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31日 星期一

俄擬千島群島部署飛彈

<轉載自20181231 明報 加東版 國際版>

俄羅斯和日本之間在南千島群島(日方稱北方四島)存在主權爭議,不過俄國內部消息人士指出,俄羅斯軍方提出在2020年前在千島群島和北方四島加強建設反艦飛彈防線的構想,外界評估與日本之間的條約談判將受到影響。

日本《共同社》報道,俄羅斯相關部門的內部文件證實俄羅斯軍方有可能進行此軍備計劃,此反艦飛彈防線意在防範他國船艦接近鄂霍次克海,保障俄軍太平洋艦隊的航行自由。俄國消息人士指稱,不清楚軍備計劃是否得到普京同意,但在千島群島增強軍備之傳聞和近期俄媒報道相符。

文件內容顯示,俄國將會在千島群島沿線的幌筵島(俄稱帕拉穆希爾島)、松輪島(俄稱馬圖阿島)、擇捉島、國後島,以及庫頁島(俄稱薩哈林島)和堪察加半島等地,部署射程300公里以上的「棱堡岸基反艦系統」和射程130公里的SS-N-25飛彈等軍備。除了反艦飛彈部署外,俄國也在幌筵島、松輪島推動建設反潛巡邏機專用機場及大型軍港。

文件內容並強調,此部署將使船隻無法橫跨海峽、敵方部隊無法登陸島嶼,透過2020年在千島群島的部署行動,將完成沿線島鏈的統一防衛系統。

另外,除了北方四島的列島全境,北海道的部分地區也將包含在飛彈射程之內。

2018年12月30日 星期日

台灣統派領袖到港演講

<轉載自20181230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台灣統派領袖吳榮元和戚嘉林受邀到香港演講,論述台灣統派新時代的使命。他們相信大陸推動兩岸和平統一的方針不變。

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以來,兩岸關係發展經歷了風風雨雨、跌宕起伏。這份文件被視為大陸對台的最早政策,即將迎來四十週年。正逢此際,台灣勞動黨主席吳榮元和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戚嘉林受邀到港,出席十二月十二日由中評智庫基金會和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第八屆港台影響力論壇,作為主講嘉賓發表題為「台灣統派新時代的使命」演講,論述推動兩岸和平統一的義務、責任和使命。

中評智庫董事長、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郭偉峰在歡迎辭中,高度讚譽台灣統派領袖吳榮元、戚嘉林,他表示,正是因為統派的堅持,更加有助兩岸人民對未來增強耐心乃至信心,兩岸關係終將驅散陰霾,和平統一曙光降臨,成為時代的共識,兩岸人民從而更願意把兩岸前途託付給更寬闊的時空。

吳榮元發言指出,即將到來的元旦就是《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週年,台灣問題隨著改革開放、國家戰略的調整,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這個新歷史階段因為有「台獨」分離路線的干擾破壞,使得台灣沒有把握到祖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這是令人最痛心的地方。他表示,《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年前提出和平發展、統一政策,一直貫徹到十九大報告,再到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報告,和平統一,擴大兩岸經濟社會文化交融,這樣的政策路線讓台灣社會體認到和祖國大陸的關係不是遠在天邊,而是和台灣現實有關係的重要因素。

吳榮元指出,在台灣剛剛過去的九合一選舉中,當選高雄市長的韓國瑜提出「人進得來,貨出得去,高雄發大財!」的口號,就是讓大陸遊客進來,南部農產品賣到大陸去,雖然不講兩岸關係,但不言自明。台灣社會終於體認到大陸因素的重要性。他強調,台灣統派從事祖國統一運動,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這是實實在在的同胞情懷,非常強烈的同胞大愛。

「我們相信,在和平發展政策推動下,中國大陸堅持和平統一大政方針不會改變,大陸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也讓台灣社會認識到『兩岸同屬一中』。」吳榮元認為和平統一有兩大支柱,都是「操之在我」,第一就是國家的發展,第二個關鍵就是爭取台灣民心的認同與支持,這也需要有發展起來的祖國的吸引力與影響力,讓台灣社會知道回到祖國就具有民族的自尊感。他強調,和平統一必須要有和平發展的過程,透過兩岸大交流,以民生經濟來推動。在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發展中,台灣社會願意回到祖國大家庭。

統派存在有重大意義

戚嘉林則在演講中分析台灣統派的現狀、面臨的困境。他表示,就長期而言,兩岸人民不但原本一家親,而且原本同屬一國,但一九五零年代初因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而遭分斷至今,但隨著中國大陸的日益強大,統一是大勢所趨,他們深信兩岸終將統一。

戚嘉林提出,台灣統派有兩大歷史性任務,第一,要發出引導「統一」的聲音。他指出,台灣統派可扮演宣傳統一論述的角色和加強理論武裝的角色,批駁將「統一」污衊成投降,向中共歸降阻撓統一的論述。

他認為,在台灣不乏民眾受獨派賣台投降等歪理影響,對此,不但要據理駁斥,還要提出積極細膩的論述。第二,應主動探討「一國兩制」。他說,看到日前習近平首次提到要「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發展主導權和主動權」,很受啟發。台灣統派一定要具體批駁「一國兩制妖魔化」,而且要堅信,只要時機成熟,台灣社會一定會接受一國兩制的「統一」概念。

同時,他認為,論述「一國兩制」的第一要務是駁斥台灣前總統陳水扁蓄意曲解挑撥中央與地方關係是主人與傭人關係的論述,要勇於提出「先一國,後兩制」概念,絕不可讓獨派借機顛倒主從,挑撥離間。

他認為,統派存在的本身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就如同日據時代台灣有認同中國為祖國的「祖國派」。台灣統派已經跨越「統一」政治禁忌的心理障礙,要以自己的存在,證明台灣有這麼多人不但主張統一,並且視中國為祖國。

中聯辦台務部部長楊流昌代表中聯辦副主任楊建平出席並發表講話,楊建平的發言中指出,雖然當前台海形勢嚴峻複雜,但我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更有辦法應對風險和挑戰。他寄語台灣政治力量真正看清大勢、順應民意、共擔大義,做出正確的政治決斷,在體現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基礎上,與大陸相向而行,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第八屆港台影響力論壇:台灣統派的觀點。

馬英九回憶錄揭政壇秘辛 堅持大是大非 但可以顧及人情事理

<轉載自20181230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馬英九出版《八年執政回憶錄》,對總統任內重要事件皆有所著墨,評價李登輝、陳水扁與蔡英文,指李具「梟雄」性格,對蔡的評價低於扁;對一三年與王金平之間爆發的「九月風暴」作出反思。

挾著國民黨九合一大勝的餘威,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出版新書《八年執政回憶錄》(天下文化出版),首次揭露其任內的重要事件幕後,說要「以此自省,同時接受各方評判,對歷史負責」,在政壇掀起陣陣漣漪。

二零一三年九月爆發「馬王政爭」(書中正名為「九月風暴」),馬英九「先發制人」,卻因手段太過急切,不夠圓融,壞了大事,人氣由盛轉衰,甚至還捲入洩密官司,遭列被告。而前立法院長王金平老謀深算,從關說案中脫身,他先在民事訴訟中保住國民黨黨籍,立於不敗之地,再伺機反攻,聲勢扶搖直上,此消彼長,形成強烈對比。

在回憶錄中,馬英九道出很多不為人知的內幕。「風暴」後馬王關係陷入冰凍,兩位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連戰扮和事佬,分頭勸馬、王兩人,各退一步,解決這個風暴。

雖然有「湖南騾子」脾氣,但馬英九並非固執不通,他主動提出一個聲明稿,建議馬、王兩人聯合舉行記者會,王金平為了關說案、馬英九為了造成政局紛擾,同時向社會道歉。

連、吳對馬的提議相當認同,但吳更進一步提出在技術上可行的做法,由於王當時已遭國民黨考紀會撤銷黨籍,他提議可由廉能委員會「平反」,但須由王本人提出申訴。不僅如此,他甚至還加入「但書」,要王承諾推動修正《刑法》,納入「妨礙司法公正罪」,但這種被認為是「割地賠款」的操作,卻無法得到王的認同。王強調自己並未關說,拒絕對此事道歉,也認為黨籍問題由黨中央直接處理即可,不必勞駕廉能會。換言之,王仍堅持和國民黨對簿公堂,透過民事訴訟確認其黨員資格存在,讓馬王關係陷入僵局。

多年後再回顧這段歷史,馬英九有反省,也有堅持。王金平與家人赴馬來西亞為小女兒辦婚禮,當年九月七日馬趁他人不在台灣,首度公開呼籲要他回台灣「說明情況」,為何隔天又在總統府舉行記者會,痛斥關說事件侵犯司法獨立,「是台灣民主法治最恥辱的一天!」似不通情理。輿論曾質疑,是否太過急切?九月十一日,國民黨考紀會召開前,馬以黨主席之尊,親自召開記者會,直言王已不適任立法院長,要求至少要撤銷黨籍,也讓王無法心服口服。

馬英九坦言,自己的方向雖然沒錯,做法卻太過急切。開記者會的時機與做法確實可以再檢討,「可以再細膩一點,再溫和一點,堅持大是大非,但也可以顧及人情事理」。

連戰要王金平選總統

二零零七年馬因台北市長特別費案遭起訴,宣布參選總統後,三月上旬去看他老師連戰。連主動要馬讓王金平選總統,馬選副總統,理由是民進黨「奧步」(賤招)甚多,萬一特別費案官司對馬不利,無法參選,國民黨將面臨「沒有主帥」的窘境。馬當仁不讓,對其官司頗有自信,他笑著回連:「主席,您對我的官司怎麼這麼沒有信心?」

過了三個月,馬展開「青春鐵馬向前行」單車環島前,連戰再次開口,再度想撮合「馬王配」,建議馬找王擔任其副手。馬並未排斥,還親往王金平的立法院長招待所懇談,但王表達沒有意願而婉拒。

「回憶錄」指出,「九月風暴」對台灣政壇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某種程度助長了「太陽花學運」。因為「九月風暴」重創馬的形象與民調,讓反對其兩岸政策的勢力聲量更大,而馬、王在此次風暴後決裂,也被認為是學生衝入佔領議場,而王金平無意配合府院盡速處理的主因。整體連帶影響的衝擊,就是二零一四年底的地方選舉,甚至波及二零一六年總統大選,國民黨的中央、地方優勢都失守。

太陽花學運與王金平

「太陽花學運」起於大學生佔領立法院,在國會殿堂埋鍋造飯,整個馬政府幾乎束手無策,震撼海內外。事發第三天,時任副總統吳敦義建議馬動用《憲法》第四十四條,也就是俗稱的「院際爭執調解權」,由總統召集行政院長、立法院長一起來商量,如何讓學生順利退場,時任行政院長的江宜樺也表達贊成。

馬隨即親自致電王金平,這是前一年「九月風暴」進入訴訟以來,兩人首次通上電話,王原允諾隔天上午十一點入總統府會談,但當天卻又變卦,並未現身,而是派人送來一封信,表明「本次爭議緣由係朝野黨團審查議案之爭,與《憲法》第四十四條院際爭議不同,立法院屬合議制,應由各黨團協商解決」,讓馬碰了個軟釘子。

在「尊重國會」前提下,馬政府的手一直不敢伸進立法院,王金平始終堅持立法院不容外力干預,王擺明不得罪學生,受到學生相當大支持。事實上,學生佔領議場一開始,立法院秘書長林錫山與內政部長陳威仁曾溝通各種協助議場清空的方法,包括停止冷氣、水電,甚至網站等,都是規劃中的方案,但這些手段都未派上用場。

三月二十三日,另一批學生衝進行政院,情勢十分危急,這是中華民國史上首次,行政中樞機關居然被群眾入侵,情勢變得更加難以控制。

當天深夜,江宜樺做了人生最重大的政治抉擇,下令警方驅離入侵佔領行政院的學生。這個艱難的決定讓江背負「鎮壓學生」的罵名,也引爆三二三流血衝突。五年後,還是有很多學生懷恨在心。

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江宜樺晚間受邀回台灣大學政治系進行演講,不料演講到一半,現場螢幕突然播放太陽花學運時行政院鎮壓群眾畫面,隨後上百名台大學生衝入場內,高喊「政治騙子、滾出校園」、「院長下令、警察打人」,現場一片混亂,江被迫步出會場,演講提前結束。

時隔多年,馬英九此刻再回顧「太陽花學運」,更是感慨萬千。他認同媒體評論,學運領袖不斷阻擋《服貿協議》的結果,就是害了我們自己,自誤誤國,害了台灣。

感慨服貿協議不通過

一八年初,中國大陸宣布「惠台三十一項措施」,其中十二項涵蓋《服貿協議》的內容。馬英九感慨,如果當初通過《服貿協議》,至少台方政府還可扮演把關與協助國人的角色。

不讓馬獨佔話語權,王金平一月中也將出版新書,談「太陽花學運」,或許能呈現更多真相。

馬英九書中也談到他對前後任總統的評價。馬英九認為前總統李登輝有「梟雄性格」,特色是不拘於常軌,不守常規,只要有需要,隨時可以變,隨時可以轉彎,但是缺點就是變來變去,讓人覺得反反覆覆。

肯定陳水扁市長政績

涉貪的前總統陳水扁,現保外就醫,但馬對其在台北市長任內的三個政績仍相當肯定,包括推動污水下水道接管,落實選前承諾,保存關渡平原濕地景觀,以及推動「垃圾不落地」制度,大幅改善台北市容,但也直言批評扁看錢比較重。

至於現任總統蔡英文,馬英九評價不高,質疑蔡二零一六年一月當選總統晚上宣示「謙卑、謙卑、再謙卑」,事實上蔡政府很少做到,都是空話,他認為「蔡英文不如陳水扁」。

他舉駐美代表人事案為例,當時蔡英文希望內定駐美代表高碩泰盡速上任,要求原任代表沈呂巡在六月五日返台,只有十六天的緩衝時間,此舉違反全世界的外交慣例。
在五二零交接典禮當天,馬與蔡並肩走出總統府虹廳時,還親自為此事向蔡「關說」,但她始終置之不理。



































馬英九回憶錄:對歷史負責。
































馬英九:感慨太陽花學運害了台灣。



















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衝擊行政院。






























馬英九(右)與王金平:關係一度鬧僵。

2018年12月29日 星期六

日媒:華海警船駛近釣島海域頻率減

<轉載自20181229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中國和日本就釣魚島主權爭議不斷。日本傳媒周五(28)報道,得益於中日關係改善,中國海警船近期駛入釣魚島附近海域的頻率正在降低;報道引述日本海上保安廳透露,從今年9月起,中國海警船平均每月駛入釣魚島一天,12月至今還未曾駛入釣魚島。

據報道,自日本政府20129月實施所謂的釣魚島「國有化」後,中方每個月均派遣海警船駛入釣魚島海域,其中以201212月的時間最長,一共8天。隨著中日關係起伏不定,中方海警船駛入釣魚島的頻率起伏不定。在20168月,曾有近300艘中國漁船湧入釣魚島海域後,中國海警船當月便駛入釣魚島海域長達6天;中國海警船更曾試過一天多次駛入。

雖然中國降低了派遣海警船駛入釣魚島海域,惟報道引述中日關係專家強調,在有關主權和領土的原則性問題上,中方不可能讓步,預計公務船今後也將繼續駛入釣魚島海域。

2018年12月27日 星期四

經濟成績主要是民間作用

<轉載自20181227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劉銳紹 時事評論員>

中國總結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成績,主調是中共的領導,審時度勢,高瞻遠矚,才帶領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是以經濟來鞏固政治地位的解讀和慣性手法。不過,如果回顧過去40年的中國經濟,筆者在肯定成績之餘,還有另外的結論——中國經濟起飛更重要的原因,是老百姓承受官方多年經濟政策的失誤,自行闖出一條血路;官方其後才逐步順應,否則民亂民反。民間起的是主要作用,官方次之。所以,中共切勿貪功炫耀,對未來的發展更應該尊重經濟和市場規律,以及民間意見。

民間開拓 官方默認

我為什麼有此結論?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的暗中抗爭。他們面對1978年的大旱、饑荒和村民外流,秘密實行「包產到戶」的「大包幹」(保證國家的,滿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當時被視為「挖社會主義牆腳」)。他們還立下「生死狀」,協議「要嚴守秘密,任何人不准對外說」;如果倒霉,大家就把帶頭的村幹部的孩子撫養到18歲。這份「生死狀」經過長期秘密行事,簽訂於19781124日,比中共宣布改革開放精神(還未有實踐)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21822日)更早。翌年615日,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到鳳陽縣時,還問道什麼是「大包幹」。其實當時秘密行軍的村民已佔鳳陽縣農戶總數八成。這不是地道的「民創官隨」嗎?

其後出現的溫州模式、蘇南模式、廣東模式等,各有利弊,並逐步推動私有制的形成。到了今天,私有財產已寫入憲法並須受到保護。這些都是民間開拓,官方默認。當時的人都說,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當官的不要管」。

可是,當民間經濟發展不久,中共就感到威脅。典型事例就是「六四」之後,江澤民認為「民間經濟將導致政治失控」(北京民運期間學生獲得不少捐款,包括民營企業較大額的捐助),於是下令壓制和取消大量個體戶和民營企業的牌照,還說要不聽話的私營經濟「傾家蕩產」。

可是,3年之後,民營經濟繼續發展,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在壓力下仍然上升,朱鎔基擔任總理後才否定李鵬的「治理整頓」,改為「宏觀調控」。此時,鄧小平已「大南巡」,才出現轉變。這是朱、鄧等人順應時勢的貢獻,也是鄧小平需要鞏固權力才會出現的情况。所以,民間「不聽話的力量」仍然是主要的。

「收編、整治、駕馭、利用、侵奪」

民營經濟在逆境中發展,中共雖然擔心富可敵國,威脅政權安全,但不能絕對遏止,於是採取「收編、整治、駕馭、利用、侵奪」的方法。

「收編」,就是「想辦法」(形式很多,動機各異)令有影響力的民營企業主入黨,適當時候才公開,例子包括榮毅仁和馬雲等。江澤民和胡錦濤年代,已把6類人士列入新的統戰對象之內,包括民營企業主及企業內的金融和科技人才。這些政策可見於統戰部的公開文件。

「整治」,就是用各種手法整肅不聽話的大型民營企業。在第一批「十大富豪」名單中,至少有5人在業務上或政治上受壓。牟其中後來入獄,至今年109日,最高法院忽然說:「本案由本院提審;再審期間,中止原判決的執行。」此刻,牟其中已在獄中度過16年。此外,新疆女首富熱比婭因被指「分裂國家」而流亡海外,家人受累。每個個案難以深入討論,當中有明有暗的原因,有合法與非法的因素,但也反映一個關鍵問題:在中國,經濟與政治密不可分;首先就是官方自己沒有嚴格區分,製造不少冤假錯案,才導致真假難分。

「駕馭」,就是對待沒有直接和巨大威脅的民營企業的另一種手法。例如,直接的駕馭包括貸款和業務範圍的限制,間接的駕馭則包括在該企業內設立中共黨委或黨組;有些黨幹部成為「顧問」,甚至加入董事會,介入公司業務。此外,按實際需要在某些民營企業內設立職工黨組織,名為保障員工權益,實則發揮黨組織的作用。記得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共看到民營企業的好處,同時為了吸引資金,曾停止在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裏成立工會和黨組織,但近年又變了,所以必須看它們發揮什麼角色。

「利用」,就是迫使或誘使民營企業按照官方的利益行事。例如,在海外的某些業務,國有企業不便出面,於是借助民營企業行事,移形換影。此外,官方也會利用民營企業的外衣來包裝國有企業,實際是官方資本。近期,中美爆發貿易戰,中國官方更需要民營企業發揮特殊影響力,所以習近平等領導人也高調接見民營企業主,大派定心丸。其實,上述做法在一些國家(包括西方國家)也如出一轍,不能獨責中國,這就要講求手法是否高明了。

「侵奪」是最後和最有效的法寶。今年以來,內地最少已有30多家上市的民營企業把部分股份轉給國有企業背景的股東(有經營或非經營的原因,難以細分),但長期以來發生不少民營企業控告地方政府侵權的抗爭事件,已可見一斑。不過,這類案件最後多以民間敗訴告終,反映民營經濟普遍得不到法律的應有保障。

不肯推行政治改革是最大問題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發展國有和民間經濟的同時,沒有和不肯進行政治改革,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官方忽左忽右、隨政治需要而變的政策,令中國經濟和外界的信心起跌不定,導致改革開放因為一條腿走路而跛行拐步、事倍功半,實在可惜之至。
不過,正如習近平也看到的,中國的民營經濟已出現「56789」,即貢獻了五成以上的稅收、六成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七成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八成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九成以上的企業數量。當然,官方在背後仍然繼續用上述5種手法控制。在未來一段頗長的時間裏,民營經濟仍要在艱難中探路前進。如果官方能減少政治顧慮,效果不是更好嗎?

2018年12月24日 星期一

反思「軟的更軟、硬的更硬」

<轉載自20181224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劉瀾昌 資深傳媒人>

高雄市是由高雄市和高雄縣合併而來,民進黨在高雄縣/市執政33年,堪稱綠色的大本營,可是在今年底「九合一」選舉卻被「韓流」(韓國瑜)衝得七零八落,翻轉「綠地」成「藍天」,並且帶動國民黨一洗頹風,共贏得15縣市。為什麼?有一種說法,大陸對台政策「軟的更軟、硬的更硬」收效了,筆者倒認為需要反思。

大陸對台「軟的更軟、硬的更硬」見效?

其實「軟的更軟、硬的更硬」不是北京官方的正式提法,只是媒體用得很爽手。例如「惠台31條」讓台灣人有更多機會參與大陸經濟發展,及為台灣民眾提供居住證,讓在大陸就學就業的台灣民眾能更方便取得基本公共服務與享有更多居住及交通便利,便被稱為「軟的更軟」。壓縮蔡英文政府的國際外交空間以至兩年多時間內挖走5個邦交國,還動用軍機軍艦「繞台」航行,則是「硬的更硬」。

那麼「韓流襲台」是否可以簡單歸結「軟的更軟、硬的更硬」見效?固然,韓國瑜的「貨出得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口號受高雄多數市民歡迎,陳水扁時代「肚子扁扁也要選阿扁」的大話沒有人再喊,許多原來深綠的鐵桿「扁粉」成了韓國瑜得力的助選團主力,反映蔡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也就不能分享大陸和平發展的紅利,惹起當地選民不滿情緒。但是通過深入分析還要看到,蔡英文上台後陸客遊台及收購農漁產品減少,僅是影響到基層業界生計,但是高雄更致命的問題是四分之三青年都「北漂」(往台北),高雄的衰敗是一個結構性難題。

早在日據時期高雄就已是台灣第二大城市。蔣經國時代搞十大建設,高雄設立大型造船廠、煉鋼廠、石化廠,建立工業重鎮和港都經濟地位。高雄港長期位居世界前列,最高峰時居第3名,可是現已跌至15名開外。經濟停滯直接導致人口不斷外移,現在僅有戶籍人口277萬,與其近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不相稱,人口密度過於稀疏,甚至不如大陸二線城市有活力。韓國瑜形容為「又老又窮」、「司馬遷穿西裝」。司馬遷受宮刑後,雖然外表看不出,但已缺乏生命力。綠色候選人陳其邁聲稱上任後會改善,但是選民說,綠色執政20年都沒有做好,怎會再相信?於是,就不難理解韓國瑜為何能讓十幾萬人在選前之夜高喊「翻轉高雄」。

但韓上台後是否能立竿見影改變高雄面貌呢?相信不是易事。如果認為純粹是因為「陸客遊台及收購農漁產品減少」是韓勝選的原因,那就很容易導致一個錯誤,那就是以為給韓多一些陸客、收購多一些高雄農漁產品,就可幫助他順利執政以滿足高雄市民要求,顯然這是天真和幼稚的。韓上任後需腳踏實地,甚至要透過輿論降低市民期望,以做好一件一件的實事,使市民感到有希望、有盼頭,但又不是立竿見影。這樣他才會得到選民真心支持,並給他時間,一個任期不夠,就再做多一個任期。

「韓流襲台」體現北京收縮惠台政策效果

所以筆者認為「韓流襲台」是一定程度體現北京收縮「惠台」政策的效果,但是不能認為這就是主因,因為,其一,事物的變化內因是根據,外因也是透過內因發揮作用;其二,高雄民意轉換是多方面的綜合。實際上綠色的基本盤沒有變化,最看重經濟因素的是中間選民及藍綠陣營的淺色分子。更要一提的是,民進黨這次大敗主因是本身異化速度超乎想像。訪台時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在開票前就在接受訪問時說,年金改革導致民進黨損失了200萬票。原來筆者也想不通,一般改革「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但是蔡英文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因年金改革動的都是軍公教(軍人、公務員、教師),軍公教人員基本上都是藍營。再就是蔡政府追殺國民黨黨產,顯示其要把國民黨滅絕,以使民進黨長期掌權成為利益集團而失卻民心。

筆者認為,實際上民進黨敗選,本身急速異化的內部因素大於大陸對台政策的外部因素。而且還要看到,北京輸送紅利也有兩面性。如果因高雄是藍色執政,北京於是迅速輸送紅利,大幅開放陸客南下,大幅收購農產品,是否會反而招致反感,北京對台機構不能不思考。太陽花運動固然是有政治勢力操縱,但「陸利惠台」只為少數既得利益集團所得,而得失了新生代,不能不說是教訓。

大陸對台政策需「精準」

至於「硬的更硬」,恐怕是更難拿揑的事情。筆者相信,在這次選舉前半年就停止軍機軍艦「繞台」是明智做法。外交空間的壓縮和軍事層面高壓固然可壓制台獨思潮,使台灣各層面人士相信台獨的不可能,但是也同時易招致島內不分藍綠的不滿。尤其是「武統」口號一度甚囂塵上,是屬於「蹦得」過高過快了。事實上,這種動作也有違背「和平統一」大方針之嫌。動用武力,在國際社會觀瞻不佳,失卻道德高地,而且也授人以柄、授人口實。與對島內百姓增進感情、心靈相通的工作,也是反方向的行動。從邏輯上講,「硬的更硬」也就是一種過激的表述,如果將其泛化,必然是走到極端。

同樣,「軟的更軟」也是「過頭」的說法。凡事過猶不及、物極必反,也不見得是好事。「軟」也是不能過分的。北京出台「惠台31條」後,大陸各地又「颳風掀浪」。上海搞了「惠台55條」,福建「惠台66條」,浙江省「惠台76條」,寧波更是「惠台80條」。大陸各地紛紛膨脹「惠台」,是一種官場跟風陋習,也反映了大陸前一段時間對台的躁進心態。「硬的更硬」是躁進,「軟的更軟」也是躁進。
筆者相信,在台灣九合一選戰後及在中美貿易戰大背景下,大陸方面應深刻認識台灣問題的長期性,對台政策要考慮10年、20年、30年乃至本世紀中葉,尤其要強調「精準」——軟得精準、硬得精準。

危中有機:九合一大選後的港台關係

<轉載自20181224 明報 觀點版 撰文:葉國豪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台灣九合一地方大選,以民進黨的「意外的潰敗」告終(見筆者《明報》2018123日評論)。選後關於兩岸關係影響的討論甚多,然而對於港台關係影響的討論卻相對較少。原因無他,一方面兩岸關係並非此次台灣地方選舉主要議題;另一方面,港台關係相對更受到忽視。然而一般認為若兩岸關係能夠改善,則港台關係也可以間接地受惠;港台關係有沒有可能主動地推進兩岸關係的溝通,則值得關注與兩岸三地的努力。

目前港台關係深受低迷的兩岸關係因素影響。儘管台灣官方陸委會多次表明不會干擾或介入雙方民間交流活動,亦不會干預香港內部問題,然而很明顯地北京非常焦慮「港獨」與「台獨」力量的互動與匯流,除屢次透過親建制的傳媒公開大力抨擊,亦一再緊縮政治與出入境的紅線,以阻擾台灣公民社會與香港的本土力量和民主派互動。

受低迷兩岸關係影響

北京的焦慮可能出於以下事件,舉例而言,今年6月旺角警民衝突事件宣判後,有台灣獨派青年前往香港駐台辦事處抗議特區政府打壓港獨,高喊「旺角起義,抗暴無罪」;「香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監察聯席會議」7月在台灣舉辦記者會;陸委會官員曾多次針對特區政府處理香港民族黨議題做出公開評論;日前傳出明年「六四事件」30周年研討會將在台灣擴大舉辦等。作為還擊或回應,台灣駐港香港事務局長嚴重光任職5年(20138月至20187月)後,盧長水(曾任陸委會聯絡處長及澳門事務處長)的接任遭到延宕,盧曾在2013年促成陸委會前主委王郁琦和澳門特首崔世安會面,應是北京可接受的人選。盧長水至今仍未能取得特區政府的工作簽證,台北方面顯然認為是北京刻意阻擾,影響所及,甚至特區政府也尚未公布接替駐台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主任鄭偉源的人選(今年7月底離任至今)。

近期的港台關係就是呈現如此僵持態勢。然而,事實上港台兩地有大量事務需要處理與協調。舉例而言,今年2月發生轟動一時的香港情侶在台兇殺案,在港台兩地沒有引渡條例下急需雙方協調與司法互助。由於2009年簽署的《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並不包括港澳兩地,台灣立法院已在20184月通過《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並將中國大陸與港澳地區納入,事實上可由台灣法務部經由陸委會與港府溝通。然而若港澳兩地政府未依平等互惠原則,台灣有權拒絕協助。本月初發生的香港仔華富邨浮屍案,被告也在弒父後隨即潛逃台灣高雄,所幸隨後已返港自首。這些案例顯示,受制於兩岸關係的港台關係已影響到民眾司法公義的伸張。

港台關係現積極正面信號

儘管我們對目前的港台關係不感樂觀,然而九合一大選後的港台關係出現一些積極的正面信號,可以視作未來改善的契機。

首先,選舉後有港資企業集團到訪高雄市表達投資意願。南台灣長期由民進黨政府執政,如今國民黨韓國瑜當選,在北京國台辦宣告歡迎更多台灣縣市參與兩岸交流的政策背景之下政治風險下降,是否會進一步刺激港台經貿往來,值得期待。

其次,近日台灣法務部調查局在取得北京同意下首次派遣不具司法調查權的法務秘書駐港,擔當洗錢防制與金融犯罪偵查等工作的聯絡窗口。對此高度敏感的職務能取得三方同意,殊為難得,對增進彼此善意與信任有重要的指標意義。

第三,儘管在緊繃的兩岸關係之下面對港台關係的低迷,部分台灣陸委會官員仍舊可以不同角色與身分訪問香港溝通信息,與民間及商界交流,乃至出席「雙十」酒會;此外,可能擔任「二軌外交」角色的學者、記者等仍穿梭兩岸三地,顯示溝通渠道沒有完全中斷。

第四,自125日起港澳學生在台灣就學畢業後可申請延長原本6個月的居留期限至一年,以方便找尋工作;工作居留滿5年則可申請在台灣定居。這對在台超過8000人的港生(是最大境外生來源)不啻是個正面的好消息。

港府保持靈活與善意 是最大貢獻

九合一大選後的港台關係正呈現着「危中有機」的態勢,如何掌握這一個機遇,避免雙邊關係持續僵化甚至惡化,需要北京與台北方面進一步務實地協調與配合,港府就此能做的似乎不多,但是反映實况、不盲目揣測上意、保持溝通管道的靈活與互惠的善意,會是最大的積極貢獻。

然而,近日台灣曾獲獎而具國際知名度的重金屬搖滾樂團「閃靈」(過去曾多次來港)卻因不獲工作簽證而無法抵港參加音樂節活動,入境處方面照例以不評論個案為由搪塞外界詢問,然而事實恐怕是政府擔心音樂所帶來的反叛顛覆力量,所進行的一種政治審查。過去幾年,特區政府明顯收緊曾表態同情雨傘運動,甚至支持藏獨與台獨的特定政黨、社運分子、媒體與學者的入境申請。有些人通過北京的政治檢驗可以在港舉辦講座,游走兩岸三地;有些人則被過猶不及地粗暴排除,甚至泛藍偏統的個人與機構在港舉辦的會議也受無理阻撓,沒有一定的規則。能否入境香港,已然成為兩岸關係的另一種晴雨表,也是北京利用香港施壓台灣的一種策略手段。令人擔心的是缺乏影響力、無法代表台灣主流民意的人士卻受到關注,其影響難免就是偏聽與誤判。

單方面地期待蔡英文政府就兩岸關係做出論述上的調整,可能不切實際(台灣政府對兩岸關係的態度是「不在壓力下屈服,也不走對抗的回頭路」),當然北京也不妨主動釋出善意試探台北,雖然可能性似乎不高,此時針對港台關係的調整似乎也不是目前民進黨政府的重點工作。台灣文化部駐港機構光華新聞中心主任胡晴舫在任兩年後,日前因考量寫作與家庭因素已提出請辭,按慣例會是由另一個文化界人士出任相關職務。如果北京與港府早日發放上述盧長水等人的簽證,相信會是有助於兩地事務性實質關係發展的進一步正面信號。

2018年12月23日 星期日

新防衛大綱的日本對華危機意識

<轉載自20181223 明報 加東版 國際版 撰文:張望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副教授>

2018年,一部講述中日海軍衝突的漫畫《航母伊吹》(日語︰空母いぶき)熱銷日本。據稱,日本電影公司正把該部作品拍攝成電影,預計將於2019年在日本全國公映。也許是巧合,1218日,日本安全保障會議對外公布了醞釀已久的新《防衛大綱》及《2019-2023年度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正式計劃組建日本的航空母艦部隊。

戰後日本防衛政策的制定,主要建基於日本國憲法、日美安保條約和聯合國憲章。在這三大法律基礎之上,《防衛大綱》和《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分別代表了日本長期國防規劃的綱領和中短期的防衛規劃。在本次大綱中,日方花了一定篇幅提到來自中國的威脅,隨即引來北京批評。在今年中日關係大幅改善之際,日方加強防衛力量的意圖為何?

日本防衛的兩大軟肋

安倍目前的對華戰略,是典型的現實主義避險(hedging)策略,即尋求在中美兩強之間的平衡點,保持外交的靈活度,兩面下注。和北京改善關係,是安倍的一面,而另一面,則是加緊時間強化國防。本次新防衛文件的公布,就是防衛一面的具體表現。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日方本次調整防衛政策是因應東亞勢力平衡變化,特別是應對中國崛起。其本質與其說是攻勢,倒不如說是守勢,因為當前日本自衛隊正面臨兩大問題困擾。

一是裝備老舊,兵員不足。裝備方面,以空自為例,雖然已步入21世紀,日本目前卻仍在使用1960年代製造的美製F-4戰鬥機。據日經business雜誌早前刊出特輯指出,就算是目前擔負日本空防主力的F-15戰鬥機,也是上世紀70年代中的產物,日本空自不少飛行員是父子兩代都在駕駛這一款飛機。由於技術能力有限,日本的國產隱形戰鬥機遲遲無法誕生。1996年台海危機期間,當時日本裝備200多架F-15J戰機,面對中國空軍老式的殲87戰機勝券在握,老神定定。如今,包括蘇30,蘇35,殲10,殲11的中國第四代戰機已經飆升至700多架,但日本空防所依靠的卻依然是那200多架F-15J。今年2月,中國宣布自主研製的殲20隱形戰機列裝部隊,更給日本空防帶來極大壓力。在兵員方面,由於少子化的影響,部隊士兵的滿員率只有74%,形成軍官多士兵少的現象。

二是自衛隊學歷不高,影響軍方理解和打贏下一場戰爭的能力。慶應大學學者部谷直亮早前撰文指出,51%的自衛隊幹部的學歷在高中以下,是日本國家公務員中少有的低學歷集團。和美軍41%的幹部擁有碩士學位相比,自衛隊幹部只有5%擁有碩士學位。據美軍透露,美日交流新作戰理論時,日方往往不能準確理解美方意思。在以人工智能和無人機為主的新時代,這樣的弱點將令日本面對中國毫無還手之力。

因此,本次中期防的具體改革中,日方特別注重武器系統的更新換代和創立新概念部隊。例如,空自將部署無人機中隊,並開始大量換裝F35A隱形戰機(增購至147架)。配合「出雲」 號航空母艦的誕生,海自也決定引進F-35B短距起降隱形戰機。此外,新的宇宙部隊、網絡部隊和電磁作戰部隊都是因應近年世界軍事信息革命的新單位,以彌補自衛隊的弱點。

2010年釣魚島撞船事件以來,日本國內對中國就已萌發受害者意識,因此對於中國的海洋進出極為敏感。由於90%的石油進口是經海路運回本國,日本是一個對海上生命線極為敏感的海權大國。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擴充海軍,勢必會引來日本的強烈關注。日本大學學者勝股秀通在20191月號的《世界艦船》雜誌指出,海自9月公布潛艇在南海巡防,其實也是對之前中國海軍頻繁出現在日本附近海域的回應(如過去3年中方曾派艦船出現在釣魚島和津輕海峽)。日方認為,面對北京進取的姿態,東京覺得有必要適當顯示肌肉,以免被認為軟弱可欺。

出於民族自豪感和解決台灣問題的需要,中國近年大規模建立航母編隊,推動中國邁向海陸複合型崛起大國。在中美角力日益嚴峻的未來,北京有必要考慮日方在海洋問題上的敏感傾向,在對美大戰略下區別對待美日,靈活思考日本的安全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