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懾、關係主義和中日戰略溝通

<轉載自2023年11月16日 明報 國際版 欄名：日本內望 撰文：張望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准教授>

1月9日，中日高級別政治對話重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北京會見了日本內閣特別顧問、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秋葉剛男，為即將到來的中日首腦會談鋪路。然而，就在幾周之前，中日兩國具有官方背景的學者和軍官在第十屆北京香山論壇就東亞安全問題正面交鋒。這一安全對話加強了兩方的溝通，但也折射出兩國對安全問題的不同看法。

中日安全爭論折射兩方盲點

在論壇上，日本防衛研究所亞非研究部主任增田雅之認為：鑑於中國正加緊試圖通過實力改變現狀，日本各界已形成共識——即中國為日本最大的安全挑戰。東京會加強日美同盟，並強化與印太地區具有類似戰略思維國家的防務合作，建立「區域威懾架構」。對此，解放軍楊旭光少將隨即展開反駁，認為日本將地區安全穩定的癥結全部對準中國，令人無言以對。他並指出，部分日本人想利用中美博弈的機會，試圖重溫「大東亞共榮」美夢並付諸行動。

在筆者看來，兩方的論述都存在某種盲點，有必要深入解析。增田的解讀符合日本國內主流人士的意見，但這樣的分析缺乏對中國對美國不信任的深層心理之理解：即中國一直以來對美國在國際事務上表現出的雙重標準的不滿。例如，談到關乎戰場平民生命安全的人道主義，美國對於俄國在烏克蘭戰場上屠殺老弱婦孺的行為大加譴責，卻就以色列對加沙難民營和醫院的攻擊持默認態度；強調民主人權，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問題，但同樣是非民主國家的沙特則網開一面，皆因沙特是中東少有的親美大國。對此，日本的安全問題專家在討論中國問題時，很少會提及美國外交實踐過程中的這種自我矛盾性，以及這種矛盾對中國對美認識／政策的影響。

楊的回應，亦顯示出中國對日認知中經常出現的「不恰當的歷史類比」。在國際關係學的討論中，決策者經常會出現「歷史包袱現象」，即傾向將性質不同的現實事件和歷史上的事件牽強地聯繫在一起，導致錯誤的歷史類比和決策預設。在中日關係的脈絡中，認為日本利用中美博弈的機會重溫「大東亞共榮圈」美夢並付諸行動，是極大的誤讀，在當前的日本，恐怕只有在靖國神社外的極少數右翼團體宣傳車還會為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圈」正名。如果日本的政治家或國會議員膽敢使用「大東亞共榮圈」這類早已被世人唾罵的歷史名詞來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恐怕首先會遭到日本國內主流輿論的圍攻。

威懾論 vs. 關係論

從以上兩位學者的互動，我們還可以看到兩方更為深層的對安全問題認知思維的不同。

從日方角度來看，或許是由於日本外交安全界的成員不少接受美國學術訓練，日方在台灣問題上展現出的威懾論很大程度上是美式思維。按照美式邏輯，基於理性（rationality）的預設，威懾（deterrence）是為了通過展示實力（capability）和決心（resolve）來提高對手入侵的成本，以圖避戰。今年8月，麻生太郎在台灣發表「備戰論」，也是基於這一思維。據《產經新聞》今年8月報道，隨行赴台的自民黨政調會副會長鈴木馨祐證實麻生「備戰論」發言是跟外務省與防衛省事前磋商的結果。同樣，日本的台灣問題專家松田康博教授近期在「台北安全對話」論壇聲稱台日加強安全合作是為了增加中國大陸武力犯台的成本，亦是威懾論的體現。

然而，威懾論的邏輯極可能觸怒中方。過去的中國對外動武紀錄（如韓戰）證明：以提高對方行使武力成本的威懾論，恐怕難以嚇阻北京在核心利益問題上使用武力，尤其是涉及台灣。學者秦亞青在2018年出版的專著《世界政治的關係理論》（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劍橋大學出版社）中提到強調互動過程的關係理論，並指出中國往往會更多從「關係性」的角度來看待外交問題。在關係導向下的外交行為，國家會根據對方情况來設想一種「大我」關係，消弭彼此間的相互威脅關係：己方會為對方利益考慮，並預期對方同樣也會為自己考慮，形成相互的「克制」關係。按照這一邏輯，日方在台灣問題上發出「威懾論」這一行為本身，恐怕容易被北京視為不為中方利益考慮的做法，進而令北京把兩國關係定義為敵對關係。

戰略溝通從來是困難重重的過程，尤其是兩國處於不同文化背景和享有迥異的歷史經驗。日方需要明白：僅僅用「威懾論」來看待中日安全問題是不足的，而且目前自衛隊的威懾力遠遠不足以嚇阻解放軍（據日本國內媒體報道：一旦台海開戰，自衛隊恐將為了撤僑消耗大部分精力），東京應明確向北京表態不支持台獨，在「關係主義」的脈絡下讓中方了解日本並不視中國為敵國，並積極鼓勵兩岸和平對話。

中方也需要明白：要避免從歷史恩怨的角度來解讀當前的中日安全問題。日本的安全戰略調整是受2022年俄烏戰爭刺激的反應，也是支持率低下的岸田文雄首相為了向國內輿論交代的政治動作。這些舉動的本質是防禦性的和面向日本國內政治的，而非如美國般具有進攻性的挑釁性質。

對日施壓愈演愈烈，或者符合某種政治正確，但卻極有可能促使未來日本政界出現對華更為強硬的領袖，對中國來說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