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披閱《關鍵時刻——李鵬八九日記》，覺得基本上是真本。因為「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日記內容大部分情節已在各類官方或民間的報道中披露過，只不過李鵬的日記有的細節比較詳盡而已。其次，李鵬急於要為他在六四政治風波中的責任辯白，因為事件以他的負面消息最多。事件發生20多年來，海內外的評論都把矛頭對準他，雖然人們也知道鄧小平是事件作最後決定的人，但因鄧是「聖人」，又是堅持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的旗手，沒有人敢批評他，因而海內外往往把矛頭針對李鵬，由李鵬來「背黑鍋」。
因此，李鵬急於要推出這部日記，洗清自己的責任。但中央遲遲未能批准，原因是恐怕引起太多爭議，對局勢的穩定不利。但李鵬也許覺得自己已進入耄耋之年，時日無多，如再不為自己辯解，怎知後人如何評說？因此採用出口轉內銷的手法，把書稿先拋到海外發行，出書後黑市內銷和翻版內銷都是指日可待的事。鄧力在香港出版《十二個春秋》的一本自述，便是一個先例。
雖然後來由於有關方面的干預，香港出書未成，但美國和台灣早先鞭。至此，網上流行，沒有正式出版也等於正式出版了。
李鵬不負風波的主要責任
全書的內容新意不多，作者較多墨的是說明整個風波的決策者是鄧小平。根據鄧小平口諭整理成篇的《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動亂〉，是對整個風波的定調和指導方針。作者在書中反覆強調了這一點。
《日記》中多處強調學生「指名道姓攻擊鄧小平同志」，既說明整個事件都以鄧小平為主導，李只是執行者，並不是決策者。而且學生也明顯把矛頭針對鄧小平，也就是說，整個事件李不負主要責任。
其次，是關於學生向李鵬遞交請願書的事。李鵬寫道﹕「讓學生向總理遞交請願書，事前是有預謀的。他們把鬥爭的目標對準我，把我推到第一線。」《日記》中多處反覆說明學生要求與總理對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實際上是把我推到第一線，當靶子來打」。
對於要他出面會見學生，李鵬寫道﹕「如果我在北京出來見學生，那麼各省市的領導人勢必也要出來見學生，那麼他們如何回答學生的質問？中央究竟對當前形勢是什麼態度，現在地方和部門的領導同志也摸不清。」
高層人物表態有內幕
《日記》中提及的中央高層人物的表現片段，頗為饒有趣味，並且之前未見諸海內外記載文字。例如眾所周知的堅定保守派姚依林，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便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認為「這場動亂是不是趙紫陽發動的，目的是倒李保趙」。又說﹕「胡耀邦的悼念活動調子定得那樣高，是否也是趙紫陽發動的」。他倒否定了有外國勢力插手的說法。
另一政治局委員宋平（後進入常委），則「認為目前的動亂是長期自由化氾濫的結果」。
中共元老王震則主張一如1960年般召開七千人大會統一黨內思想，解決動亂問題。
曾任第六屆國家主席的李先念則很關心李鵬的安全，並讓他們一家搬進中南海。
李鵬對江澤民頗有褒辭，目的是掃除社會上傳說他不服氣六四政治風波後江超越他升任中央總書記。
在日記中，李鵬多次讚揚江處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認為「上海市委貫徹小平同志講話很得力，停止欽本立總編輯職務，並向該社派駐領導小組加以整頓」；又說上海傳達鄧小平講話（即定性為動亂）「動作更快」，立即「召開了領導幹部會議」；又記述江澤民赴京參加了政治局會議，曾由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陪同見了趙紫陽，並匯報了《世界經濟導報》問題。事後江表示，趙的講話對我們這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簡直如雷轟耳，不可理解」。在鄧小平表態要江擔任總書記時，李鵬表態，說江在這場動亂中，「經受了考驗和鍛煉，立場堅定，旗幟鮮明」。
胡啟立閻明復的表現
李鵬寫到一些後來在劃線上被劃為支持趙紫陽或「思想動搖」的高層幹部，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中共中央書記芮杏文和閻明復，這些人在六四政治風波後都被罷官，但在風波中的表現卻又是動搖不定。
據李鵬表述，《人民日報》4．26社論，便是由胡啟立根據鄧小平談話精神，「組織有關同志起草的」。胡啟立又提出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大規模群眾大會，動員廣大人民起來反對動亂。後來李鵬認為欠妥當，可能引發「群眾鬥群眾」，準備再議，方才不了了之。
又如閻明復主張要求趙紫陽查清問題後帶頭讓兒子退出經商，趙未答話。閻更站起來激動地說，如不下決心查清，便會授人以柄，使中央陷於被動。
但到了後來，胡啟立和閻明復見到李鵬，卻要求中央承認「4．26社論」有錯，承認學生是愛國運動。在一次常委會議上，胡啟立說，他對目前局勢感到憂慮，他說中央的同志與廣大群眾想的差得太遠了。
日記是重要史料
4．26社論發表以後，鄧小平在5月16日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加上楊尚昆出席會議。鄧小平指出當時的辦法是「戒嚴」。這個戒嚴是鄧提出的，李鵬只是執行而已。鄧小平又說﹕「戒嚴就是要動用軍隊，軍隊也要教育好，只要不搞打砸搶，軍隊也不還手，如果衝突起來，碰傷一些人也是難免的。」
鄧小平還以「大無畏的精神」指出（李鵬的形容詞）﹕「如果戒嚴是個錯誤，我首先負責，不用他們打倒，我自己倒下來。」
後來的事情發展是大家知道的，有沒有一如鄧小平所說的「打擊少數人」，但卻擴大化了；又為什麼擴大化了？這是要由將來的史家作出結論的。
《日記》全書的紀錄相當詳細，這是一份重要的史料。應該說，李鵬的日記雖然反映的是他自己的觀點，並標榜他當年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堅決執行鄧小平的指示，但基本上保存了當年的歷史紀錄。至於是與非，看來涉及的人和事相當複雜。弄清真相，作出結論，恐怕仍然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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