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9年9月2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林泉忠 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副研究員>
「反（逃犯）修例風暴」已持續近3個月，伴隨着新學年伊始的香港的大學、中學大規模集體罷課行動，以及「十一國慶」逼近，如何在此之前成功「止暴制亂」，香港特區政府所承受的政治壓力急劇上升。有鑑於此，港府有意引用緊急法（全稱為《緊急情况規例條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的傳言甚囂塵上。特首林鄭月娥也稱所有法治手段，只要能夠「止暴制亂」，港府都有責任考慮。
然而，一旦實施緊急法所可能帶來的後果，將可能是一條香港管治議題上的不歸路，因此而可能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與代價，恐怕也應負責任地評估。而台灣過去實施「戒嚴令」對社會影響至今的沉重歷史代價，也應借鑑。
實施緊急法的代價
追溯香港緊急法的歷史，這是源自一條有近百年歷史、1922年制定的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法律。當時的時代背景，是1922年發生的香港海員大罷工，殖民地政府根據該法律，將工運領袖遞解出境。到了二戰後的1967年香港左派發動暴動時，時任總督戴麟趾（David
Trench）也曾引用此法。該緊急法於1997年政權移交後繼續適用，列入香港法例第241章。根據緊急法，倘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判斷香港進入「緊急情况」（emergency）或「危害公安」（public
danger）的情况，可訂立任何「合乎公眾利益」的緊急規例（may
make any regulations whatsoever）。
諷刺的是，這條殖民地政府用來應對社會反對力量的法律，如今在香港回歸中國22年後，卻被提出來作為「祖國任命的政府」用來對付社會反對運動的「殺手鐧」。
緊急法是一條幾近戒嚴令的非常時期適用的法律，相關規例除了涵蓋對刊物、文字、照片、通訊及通訊方法的檢查、管制及壓制之外，還包括對民眾的逮捕、羈留、驅逐及遞解離境，授權進入與搜查處所，修訂或暫停實施任何法則等。香港市民一旦違反這些規例，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該緊急法賦予執政當局極大權力，在香港回歸前，不僅允許港督會同行政局同意下，得以擱置、更改、擴大現行法例，且毋須經立法局而訂立新法。然而，香港回歸後，香港的憲制安排以《基本法》為依歸，基本法具有凌駕一切香港法例的權威性。換言之，與基本法有牴觸的任何法律，都將被視為無效。
此外，香港早在1997年回歸之前，已經訂立《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吸納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相關內容。回歸後實施的基本法，也重新確立人權法案。有了該憲政安排上的制約，任何一條法例，均無例外地必須符合基本法的條文與精神。
正因為啓動緊急法存在侵犯香港市民人權的可能，回歸22年以來，儘管社會也曾多次出現是否需動用緊急法來應對香港所陷入的困境，包括2003年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疫情危機、2014年「佔中／雨傘運動」、2016年「旺角騷亂」、2018年颱風「山竹」猛襲等，但特區政府最終都未曾實施，彰顯啓動緊急法與否，必須極為慎重地做出理性的評估。
台灣戒嚴令的「前車之鑑」
由於緊急法幾乎等同戒嚴令，其可能帶來的，將會是難以彌補的對官民關係上的危害，及對社會良性運作的影響。因此在慎重評估之際，或可參考其他地區的經驗，包括重溫讓台灣社會餘悸猶存的、那戒嚴時期的歷史烙印。
1947年，時任中華民國領導人蔣介石，基於「共匪叛亂」之理由，在國務會議上提交了「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共匪叛亂」的動員令，其後宣布全國進入「動員戡亂時期」，翌年則在國民大會上三讀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同時，1949年5月基於同樣理由，在台灣頒布戒嚴令，直至1987年蔣經國將之廢除，才結束了史上最長的38年戒嚴時期。「戡亂體制」與「戒嚴體制」一體兩面，前者凌駕憲法，賦予了獨裁者極大權力；後者直接限縮了台灣人民在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旅遊上的自由，成為「兩蔣威權統治時期」的代名詞。
在台灣實施戒嚴令的時代，台灣人民不僅經歷了1950年代人權被殘酷踐踏的「白色恐怖」時期，根據台灣法務部向立法院提交之一份報告的資料顯示，整個戒嚴時期，台灣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多達近3萬宗。而由官方保守估計的無辜被害者，則約14萬人。
台灣在30多年前，已成功告別了讓眾多台灣人不堪回首的戒嚴時期。其後伴隨着社會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推進，走向在法律上對人民的自由與人權日益保障的方向。當下已是21世紀，進一步充分維護與保障人權，也早已成為世界潮流。倘若香港特區政府在此刻貿然啓動緊急法，不僅是人類歷史的倒退，更將使香港陷於萬劫不復之地。
猶記香港「六七暴動」時期，儘管港英政府引用了緊急法，然而其後令香港社會恢復秩序，並進入社會安定、經濟穩定發展的新時代，卻歸功於貼近社會與市民的一系列行政及社會改革。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