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女將 掌國務院港澳所

<轉載自2026年4月27日 明報 中國版 欄名：中國透視 撰文：劉實>

4月15日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在此期間舉行了系列活動。新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畢雁英也帶隊來港，參加了兩場活動：教育局主辦的《國家安全教育》英文版叢書贈書儀式；該所與城市大學聯合主辦的「國家安全法與實施：香港與澳門之比較」學術研討會。畢雁英原任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深度參與《香港國家安全法》起草工作，被視為「國安研究女將」，大約在今年1月出掌港澳所，結束了該所多年來「群龍無主」的現象。

2003年7月1日，香港爆發大遊行，中央改變對港政策，在「不干預」的同時強調「有所為」。鑑於對港研究嚴重不足，同年年底成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由前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副社長朱育誠擔任所長，宗旨和定位為：「聚焦港澳、服務國家、面向世界」，深入開展港澳研究，積極推動學術交流合作，為中央及有關部門提供政策建議。

公開資料顯示，朱育誠執掌該所8年，原中聯辦秘書長趙廣庭為第二任所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是第三任所長。饒戈平大概於2020年卸任，近年代表該所亮相的是秘書長楊鑫、副所長郭擁軍。畢雁英是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師從羅豪才教授，也曾任耶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長期在國際關係學院法學院任教，2021年升任副院長，也是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市人大代表，曾被授予2021年「北京市優秀共產黨員」。

主編香港學生國安教材

國關學院曾經如此介紹畢雁英：「我國國家安全法制研究和教學團隊的領軍者」，「作為《香港國家安全法》起草組核心成員，打通了行政法與刑法、國內法與國際法知識之間的壁壘，創造性解決香港法律問題，為國家重大立法的順利完成作出重要貢獻，並全力以赴完成內地和香港多個執法機關的釋法、執法、培訓和宣介工作，獲得了中央領導高度表揚」。專為香港學生設計的國安教材《國家安全教育》，亦由她主編。

畢雁英履新之後，該所明顯較為活躍。3月28日舉辦「香港、澳門經驗對海南自貿港建設的借鑒與啟示」的研討會，4月中旬與城大舉辦的研討會，除了是全國首次以「港澳國安法比較」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也是該所自2003年成立以來首次赴境外辦會。

在去年《港澳研究》發表的有關香港國安法實施的論文，畢雁英認為香港對非傳統安全，尤其是經濟、金融、網絡等領域的國家安全問題關注不足，有必要拓寬法律覆蓋的國安事項范圍。她還建議採取措施縮短國安案件羈押和審理時間。可考慮在必要時為國安案件制定專門的排期機制，協調法官的排期，縮短等待時間；推動法院加快無紙化進程，並將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引入司法審判。

台外交部促韓月底撤「中國台灣」入境名

<轉載自2026年3月25日 明報 中國版>

韓國電子入境卡系統將台灣列為「中國（台灣）」爭議延燒，台灣外交部昨發出最後通牒，稱若月底未獲韓方正面回應，4月起將在入境系統中將韓國名稱由「大韓民國」改為「南韓」。此外，台外交部亦嚴厲譴責丹麥，自2024年起將旅丹台人的居留證國籍寫為「中國」，稱若丹麥續屈從中國大陸壓力，台灣外交部將反制。韓國外交部昨回應台媒查詢，稱正持續與相關部會協商。

若無回應 「大韓民國」將改「南韓」

韓國電子入境系統今年1月起全面採用電子申報，該系統中「出發地」及「下一目的地」，把台灣標示為「中國（台灣）」（CHINA （TAIWAN）），引發台灣不滿。不過，台灣標示的「CHINA」與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的「CHINA P.R.」有所差異，屬不同國際代碼類別。

台灣外交部今年3月已依「對等原則」，將台灣外僑居留證上的韓國名稱由「大韓民國」改為「南韓」，並警告若韓方未在月底前回應，將在入境系統中改名。

據中央社報道，駐台北韓國代表部已回覆外交部，表示韓國外交部有相關應處，並稱「這將會是台灣能接受的方案」。

私有化恒生佈局長遠 匯控整頓盼保留優點

<轉載自2025年10月10日 明報 社評>

匯豐控股提出私有化恒生銀行，倘若成事，恒生半世紀以來作為上市公司的歷史將告一段落，恒生指數成分股再無恒生，但恒生仍將以獨立品牌在港經營。近年本港地產市道疲弱，恒生的商業房地產風險敞口擴大，壞帳比率上升，惟未至於陷入財務危機，需要大股東匯控救亡。今次匯控的私有化提案，每股溢價達到三成，反映匯控看好恒生前景；過千億元的投資規模，也顯示匯控對香港及大中華區市場有信心。匯控與恒生的銀行文化頗有不同，不少老客戶都覺得恒生服務富人情味。外媒早前傳出匯控正敦促恒生清理房地產不良債務，私有化後料將加緊整頓業務，相信大多數客戶都期望，恒生能保留優良特色。

恒生壞帳雖見惡化 匯控出手着眼投資

匯豐銀行創立超過160年，在港擁有深厚業務根基，但匯豐控股始終是一家以倫敦為總部的英國金融集團。相比之下，恒生則是一家由華資創立的本地銀行，迄今已有92年歷史，在香港極具代表性，有留意亞洲金融市場的國際投資者，無人不知恒生指數是反映港股表現的主要指標。1965年，本地銀行業因為過度放貸等問題，首次爆發大型危機，恒生等多家華資銀行面對擠提，最後匯控出手拯救恒生，購下過半數股權，成為大股東，但兩間銀行一直保持獨立營運，恒生更於1972年在港上市。

今次匯控提出以每股作價155元私有化恒生銀行，涉資高達1061億元，倘若成事，恒生上市公司地位將撤銷，成為匯控全資附屬公司。匯控行政總裁艾橋智形容，這是一項能同時促進匯豐和恒生增長的投資，突顯集團對香港前景有信心，同時又強調這是純粹基於戰略考慮而做出的商業決定，跟恒生的壞帳情况無關。當局對於匯控私有化恒生，反應也正面。金管局表示會按既定機制監管審批，並留意到匯控表明此交易是對香港的一項重大投資；財政司長陳茂波則向傳媒稱，匯控向政府表示會繼續以至加大在香港及區內的投資，今次行動是整合集團的架構和資源，藉以提升營運效率與績效。

恒生約有400萬客戶。這次私有化消息，來得頗為突然，客戶固然議論紛紛，匯控為何在此時此刻有此決定，更引來不少揣測。過往恒生在處理商住物業貸款方面，一向相當進取，近年本港地產市道下滑，由此產生的壞帳及撥備問題，備受關注。根據恒生今年7月公布的中期業績，不良貸款率升至6.69%，較去年底上升0.57個百分點，遠高於2021年以前不足1%的水平，商業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導致該行業貸款質素惡化，成為恒生不良貸款率上升的主因。截至6月底，恒生已作信貸減值的本地商業房地產貸款達到250億元，未來還有可能進一步增加，然而若說匯控私有化乃是因為恒生「爆煲」在即、就像60年前那樣急需「拯救」，只怕亦屬誇誇其談。

恒生壞帳惡化，商業房地產風險敞口擴大，不過整體而言，銀行資本仍然充足，財務情况亦遠未至於搖搖欲墜。以上半年業績為例，儘管盈利倒退三成，表現令人失望，但始終是有錢賺（盈利68.8億元）；下半年港股表現持續理想，銀行服務費收入料豐厚，相信也有助紓緩財務壓力。雖然商業房地產市道仍差，但住宅物業市場近月已止跌回升；早先傳出阿里巴巴入市本港甲級商廈，更被市場視為非常積極的信號。匯控願以高達三成的溢價私有化恒生，反映集團看好恒生前景，相信本港商業房地產最壞時刻已過，現在正是佈局長遠的時候。

恒生便民重人情味 整頓顧及銀行文化

事實上，私有化對匯豐及恒生都有好處。匯控財力雄厚，恒生成為匯控全資附屬公司，有了更強大的後盾，可以消減市場及股東對壞帳問題的憂慮，存戶也能更安心。另外，私有化後，匯豐恒生不僅可以互通客戶資料，內部資源調配亦可更有彈性，有利協同效應發揮。雖然日後恒生仍須根據金管局要求公布財務資料，但不是上市公司就不用公布業績，處理不良貸款問題時，可望有較大的迴旋操作空間。大中華地區向來是匯控業務重要增長點，私有化恒生符合公司策略，涉資千億元當然不是小數目，但也不過相當於匯控半年盈利，並非巨額負擔，唯一令散戶不高興的，可能就是匯控將暫停3季回購，將對股價造成一定壓力。

近年地緣政治形勢緊張，匯控也捲入孟晚舟事件，但這兩年匯控與北京關係已改善，要求匯控分拆香港及大中華業務的聲浪亦見消退。今次匯控提出私有化恒生，暫未見有政治波瀾，外界更關心的是匯控未來會如何整頓恒生業務及壞帳問題。恒生與匯豐這兩間銀行，無論在定位及銀行文化都很不同。匯豐放眼全球市場，機構投資者客戶也多；恒生作為本地銀行，尤其重視與本地客戶關係。這一分別可體現於兩間銀行的分行佈局，與匯豐相比，恒生為了方便存戶，各區分行明顯較多，不少老客戶也覺得恒生服務較有人情味。

不過銀行與客戶關係緊密，其實也是雙刃劍。重視人情味的銀行文化，有利留住小存戶，但在商業大額放貸時太過講交情，亦有可能作出不夠明智的決定，放貸偏向「鬆手」。匯控強調日後將保留恒生銀行的品牌、傳統、分行網絡及獨特的客戶服務，但如果私有化的一大目標是整頓業務及壞帳，大刀闊斧的改革，相信事在必行，銀行文化也有機會改變。匯控未有詳談恒生與匯豐會如何進一步「協調」重新部署，唯盼業務整頓可以顧及客戶合理期望，讓小存戶續享有人情味又方便的銀行服務。

HSBC Plans Privatisation, Keeps Hang Seng's Essence

HSBC has put forward plans to privatise Hang Seng Bank. If successful, this will bring to a close Hang Seng's half-century as a listed company. The Hang Seng Index will lose its namesake constituent, yet the bank will continue to stand as a distinct Hong Kong brand.

HSBC, with a heritage spanning more than 160 years and deep roots in Hong Kong, remains fundamentally a British financial group headquartered in London. Hang Seng, by contrast, is a locally founded Chinese bank with 92 years of history, deeply emblematic of Hong Kong's identity. In 1965, the local banking sector suffered its first major crisis after a period of reckless lending, triggering runs on deposits at several Chinese banks, Hang Seng included. HSBC stepped in as saviour, acquiring a majority stake and becoming its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Yet the two banks continued to operate separately, with Hang Seng eventually listing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in 1972.

HSBC has now proposed to privatise Hang Seng at $155 a share, valuing the deal at $106.1 billion. Chief Executive Georges Elhedery described it as "an exciting opportunity to grow both Hang Seng and HSBC", underscoring HSBC's confidence in Hong Kong's future. He also emphasised that the business decision is driven by strategy, not by Hang Seng's bad loans.

Hang Seng has long been aggressive in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property lending. The downturn in Hong Kong's property market in recent years has raised alarms over bad debts and provisioning. According to its latest interim results, the bank's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has climbed to 6.69%, a stark jump from under 1% before 2021. By the end of June, its impaired local commercial real estate loans had reached $25 billion. Yet to suggest that this privatisation is a desperate bailout echoing the crisis six decades ago would be pure exaggeration.

Hang Seng's first-half profit fell by 30%, but it remained firmly in the black, posting earnings of $6.88 billion. HSBC's offer, representing about a 30% premium, signals confidence in Hang Seng's long-term prospects—a belief that Hong Kong's commercial property slump has bottomed out and that now is the moment to plan ahead.

Backed by HSBC's deep coffers, Hang Seng's new status as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should ease market and shareholder concerns over bad debts, while reassuring depositors. Free from public-listing constraints, the bank will gain greater flexibility in managing impaired loans.

With privatisation looming, questions swirl over how HSBC will overhaul Hang Seng's operations and tackle its bad debts. HSBC is a global bank serving institutional clients worldwide; Hang Seng, a local lender, prizes relationships with local customers. To serve depositors better, Hang Seng maintains a dense branch network across districts, earning a reputation among veteran clients for warm, personable service.

Yet close customer ties can be a double-edged sword. Friendliness helps keep small depositors loyal, but in large commercial lending, too much "friendship" can lead to lax underwriting. The privatisation is designed to redraw the lines and confront bad loans decisively—sweeping reform is not optional but necessary. How HSBC and Hang Seng will align and reposition remains unclear. Still, customers will hope the overhaul preserves the human touch that has long made Hang Seng worth keeping.

私有化恒生佈局長遠 匯控整頓盼保留優點

匯豐控股提出私有化恒生銀行，倘若成事，恒生半世紀以來作為上市公司的歷史將告一段落，恒生指數成分股再無恒生，但恒生仍將以獨立品牌在港經營。

匯豐銀行創立超過160年，在港擁有深厚業務根基，但匯豐控股始終是一家以倫敦為總部的英國金融集團。恒生則是一家由華資創立的本地銀行，迄今已有92年歷史，在香港極具代表性。1965年，本地銀行業因為過度放貸等問題，首次爆發大型危機，恒生等多家華資銀行面對擠提，最後匯控出手拯救恒生，購下過半數股權，成為大股東，但兩間銀行一直保持獨立營運，恒生更於1972年在港上市。

今次匯控提出以每股作價155元私有化恒生銀行，涉資高達1061億元。匯控行政總裁艾橋智形容，這是一項能同時促進匯豐和恒生增長的投資，突顯集團對香港前景有信心，同時又強調這是純粹基於戰略考慮而做出的商業決定，跟恒生的壞帳情况無關。

恒生在商住物業貸款方面，一向進取，近年本港地產市道下滑，產生的壞帳及撥備問題，備受關注。根據恒生今年中期業績，不良貸款率升至6.69%，遠高於2021年以前不足1%的水平。截至6月底，恒生已作信貸減值的本地商業房地產貸款達到250億元。然而，若說私有化乃因恒生「爆煲」在即、一如60年前急需「拯救」，只怕亦屬誇誇其談。

恒生上半年盈利倒退三成，但始終有錢賺（盈利68.8億元）。匯控願以三成溢價私有化，反映集團看好恒生前景，相信本港商業房地產最壞時刻已過，現在正是佈局長遠的時候。

匯控財力雄厚，恒生成為其全資附屬公司，可以消減市場及股東對壞帳問題的憂慮，存戶也能更安心。恒生不再是上市公司，日後處理不良貸款問題，可望有較大的迴旋操作空間。

今次私有化，外界關心匯控將如何整頓恒生業務及壞帳問題。匯豐放眼全球市場，機構投資者客戶也多；恒生作為本地銀行，尤其重視與本地客戶關係。恒生為了方便存戶，各區分行明顯較多，不少老客戶也覺得恒生服務較有人情味。

不過銀行與客戶關係緊密，是雙刃劍。重視人情味，有利留住小存戶，但在商業大額放貸時太過講交情，可能放貸偏向「鬆手」。私有化的一大目標是整頓業務及壞帳，大刀闊斧改革，事在必行。匯控未有詳談兩行如何「協調」重新部署，唯盼業務整頓可以顧及客戶期望，讓小存戶續享有人情味又方便的銀行服務。

釐清客戶銀行責任 騙案損失公道處理

<轉載自2025年9月30日 明報 社評>

詐騙活動猖獗，受害者不計其數，不少人墮入騙局，授權銀行轉帳往可疑戶口，結果痛失巨款。雖然這些轉帳安排是由客戶主動授權，但如果銀行方面有做足防騙工夫，確有機會及時制止騙案發生。如何就這類「客戶授權支付騙案」的損失界定權責，是一個複雜問題。金管局提出制訂相關框架指引，盼可作為銀行業處理索償事宜的準繩，除了諮詢業界意見，當局亦應多從客戶角度考慮問題，務求令業界清楚意識到自身在協助客戶防騙上應當負上的責任，做好把關工作，以減少客戶受騙破財的風險。

界定騙案損失權責 各地摸着石頭過河

去年本港錄得44,480宗詐騙案，較2023年增加12%，涉及金額91.5億元，則較2023年微跌0.3%。若與早兩年詐騙案宗數每年增幅均逾四成相比，去年騙案增幅無疑有所放緩，而這一趨勢在今年似乎也得到延續。觀乎今年頭7個月的情况，詐騙案宗數比去年同期上升1%，損失金額則跌了一成半，反映當局近年所推出的一系列防騙措施，諸如一站式詐騙搜尋器「防騙視伏器」、「防騙視伏App」等，取得一定成效，公眾防騙意識也有所提高，不過詐騙案整體宗數，仍持續處於高水平，當局打擊騙案力度，還須進一步加強。

騙徒行騙手法層出不窮，部分人墮入圈套被騙巨款，確有可能跟貪財等原因有關，惟騙徒善於「捉心理」設局，也是不爭事實。舉例說，長者對個人健康的憂慮、對久未見面親人的關心、對新科技發展的不掌握，還有社交生活的缺乏等，都令到他們常常成為騙徒埋手的對象。不去深究騙案具體情節，便將被騙的責任完全歸咎於受害人，並不公道，反而只會令到受害人因為屈辱感而不敢報警求助，令騙徒得以逍遙法外。

鑑於絕大部分詐騙款項，都是經由銀行戶口轉帳，倘若銀行能夠做好把關角色，絕對可以減少騙案發生的機率。近年金管局已要求銀行業採取一系列行動，扛起協助防騙的責任，除了推出「可疑帳號警示機制」，全面覆蓋轉數快、網上銀行、櫃位轉帳及自動櫃員機交易，亦要求銀行建立動態詐騙交易監控系統。及至今年4月，金管局、香港銀行公會及警方又攜手宣布多項反詐騙新措施，包括更廣泛使用防騙視伏器數據以提早識別傀儡戶口網絡，如發現可疑交易，銀行可暫緩轉帳，並要求客戶親臨銀行見面；立法會則於6月修訂《銀行業條例》，促進銀行在特定情况下分享帳戶資料，增強偵測和預防罪案效率。另外，所有零售銀行將於年底前全面推出「智安存」防騙措施，讓客戶按自身需求，鎖起銀行帳戶部分或全部的存款，不可提取或轉出至任何人士，客戶須親赴銀行才能解鎖資金。

既然銀行在防騙方面有明確角色及責任，倘若業界未有做好把關工夫，受害人當然有理由提出索償。根據銀行營運守則，若涉及未經授權支付的騙案，例如網絡釣魚攻擊等，除非客戶有欺詐或嚴重疏忽，否則毋須為相關損失負責；但如果涉及網上情緣、投資或假冒家屬等騙案，由客戶主動授權銀行進行支付，損失責任現時是由銀行按個別情况自行處理，做法缺乏一致性，對銀行和客戶都不理想。金管局就銀行如何處理這類「客戶授權支付騙案」損失索償，建議制訂框架指引，並於上周展開諮詢業界的程序，一大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套較為明確一致的準則，供銀行及索償客戶參考。

放眼外國，如何界定騙案損失權責，也是一個相當新的問題，有些地方僅要求銀行必須提供一些基本提示，損失主要由客戶承擔，亦有地方規定銀行須承擔涉及「授權支付」（簡稱APP）騙案的部分損失。英國去年底推出新規定，強制銀行必須賠償「授權支付」詐騙案的受害人，上限為 8.5萬鎊（約88.8萬港元），便惹來不少爭議，業界質疑當局為何要銀行承擔大部分詐騙損失，卻遲遲未有採取措施，追究社交平台對詐騙資訊把關不力的責任。在香港，金管局強調不會一刀切指定銀行和客戶的責任比例，但會就雙方責任及其他需要考慮的因素作出指引，包括銀行有否積極協助客戶防騙、客戶交易前後有否履行自身責任，諸如核實交易資料、留意銀行警示等。另外，騙案具體情節及客戶背景，例如受害人是否長者等，亦會納入考慮因素。

諮詢業界有必要 框架公道免傾斜

正如金管局所言，制訂APP騙案索賠框架指引，確須考慮「道德風險」，若銀行一力承擔損失，或會令客戶鬆懈，令騙徒有機可乘；若只讓客戶負上全責，或令銀行減少防騙工作的投入，導致原本可以發揮的防騙作用大大削弱。當局制訂框架指引，當然應該諮詢銀行業的意見，然而當局亦須多從客戶特別是長者及弱勢人士的角度考慮問題，以免框架太過向銀行業利益傾斜，實際變成了業界護身符，影響客戶得到合理保障和尋求索償的機會。框架須確保銀行具備有效的監察及防騙措施，亦有認真履行辨識可疑戶口協助客戶防騙的責任。另外，政府亦應持續留意其他國家的防騙工作，借鑑別人經驗。新加坡今年通過法律，賦權警方在有證據顯示某人正遭詐騙時，可以凍結當事人銀行帳戶、暫停交易活動。有關做法值得特區當局參考。

認真面對市民消費形態的轉變

<轉載自2025年7月4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周永新 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去年6月我在這裏寫了一篇文章（註），談論的是疫情過後市面會否回復往日興旺。那時我的結論是︰社會出現了巨大變化，市民生活方式已不一樣，就算市面恢復疫情前的人流，也不能期望消費返回以前水平。

今年1月，我重新檢視半年前寫的文章，對市面情况多了一些觀察︰（1）市民北上消費已成為習慣，不易逆轉；（2）到了長假期，市民多選擇出外旅遊，除內地外，東京、台北、首爾、曼谷等亞洲城市，已成為港人選擇的熱點，原因不外乎當地消費在性價比上較香港優勝；（3）內地旅客來港目的，不再以購物為主，就算是以「窮遊」來形容，也未能掌握箇中情况。筆者認為，他們今天來港遊玩，尤其那些從大灣區內地城市來的，目的就如往日港島和九龍居民到新界一天遊一樣，主要是參觀鄧氏宗祠、青山禪院等名勝，或到元朗買些糕餅手信。當然，今天內地居民有更多「打卡」點，但他們多不會過夜。

盛事增加的人流不會持久

半年又過去了，市面情况有改變嗎？在政府大力催谷下，盛事一項接一項，市面人流確實增加了，特別在盛事舉辦的地區，例如國際七人欖球賽舉行期內，不單球賽所在地九龍東，整個香港都好像熱鬧起來，酒店訂房率也有上升。不過盛事增加的人流不會持久，市面很快平靜下來，帶來的消費更是「曇花一現」，不僅無法「帶旺個市」，店舖和餐館老闆都覺得生意無「起色」。

更使人擔憂的是：到了長假期，例如過去「五一」勞動節連接佛誕的長假期，原盼望多了內地黃金周的旅客來港，市面會熱鬧起來；想不到的是，這幾天出外旅遊的港人，竟超過來港內地旅客人數。總言之，現在無論是盛事舉辦的日子，或內地長假期，市面看來都無法恢復往日旺盛。

平靜市面和疲弱消費 可能是常態

旅客對刺激消費的作用既然有限，這樣，現在市面冷清的情况可以扭轉嗎？我們得承認：市民習慣北上消費和網上購物，已是不能逆轉的趨勢。亦即是說，現在相對平靜的市面和疲弱消費，可能就是以後常見現象。因此，與其集中精力、千方百計催谷人流，不如認真面對目前困局，深入了解市民消費形態的轉變。這樣或許可以為現在「慘淡經營」的局面，打出一條持續生存的道路。

市民消費形態出現了什麼改變？現在可看出的端倪有以下幾項。

市民消費以「實用性」為準則

首先，市民對於奢華生活的追求，已不如過往熱中。這並非說市民對於華衣美食無興趣，但他們知道，能夠得到這樣享受的，是極少數富有人家；自己能夠生活不虞匱乏、閒時有餘錢增添樂趣，這樣便應感到滿足。况且今天社會重視的，再不是過往那樣炫耀財富的時代——君不見今天本地或跨國公司總裁，他們在周年業績發布會上穿的，與在旁打點的員工幾乎沒有分別！

筆者不敢說市民不再嚮往華衣美食，或甘於平淡簡樸生活，惟過往以奢華生活為身分象徵的人已少之又少。當然，售賣高價貨的名店自有它們的顧客，但市面更多看到的，總是一些一般市民有經濟能力購買的物品。這些物品的價錢雖非特別便宜，惟勝在實用性高，市民日常都用得着。同樣，現在餐飲業標榜的，並不是菜單上食物如何珍貴、別處無法享受，而是物有所值，即今天講的「抵食」——顧客以合理價錢，即可滿足他們對食物的要求。

總括而言，今天市民的消費態度，無論在衣著和飲食方面，皆以「實用性」為準則。市面少見了一些「五花八門」的店舖和食肆，連鎖店售賣的總是一些「千篇一律」的貨物，市民購物和飲宴情景好像變得平淡。惟只要店舖和食肆經營者能夠迎合市民喜好，生意還是有得做的。

平民這種平實消費形態，也同樣適用於訪港內地居民。「自由行」實施初期，訪港內地客多以購物為目的，而且瘋狂程度令人咋舌。到他們多來幾次，要買的東西都買了、要吃的都吃了，消費意欲自然大不如前。現在內地旅客的購物心態，與本地居民其實無太大分別。

保育意識與「斷捨離」文化的影響

市民消費形態轉變，另有一點不可忽略的，是他們對環境保育的覺醒。相信市民都記得「地球先生生病了」這句環保宣傳口號。政府過去推行的環保措施，效果雖待改進，例如垃圾徵費便不應一拖再拖，但無可置疑的是市民保育意識提高了。

市民保育意識與消費行為有什麼關係？政府推行的保育措施，重點在於減少環境污染和降低碳排放量，惟要達到目的，說到底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市民不隨意浪費資源、改變自己過往消費習慣，避免對環境造成破壞。市民也意識到，保育不單是減少浪費，而是一種生活態度，不應為了滿足一己欲望而胡亂消費。無論是購物或飲宴，都應適可而止，這樣才是「精明」消費者。

近年一些民間團體倡議簡樸生活，儘管未成為社會主流思想，但也帶出了盛極一時的「斷捨離」文化。一些市民可能為了騰出較大生活空間，而捨棄擁有多時卻不必要的物品。不過更多市民覺得︰與其積存連自己都記不起的東西，何不把部分送贈他人或志願機構？與其日後要想辦法捨棄舊物，為什麼原先就不隨意加添新的？現在市民的購物心態，明顯比以前謹慎。經濟能力當然是重要考量，但意識上也不想擁有太多。周圍堆積多是用不着的物品，本身就是一種負累！市民的保育意識若持續下去，相信商人在銷售策略上也應不斷調整；單是鼓勵市民消費，並非上策。

人口老化對整體消費產生負面作用

最後，是人口組合的變化與消費關係。首先，香港人口整體數目近年近乎沒有增加，大約維持在730萬至750萬間，未來也只會保持平穩。至於人口組成方面，受到移民（移出和移入）因素影響，多了非本地出生的居民。他們的消費習慣，對市場的衝擊已陸續浮現，例如他們較傾向網上購物。

另一人口組成變化，是談論多時的人口老化。長者因多沒有固定收入，消費不能太隨意；他們還得顧及因健康衰退而來的醫療開支。總的一句：香港人口急速老齡化，難免對整體消費產生負面作用，市面人流也難恢復往日情景（日本的老化過程是例子）。現在唯一增加人流的對策，是吸引更多旅客來港，並多留兩三天。這方面政府已出盡「洪荒之力」，惟旅客的消費總不能替代本地居民留下的空間。

總結而言，過去兩三年市面冷清的局面，造成的原因眾多且複雜。政府舉辦連串盛事，及爭取更多歐美以外的旅客訪港，其實已使市面維持相當人流。不過市面近年出現的變化，情况絕非是短暫的。政府必須認真面對、探討其中原因，更應聯同社會各界共謀對策，不能奢望往日熱鬧情景及旅客瘋狂消費的現象，會重臨香港這個亞洲盛事之都。

註：〈市面的熱鬧和繁榮會重現嗎？〉，2024年6月28日

台頻示警赴港澳 改港人定居制度「防滲透」

<轉載自2025年5月31日 明報 加東版 要聞版>

台灣當局近年以港澳形勢變化為由，強化管制與港澳來往。大陸去年6月推出「懲獨22條」後，陸委會調升大陸及港澳旅遊警示為「橙色」至今，建議民眾避免非必要旅行。今年1月，陸委會發布提醒，希望台灣民眾前往或過境香港、澳門時應注意相關事項，並鼓勵民眾使用「國人赴港澳動態登錄系統」，以強化人身安全保障。

陸委會去年8月修訂「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提醒公務人員在港澳期間應注意遵守相關法令之保密規定，避免泄漏機密或涉嫌違法。包括公務資料、物品、檔案等非必要勿攜往港澳；攜往港澳的手機、手提電腦等，勿存放與在港澳之活動或會議無關檔案，器材內的社交媒體App亦建議勿存放相關檔案、照片等。 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強調，大陸港澳近年持續增修相關國安法令，目前已有相當多起民眾赴大陸遭非法扣押、留置、盤查等情形。

陸委會主委邱垂正日前指出，近年中共對台滲透統戰力道加大，同時對港澳控制日深，加上大陸移民造成香港人口結構變化；為守護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與共同家園，有必要整體檢視調整現行港澳居民來台居留定居制度。新的居留定居制度將增加「長期居留」規定，以適度拉長觀察期。

島內有意見認為，因應港澳情勢變化，應修改《港澳條例》相關規範，訂明赴港澳視同大陸，適用《兩岸條例》。陸委會回應稱適時研修。

國家安全遇上美關稅戰 港人都要清醒知所應對

<轉載自2025年4月16日 明報 社評>

今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遇上美國發動關稅戰、貿易戰，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點題發言，〈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不斷譜寫「一國兩制」實踐新篇章〉。他點名批評美國對香港加徵關稅145%，指出美國「不是要我們的稅，而是要我們的命」。他呼籲大家要正視香港發展和安全面臨的問題，「每個人、每個社團、每個企業、每個組織，都要與香港同胞一道、與全國人民一起，保衛香港、保衛國家」。中國與美國陷入空前的惡劣關係，這是香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所有人對此要有新的、清醒的認識，知所應對。

無視國家安全亂象頻生 美國再起波瀾國安攸關

國家安全之於香港，過去可能是模糊的概念，但經歷過2014年非法佔中、2016年旺角暴亂，再有2019年的修例風波，國家安全問題變成每一個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因為對社會的破壞是實實在在的，各行各業的損失是重大的，對香港造成的深遠影響，至今猶在。目前香港已經度過由亂及治，正在邁向由治及興。

夏寶龍主任在講話中指出，雖然香港已經實現重大轉折，但「外部勢力搞亂香港、以港遏華的圖謀不會改變」，他直接點名，香港回歸以來發生種種亂象，背後都有美國的影子。他進一步指出，香港作為自由港，對包括美國商品在內的所有商品實行零關稅，而且在過去10年，美國對香港貿易順差達2715億美元，但美國依然對香港加徵關稅145%，「美國見不得香港好，是破壞香港人權自由、法治秩序和穩定繁榮的最大黑手，它不是要我們的稅，而是要我們的命」。

夏寶龍提醒香港人注意，中國人從來沒有在霸道霸凌面前屈服過，並以抗美援朝戰爭為例子，表示中國人民對待侵略者，是「以戰止戰、以武止戈，用勝利贏得和平、贏得尊重」。他以近年中國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給香港人派定心丸，指出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無論是關稅戰、貿易戰還是其他什麼戰，我們更加沒什麼好怕的」。

夏寶龍在講話中分清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層次，他說，「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應當履行好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然後分別就國安委、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等機構的責任一一陳述。

這次講話的一個特點，是夏寶龍主任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闡述香港社會各界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他用正反兩方面來說明，「每位香港居民都是國家安全的受益者和守護者，沒有局外人」。他高度讚揚香港同胞素有愛國愛港優良傳統，列舉商人莊世平升起全香港第一面五星紅旗；商人霍英東突破美西方（對中國）的封鎖，向祖國運送大量戰略物資；沒有點名指出創造第一家合資企業的伍沾德家族、修建第一條合資高速公路的胡應湘，以及六大財團老闆創辦的第一家五星級合資飯店。並以「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來讚揚這些「在大是大非面前，堅定地與國家站在一起，堅定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這是中國人應有的風骨和氣節」，然後筆鋒一轉指出，「那些在關鍵時刻出賣國家利益、替敵人搖旗吶喊的……絕不會有什麼好下場，必將背負歷史的罵名」。

提出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 讚揚商人愛國愛港優良傳統

夏寶龍呼籲香港工商界和企業家，「以港為家、倚港興業，用更有力的實際行動建設香港、貢獻國家」，「在當前美國對我們極限打壓的形勢下，更需要企業家以烈火金剛的堅強品質建設香港、扎根香港」。

誠然，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過去國家安全的概念，是國土安全、主權安全，現在還包括發展中的利益，美國發起的關稅戰和貿易戰，矛頭直指中國，而加徵145%關稅的政策，香港也不能倖免，企圖十分清楚，就是要遏制中國的崛起，不讓中國繼續發展。沒有國家安全，香港也不可能維持繁榮穩定，也不可能有美好明天。

中美關係目前處於十分關鍵的時刻，過去中美曾經以熱戰對抗，也曾在長期的冷戰中暗中拳來腳往，在這兩個階段，香港由於歷史原因，或可置身度外，而今美國發起關稅戰，並非徵稅那麼簡單，而是以全方位的手段來遏制中國，香港的命運已經跟國家綁在一起，中國正在以不屈不折的精神抵抗，以經濟實力抗衡，鹿死誰手要以時間來考驗。香港每一個市民、每一個企業，都要清醒地認識到，在面對美國經貿上的明槍，以及搞亂香港社會秩序的暗箭，都會影響香港以至國家的福祉，保衛香港、保衛國家，是義務也是責任。

夏寶龍主任在國家安全日的講話，對一些人是提醒，對一些人是警告，對一些人是呼籲，但無論如何理解，所有港人都要知道，目前這個大時代，國家安全關乎每一個人的利益、香港整體的發展前景，以及一國兩制這個政治安排是否能夠行穩致遠。

永居久等未批工簽被拒續期 救生艇香港移民集會求關注 三省齊請願望加拿大能守諾言

<轉載自2025年4月7日 明報 加東版 要聞版>

數百位香港居民昨天(6日)下午齊聚多倫多市府大樓前的彌敦菲臘廣場，呼籲加拿大政府能信守諾言，「讓那些申請永久居民身分的香港人獲得一個合理、合法的申請機會，不要讓他們陷入求助無門的境地。」

沒工簽失工作及醫保 子女要付國際生學費

組織是次集會的負責人Donald舉例稱，溫哥華一位香港居民，工簽已經到期，永久居民身分卻還沒有批下來，再去找工作也沒有僱主願意提供工作機會，兒女讀書由原先的免費入學，如今變成要交昂貴的國際生費用，公費醫療保險也失去，一家人不敢去看病，生活過得無比艱難。

集會組織者在現場播放了當年加拿大國會討論通過並宣布「救生艇計劃」時的講話，指出大量的香港居民就是響應加拿大政府的號召，希望能成為加國的永久居民，為這個國家貢獻一份力量。

「我們僅僅是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夠信守承諾，不要讓滿懷期望的香港人希望破滅。現在很多加拿大人都不清楚『救生艇計劃』的內容，更不了解尚未拿到身分的香港人所處的困境，所以我才要集會發聲，引起加拿大政界的關注。」

集會發聲冀引起政界關注

Donald承認，由於大選議題佔據了輿論的關注點。「我們希望通過此次集會行動，令國會議員關注此事，在大選之後能幫上忙。」

一位香港來的女士稱，她在2023年2月時就已經申請永久居民身分，但在去年11月時收到移民部的來信，告知她在加拿大的居留時間只剩半年，而此時她要求延長工簽的申請被拒絕，已經不能再工作。

聯邦移民部去年10月24日宣布，由本年至2027年期間大幅削減移民目標數量，並收緊臨時工作簽證批核。移民部總監麥克納米(James McNamee)早前曾指出，由於大量積壓個案等待處理，因此申請人要花更長時間等候，保守估計約要等4年。

該女士稱，「雖然那封信稱有3個月的上訴期，而且我也立即着手申訴，但申訴結果會是怎樣，不知道。我的工簽又沒能延簽，我不能工作，只有坐吃山空，而且我的永久居民身分什麼時候能下來，我也不知道，真的很絕望。」

有盼先延工簽解決經濟困難

她希望最好能夠將永久居留權盡快批下來，她就沒有任何後顧之憂。就算永居權未批，先解決工簽延期的問題，讓她好有一個合法身分繼續居留等候結果。

另一位同樣陷入困境的香港市民Nick表示，說是延後至2027年審批，但有了之前加拿大政府「言而無信」的教訓，屆時能不能批都是未知數。

「一些已經申請永居的香港人，工簽又已經到期，他們想再找僱主開僱傭信，僱主也會想，『你們這些人沒有永久居留權，雖然現在是合法居留，但分分鐘可能要走路，當然不願意請人』。」

據組織者稱，除多倫多舉行集會之外，卡加利和溫哥華兩地也會舉行同樣的香港人集會，以期引起加拿大政界人士的關注。

「民主燈塔」形象崩壞 美國制裁徒顯虛偽

<轉載自2025年4月2日 明報 社評>

美國宣布制裁6名涉及香港維護國安工作的中央和特區官員，外交部與特區政府均強烈譴責。今次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朝以來，華府首項針對香港的制裁舉措，隨着中美鬥爭進入新階段，「香港牌」依然是美方制華操作的一個手段，只是特朗普近月多項內政外交手段，都在重挫美國所謂「民主自由燈塔」形象，華府這邊廂大搞弱肉強食霸權主義的一套，那邊廂卻以「人權衛士」姿態施壓，既偽善又諷刺。背靠國家聯通世界，乃是香港優勢所在，華府加強打壓，香港更要做好自己，致力與各地加強交流合作，彰顯香港的國際化及開放性。

制裁6名中央特區官員 特朗普2.0首打香港牌

美國國務院公布新一份《香港政策法報告》，以「跨國打壓逃往海外人士」及「損害香港自治」為由，制裁6名中央及特區官員，包括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董經緯、律政司長林定國、警務處長蕭澤頤、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區志光，以及負責國家安全的警務處助理處長王忠巡及趙詠蘭。在北京，外交部對美方做法表示強烈不滿，批評美方報告「抹黑一國兩制」，對中央駐港機構和特區政府官員濫施非法單邊制裁，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特區政府亦譴責美方制裁，強調當局會繼續堅定不移維護國家安全。

2020年之前，美國一直根據1992年通過的《香港關係法》，給予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特殊待遇，然而隨着《港區國安法》生效，當時的特朗普政府宣布不再承認香港的獨特地位，國務院每年發表的《香港政策法報告》，之後亦成為美方施壓制裁的工具。2020年8月以來，先後有20多名內地及香港官員遭美方制裁，夏寶龍、張曉明、駱惠寧、林鄭月娥、李家超等俱在名單之內，另外還有多名有份處理國安事務的警方及政府高官，包括時任律政司長鄭若驊等。這次美方最新公布的6人名單，現任律政司長林定國成為制裁對象，並不令人意外。

根據制裁令，6人不得與美國人或在美國境內進行交易，在美國或由美國人控制的資產利益亦會被凍結，惟如果當事人在美國並無資產，也沒有跟美國人交易，有關制裁措施充其量只會對當事人日常生活帶來一些不便；工作方面，除了出訪美國外，一般公務外訪也不會受到影響。李家超就任行政長官至今，多次外訪，未受華府制裁影響，缺席美國三藩市APEC峰會可能是唯一例外。林定國昨天回應制裁一事，就強調美方大搞單邊制裁，是「赤裸裸的霸權欺凌行為」，制裁理由「完全站不住腳」，對他的工作及生活也毫無影響。

當然，美方藉涉港議題制裁內地和香港官員，目的並非像之前對付俄羅斯那樣，尋求短期將制裁力度最大化，最大作用是保持議題溫度，持續打擊香港國際形象。今次是「特朗普2.0」首項直接針對香港的制裁措施，相信只是熱身，黎智英案判決後，預料美方將有更多舉措。中美鬥爭進入新時期，特朗普要擴張美國利益維護霸權，定必千方百計遏制中國發展，香港難以置身事外，必須做好應對準備，沉着應戰。

美國自詡「民主自由燈塔」，以往操作人權外交牌，有一定優勢，但「特朗普2.0」是否還有這樣的號召力，卻有待觀察。過去兩個多月，特朗普政府無論內政還是外交方面的作為，都令國際社會為之側目。特朗普無視世貿規則，四處挑起關稅戰，固然得罪不少傳統盟友；無視盟友主權，公然染指格陵蘭、聲稱要將加拿大納為美國第51州，在俄烏戰爭問題上又背棄歐洲盟友，一心只想奪取烏克蘭礦產，更重挫美國國際形象。內政方面，特朗普排擠打壓「不聽話」的美國傳媒，最近又以「反猶」之名，撤銷數百名「挺巴」留學生簽證。日前美方執法人員光天化日之下，拘捕一名未見犯事證據、僅曾撰文抨擊以軍種族滅絕的土耳其博士生，更惹來侵犯言論自由的批評。美國以往所恃的外交道德高地，正在塌方式崩毁，還想對其他人指指點點，只突顯華府的虛偽。

彰顯國際化優勢 港首務做好自己

過去數年，香港國際形象確實變差了，不利的地緣政治環境、經濟轉型的陣痛、移民潮的出現，還有內地經濟放緩等因素，皆對香港經濟造成影響，然而隨着內地加大力度提振經濟，人工智能發展亦見突破，國際投資者對內地和香港前景的看法亦轉趨正面。去年香港股市集資總額重返世界前四，「紐倫港」三大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再獲國際調查肯定，對香港而言，這些都是積極發展。比起擔心美國制裁打壓，香港應該集中心力做好自己，加強推動經濟升級轉型，發揮自身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對外資來說，香港仍是國家最重要門戶，特區當局應致力彰顯香港國際化優勢，一邊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一邊積極開拓跟新興市場的合作、鞏固跟西方傳統市場的聯繫，莫因來自華府的逆風增強，就自亂腳步。

The US Hypocrisy in Sanctioning Hong Kong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released the latest 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 and sanctioned six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AR government officials, citing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targeting individuals who had fled overseas and ''erosion of Hong Kong's autonomy'' as the reason. They includ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Dong Jingwei, Secretary for Justice Paul Lam, (now former) Commissioner of Hong Kong Police Raymond Siu,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ommittee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f HKSAR Sonny Au, and Assistant Commissioners of Police of National Security Dick Wong and Margaret Chiu.

In Beijing, the Foreign Ministry voiced strong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US's actions, criticising the US report for ''smearing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imposing illegal unilateral sanctions on officials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in Hong Kong and the SAR government as well as interfering in Hong Kong affairs and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The SAR government also condemned the US sanctions, stressing its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The annual 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 released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erves as a tool for Washington to exert pressure through sanctions. Since August 2020, more than 20 mainland and Hong Kong officials have been sanctioned by the US. Xia Baolong, Luo Huining, Carrie Lam and John Lee are all on the list. In addition, several high-ranking police or government officials involved in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including former Secretary for Justice Teresa Cheng, have also been targeted. According to the sanction decree, the latest six are banned from engaging in transactions with Americans or within US territory. Their property and interests in the US or in the control of US persons are also blocked.

The purpose of the US citing Hong Kong-related issues to sanction mainland and Hong Kong officials is to keep the topic heated so as to continuously damage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 image. This is the first sanction directly imposed on Hong Kong by ''Trump 2.0''—and it is believed to be just a warm-up. More manoeuvres from the US are expected after the verdict of Jimmy Lai's trial.

The US prides itself as the ''beacon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and has enjoyed considerable advantages in the past by playing the human rights card in foreign affairs. However, over the past two months or so,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is domestic or foreign affairs,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ve raised eyebrow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rump has provoked tariff wars everywhere, disregarded the sovereignty of US allies, openly meddled with the issue of Greenland, declared plans to make Canada the 51st state of the US, and betrayed its European allies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Domestically, Trump has isolated and suppressed ''disobedient'' US media organisations and revoked the visas of hundreds of ''pro-Palestinian'' students in the name of combating ''anti-Semitism''. US law enforcement has recently detained a Turkish doctoral student—who had merely written an article criticising the Israeli military of genocide—without any criminal evidence, raising criticisms that claiming it was infringing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moral high ground that the US has once relied upon in its foreign policies is collapsing. Its attempts to point fingers at others only highlight its hypocrisy.

For foreign investors, Hong Kong is still the most important gateway to China. The SAR government should strive to demonstrate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 advantages and speed up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trend, while actively expanding cooperation with emerging markets and consolidating ties with traditional Western markets. Hong Kong must not lose its grip because of the intensifying headwinds from Washington.

「民主燈塔」形象崩壞 美國制裁徒顯虛偽

美國國務院公布新一份《香港政策法報告》，以「跨國打壓逃往海外人士」及「損害香港自治」為由，制裁6名中央及特區官員，包括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董經緯、律政司長林定國、警務處長蕭澤頤、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區志光，以及負責國家安全的警務處助理處長王忠巡及趙詠蘭。

在北京，外交部對美方做法表示強烈不滿，批評美方報告「抹黑一國兩制」，對中央駐港機構和特區政府官員濫施非法單邊制裁，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特區政府亦譴責美方制裁，強調當局會繼續堅定不移維護國家安全。

美國國務院每年發表的《香港政策法報告》，是美方施壓制裁的工具。2020年8月以來，先後有20多名內地及香港官員遭美方制裁，夏寶龍、駱惠寧、林鄭月娥、李家超等俱在名單之內，另外還有多名有份處理國安事務的警方及政府高官，包括前任律政司長鄭若驊等。根據制裁令，6人不得與美國人或在美國境內進行交易，在美國或由美國人控制的資產利益亦會被凍結。

美方藉涉港議題制裁內地和香港官員，目的是保持議題溫度，持續打擊香港國際形象。今次是「特朗普2.0」首項直接針對香港的制裁措施，相信只是熱身，黎智英案判決後，預料美方將有更多舉措。

美國自詡「民主自由燈塔」，以往操作人權外交牌，有一定優勢，但過去兩個多月，特朗普政府無論內政還是外交方面的作為，都令國際社會為之側目。特朗普四處挑起關稅戰，無視盟友主權，公然染指格陵蘭、聲稱要將加拿大納為美國第51州，在俄烏戰爭問題上又背棄歐洲盟友。

內政方面，特朗普排擠打壓「不聽話」的美國傳媒，最近又以「反猶」之名，撤銷數百名「挺巴」留學生簽證。日前美方執法人員拘捕一名未見犯事證據、僅曾撰文抨擊以軍種族滅絕的土耳其博士生，更惹來侵犯言論自由的批評。美國以往所恃的外交道德高地，正在塌方式崩毁，還想對其他人指指點點，只突顯華府的虛偽。

對外資來說，香港仍是國家最重要門戶，特區當局應致力彰顯香港國際化優勢，一邊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一邊積極開拓跟新興市場的合作、鞏固跟西方傳統市場的聯繫，莫因來自華府的逆風增強就自亂腳步。

長和賣港口掀政治波瀾 依法依規維護國家利益

<轉載自2025年3月19日 明報 社評>

長和擬向美國貝萊德牽頭的財團，出售海外港口業務，包括巴拿馬運河港口營運權，行政長官李家超首度回應事件，強調任何交易必須符合法律及規則的要求，外媒則報道，內地多個部門正調查這宗交易會否危及國家安全。長和出售海外港口雖說是一宗商業交易，但明顯有重大地緣政治影響，背後更有華府身影，並非一般在商言商的交易，事件惹來內地當局關注，突顯國際新形勢下，企業家要有更高的地緣政治敏感度，處理重大交易要有更周全考慮。放眼歐美，以國安為由阻止商業交易的案例並不鮮見。特區政府應檢視手上法律工具，看看有何方法妥善處理今次事件，同時又不會影響整體營商環境及一般交易。

華府身影清晰可見 「無關政治」自欺欺人

長和與貝萊德牽頭財團達成的交易協議，涵蓋43個港口，長和有望套現近1500億元巨款。市場普遍認為這是一宗有利長和的「大刁」，惟亦有不少意見認為，必須將這宗交易置於當今複雜地緣政治形勢下審視。港澳辦和中聯辦近日先後轉載兩篇評論文章，內容都是質疑長和出售海外港口資產予美方勢力，危及國家利益，惹來各界注目；長和在公布交易前未有知會中央等說法，更是不脛而走。

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朝後，一再強調要奪回巴拿馬運河控制權，又揚言現時運河由「中國控制」，云云，當中頗有向長和施壓的意味。中方則一再重申從未參與運河的管理運營，反駁美國謊言。對於長和賣港口一事，北京公開說法一直非常審慎。外交部說對「有關的商業交易不予評論」，不能將之解讀為中央「默許」這宗交易，更不等於中方認同交易是「商業決定」，事實上，外交部在相關回應中明確提到，「我們反對在國際經貿關係中濫施脅迫、施壓的手段」。買賣港口本身當然是商業交易，但看在中央眼裏，這宗「商業交易」肯定不是只有商業成分。

港澳辦和中聯辦轉載評論文章，當然是要向香港各界傳達信息，然而為免美方有更多口實指控「中國控制運河」，北京現階段拒絕具體評論長和賣港口，並不令人意外。相比之下，行政長官李家超昨天開腔談論賣港口一事，可說是首度有官方人士具體回應事件，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任何交易必須符合法律及規則的要求，特區會依法依規處理」。有關說法是否意味當局會從法律角度審視這宗交易，惹人關注。

長和擬出售的港口，不少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外貿和能源進口等，具有戰略重要性，至於巴拿馬港和鹿特丹港，更是中國跟拉美和歐洲經貿往來的重要窗口。中國支持巴拿馬運河作為永久中立國際通行水道地位，立場說得清清楚楚，反觀特朗普政府公開表明有意將港口使用權「武器化」。根據外媒報道，白宮甚至計劃向中國船舶收取港口特別停靠費，並會敦促盟友採取類似措施，否則將遭美方報復。倘若美方這一圖謀得逞，將對中國外貿、航運、造船業以至一帶一路倡議構成衝擊，香港作為國家對外門戶，國際航運及貿易中心地位亦必然受到影響。

事實上，這宗港口交易背後，明顯有華府操作的身影。《華爾街日報》報道，交易接近談成前數天，貝萊德主席芬克曾與特朗普、國務卿魯比奧、國安顧問華爾茲、財長貝森特等人通電話，以獲白宮首肯。說這是單純的商業交易、跟政治無關，乃是自欺欺人。比照貝萊德的處理，如果長和在交易前沒有知會北京，顯然是缺乏地緣政治敏感度。

貝萊德雖是全球投資界龍頭，但過去鮮涉私人基建，及至去年，貝萊德收購了全球基建合伙公司（GIP），情况才起了重大變化。值得留意的是，這一策略調整背後，同樣可見華府身影。2022年，七大工業國（G7）提出涉資6000億美元的「全球基建及投資伙伴計劃」（PGI），盼結合投資界財力，插足發展中國家基建項目，美方明言這是為了抗衡一帶一路倡議。去年9月，時任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在紐約主持PGI投資者論壇，芬克正是座談其中一名商界代表。世界百年不遇變局，大國鬥爭激烈，無論官方和商界都要面對國際大環境已變這一事實，有所因應。

放眼歐美，政府以國安為由煞停重大商業交易，近年愈來愈常見，拜登政府阻止日鋼收購美鋼，反映美國連盟友都信不過。英國2022年生效的《國安與投資法》條文也很辣，列明即使收購涉及的實體或資產不在本地，只要符合指定條件，諸如跟英國有聯繫，英國當局一樣可以介入審視，阻止任何可能危害本國安全的收購買賣。換言之，公司並非在本地註冊，不代表當局一定無法阻止收購。長和早前的公告亦提到，交易只是達成原則性協議，未來百多天需進一步磋商細節，同時還要符合一系列條件，包括監管部門同意及批准，確認不存在違法或法律禁止的情况。

百年變局商界要適應 現行法例政府須檢視

商界做生意，重視確定性。以往本地商界甚少考慮政治風險，但其實外國向來就有很多政治顧問公司，專門為跨國企業提供政治風險評估。隨着愈來愈多資產被不同政府視為具有戰略性，商界亦須適應新時勢。彭博社昨天引述消息稱，內地多個官方機構，包括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等，正研究長和賣港口是否存在潛在安全漏洞或反壟斷違規行為。香港奉行一國兩制，暫時不清楚內地相關法規，可以怎樣處理涉及香港上市企業的資產交易個案，但也不能假定內地一定沒有法律手段可以堵上國安缺口。無論如何，特區政府有責任檢視本港現行法規，是否有能力處理長和賣港口這一個案，倘若本地能夠自行處理，應比中央出手為佳。

CK Hutchison's Port Sale Triggers Political Waves

CK HUTCHISON plans to sell 43 overseas port operations, including those at the Panama Canal, to a consortium led by US-based BlackRock. Foreign media reported that mainland authorities are investigating whether the deal threaten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business leaders must be more sensitive to geopolitics.

After returning to pow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tressed the need to regain control over the Panama Canal, claiming it is now ''under Chinese control''. China reiterated that it had never been involved in running the canal. Regarding CK Hutchison's port sale,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responded by stating it opposes the ''abusive use of coercion and pressur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Chief Executive John Lee addressed the issue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he most notable comment being ''any transaction must comply with legal and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nd the SAR government will handle the c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Many of the ports CK Hutchison intends to sell are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nd hold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China's foreign trade, energy imports, etc. China's stance on the Panama Canal's status is clear: it supports keeping the canal as a neutral international waterway permanently. In contras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explicitly sought to ''weaponise'' port usage rights, and even suggested charging extra docking fees for Chinese ships, threatening China's foreign trade, shipping and shipbuilding industries as well as the BRI. Hong Kong's role as an international shipping and trade centre would inevitably be affected.

Before the deal was finalised, BlackRock Chairman Larry Fink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Trump,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and others to secure White House approval. Claiming that the port sale is purely a commercial deal unrelated to politics is self-deceiving. If CK Hutchison did not inform Beijing before making the deal, it clearly lacks geopolitical awareness.

In 2022, the Group of Seven (G7) proposed the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PGI) to engage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untering the BRI. At the PGI Investor Forum in New York last September, Fink was there as one of the business representative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for European and American governments to block major commercial deals on the grounds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prevented Nippon Steel's acquisition of US Steel.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vestment Act, effective since 2022, stipulates that authorities can halt any transaction that endangers national security, even if the transaction is outside the UK.

Political risks were rarely considered in the local business sector before. However, as more assets are being defined as strategic by various governments, the business sector must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mainland authorities are currently assessing whether CK Hutchison's port sale may present security risks or violate antitrust regulations.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SAR government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review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It would be better if the matter could be handled locally instead of hav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tep in.

長和賣港口掀政治波瀾 依法依規維護國家利益

長和擬向美國貝萊德牽頭的財團，出售海外43個港口業務，包括巴拿馬運河港口營運權。外媒報道，內地多個部門正調查這宗交易會否危及國家安全。國際新形勢下，企業家要有更高的地緣政治敏感度。

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朝後，強調要奪回巴拿馬運河控制權，揚言現時運河由「中國控制」。中方重申從未參與運河的管理運營。對於長和賣港口，外交部回應提到，「反對在國際經貿關係中濫施脅迫、施壓的手段」。行政長官李家超首度回應事件，當中最突出的是「任何交易必須符合法律及規則的要求，特區會依法依規處理」。

長和擬出售的港口，不少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外貿和能源進口等，具有戰略重要性。中國支持巴拿馬運河作為永久中立國際通行水道地位，立場清楚，反觀特朗普政府表明將港口使用權「武器化」，甚至向中國船舶收取港口特別停靠費，對中國外貿、航運、造船業以至一帶一路倡議構成衝擊，香港國際航運及貿易中心地位亦必然受影響。

港口交易談成前，貝萊德主席芬克曾與特朗普、國務卿魯比奧等人通電話，以獲白宮首肯。說這是單純的商業交易、跟政治無關，乃是自欺欺人。如果長和在交易前沒有知會北京，顯然缺乏地緣政治敏感度。

2022年，七大工業國（G7）提出「全球基建及投資伙伴計劃」（PGI），插足發展中國家基建項目，抗衡一帶一路倡議。去年9月，紐約PGI投資者論壇，芬克正是其中商界代表。

歐美政府以國安為由煞停重大商業交易，近年愈來愈常見，拜登政府阻止日鐵收購美鋼，英國2022年生效的《國安與投資法》列明即使收購不在本地，當局一樣可以阻止危害本國安全的買賣。

以往本地商界甚少考慮政治風險，隨着愈來愈多資產被不同政府視為具有戰略性，商界亦須適應新時勢。消息稱內地官方機構正研究長和賣港口是否存在潛在安全漏洞或反壟斷違規行為。香港奉行一國兩制，特區政府有責任檢視本港現行法規，倘若本地能夠自行處理，應比中央出手為佳。

政府節流要公道 公僕薪津應削減

<轉載自2025年2月6日 明報 社評>

《財政預算案》月底出爐，削減教育、醫療及民生開支，似已在所難免，但對於削減公務員薪酬，當局卻明顯有保留。香港經濟轉型，政府連年錄得龐大赤字，明顯屬結構性，絕非單純經濟周期問題，若說過去10年社福開支顯著增加，公務員編制同樣顯著膨脹。政府節流必須顧及社會觀瞻，不能只向市民開刀，卻不動公務員、議員及高官薪津福利。上年度公務員開支逾1561億元，按年增加4.7%，單是涵蓋公務員福利的員工關連開支便超過137億元，較疫前大增65%，公務員旅遊津貼更在5年間升了五成，難免令人覺得政府太慷慨，若說部分福利為僱傭合約所保障，無法隨便調整，當局更應考慮削減公務員薪酬。

政府財赤屬結構性 直面現實對症下藥

2024/25財政年度將盡，預料政府將連續第三年錄得財赤，根據當局說法，本年度財赤將接近1000億元。財政司長陳茂波日前表示，政府要開源節流，以節流為主，開源為輔，部門開支必定要減少，點名指教育、醫療支出方面有節約空間，例如本港大學有一定財政儲備，未來要善用儲備並開拓收入，讓政府有兩三年時間鞏固財政。對於2元乘車優惠政策，雖然陳茂波強調有關計劃「絕對不會取消」，但同時亦表明現行安排長遠「財政上不可行」，新一份預算案本月26日公布，外界估計當局或會調整相關政策。

陳茂波多次強調，政府收入減少受周期因素影響，然而不少學者和前高官都指出，目前財赤明顯是結構性。世界百年不遇變局，香港內外環境近年也出現深刻變化。中美鬥爭激烈，地緣政治新格局下，香港無法再如往昔般左右逢源，這是外部結構性的變化。長期以來，香港經濟與房地產深度綑綁，政府財政高度依賴賣地收入，然而今時不同往日，香港若要提升競爭力，必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借力大灣區，發展新產業。推動經濟升級轉型，本身就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政府長遠需要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開拓收入來源，同樣是結構性的問題。當前香港經濟和政府財赤問題，顯然不能只以息口高企等周期因素去解釋，當局必須直面財赤屬結構性這一現實，否則無法對症下藥。

過去10年，政府開支顯著增加，佔GDP比例，由之前不足兩成，升至接近兩成半。之前庫房「水浸」，無論政黨還是工商界都有很多訴求，由派糖、改善福利到取消強積金對冲機制，統統都要政府出錢。現在政府財政緊絀，削減民生社會開支，若是合理合度，亦屬無可奈何之舉，然而政府體系膨脹、公務員編制10年間顯著擴大，顯然也需要整頓。現時政府的「公務員編制零增長」和「資源效率優化計劃」，嚴格來說只是控制經常開支膨脹速度，瘦身力度不足。

特區政府作為全港最大僱主，近10年持續增加人手，公務員編制由16萬人增至19萬人，實際人手也超過17萬。政府一年薪酬開支近1500億元，相當於政府經營開支逾兩成，資助機構薪酬開支亦超過1500億元。相比之下，上年度衛生及教育開支預算分別為1279億及1157億元，前者佔公共開支比重為15.4%，後者為14%。2元乘車優惠計劃本年度預算開支達到60億元。根據學者推算，若將2元優惠門檻由60歲恢復為65歲，未來10年，政府每年可減少支出20億至40億元；若設定每月使用次數上限、每月優惠額上限等，每年則可減少5億至15億元支出，然而單是去年公務員劃一加薪3%，涉及的額外開支就已經數十億元。若說財赤下民生福利開支要縮減，政府薪津開支更應壓縮。

民生福利開支勢削減 公僕福利開支卻大增

政府人手編制經過多年膨脹，難以想像沒有冗職，精簡編制乃是理所當然。至於公務員薪津問題，當局一再強調，公務員減薪會影響私人市場，惟亦有本地經濟學者認為，高官及表現欠佳公務員減薪，對私人市場影響有限。經濟好景時，私人機構賺大錢，公務員薪酬較易被比下去，然而經濟疲弱時期，私營機構裁員減薪比比皆是，反觀公務員是鐵飯碗，薪高糧準福利多，往往更具吸引力，不見得減薪一定導致大批公務員流失；若說公務員減薪會打擊消費，削減民生福利津貼，市民口袋裏的錢少了，多了人要勒緊褲頭，一樣不利消費。

公務員開支中，薪酬是最主要部分，超過900億元，其次為退休金，公務員福利計劃及強積金供款等，則歸入「與員工有關連的開支」，資料顯示上年度有關項目開支超過137億元，較2018/19年度大增65%，當中為新制公務員提供房屋津貼的「非實報實銷現金津貼」開支超過31億元，5年間增加逾一倍；公務員旅遊津貼亦在5年間上升五成。公務員福利開支隨薪酬調整不斷增加，公務員事務局表示，部分福利安排為僱傭合約所保障，難以調整，既然如此，當局更應考慮公務員減薪。疫後內地一些地方政府財困，紛紛削減官員薪津，反觀香港公務員連續3年加人工，立法會議員去年也加了薪。政府若要削減民生開支，至少也要讓公眾看到，公務員、議員和高官願與市民共渡時艱；以保持士氣之名，繼續慷納稅人之慨，給公僕議員加薪派福利，結果只會打擊民心士氣。

香港經濟的漫漫長夜有否黎明？（下）

<轉載自2025年1月16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宋恩榮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民智行動設計智庫共同創立人>

香港這次經濟危機從2019年開始，至今長達6年。迄今本港實質總產值仍未回復2018年水平，是香港有紀錄以來最漫長經濟衰退。但在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努力採取對應措施後，社會經濟已出現好些亮點，包括輸入人才計劃反應空前踴躍、人口止跌回升、外地企業駐港地區總部數目也止跌回升等。

本文是〈香港經濟的漫漫長夜有否黎明？〉的下半部。上半部（刊2025年1月9日《明報》）分析了這次經濟衰退為何如此嚴重，本部分則分析目前經濟亮點及政府的對應措施是否能驅去經濟危機的長夜而帶來黎明。

「搶人才」政策的亮點與盲點

上半部提到，香港過去也多次發生過十分嚴重的經濟危機，惟那時香港人口仍有增長，成為經濟危機中的重要支撐。2019年社會風波後卻出現二三十萬人外移，香港人口及勞動力都顯著下降。况且過往香港人口結構較年輕，面對危機的適應力及韌性較強；如今人口急劇老化，而年輕及高技術的港人卻正是外移傾向最高的一群。不少年輕夫婦及孩子移民外地，使香港成為「留守老人」的城市。要扭轉人口下跌及老齡化趨勢，香港必須大量輸入年輕人才，方能克服這次經濟危機。目前政府的輸入人才計劃得到超額響應，正是危機中的最大亮點。

政府「搶人才」計劃在疫後復常的2022年底開始實施，至去年底已來港的人才多達17萬，加上18萬受養人，已來港人數有35萬。此外還有二三萬輸入勞工，總數十分龐大。

香港人口2019年底達到752萬高峰，隨後出現移民潮，疊加新冠疫情期間有大量人離港，人口於2022年中減至735萬的低點，跌了17萬人。此後恢復通關，大量疫情期間離港的人回流，人口於2023年中升至754萬，一年間增加19萬人，稍為突破2019年底752萬的高峰。

「搶人才」計劃在疫後復常的2022年底才開始接受申請，於2023年中之前已抵港的人才數目不多。因此從2022年中至2023年中增加的19萬人，主要是因為疫情期間離港的人回流，加上單程證持有人、外籍家庭傭工、學生等趕開關來港，還有不少早年已遷徙海外或內地、因疫情阻隔而長期未能回港的港人也趕開關回港探親，使人口在一年間大增19萬。人口增加與「搶人才」計劃無關。

此後從2023年中至2024年中，其間雖有大量輸入人才及受養人來港，人口卻出乎意料跌了4300。「搶人才」計劃未能使人口增長，反映不少來港的人才其實沒有留港。此外，這一年間人口外移也特別多，除了港人一如既往繼續遷移海外和內地，還有早年已遷徙海外或內地的港人乘恢復通關之便，回港探親後便離港。總括而言，其間「搶人才」計劃並未能令人口出現增長，這也是這一年香港消費持續低迷的原因之一。

按最近發表的數字，「搶人才」計劃亦未能扭轉勞動力下降趨勢：去年10月香港勞動力有383萬人，比疫後復常的2022年底的385萬人，仍跌了2萬人；比2018年400萬的高峰更跌了17萬人。

政府宣稱有大量外來人才來港，可是人口仍稍為下跌，勞動力更減了2萬人，反映許多來港人才未有長期留港，也沒有積極投入本地勞動力（按統計處的統計方式，來港人才只要認真尋找工作，無論是否成功就業，都會計入勞動力）。

輸入人才計劃的「水分」，相信十分嚴重。據傳媒報道，部分高才通申請者根本不打算在港找工作，只是為了取得初時的兩年簽證方便來往香港；部分是為了子女在港受教育，家長則繼續在內地工作。來港人才是否真正會在港扎根， 現在根本說不準。內地與香港有一定文化差異，內地來港人才大部分未能掌握流利廣東話；本港產業結構也較狹窄，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險、出入口等行業，內地人才未必容易在港找到合適工作。

2024年下半年香港人口變化的統計，料要到今年2月才發表，筆者相信屆時數字將顯示人口有所增加。雖然來港人才未必真正留港工作，惟他們的子女一旦在港受教育，香港人口便會增加，也會成為支撐經濟及消費的因素。若來港人才能夠真正留港工作的話，香港的得益肯定會多很多。

搶人才、留人才及吸引港人回流

現時社會有不少有關如何鼓勵高才通人士留港的建議，包括提供工作配對信息、提供子女入學信息等。篇幅所限，本文不會詳細討論這些建議。筆者想強調的是：能夠留住本地人才的社會，也能夠留住外來人才；反之，倘不能留住本地人才，恐怕也難留住外來人才。留住本地人才與吸引外地人才，是同一個事物的兩面。

除了吸引內地人才，政府也努力吸引其他地區人才來港工作。如今不少香港金融界人才遠走新加坡、倫敦、紐約等地；許多在這些金融中心工作的外國專才，都會認識來自香港的朋友。外國人對香港的觀感，自然會受海外港人，特別是出走的港人所影響。若香港人才繼續出走，本港要吸引外國人才來港將加倍困難。從這個角度看，吸引港人回流意義重大——不單因為香港缺人、回流港人容易融入香港環境這些顯而易見的原因，更是因為港人在出走後回歸，是最有說服力、最動聽的「香港故事」。

任何在短時間吸引大量外地人移入的社會，都容易出現本地人與外來人的矛盾；若大眾感覺到政府政策偏袒外來人，更容易引起排外情緒。特區政府需倡議開放、多元、公平、包容及共融的文化，一方面幫助外來人融入社會，另一方面也促進社會和諧。

國際教育樞紐：從大專到中小學

香港大專院校成功吸引大量內地生就讀，是近年經濟長期不景中的亮點。政府也着意把香港打造成國際專上教育樞紐，不過卻沒有着重吸引外地生來本港中小學就讀。其實不少內地人才申請來港，是希望子女能接受香港中小學教育。本港不少私立或自資中小學採用國際課程，對內地生有吸引力；至於主流中小學主要用廣東話，並受政府資助，不適合吸引內地生，以免用公帑資助外來人。

對內地家長而言，本港中小學吸引力可能超過香港大專院校的吸引力，主要因為大專生年紀的子女較成熟，家長可以放心他們遠走歐美，卻難以放心讓中小學年紀的子女遠赴他鄉。香港在地理及文化上與內地較接近，對於較年幼的內地學生，香港是比外國更好的選擇。

現在香港私立或自資中小學吸引內地生的最大困難，是缺乏相應政策及設施，特別是缺乏學生宿舍。倘內地家長無計劃來港工作，只是希望安排他們較年幼的子女來港受教育，特區政府便需容許這些少年人申請學生簽證來港入讀中小學；而吸引內地生的中小學，也需興建足夠的學生宿舍。

香港「五行欠土」，覓地興建中小學外地生宿舍有一定困難。但從大灣區融合的方針而言，這是值得考慮的發展方向。何况從吸引人才來港扎根的角度出發，少年人來港就學，容易融入香港文化及生活，留港發展的機會也較大。現時內地每年雖有不少大學本科畢業生來港讀碩士學位，惟他們年紀較大，通常難融入本地生活，也難以在短短一年的就學期間掌握廣東話。他們來香港的大專院校「鍍金」後，大部分回內地工作，留港比例不高。

境外企業駐港公司回復增長？

投資推廣署及政府統計處每年進行境外企業駐港公司統計調查。境外駐港公司的數目，是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重要指標。境外駐港公司最具指標作用及經濟效益最大的，是駐港地區總部。

歷年駐港地區總部，約有一半來自中國內地、美國及日本三大地區。境外駐港地區總部的數目於2019年達到1541間的歷史高峰，其後輾轉下降，2023年跌至1336間，跌了205間（13.3%）。其中來自內地的公司仍升了31間（14.4%）；來自美國及日本的公司分別減少64間（23%）及26間（11.2%），來自其他地區的則跌了146間（17.9%），跌幅十分顯著。

最近發表的調查卻顯示，從2023年到2024年，境外企業駐港地區總部數目回升了74間（5.5%），至1410間。其中來自內地的公司大增63間（25.5%）；來自日本的公司卻仍輕微下跌，減少了6間（2.9%）；來自其他地區的則輕微上升了11間（1.6%）。外地企業駐港地區總部數字雖有回升，但仍遠低於2019年的高峰。

因日本經濟長期疲弱，來自日本公司的駐港地區總部數目繼續下跌是意料中事。具指標作用的，是來自其他地區的駐港地區總部變化。此數字有輕微回升，是相當正面的信息。「其他地區」主要涵蓋歐洲及東南亞，說明在中美關係緊張下，這些地區的企業仍願意在港設立地區總部。惟特朗普回朝，將帶來更多震盪及挑戰，我們需關注最近境外駐港企業回復增長的趨勢是否會持續。

官員需正視香港經濟的空前危機

香港經濟正在經歷結構轉變，過程會相當漫長及痛苦。創新科技投資的回本期長，國際競爭也十分激烈。况且本文上半部已說明，過去10多年來政府在創新科技的投資雖增長迅速，卻未能顯著帶動私營部門投資。

歸根究柢，「人的因素第一」。香港是沒有豐富天然資源的城市，人才是最重要資源。大量內地人才申請來港，是十分正面的發展；但來港人才會否留港發展，還要看香港能否提供有利發展的環境及誘因。高才通的亮點是否真正會帶來香港經濟的黎明，還要看政府能否實施深入細緻的政策留住來港人才。

香港經濟發展主要決定於政治經濟基本因素，不會因為官員「唱好」而真的變好，也不會因為反對派「唱衰」而真的衰落。政府官員需實事求是，切忌文過飾非、報喜不報憂。只有香港官員能夠正視香港經濟的空前危機、認真查找不足，本港經濟的漫漫長夜才會出現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