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兵之計解決不了釣魚島問題

<轉載自2010年9月23日 明報 論壇版 撰文：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一個釣魚島，又重新掀起公眾關注，中國對領土主體紛爭究竟採取何種態度的問題。

香港前途談判啟示錄

近日在翻看已故新華社香港分社（即現今「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長黃文放先生所著《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一書，讀到一些相關的章節時，我想或許能給大家一些啟發。

黃文放是最早參與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工作的成員之一，不單在前期為中央做過一些準備和研究工作，更在1982年1月到北京，參加起草收回香港主權的具體方案。 當時有關小組成員只有5個人，他是成員之一，魯平是組長，具體決策由廖承志主持。因此，「放叔」在書中透露的資料和內幕，有相當的權威性。

書中提到1974年葡萄牙政變，之後新政府提出要放棄所有殖民地，並準備把澳門交還中國，但當時中國反而不想收回，因為一旦收回，就一定會帶出香港前途的問 題，而當時中國仍未想處理，遑論收回。於是，反而找來土生葡人領袖宋玉生作中間人，與葡國總理私下溝通，達成一些諒解，後來再由兩國達成協議，包括：

一、澳門是中國領土，主權一貫屬中國政府所有；

二、澳門是歷史遺留問題；

三、在適當時機通過中葡兩國政府談判解決；

四、解決之前維持現狀。

因此，當港督麥理浩在1979年3月訪京，以新界租約只剩18年，土地契約批出年限為港府帶來難題作為理由，英國提出要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時，鄧小平的答覆是，關於九七問題，中國現在未有政策，希望英國人不要太早提出問題。

澳門模式

中國原本考慮照搬「澳門模式」來解決香港問題。用更「入肉」的話說，那即是「口頭上主權不讓」、「以歷史遺留下來問題作理由」、「拖至未來才解決」、「在此之前按兵不動，不變應萬變」，四大要訣。

那麼，為何中國又在1982年與英國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始談判，最後並收回香港呢﹖

書中透露，那是因為英國人不同意，硬是要中國明確表態。在隨後兩年，英國前首相卡拉漢、外交大臣卡林頓、掌璽大臣阿德金斯、前首相希斯等，陸續訪問北京，向 中國步步進逼，要中國就九七問題清楚答覆。在這種情下，鄧小平才在1981年4月下達指示，要下面研究出一個明確方針和態度，並在12月拍板，決定收回 主權。其間，中方在香港與英國有很多非正式溝通，並就「澳門模式」作出試探，但卻被後者拒絕。

釣魚島立場同出一轍

再回到今次的釣魚台主權糾紛。

有關中國對釣魚島領土主權的態度，其歷史沿革，在中國外交部官方網頁，「中國外交歷程」一欄裏，有以下的一些記述：

「1978 年10月25日，鄧小平同志作為國務院副總理訪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會談中，鄧小平同志強調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要以大局為重，並在之後舉行的記者招 待會上高瞻遠矚地指出，實現邦交正常化時，雙方約定不涉及這個問題，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我們雙方也約定不涉及。我們認為，談不攏，避開比較明智，這樣 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我們這一代人智慧不夠，我們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好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

「1979 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會見來華訪問的自民黨眾議員鈴木善幸時表示，可考慮在不涉及領土主權情下，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同年6月，中方通過外交渠 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的設想，首次公開表明了中方願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模式解決同周邊鄰國間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的立場。」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基本含義是：第一，主權屬我；第二，對領土爭議，在不具備徹底解決的條件下，可以先不談主權歸屬，而把爭議擱置起來。擱置爭議，並不 是要放棄主權，而是將爭議先放一放；第三，對有些有爭議的領土，進行共同開發；第四，共同開發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增進相互了解，為最終合理解決主權的歸屬 創造條件。」

換句話說，這與前述澳門模式的基本涵義，不是如出一轍嗎﹖

那就是，出於務實政治考慮，而採用的一種模糊主義政治。

「最衰是英國人」

「放叔」的書還透露，1981年12 月，由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列席的還有總理趙紫陽，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並正式拍板，決定以收回香港主權作為與英國談判的基本立場。會中 趙紫陽還講了一句話：「最衰是英國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不知道，今回在某一次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中，會否又有人說：「最衰是日本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例如擁有航空母艦攻擊群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但日本是漢學研究做得最好、最頂尖的其中一個國家，你估他們又會不會未看過「放叔」寫的這本書﹖不知道北京心目中的如意算盤嗎﹖

況且，當年英國只是閉門步步緊逼，但如今，日本利用右翼勢力在釣魚島修燈塔、建神社，以至近日扣押中國漁船和船長、宣布明年3月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25個離島「國有化」，中國那種「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模糊政治、緩兵之計，還能管用嗎？

領土爭議從來是難題

<轉載自2010年9月22日 明報 筆陣版 作者：盧子健>

 

日本當局無理拘留中國漁民，中國人民和香港市民都非常憤慨。中國政府已多次向日本當局提出抗議和警告。中國民間，包括在香港和台灣，也有很多人民自發的保釣活動。他們都希望能做一點事，保衛釣魚台。

 

可是，領土爭議從來是極難處理的問題，多數時候並沒有簡單的處理方法。釣魚台問題亦不例外。

 

世界上大多數領土爭議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有些歷史之長更是以百年計算。在亞洲或者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為主體的地區，大多數領土爭議是18至19世紀時西方列強到處擴張侵略所遺留下來的問題。

 

中國的陸地邊界以千里計，幾乎沒有一段是沒有爭議的。新中國建立初期，與北朝鮮、蘇聯、蒙古、印度、緬甸、越南等國的關係基本上良好，以為可以相安無事。但1962年爆發了中印的邊境戰，69年又爆發了中蘇邊境戰。至79年，中越打仗雖然主要是由柬埔寨問題引起，但中越邊境領土爭議亦是成因之一。

 

在這些爭議之中，有些是當年中國被鄰近強國欺負而被強佔領土，包括蘇聯的前身俄羅斯和日本，但有些爭議中涉及雙方都是西方侵略的受害者﹕印度曾被英國統治，越南曾被法國統治。這些獨立後的國家很多時繼承了前殖民地宗主國的立場，想繼續佔據中國的土地。

 

在領土爭議中，鮮見有任何一個國家自願退讓。縱使有些爭議方其實十分理虧，仍會堅持立場。日本對釣魚台的立場是一例。日本自己也是受害者，其北方四島在上世紀二次大戰後為蘇聯佔領。至今無論是蘇聯或者俄羅斯都拒絕把北方四島歸還給日本。

 

所以，領土爭議甚少和平解決。縱使是友好國家亦很少在領土爭議中讓步。西班牙和英國都是歐盟成員國，但各自對直布羅陀的主權立場都沒有轉變。

 

在某些情下，因為政治現實的需要，領土爭議雙方或者願意協議和解，例如中共建政之初就是採取這個睦鄰政策以換取恢復經濟的空間，但這些協議過了一段時間仍然可能被翻案。說到底，民族主義立場幾乎是所有政府——不管左中右的意識形態——都會執著堅持。

 

近幾十年，領土爭議由陸地延伸到海洋。中國有數千里長的海岸，於是要面對更多的領土爭議。

 

釣魚台問題早在上世紀60年代後期浮現。美國當年把二次大戰期間佔領的琉球群島交回日本，把釣魚台也包括在內。當時掀起了海外和香港大規模的保釣運動。

 

釣魚台是島嶼，是受海洋包圍的土地。保釣運動出現不久，聯合國開始手制訂國際海洋法，掀起了新一波的主權紛爭，只不過這次由陸地延伸至海洋。

 

中國在1974年與當時的南越打了一場仗，收回西沙群島。在1988年，中國與越南就南沙群島若干島嶼的控制權亦打過仗。現在南中國海內的南沙、西沙群島與鄰近海洋、釣魚台以及東海水域，都存在主權和開發權的爭議。這些爭議都沒有解決象。

 

從上述討論可見領土爭議形成的種種原因，構築一個非常複雜的圖像，真的難以決定從何著手。但主權爭議最棘手之處還在於﹕佔據就已經是「百分之九十」的主權。

 

除非是兵戎相見，或者是有一方在軍事上有絕對的優勢，否則誰是實質控制著爭議中的土地或者海洋，無論其道理有多強，就已經有「百分之九十」的主權在手。

 

日本目前在釣魚台的行為，正好就是應用這個「原則」。佔據我們領土的又何止日本。在南中國海，越南、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都在南沙群島中不同島礁，或者是駐軍，或者是設置帶有主權象徵的設施。

 

保衛釣魚台容易掀動億萬中國人民的心，包含著上世紀日本侵略中國的慘痛回憶，但其實東南亞諸國佔領南海諸島，同樣是國人所不能忽視。

 

但如前所述，除非兵戎相見，否則短期內對這些佔據中國領土的行為並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在此情況下，是否完全無可奈何，什麼都不做呢？

 

亦不至於此。首先，我們對爭議中的土地或者海洋絕對不能放棄，即使是已被他人佔據的也不能放棄，因為縱使對方有「百分之九十」的主權在手，我們也不能放棄餘下的「百分之十」！

 

其次，對爭議對方的新的侵犯性動作必須高度警覺，在有需要時嚴肅抵制。現狀不理想但又已經存在，有時忍受是無可奈何。但倘若爭議對方以新動作改變現狀，即絕不能軟弱忍受，否則對方得寸進尺。現時日本的做法就是搞新的小動作，象徵性地把司法管轄權延伸至釣魚台。

 

最後，如果我們有機會佔據爭議中的土地或者海洋，絕對不必手軟。例如共同開發東海本來是中國因應與日本發展友好關係而作的妥協。如果日本喜歡各自單方面採取行動，我們根本不必客氣，可積極單方面開發東海、加強在該海域內的巡邏，確立和鞏固對爭議地帶的實質控制權。強硬不是為了出口氣，而是為長遠的國家利益服務。

日本蓄意小事化大 圖謀已超越釣魚島

<轉載自2010年9月21日 明報 社評>

日本延長拘留「閩晉漁5179號」船長詹其雄10日至本月29日，說明中國政府循外交施壓，要求日本無條件放人，已經失敗，也顯示日本根本不在乎所謂「損害中日關係大局」。中國政府已經被日本逼入死角，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尊嚴，中國政府必須顯示不惜與日本斷交的決心，以實際行動營救詹其雄和捍衛釣魚島的領土和主權。

過去這些年，日本艦艇驅趕兩岸漁船既為常態，除非另有蓄謀，否則無法解釋日本為何先扣留「閩晉漁」，接着只放船和船員，但把船長扣押至今。因為事態發展迄今，日本「挾持」詹其雄為「人質」，在政治上已經達到目的，例如確立了以國內法處理與釣魚島相關的案例，但是日本並未「見好即收」；另外，日本刻意不給自己或雙方下台階，例如詹其雄祖母上周三的喪禮、中國人歷來重視一家團聚的中秋節（明日），只要從日本人道主義出發，讓詹其雄回家奔喪或團聚，事態就不會如此鬧得那麼僵。

中日過去爭拗歷史問題  已質變為爭奪海底資源

這次事件破壞中日關係的程度，與拘留詹其雄已經不成比例。所以日本應該有更大圖謀，才能解釋為何堅持要把「閩晉漁」事件小事化大，而爭奪資源和在靠近中國的島嶼駐紮自衛隊，是日本製造這次事端的深層背景。

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政府計劃宣布25個離島「國有化」，以此作為「劃定大陸架面積和確保海底資源的基點」。這些島嶼就包括釣魚島。此一做法，將大大擴張日本的「海洋版圖」，其大陸架面積擴大到447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日本國土面積的11倍；島嶼「國有化」之後，周圍的海域就納入為日本的「專屬經濟區」，要開採這海域內的資源，都必須得到日本許可。另外，相伴而來是日本要在這些島嶼駐軍，日本傳媒已報道，日本計劃38年來首次擴編陸上自衛隊，由現時的15.5萬人擴充到16.8萬人，所增加1.3萬人，全部分配到包括釣魚島在內的所謂「西南諸島」。

放在這個背景之下，日本蓄意延長拘留詹其雄，甚至把中日關係也押上的真正意圖就浮現出來了。就釣魚島而言，這是日本由低調控制走向法理擁有的步驟；就與中國爭奪海底資源而言，這是為日本擴軍、在靠近中國的島嶼駐軍，鋪墊法理依據。

對於中國政府，其實保衛釣魚島已經迫在眉睫。日後當日本正式宣布把釣魚島「國有化」之時，中國怎樣對應？難道又是口頭發表「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中國神聖領土不可侵犯」而已？中國單方面「顧全中日關係大局」之時，日本傳媒報道今年12月，日本和美國將在「西南諸島」舉行大規模「奪島」演習，目的明顯針對釣魚島。可見，日本已經作了最壞打算，就是若中國搶先登陸釣魚島，日本將會同美國以軍事行動奪回。

日本對於釣魚島主權爭議，根本不打算搞什麼訴諸國際正義，而是準備與美國一起，對中國打一場局部的島嶼戰爭。今年5月，日本已經通知台灣當局，決定把日本最西端的與那國島上空的台日防空識別區界線，擴大至該島外海較靠近台灣一側的上空。日本這項修改，實質是擴大了領空範圍，同時壓縮了台灣防空識別區的空間。種種迹象顯示日本已經策劃以軍事部署和準備軍事行動，擴大海洋版圖以爭奪海底資源，「佔領」釣魚島只是整個大圖謀的其中一點。

從這個背景，折射出「閩晉漁」事件發生以來，中國外交部雖云6次召見日本駐華大使，但是效果甚微，而日本延長拘留詹其雄之後，中國政府宣布的3項反擊措施﹕暫停省部級以上交往；中止增加航班、擴大航權事宜商談；推遲中日煤炭綜合會議等。這3項措施，當然對日本不利，但是這類「制裁」也是雙刃劍，日本可能有損失，中國也不能說並無負面影響。不過，與日本的大圖謀比較，日本會輕易就此讓步？看來可能性不大。

中國與日本的分歧，已經質變。過去，中日經常就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教科書、是否有南京大屠殺等歷史問題爭拗，基本上這是虛的；但是，日本悄然改變分歧的本質，與中國爭奪戰略資源，這是現實利益的爭逐。從已知事態看來，日本在新階段爭逐處於優勢，並已取得主動權和話語權。中國當局是否意識到或認識到情况改變，已經做好了準備？身為炎黃子孫，看到近期中日互動的情况，我們有理由深以為憂。

官民應該聯手保釣「火燒趙家樓」值得殷鑑

無論日本有多大圖謀，釣魚島仍然關鍵。現階段中國政府不應該再壓制中國人民的保釣行動，如有人民自發到釣魚島宣示主權，中國政府還應該派出艦艇護航，要有在釣魚島海域與日本軍艦對峙的準備，只有中國以實際行動宣示擁有釣魚島主權，才可以打破日本對釣魚島予取予攜的困局。

這次「閩晉漁事件」，日本當局蔑視中國和中國人的心態，表露無遺。中國政府若不帶領人民保衛釣魚島，日本正式「佔領」釣魚島之日，中國人民的怒火會燒向哪一方？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舉行的巴黎和會，列強恣意踐踏中國主權，當時中國的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在列強面前顯得軟弱，使國人異常不滿，從而上街遊行表達憤慨。1919年的5月4日，北京高校3000名學生代表衝破軍警阻撓，雲集天安門，然後遊行到交通總長曹汝霖的住宅，火燒曹宅，是為「火燒趙家樓」事件。這段歷史，值得現在的中國政府殷鑑。

Access to spot news information

THE police force renewed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s System it had used for years towards the end of 2004. As they can no longer tune into police communications, spot news reporters can no longer rush to the scene. When it did so, Commission of Police Dick Lee (as he then was) repeatedly urged the media to trust him, vowing that, despite the new arrangement, the force was willing to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media. It is a shame that this pledge has yet to be effectively carried out.

The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HKJA) released a report on the issue on September 12. It says that,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09, the police released on average only 2.7 items of such information, or only 1.27% of the reported crimes. Only 20% of the items were released less than 20 minutes after the incidents had happened. Information on some of the cases was released more than four hours after they had arisen.

According to the HKJA, Alfred Ma, who was chief superintendent that headed the Police Public Relations Branch, estimated the police would release a hundred items a day. The management of the force did aim at disseminating between 30 and 40 items a day. In fact,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09, it released only 2.7 items a day on average and, on nine of the days, it sent out no items at all.

An incident that seems unimportant or insignificant may have much bearing on the public interest. It is undesirable for the force to decide unilaterally whether any item is newsworthy. Hong Kong Island saw a minor road incident that involved a tram in October, 1997. It seemed too minor to be of much interest to the public. However, in covering it, our reporters discovered that tram drivers had no lunch breaks. Many trams drivers had to eat their box lunches while they were at the wheel. Our story about that raised a public outcry and triggered tram drivers' campaign to fight for their reasonable breaks. They were eventually allowed reasonable lunch breaks. That has helped improve passenger safety.

Furthermore, when they gathered spot news, reporters often came across police officers that courageously attempted to save life and limb. Stories about them would certainly have helped raise the force's prestige. Now reporters can no longer rush to the scene, stories about police officers' valiant deeds are rare. Because it has adopted the new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mechanism, the force has lost out too.

The force has told the media that because it is short-handed, its officers have to deal with large numbers of cases every day and it has a duty to verify all items of information before disseminating them, it has yet to meet the quantity and time-lag targets it has set itself.

If the force has omitted to disseminate or delayed disseminating any spot news information for no other reason than its short-handedness, it ought to consider adopting the proposal media organisations have made. It should set up a website which only local reporters may visit or designate a room adjacent to the office of its Public Relations Branch to which only media organisation representatives have access. It should then allow media organisations free and full access to preliminary spot news information after deleting personal data. Media organisations can decide by themselves whether to have their reporters follow up any cases. By doing so, the force can save on manpower (because it need not have items screened), promptly disseminate spot news information, protect the privacy of people involved in criminal cases and ensure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

內地學者：借鑑香港反貪腐

<轉載自2010年9月20日 明報 論壇版>

“編按：上周四至六（9月16至18日）香港廉政公署舉辦了一個名為「管治協作與誠信管理」的研討會，來自香港、兩岸及外國的多名學者及官員參與會議，分享各地反貪反腐的經驗，其中三位內地學者——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成言、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任建明，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毛昭暉接受了傳媒的專訪，講述了香港的反貪經驗有什麼地方值得內地借鑑。”

 以下為訪問節錄。

李成言教授：制度執行力問題

記者：中國法制甚嚴，但為何貪腐總是無法對付？

任：政府不斷推出新的制度、法規，但未能達到預期效果。政府也知道執行不力是主要問題，但在法律的制訂上問題更多。制度的執行問題，設計制度時就應解決，例如官員財產申報，申報後是否要審查？審查後如果有問題本應問責，但這部分卻很弱或者是缺乏的。

李：制度及規定很多，眼花撩亂，當中有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制度執行力、政策執行力。例如，財產申報制度，若不提升至法律層面，很難落實。只是內部政策，只是部門性需要，根本不足夠。第二，申報後是否能讓大家知道，公布媒體？在西方來說，申報後是要公布的，如果只是內部掌控，就失去執行力。這部分還要努力改進，走向「陽光化」，這需要一個發展的過程，這路程還不會太短。

任建明教授：反貪機構必須獨立

記者：香港的反貪制度，內地有可以借鑑的地方嗎？

任：香港廉署1970年代成立前後，貪污情况有很大變化，但香港當時的政治制度框架基本上是一樣的，為什麼出現這麼大變化？我不認為兩地的制度不同，經驗就不能學習。反貪機構必須有以下數點特徵：

1. 高度獨立；

2. 充分授權，有足夠資源、權力來執行法律；

3. 對這個反貪部門本身要有足夠監督。

內地也許就是正處於未有這類獨立機構的時期，反貪機構缺乏必要的獨立性，授權也不充分。雖然說是一國兩制，兩地有很大差異，但反貪的目標一樣。

李：內地與香港有差異，但可學習的有很多，最少有三點。第一是權力獨立性，第二是依法，第三是香港的廉潔教育、防貪教育，香港的宣傳很形象化、市民化，但內地的宣傳口號多、理論多，必須更好的聯繫實際情况。

毛昭暉教授：必須保障舉報人

毛：要落實反貪倡廉要走幾條道路：

第一，最核心是反腐制度仍不是深層次的制度，例如財產申報，出台後並不是真正嚴格法律上的財產申報，而只是報告制度。

第二，目前仍是力圖在體系內反腐，但其實應該體系內及體系外，例如要發揮社會民主監督，與體系內監督結合起來。內地的公民社會發育還不夠完善，香港的案件大部分都是來自公眾舉報，但在內地是不可想像，現時對舉報者的保障嚴重不足。

第三是過去的政策都是由上而下，但反腐的制度創新，要更多的由下而上，發揮地方創新能力。例如深圳就實行了裸官（編按：即妻兒都已移民外國的官員）不能當黨政一把手，不能當核心部門領導班子。這就是很好的制度創新。

官方保釣不力 民間保釣受壓 神聖領土怎麼辦？

<轉載自2010年9月16日 明報社評>

釣魚島海域撞船風波，迄今所見，擁有公權力的兩岸政府，就捍衛釣魚島主權，縱使有心，但顯得無力，而民間的保釣行動，兩岸政府都有不同程度打壓；而在接近40年的炎黃子孫保釣歷程中，唯一曾經有人為此犧牲性命的香港（1996年陳毓祥在釣魚島海域游泳宣示主權時溺斃），特區政府對於準備出海的「釣魚台二號」，已經多番「關顧」，包括食環署以接到船上有老鼠的投訴為由，要派員登船調查。本港保釣人士擔心，這是特區政府再一次阻撓「釣魚台二號」到釣魚島海域宣示主權的序幕。

這次釣魚島風波發生之後，原本來自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兩岸四地保釣團體代表，在台灣台北縣召開「保釣論壇」，但是大陸保釣人士被大陸當局禁足，未能赴台與會。大陸保釣人士雖然要到福建廈門乘船出海，與從台灣出海的台港保釣人士分途出發，準備在釣魚島海域會師宣示主權，不過，大陸保釣人士被阻撓，只能在廈門海灘露營，展示保釣橫額。台灣方面，則不准本港保釣人士乘船出海，最終只有兩名台灣保釣人士乘坐漁船出發到釣魚島海域。

台灣保釣人士在行動過程中，雖然有11艘台灣海巡署船隻尾隨，但是在釣魚島海域遇到11艘日本海上保安廳艦隻強力攔截，包圍保釣漁船，海巡署船隻被隔在外圍，雖然以廣播回應海上保安廳船隻的阻截，但是缺乏對抗意志，保釣漁船勢孤力弱，無力衝破海上保安廳的船陣，雙方對峙5小時後，保釣漁船只得回航。

其後，台灣外交部雖然對日方干擾台灣漁船表達「嚴正抗議」，與大陸當局連保釣人士也不讓出海比較，台灣當局總算做多了一點，但是台灣海巡署船隻在日本海上保安廳艦隻面前所表現出的「忍讓」，已經算盡力捍衛了領土和主權？當年的保釣悍將馬英九，現在貴為台灣總統，若他認為台灣這樣就可以捍衛釣魚島主權，未免使人失望了。

「釣魚台二號」準備出海 食環署突然要登船查鼠患

香港在保釣的角色，基於並非國家和政治實體，無資格對日本提出嚴正交涉，實際上，雖然香港的保釣也是「官冷民熱」，不過，市民對於保釣的熱情和投入程度，比照大陸保釣人士被打壓，香港的角色，不無禮失求諸野的實質。但是港人保釣的行動自由，去年開始被特區政府箝制了。

去年5月，保釣人士擬乘搭「釣魚台二號」到釣魚島宣示主權，但是特區政府一改以往的放行做法，出動海事處和警方，以違反牌照規定、消防設施不足等諸般藉口留難、查扣和強制攔截，使這次保釣行動夭折。當時，保釣人士透露中聯辦官員寧可資助他們赴台灣出海，可見特區政府罔顧維護「一國兩制」的責任，屈從中央當局的無理要求，回歸以來，首次限制港人行動自由，配合中央當局侵蝕港人的基本權利。

內地遏制民間保釣、台灣當局只讓保釣走過場，本港保釣人士將有什麼行動，備受關注。鑑於去年的教訓，今次本港保釣人士原本意圖秘密行事，事前不公布行程，待出了公海後才宣布，但是保釣人士的蠢蠢欲動，又怎能躲得過特區政府的耳目？據保釣人士透露，近日，食環署聯絡他們，表示收到投訴說「釣魚台二號」有老鼠，食環署與他們約好時間，派員上船調查。此時此刻，食環署這個舉措，按去年的經驗，保釣人士解讀為特區政府阻撓他們出海的序幕，完全合理和有根據。

除了食環署，據透露，海事處和警方連日來，也曾經查詢「釣魚台二號」何時出海。特區政府3個部門突然關顧「釣魚台二號」，以所知情，暫時不能確定特區政府又出手阻撓保釣，但是以去年的經驗，不會有人相信「關顧」之目的是協助「釣魚台二號」出海保釣。事態如何發展，相信日內會明朗化。

日藉「依法辦事」保尖閣 港以「依法辦事」壓保釣

保衛釣魚島主權屬於大是大非的事，當局無理由阻撓港人自發行動。這次日本藉撞船事件，首次以國內法處理中國漁船及船長，中國政府雖然多番強硬要求放人，日本仍然我行我素，以完成司法程序為由，堅持不釋放船長詹其隆，中國政府以外交途徑解決此事並捍衛釣魚島主權的努力，嚴格而言已經失敗。中國政府有什麼後續行動，尚待觀察，但是中國民在此事上所感受到的屈辱，日益強烈，這股民氣猶如在壓力煲內，需要宣泄，否則後果堪虞。我們認為，中央當局不但不應該透過特區政府阻撓港人的保釣行動，反而應該讓內地民公開表達對日本恣意妄為的憤慨。

至於特區政府，應該向中央當局陳以利害，爭取中央當局放棄打壓港人保釣。在憲制上，本港實施一國兩制，行動自由示威自由是港人的基本權利，特區政府和特首曾蔭權有責任維護港人的權益，若放棄責任，反而以「依法辦事」之名阻撓港人保釣，這是有虧職守，不會得到港人諒解和支持。

這次釣魚島風波，日本圍繞所謂法律、司法做文章，但是他們的「依法辦事」，卻起到實質上「保衛尖閣諸島主權」的效果；反之，大陸當局根本不講什麼法律，只是赤裸裸地打壓保釣人士出海。在香港，去年特區政府「依法辦事」阻撓「釣魚台二號」出海，這一次，特區政府設若再重施故技，即使遏制成功，則整體中國人口口聲聲保衛釣魚島主權，但是所表現的窩囊，日本人看在眼裏會心中竊笑。「依法辦事」於釣魚島主權爭奪中，在日本和中國（包括兩岸四地）竟然起到絕然不同效果，實在是咄咄怪事。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Diaoyu Islands

The Diaoyu waters saw Japan Coast Guard vessels collide with a Chinese trawler. Neither Beijing nor Taipei has seemed capable of defending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he Diaoyu Islands, though they may want to do so. And both have to different degrees thwarted Chinese people's baodiao (safeguarding the Diaoyus) activities.

Not being a political entity, Hong Kong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to Japan, but Hong Kong citizens are enthusiastic about and committed to baodiao. However, the SAR government has restricted their baodiao freedom since last year.

In view of what happened last year, Hong Kong baodiao activists intended to keep their plan secret. They decided not to bring it out into the open until they were on the high seas. But how can they ever escape the SAR government's notice? According to some activists, the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FEHD) contacted them the other day, saying it had received a complaint about rats on Baodiao II. It wanted to agree with them on the time when its officers should inspect the vessel. Because of what happened last year, the baodiao activists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suspecting the move the FEHD has just made to be a prelude to the SAR government's attempt to prevent them from sailing to the Diaoyus.

Not only has the FEHD contacted the baodiao activists. We gather that, over the past few days, the police and the Marine Department have tried to find out when Baodiao II will set out. Thre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ve suddenly tried to "look after" the boat. As yet there is no conclusive evidence that the SAR government will again try to thwart Hong Kong citizen's baodiao activities. However, it did such things last year that none would believe it has "looked after" the vessel with the intention of helping it to set out smoothly. We think it will be clear in a few days how the affair will unfold.

Chinese people ought to safeguard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he Diaoyus. This is a principle of cardinal importance.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 authorities should thwart citizens' spontaneous baodiao activities. Japan has for the first time tried to deal with the captain of a Chinese vessel under its domestic law. Though China has repeatedly demanded in strong terms that Captain Zhan Qixiong be released, Japan just sticks to its own way. It refuses to free him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judicial proceedings involved have to be completed. Strictly speaking, Beijing's attempt to settle the trawler dispute and safeguard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he Diaoyus through diplomatic channels has failed.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at it will do next. However, Chinese people feel more and more intensely they have been humiliated in the affair. The sentiment is pent-up like steam in a pressure cooker. Unless it is vented, we will see very worrying consequences. In our vie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not have attempted to thwart Hong Kong citizens' activities through the agency of the SAR government, and it should have allowed mainlanders freely to express their indignation at Japan's wilful acts.

The SAR government should tell Beijing what may be consequent on such an attempt and dissuade it from obstructing Hong Kong people's baodiao activities.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the SAR's system is different from the mainland's though it is part of China. Hong Kong people enjoy under the Basic Law fundamental freedoms including that of travel, of movement and of assembly. It is incumbent on the Tsang administration to safeguard Hong Kong people's rights and freedoms. It will be derelict in its duty if it thwarts their baodiao activities in the name of the law. No Hong Kong people would understand or support such behavi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