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21年8月22日 明報 社評>
上周二由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將「共同富裕」提高到「夯實（紮實）黨長期執政基礎」的高度，猶如展開一場低調的社會革命。從「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先富」，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共富」，不僅僅是對社會主義屬性的初心回歸，而且關乎今後經濟發展新格局的形成，以及2035年、乃至2049年現代化目標的實現。會議強調的「三次分配」，即「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對於內地的民企和外資企業，都具有重要指標意義。
難再容忍貧富懸殊 建浙江共富示範區
從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央「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40年下來，貧富差距逐漸擴大，堅尼系數（Gini index）高達0.47，已突破國際警戒標準。根據國家統計局2019年數字，全國14億人口中，有6.1億人平均月入不足1000元（人民幣，下同）。為社會穩定，中央難再容忍此現象持續，資源再分配在所難免。
去年在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中，首度提出要讓「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今年3月新出爐的「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支持浙江省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近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支持浙江「共富示範區」的意見，以及浙江省「共富示範區」規劃相繼公布，標誌「共富」政策從文件走向現實。
浙江省面積與韓國相若，人口相當於英國，早於1997年就在全國率先達成了脫貧目標；2020年，全國城鄉人均收入比值為1比2.56，浙江則僅1比1.96，是城鄉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2020年，全省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除稅後淨收入）首超3萬元，在各省份位居第一，與北京、上海兩大都會郊區農民相當；浙江不僅農民富庶，且民營經濟發達，中小企業眾多，藏富於民，被選作「共富示範區」，意義非凡。示範區的實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要由現時5萬元達到7.5萬元，勞動報酬（工資收入）佔GDP比重超過一半，可支配年收入10萬至50萬的家庭比例達到80%，20萬至60萬元的家庭比例力爭達45%，與中財委會議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目標一致。
中財委會議仍肯定當年「先富」政策的歷史積極意義，但就強調「共富」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而達到共富的手段，除了發展經濟，更重要的是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方面，剛剛結束的「脫貧攻堅」打下了一個初步基礎。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6億月入千元的人口將是重點，他們大多是農民，提高其收入，確保教育、就業、向上流動的機會公平之餘，亦要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收入不能提高，內需消費也無從談起，經濟發展新格局就淪為空談。
如果說上述所為是避免「貧者愈貧」的話，對壟斷資本的打擊、對演藝圈偷稅漏稅的整治，甚至對教育產業和房地產業的節制，則是防止「富者愈富」的舉措。中財委會議提出，「清理規範不合理收入，整頓收入分配秩序，堅決取締非法收入」，還要「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這些都可以從近年當局的連串舉動尋找出脈絡。而「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等提法，更是意味深長。
三次分配倡慈善公益 商家進入比慷慨時代
所謂「初次分配」，是指勞動或投資的市場回報；「再分配」則是指政府透過稅收、轉移支付的財富再平衡；而「三次分配」則是透過公益慈善捐助，由社會主體自願參與的財富調節流動，對企業來說，就是履行「社會責任」，這也是當初「先富」政策中「先富帶後富」的本意。
慈善事業在內地發展相對落後，2019年全國接收款物捐贈共計1509.44億元，僅相當於當年GDP的0.15%，而美國同年各類慈善捐贈共計4496.4億美元，佔當年GDP的2.1%，兩者差距可謂巨大。惟情况已開始變化，中財委會議翌日，互聯網龍頭騰訊公司宣布，再斥資500億元，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投入內地的基礎民生領域。而4個月前，騰訊已經提出「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戰略，首期500億資金，投向基礎科學、碳中和等前沿領域。這1000億元相當於騰訊去年淨利潤的八成。看似巧合，實則水到渠成，是對中央「共富」戰略最實在、最直接的回應。事實上，在「脫貧攻堅」運動中，民營企業、社會組織和富裕階層都積極參與，「萬企幫萬村」計劃，充分展示了中國公益的潛力。未來，內地的企業家和投資者，將從「比財富」進入「比慷慨」時代。
正如中財委會議所指，共富「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而是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分階段的循序漸進，相信是要防止過猶不及，避免重蹈「吃大鍋飯」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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