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3年5月9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葵青貨櫃碼頭工潮,隨着周一,工人接受外判商的加薪建議結束罷工,暫時告一段落。筆者希望在這個階段性終結,在本欄探討一個較為理論性的問題,那就是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方、勞方在市場上自由締結僱傭合同,買、賣雙方自由締結買賣合約,那麼是否代表一方就應該「食得鹹魚抵得渴」,是否代表旁人就不該說三道四,外力就不應干預呢?
葵青貨櫃碼頭工潮,隨着周一,工人接受外判商的加薪建議結束罷工,暫時告一段落。筆者希望在這個階段性終結,在本欄探討一個較為理論性的問題,那就是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方、勞方在市場上自由締結僱傭合同,買、賣雙方自由締結買賣合約,那麼是否代表一方就應該「食得鹹魚抵得渴」,是否代表旁人就不該說三道四,外力就不應干預呢?
事緣,工潮中曾經出現過惹人爭議的一段說話,那就是和黃大班霍建寧說:「又話去洗手間又唔得,哈,又乜,大佬,21世紀,我叫你做24小時,你都唔制,要自己自願先肯做啦﹗」
霍大班的邏輯:「自願」交易即公義?
其實較早之前,霍先生的屬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董事總經理嚴磊輝,在出席商業電台節目時便已經聲言,工人若不滿薪金可選擇轉行:「每一樣工種係有市場價的,譬如家我哋講緊呢個工種(碼頭)月入超過兩萬蚊,如果佢搵得更多,佢好容易可以轉出去啦;如果佢覺得,喂呢度雖然好辛苦,雖然要做24小時,雖然要輪班,雖然話要風吹雨打,不過咁嘅情况下,呢個錢係可以接受,咁咪繼續做落去囉!」
兩人言下之意,就是:碼頭工人連續做24 小時,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都是自願的選擇,資本主義下,有僱傭和就業的自由,「一個願打一個願捱」,工人不喜歡大可以另謀高就,「東家唔打打西家」,僱主並不需負上什麼道德責任。
人口販賣都可以是出於「自願」
這裏帶出了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是否只要不是被強權、武力強加諸身上,而是通過市場上的所謂「自願」交易,那麼有關的行為便一定符合公義,便應該被接受和允許呢?
請容我舉一個較為極端但卻完全合乎前述情理的例子。中國古時有所謂「賣身葬父」,窮等人家子女,在走投無路的情况下,為了換取幾分薄錢,以濟家裏的燃眉之急(例如葬父),不惜販賣自己為奴為婢。他們當中或有被迫,但也有很多是出於孝心,而「自願」犧牲自己,那麼,大家又如何看待這些市場上的「自願」交易呢?是否表示賣身者只要「自願」,那麼販賣人口便可以被接受和允許呢?
如果一個社會貧富懸殊到一個地步,讓貧者生計無依,走投無路,要去當童工,要去當妾侍,要販賣自己為奴為婢,面對這樣的人間慘劇,那麼,我們應該涼薄地說:「冇人攞住支槍來逼你,那是你自己自願的﹗」還是,反思社會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應該如何改革,讓弱勢社群真正「有得揀」呢?
桑德爾:一紙合約並非自給自足的道德工具
被《華盛頓郵報》形容為「全美最知名大學教授」的政治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他所教授的一門課「正義」(Justice),不單成了哈佛最受歡迎的課,更因被錄影並歷史性的在公共電視播出,而在全球範圍引起哄動。有關教學內容後來出版成《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譯本:《正義:一場思辯之旅》)一書。
該書的第六章「為底層爭平等」中,談到「契約的道義」時,有這樣的一個論點:
「我們有時以為,當兩人達成協議,其條件想必是公平的。換句話說,我們假設契約本身就是內容條件的合理化。但實際並非如此,至少合約本身並不足以使內容合理。實際契約並非自給自足的道德工具。你我達成協議,單憑這個事實並不足以構成公平。」(見此書中文版,頁161-62)
「如果我的對手較有談判優勢,我同意簽約可能就沒那麼自願,而是受到壓力,在極端情况可能還是被迫……現實中,人人處境不同,彼此間的談判地位與知識總是存着落差可能。只要這個可能還在,協議本身並不足以保證其公平性。因此,實際契約才不是自給自足的道德工具。」(見此書中文版,頁169-70)
不對等談判削弱協議的道德基礎
桑德爾在書中所舉的例子,例如孩子交換閃卡,或老太太找水電工修理馬桶,說的是交易時資訊和談判技巧的不對等,那當然是以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和人權較為成熟的社會而言,但對於不文明的社會而言,童工、立妾、人口販賣等,則更牽涉資源和財富上的極端不對等,那麼交易和契約的道德基礎當然就更加薄弱。
那麼,葵青貨櫃碼頭工人的情况又如何?他們都是社會的底層,靠出賣勞力和血汗為生,經濟拮据,資源匱乏,欠缺資訊,交易前談判處於劣勢,因此,就算雙方同意,簽下一紙合約,但卻不代表這就是公平交易,資方的道德責任就毋須深究。
更何况,是否真的可以「東家唔打打西家」呢?資本主義經濟學裏假設的perfect market 在香港的貨櫃行業根本就不存在。有統計,位於葵涌、青衣及昂船洲一帶的香港葵青貨櫃碼頭,共有9個貨櫃碼頭,24個泊位,李嘉誠的長和系擁有當中16個泊位,吳光正的九倉系則佔7個,換句話說,兩個集團加起來共佔泊位的96%,壟斷了整個貨櫃碼頭業務。雖說外判商數目較多,但工潮中已經暴露出它們與背後和黃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所謂工人選擇的自由,根本就是一個幻象。
‧為什麼要支持碼頭工人組織工會,力抗資方把工會摒棄於談判之外的企圖?
‧為什麼要捐錢給工人的罷工基金?
‧為什麼要在輿論上對工運作出聲援,以至參與工人的抗爭活動?
因為,這都是希望增加工人在談判上的議價能力,不至於予人以「自願之名」、「市場之義」來任意魚肉,無奈接受對他們極為不利的僱傭條件。
《孤星淚》裏的女主角
霍先生,世界已經改變,人們的公義和道德標準亦已經改變,上一個世紀,香港立法禁止立妾,立法禁止童工,今個世紀,制定最低工資等,在在顯示,社會的共識是,一些哪怕是市場上「自願」的行為,例如嫁作人妾,在工廠當童工,又或者接受極為卑微的人工,都不應該被接受和允許,因為在權力和財富都分佈懸殊的情况下,這並不代表人們真正「有得揀」。
《孤星淚》一片中的女主角,為了生活,為了女兒,最後不得不把自己的頭髮、牙齒,甚至貞操賣掉,當然,沒有人拿着一支槍來逼她如此做,可能在霍先生眼中,她也是「自願」的。但更多的人卻選擇同情女主角,《孤星淚》是一套慘絕人寰的苦情戲,但在香港票房竟然超越4000萬,這也反映了今天香港社會的價值所在。
據報道,近日中共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各中南海諸君推介閱讀桑德爾《正義》這本書。香港的一眾權貴都熱中到北京見領導,如果有朝一日王岐山見到霍建寧,希望也能同樣向他推介同一本書,那就功德無量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