開放思維的魅力。同時，地方上，由於派系的長期把持、對立和糾纏，再加上地方黨部建制的官僚化，不僅無助開拓新的基層票源，甚至往往在選舉之中成為內部自我掣肘的力量，更嚴重妨礙新人在地方出線。在這種政治生態無疑是在反向腐蝕這個百年大黨。

新主席須擔起靈魂改造形象重塑之責

從目前的局勢來看，馬英九任職內不可能會對以上弊端做出什麼有效的措施。所以，他卸任後，新的主席必須承擔起內部的靈魂改造及外部的形象重塑之責，否則國民黨瓦解也只是時間問題。

誠如馬英九所說，自己卸下黨主席職務對中國國民黨而言是另一個新的開始。國民黨沒有贏得這次戰役，但不能失去理念和價值。輸掉一場選舉，但不能因此輸掉人民對國民黨的信任。國民黨會不會被打倒是由自己決定，如果國民黨能反省、改革，就永遠不會被打倒。從這點來看，馬英九辭黨主席，也是為了能將更多心力拉回政務，挽回民心。然而這些年來，「執政黨」對社會民意的疏離、對人才培育的漫不經心、對政策大計推動的虛與委蛇，早已讓民眾心灰意冷，才會連藍營「基本盤」都潰散崩離。

可見，如果國民黨依舊墨守成規，將來甚至可能會面臨「萬『馬』失蹄」的悲劇。在老一輩的台灣人相繼離世後，國民黨的「政治老本」早晚會吃完的。如果國民黨看不到台灣新生代的力量，沒有新人挺身而出，就不可能有新理念來重新規劃政黨未來。但面對這樣一場「大敗」，「執政黨」需要時間來消化內心的痛苦和掙扎，並深刻思考眼前的窘境和反敗為勝的出路。只是眼前叫囂、觀望者多，挺身、奮起者少的現實局勢，讓人看不到他們重整旗鼓的希望。

韓國努力 台灣焦慮

<轉載自2014年12月5日 明報 中國版 撰文: 辛亞 國際貿易項目官員>

上月APEC峰會期間，中韓宣布完成雙邊自貿協定的實質性談判，這是兩國經貿關係的一大步，也是中國迄今為止對外商談的覆蓋領域最廣、開放度最高的自貿區。有別於中國一直以來的先朝（北韓）後韓的外交慣例，習主席上任後於今年7月份率先訪問韓國，中韓關係迅速升溫，進入「蜜月期」。根據談判成果，在開放水平方面，雙方貨物貿易自由化比例均超過「稅目90%、貿易額85%」。協定範圍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等共17個領域，包含了電子商務、政府採購、環境等新型的「21世紀經貿議題」。不過，事先飽受關注的農產品與汽車並未包含在內。

習改「先朝後韓」 中韓進蜜月期

不管是對中國還是韓國，這都是重大利好消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中韓自貿協定在台灣引發的熱議遠超中韓。國民黨甚至藉機推出電視競選廣告《是誰，讓韓國在竊笑？》，矛頭直指民進黨在立法院的杯葛，痛惜台灣從《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遙遙領先，到被追平乃至落後。廣告遭受極大非議，輿論紛紛指摘國民黨作為執政黨無作為而又推卸責任，妖魔化韓國以煽動民族情緒。

廣告內容雖不妥，但是背後暗藏的焦慮情緒卻頗為真實。台灣一直視韓國為競爭對手，地理位置相近，經濟結構相似，甚至曾經同為亞洲經濟「四小龍」。韓國目前有強勁的上升勢頭，不光是在製造業、高新技術產業、文化輸出等方面甩開台灣，甚至對大陸遊客的吸引力也在逐年上升。而今年台灣抵制兩岸服貿協議的學運，使得與大陸正在談判中的一籃子自貿協定更難打通。

競選廣告中宣稱「台灣正式成為亞細亞經濟孤兒」，這也就是馬英九曾經提過的在「區域整合中被邊緣化」。兩岸經貿關係的特殊性對台灣是把雙刃劍，有時它能獲得比其他國家和地區更多的優惠，有時反而礙於敏感的政治因素更添障礙。比如在開放旅遊業方面，就筆者所知，大陸遊客個人赴台簽注的辦理手續比韓國簽證繁瑣得多，這一點就讓台灣旅業失分不少。

更讓台灣尷尬的是，被它緊緊盯牢的韓國並未將它視為重要競爭對手，而是志在追趕日本。今年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發布《韓日差距報告》，指出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大約是韓國4倍，外匯交易規模接近韓國的8倍，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額大約是韓國的3.7倍，政府開發援助的規模約6.7倍，兩國之間差距明顯。研發經費超過1兆韓圜（約75億港元）的韓國企業只有三星、LG電子、現代汽車3家，而日本有豐田、本田等29家公司。

韓未視台為對手 目標追趕日本

這種努力趕超日本的強烈願望也使得韓國在中韓自貿協定談判上非常積極主動，以求與中國率先達成一致，從而給日本一定的壓力。業界人士普遍認為中日韓想談成高水平的自貿體是有一定難度的。日本方面一直以自由化率水平過低為由拒絕中韓提案，究其根本，是日本與中韓兩國在經濟結構、質量水準與消費水平上的大不同。同時兼在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協定》（TPP）的拉攏下，日本在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中的搖擺不定也在意料之中。只是，在東亞最重要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區域化升級中，台灣已無話語權。

年輕人再不信「大陸機遇論」——台灣觀選記

<轉載自2014年12月4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上星期到了台灣觀察九合一選舉，身在當地，更能感受到這次被當地時事評論員形容為「政治海嘯」的國民黨慘敗，觀察到當地人反應，並有機會與各方討論選舉結果。

選舉結果冷笑話

就以六都選舉為例，國民黨輸掉其四雖然事先已在預期之內，但台北、台中均輸了20多萬票，高雄和台南均輸三比七，這些均在預期之外。至於原本認為穩操勝算的新北，甚至認為國民黨最具人氣的政治明星朱立倫可以贏25萬至30萬票，但結果只贏得兩萬票，已經教人十分訝異。

但桃園卻輸得更慘，話說吳伯雄的兒子吳志揚，吳家三代都在此當市長，選前11月15日《聯合報》的民調顯示，吳志揚正以49%對25%大幅領先對手鄭文燦，勝算完全沒有人懷疑，但結果民進黨反敗為勝。有民進黨成員透露了一個冷笑話，說點票時發現鄭文燦意外領先，於是急急打電話給對方報喜，但鄭文燦卻說沒有空多說，因正臨急臨忙在草擬勝選演說！從中看到結果是如何出乎意料，以及讓人措手不及。

年輕人民心思變

敗選是因為國民黨和馬英九管治得太爛，台灣民眾民不聊生，房子太貴，物價太高，但大學畢業生薪水卻10年來不升反跌，只有「22K」（22,000元台幣，折合約5500港元），都說只能吃泡麵過日子，年輕人對政府怨氣沖天，因此民心思變，轉化成選票，「首投族」尤其踴躍，造成了一場「政治海嘯」。

尤其惹來年輕人反感的，是偏偏國民黨卻對此麻木不仁，了無新意的在選舉中繼續大打經濟牌，不斷強調如果不投國民黨票，讓民進黨上台，兩岸關係就會倒退，台灣經濟就會被邊緣化，民眾就要承受苦果。

國民黨搞錯問題自食其果

舉個例，在選前數天這最後關頭，國民黨的電視廣告主打中韓自由貿易牌，廣告中身穿韓國民族服裝的女子，在象徵台灣對南韓的撲克比賽中，不斷翻中大牌，並打出「謝謝民進黨 在立法院擋下法案」的字幕，以此攻擊民進黨「阻住地球轉」，阻礙兩岸服貿協議在議會中通過，讓南韓後來居上。

再舉另一例子，國民黨找來大舉投資大陸的台商郭台銘為該黨候選人站台，這位曾經捲入「22K」風波，質疑年輕人薪水是否真的只有「22K」的大陸台商，承諾如果國民黨那些市長、縣長勝出，他就會在當地投資。但結果卻是惹來更大的反感，最後，郭曾經站台挺過的候選人如連勝文、胡志強等等，統統輸得兵敗如山倒，沒有一個倖免。

國民黨不斷強調如果不投國民黨票，兩岸關係倒退，台灣就會遭邊緣化，將來人民生活就會很慘，但問題是，讓民眾光火的是，如今他們生活已經夠慘﹗過去8年大家投了你票，但生活卻沒有好過，還每況愈下。

「大陸機遇論」不能讓民眾「有感」

年輕人看到的是，兩岸靠攏，經貿合作，富了的只是一批買辦階級，為那些有錢在大陸投資的人，打開方便之門，但普羅百姓卻不一定得益，甚至因為資本出走，而讓本土經濟進一步萎縮，流失更多就業機會。資本家，演藝界人士，或許還有部分專業人士，不錯能夠因為大陸而賺大錢，無限風光，但無權無勢的小市民，卻對這種「繁榮」「無感」。

偏偏今次選舉焦點中的焦點，就是台北市長選舉，由國民黨永遠名譽主席連戰的兒子，幾乎全無從政以至公職服務紀錄的連勝文，對無黨籍的醫生柯文哲，而後者打出的，正是「權貴對平民」的價值之戰這張牌，更把前述的怨懟情緒，不單在台北，而是在全台燃點和發酵。柯文哲無錢無人，但在網絡上卻有排山倒海義助他，尤其是挖苦對手連勝文的創意文宣，主題都離不開，對連勝文「官二代」、「富二代」背景的不屑。

再加上中共反民主反自由的本質，令台灣年輕人更害怕兩岸融合，會逐漸侵蝕台灣的核心價值，而大陸欠缺文化和價值上的軟實力，令台灣年輕人更加心存抗拒，充其量只會視對方為一個暴發戶，就如選舉期間發生的一件事，那就是大陸女星鞏俐因拿不到金馬獎而出言不遜，還說往後都不會參加，只會讓人對「強國人民」的氣焰更加厭惡。

其實，台灣今天的處境，不也正是香港的寫照嗎？

未必讓所有人都更好

九七後的特區政府，由董建華到梁振英，都向年輕人一味唱好大陸，一樣強調大陸為香港提供千載難逢的經濟發展機遇，尤其是董，到了今天仍然喋喋不休的繼續說「中國好，香港更好」。但問題是，所謂「香港更好」，究竟是所有人都會更好﹖還是只有少數權貴階級更好﹖是有錢在大陸投資的人更好，有錢藉「直通車」概念炒股票的人更好，有舖可以藉自由行大幅加租的人更好﹖

這與台灣國民政府的思想與盲點，不是同出一轍嗎？他們看不到，經濟增長，只是一堆總體數字，不一定會讓人「有感」，也不代表人人生活更好，而現實是，香港貧富懸殊加劇，「大陸機遇論」對年輕人沒有多大說服力。

而香港人與台灣人在普世價值上，看法也比較接近，這讓彼此更加親近，而相反，在這方面，與中國大陸，卻有一道巨大的鴻溝。

因此，台灣和香港同時分別出現了「太陽花學運」和「雨傘運動」，並不偶然，唯一不同的是，台灣當地有民主政制，可以讓當地人以選票為自己發聲，而反之香港，卻只能以更對抗性的抗爭方式，來發出怒吼而已。

陸媒定調﹕國民黨施政不力才慘敗

<轉載自2014年12月4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國民黨在九合一地方選舉慘敗，大陸媒體3日起大幅報道，並定調國民黨敗選是因為和馬政府的內政施政不力、選戰策略與候選人特質有關，試圖和兩岸關係做出切割。

上海台研所常務副所長倪永杰向新華社分析了台灣「九合一」選舉結果；對民進黨有深入研究的倪永杰指出，這次選舉是地方基層選舉，與兩岸關係沒有太多關聯，主因在台灣內部。造成國民黨敗、民進黨贏的關鍵是台灣大環境與候選人的特質、選戰策略。

他認為，台灣結構性矛盾、社會氛圍不利於執政的國民黨。台灣正處於政治重組、社會激化、世代變遷的年代，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三中一青」苦悶激化社會矛盾。民進黨出於終結馬政權的需要，結合3．18反服貿勢力催化台灣社會「反馬」、「反商」、「反權貴」氣氛，把貧富差距、世代剝奪等問題全部歸罪於馬英九。

其次是馬英九執政不力，拖累地方選舉。馬英九最初開出的「六三三」政見跳票，2012年連任後其財經政策得罪多數人；油電雙漲得罪了窮人，證所稅得罪了富人，調高健保費率得罪了所有人。台灣經濟每況愈下，收入不增反減。失業、低薪、高房價、找不到機會、看不到希望，人們早已怨聲載道，要以選票懲罰執政黨。

擠迫環境增暴力傾向

<轉載自2014年12月3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長期住在擠迫的環境中，或會影響人的心理及身體健康。20世紀60年代，美國動物行為學家John Calhoun通過實驗發現，老鼠在空間有限、過量繁殖的情況下，會出現母吃子，以及母子交和同性交等性行為混亂異常行為，個體的攻擊性及侵略性都會提高，他因此提出動物過度擁擠會導致「行為淪陷」(Behavioral Sink)，結論是空間是生活的必需要素，這成為城市社會學及心理學的重要理論。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葉妙妍表示，長期住在過於擠迫的環境下或影響人的情緒，包括加重壓力、焦慮及抑鬱等，且在狹窄空間中更容易與家人發生碰撞或衝突，身體也會受影響，包括腸胃不適、腎上腺素升高，令人更暴力等。

兒童或變內向寡言

葉又指環境擠迫對人的影響是分階段的，例如兒童在擠迫環境中可能變得內向、自卑及沉默寡言，青少年則會表現得不喜歡留在家中，在外流連，在家中與家人衝突的機率都會增加。

「成家不能立室」 青年絕望增社會危險

<轉載自2014年12月3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說，自己年輕時也住過劏房、天台屋，政府應該處理的的是現在年輕人的「絕望感」，這一代人認為自己無法在合理時間內自行解決住屋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將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鍾劍華以前住的房有百餘呎，尚算「住得落人」，但近年因為監管不力，需求又大，導致業主「愈劏愈盡」。現時有不少細至幾十呎的房單位，據他所知，有一家三口擠住40呎劏房，「可以細過個豬欄」。

鍾現時在理大執教房屋政策一堂，每班二三十個學生之中，總有三四個學生申請輪候公屋，學生中瀰漫著悲觀情緒，無人覺得能透過自己能力、在合理時間內滿足自己長遠住屋需要，有人至30多歲還與父母一起住，結了婚仍各自回家住，「成家不立室」，「這種無助感是很強的，我同政府官員都是這樣說，你要擔心的不是他們排隊輪公屋，因為現有的制度下他們絕大部分是輪不到的，要憂慮的是這種絕望的感覺」。

「如果個個都有層樓，社會會穩定些。」鍾劍華直言，如果個個是「游牧民族」，感覺自己「不屬於這裏」、「社會沒預我一份」時，「做任何事都沒有機會成本，那麼社會很危險」。

指梁難追回短缺供應

回顧過去，2002年自由行開始之後，低檔次的租住單位被業主收回改建成「月子公寓」、廉價賓館，曾蔭權從做政務司長開始直至特首任內的10年，破壞了香港房屋政策幾十年來因應時勢轉變的良性循環，鍾劍華坦言，現時梁振英即使要重新起動，也很困難。

「(梁)增加供應是正確方向，現在看來也初見成效。」但鍾劍華提醒，一是要追回過去短缺的供應很困難，二是現時樓市的客觀環境有變，10多年前沒有這麼多海外資金來買樓。他認為，本來應該發展新市鎮和填海，但政府推出的政策寸步難行，是因為政治制度令政府沒有認受性，因此沒能力去做短期內不受歡迎的事，「成日都話人(反對者)民粹，但正正因為你不民主，才會有民粹」。

港樓細絕東亞 3豬空間1人住 人均150呎 20年無改善

<轉載自2014年12月3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香港地小人多，居住空間一直是尖銳的社會問題。《明報》將一連三期探討香港住屋環境的怪現象，尤其突出與其他大城市的對照，冀從比對中找出香港困境，望施政當局能對症下藥。第一期會討論香港的住屋擠迫現象，何以20年無進步？同時期的上海，又何以能從「豬欄」變「廣廈」？

公屋輪候冊申請再創新高，到今年9月底，有26.3萬個家庭輪候公屋；居屋價格也飈升至六七百萬，接連誕生港島、九龍居屋王；發展商新推一手樓則密密出現「劏房奇則」……放眼全亞洲，本港人均居住面積在各大城市中墊底，若以養殖場中每隻公豬坐擁50平方呎獨立空間計算，港人人均居住面積150呎，只相當於3隻豬。1990年代，上海的人均住房面積也僅有96呎，今日已大增至360呎，只有香港維持不變。

港人難安居，學者認為除本港自然條件所限外，亦因政府早前「不作為」，現屆政府雖大力推行房屋政策，但預計對居住面積的改善也極為有限。

英明農場東主尹偉明在元朗經營豬場多年，3萬餘方呎的豬場內養了2800多頭豬，場內最重要的當屬「種豬」，每隻種豬都有獨立的豬欄，「領地」大約50呎。豬場內安裝了負壓抽氣系統，以控制豬場的溫度，夏天最熱時都不超過攝氏30℃，同時亦可保持空氣流通，「依家養豬好講究環境，環境好豬先至少病痛」。

上海人睡房平均大過港人單位

香港地，豬的待遇不太差，人的居住環境卻十年不變地差。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設計系系主任趙麗霞根據各地統計數字推算，1990年香港人均住房面積138呎，上海城鎮人均建築面積僅96呎，但20餘年後，上海大幅增加至360呎，香港卻只增加了21呎至159呎，被大幅度拋離。根據上海統計局2013年統計，不計算客廳、廚廁及走廊等面積的上海人均居住面積達到183呎，換言之，上海人僅睡房的面積便大過港人整個單位的面積。

趙麗霞表示，上海人均居住面積之所以大幅提升，是因為90年代上海剛開始經濟起飛，且正值中國住房政策改革，改革後公司不再提供宿舍予員工，住房補貼以工資形式發到員工手上，市民要自行在市場上購買住房，「商品房」的產生亦吸引了大量投資，加上內地政府注重民生，所以現時上海大部分普通家庭可住約1000呎的單位，反觀香港房屋市場因發展較早，在90年代時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的市場，故變化的幅度也較小。

港三成人住公屋 上海東京首爾4%至5%

除上述因素外，公營房屋人口比例也大大影響整個社會人均居住面積。趙麗霞指出，香港約三成人住公屋，相比之下，上海、東京及首爾均只有4%至5%的人住公營房屋，而公屋屬於補貼性住屋，面積有限，故拉低了香港人均居住面積水平。另外，港人普遍羨慕新加坡人有政府組屋，是因新加坡政府60年代建國時便將房屋作為一個主要的管治工具，通過為國民提供高質素居住環境來穩定社會，另外也因為政府強勢，政府買地收地都很容易。日本政府推動中產自置居所、韓國政府通過一系列政策調整樓價等，也有助解決東京及首爾居民的住屋問題。

學者：增加供應正確方向

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表示，本港80年代起建設大量新市鎮，公屋供應也持續增加，加上居屋政策，市民的住屋環境得到改善，但2002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政府「由一個極端發展到另一個極端」——無限期停建停售居屋，公屋供應量也大幅下跌，之後自由行興起，大量舊樓出租單位被業主收回做「月子公寓」及廉價賓館，令不少中下階層人士要轉租房，居住環境也因而不斷惡化。

運輸及房屋局上月公布，未來3至4年私人住宅一手供應量約7.4萬伙，鍾劍華認為增加供應是解決住屋的正確方向，但7.4萬供應實際上也是一種倒退，因他估計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發展商看見過去幾年住屋市場的變化趨勢，減少單位面積來增加供應量，這些中小型單位甚至迷你單位，對改善居住面積效果成疑，他笑言梁振英也因此不敢再講盼市民「愈住愈好」。

香港與東亞地區人均居住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