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實質終身制

<轉載自2018年2月28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近日中共中央有關修憲刪去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建議，引起海內外熱議，多數輿論都將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關於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的論述來作為批判的武器。

不過，鄧小平主張的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針對的是別人，他自己則未受限制，因為他從來未擔任過中國的最高領導職務——無論是中共總書記，還是國家主席，他最後一個公職是國家中央軍委主席，但即使是在卸任該職後，他仍然是中國實質上的最高領導人。所以說，與其說習近平違背了鄧的初心，還不如說習不願效仿鄧的掌權模式。

廢除領導終身制 鄧本人並不受限

鄧小平於文革復出後，先是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隨後又兼任全國政協主席，但隨著大批老幹部獲平反復出，憑藉在黨政軍各界的威望，很快取得了政治實權，當時被外間形容為「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體制」。

1980年代初華國鋒遭罷黜後，鄧小平讓胡耀邦掌黨權，趙紫陽任總理，連國家主席都讓給元老李先念，他自己只做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但世人皆知他才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故有「鄧胡趙體制」之說。

中共十三大鄧小平退出中共領導層，但趙紫陽向到訪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透露，大政方針仍要徵求鄧的意見。六四後鄧小平連軍委主席都交給江澤民，表面已經「裸退」，但1992年他以一介普通黨員身分「南巡」時發表的講話，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總理李鵬和國家主席楊尚昆等中央領導人，都要俯首貼耳，還要號召全黨全國學習貫徹。直到1994年農曆新年後才從公開場合徹底消失，而那時距他離世只差3年。

習近平不願效仿鄧掌權模式

所以說，反對終身制的鄧小平設計的任期限制只是為限制任領導職務的人，而像他那樣不任領導職務的實質領導人並不受限制，但他的這種掌權模式，實質上也是對黨紀國法的一種嘲弄。事實上，近年對於習近平的延任早有種種猜測，如鄧小平式，或普京式，但顯然習近平對這些模式都不感興趣，而他選擇了一種最不討好或觀感最差的延任模式——刪除任期限制。

主導供給側改革 一改中央經濟思路

<轉載自2018年2月28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曾被國家主席習近平公開表示「他對我非常重要」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一直被外界認為是中國經濟政策的核心智囊，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理論的操作者，亦有「中國新經濟計劃的總設計師」之稱，足見他在習近平治下推動財金經濟工作的重要地位。

雖然劉鶴是在2013年升任中財辦主任，不過要到2015年底，他的經濟思想核心才真正廣為人知，那就是習近平於當年11月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公開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供給側改革，亦自此以後成為中國經濟政策的總方針、大方向。

供給側改革之所以重要，因過去中國的經濟改革，強調需求側的管理，換句話說，由需求改革轉為供給改革，體現了中央於經濟治理思路的180度大轉變。舉例說，過去的樓市政策，主要是以遏抑需求為重心，而在供給側改革之下，則從供應上著手，包括推出租賃房。

至於如何去執行及體現供給側改革，就是以「三去一降一補」為切入點，也是2016年及之後一個時期的5項重要任務，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過去兩年像鋼鐵、煤炭去產能、政府簡政放權，減少雜費、推動稅改、鼓勵消費升級，以及今年特別強調的化解金融風險等等，其實都屬於「三去一降一補」工作之內。

主張「國進民退」 提升國企回報率

此外，劉鶴雖然屬於市場派，但對於過去「國退民進」卻持另一看法，國企改革應該是加強，而非削弱國企在經濟中的作用。不過，劉鶴並非單純要求「國進民退」，而是認為國有企業需要注入更多市場紀律，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表明國企雖是經濟發展關鍵，但也必須像任何商業實體一樣，需要提高回報水平。

劉鶴和同事撰寫《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論文，獲得2014年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項。

「習續無限」：鄧小平的苦心孤詣被一手毁掉

<轉載自2018年2月28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19世紀英國史學家兼政治家阿克頓男爵（Lord Acton）曾經說過一句政治學上的不朽名句，那就是「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周日官方新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當中一項建議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任期限制。外間普遍相信這是為習近平在5年後第二度以至之後第三度、第四度……連任鋪路。

鄧小平留下的兩大祖訓

這標誌着由鄧小平在文革後一手建立的政治秩序將會結束，中國將正式走進習近平年代。這可能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一個轉捩點。

當年，汲取了文革的教訓，尤其是自己曾經身受其害，鄧小平致力為中國確立新政治秩序，以防止晚年毛澤東那種濫權和胡作非為的情况再次在中國出現。結果他歸納出兩條：就是（1）取消終身制，及（2）集體領導。

1981年中共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了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尤其是要總結文革。而在結尾部分，中共總結文革的基本教訓，其中一條就是：要實行集體領導，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

復辟終身制

在作好了歷史決議、整理好理論教訓之後，中國在1982年第三度大幅修憲，於1975及1978年兩部憲法之後，重新引入國家主席一職，並引入「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任期限制，以解決終身制這問題。同時鄧又力勸大批開國元老退居二線，並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安置他們；到1992年，又守諾把中顧委取消，正式結束幹部終身制這個陋習。

1989年，鄧小平再次明確地說要搞退休制：「我歷來不主張誇大一個人的作用，這樣是危險的、難以為繼的。把一個國家、一個黨的穩定建立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問題。所以要搞退休制。」

只是想不到鄧小平的苦心孤詣，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任總書記都不敢踰越，而26年後卻由習近平一手毁掉。

個人集權 打破集體領導

其實早於今次提出修憲恢復終身制之前，習近平早已打破了鄧小平留下的另一規矩，那就是集體領導。

習可說是共和國成立以來，在體制上最集大權於一身的領袖。毛澤東固然權傾一時、隻手遮天，但他的權力更大程度上是源於其作為開國元勛的個人威望和魅力，而非體制上的。但與此不同，習近平上台後卻把體制上的權力統統往手裏抓，作為黨總書記，除了國家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這3項慣常頭銜之外，還兼任很多領導職位，如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以至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的組長等。除了軍、政、外事大權之外，就連經濟改革、財經、國家安全以至網絡安全等範疇統統一把抓，打破了以往黨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的分工，也打破文革後中共集體領導的大原則。

過往在江澤民任總書記年代，人們說的是「江朱體制」（與總理朱鎔基分工）；在胡錦濤任總書記年代，人們說的是「胡溫體制」（與總理溫家寶分工）。但現在，習近平任總書記，已沒有人再說「習李體制」了，只有人叫他作「習大大」。

歷史又回到原點

當年鄧小平幾經辛苦，頂住了很多老幹部包括開國元老的反對和壓力，始能落實廢除終身制和個人集權；但兜兜轉轉，今天中國又走回原點，豈不讓人唏噓。

以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份綱領性決議，寫入了黨汲取到的重大教訓以及建立的共識，但如今大家似乎又把這些教訓和共識拋諸腦後。

開放改革進行了40年，大趨勢都是限制個人政治權力和走向規範化，如今豈非是一重大倒退？

「國王的新衣」

究竟國內又有幾多同胞，會大膽道破「國王的新衣」呢？

尤其是過去5年以反腐為由，整了大量人、拉了大量人落馬之後，就算心裏不服，中共上下又有多少人夠膽吭聲呢？

這兩天見到的反而是官媒的擁戴評論，例如《人民日報》指「西方民選制度面臨難以為繼的歷史性危機，中國政治制度的開創性和實踐證明，我們不必跟隨西方亦步亦趨，取消所謂任期限制，就是對過時的、刻板的西方民選制度的最大糾偏，是中國特色政治制度的重大進步，也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最新成果，對全世界各種政治制度都有啟發意義和示範作用」；又例如《環球時報》表明支持中央修憲建議，認為這是理性和信仰，讚揚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能「進一步完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

又有學者和論者搬出各種理由來合理化領導人不應限於做兩屆，例如國家的發展需要長期政治穩定、政策需要延續性，又或者問題出於習近平任期內出現接班人真空……

國家的發展需要長期政治穩定、政策需要延續性等，這些都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由。但環顧世界各地，大趨勢還是定下類似不可無限期連任的限制。原因不是別人就覺得穩定和延續性不重要，而是大家從歷史看到讓領導人長期集權所造成的危害、所造成的威脅和危害更大。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

至於習近平任期內出現接班人真空，究竟這是原因還是結果？相信大家都心裏有數。

普京不敢做的 「習大大」卻做了

就算是在俄羅斯隻手遮天的普京，他要長期延續統治，也不敢公然修改憲法讓總統可無限期連任；只是挖空心思想出「木套娃娃」式戲法，在做了兩屆後按憲法卸任，但卻支持梅德韋杰夫當選總統，自己改任總理仍舊掌握實權，到梅德韋杰夫做滿一屆總統後便識趣讓路，讓「過了冷河」的普京再次「回鍋」當選總統，梅自己則交換位置當總理。

所以「習大大」果然是「習大大」，比起普京還要大。普京不敢做的，他卻做了。

袁世凱的故事

最後我想講一個故事。

今天袁世凱臭名昭彰，但若然細讀歷史，其實他並非一無是處。至少他是一個改革家，對中國的現代化作過重大貢獻，如禁毒禁賭、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校、改革吏治、建立文官制度、興建鐵路、推動工業等。讓他落得千夫所指的是他企圖復辟帝制，妄求其統治可以無限期延續下去。起初群臣勸進，一眾「帝王師」忙不迭搖旗吶喊，還有一份《順天時報》盡報道各方擁戴之聲。

但當袁世凱真的「順應民情」去稱帝時，不料卻觸發全國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袁、反帝制運動。原來當日的所謂「輿論」都是假的，都是趨炎附勢者投其所好營造出來，《順天時報》更是其別有用心的長子袁克定所搞。結果在眾怒難犯、內外交困的情况下，袁帝王夢碎，空餘一腔悔恨，只能埋怨自己當初沒有好好體察民情，但卻為時已晚，被迫退位和取消帝制，最後更憂傷而死。

我相信歷史不會簡單重複，「習大大」身體也一定好過袁世凱。但當未來幾個星期大家看到全國歌功頌德、支持修憲聲音此起彼落時，大家不妨也細味一下袁世凱的故事。

理財新哲學見真章 首要勿再光說不練

<轉載自2018年2月28日 明報 社評>

現屆政府首份財政預算案今天出爐。今年當局錄得破紀錄財政盈餘，預算案能否為市民帶來意外驚喜，將大大影響往後數年各界對政府的觀感，財政司長有責任體察民情，善用公帑改善民生推動社會進步，不應該是守財奴，又或是只看數字的「帳房先生」。現屆政府提倡理財新哲學，矢言積極作為，「應使即使」，今次預算案，將是各界檢視政府能否說到做到的重要成績表。

三個衡量指標 檢視理財表現

今次是陳茂波出任財政司長後第二份預算案。回首去年預算案亮點有限，政府多項措施，諸如派糖300多億元、預留300多億元改善安老服務等，留給市民的印象，恐怕還不如當局又一次嚴重估錯數，估計財政盈餘只得百多億元，僅及實際金額十分之一左右。當然，去年1月陳茂波走馬上任，個多月後旋即發表財政預算，事前預備工夫大多是上手留下，就算預算案內容未孚眾望，也有較多理由開脫，今次預算案是陳茂波一手包辦，加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倡理財新哲學，如果當局還不能趁此機會，切實交出成績，市民實在很難相信未來數年政府有決心有魄力改善民生。

連日政黨和民間團體提出不少意見，有人要求全民派錢，亦有人要求寬減薪俸稅、增加供養父母和子女免稅額、向「N無人士」提供生活津貼等，意見不一而足。政府今年盈餘普遍預料高達1500億元或以上，財政儲備更超過1萬億元，花錢不會有太高難度，然而政府施政應有優次和原則，不可能「有求必應」，檢視政府有否做好公共理財，需要先設定衡量指標。

財政政策目標，離不開推動經濟、投資社會改善民生，以及財富再分配。本港經濟勢頭良好，當局毋須刻意推出財政擴張措施催谷消費，又或進一步調低利得稅等刺激增長。財政預算案應聚焦推動經濟結構轉型，以實際有效措施，促進創新科技發展，協助初創企業應付融資和招攬人才等問題。至於投資社會和「派糖」措施，衡量指標應該是切實為社會帶來進步，以及對有需要人士起到實質紓困作用。

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超過4.3萬美元，可是財富高度集中在小撮人手中，社會困頓者眾，政府民生工作缺失多多，公立醫院病房擠迫情况，竟然倒退到1980代水平。公院病牀使用率，其實是近年才經常成為各界談論的數字。以往公院病牀使用率逼近100％，已被視為爆煲警號，可是今時今日使用率超過110％已成為常態，急症室輪候八九小時儼如家常便飯，能夠將輪候時間縮短一兩個小時，竟已足以成為官員「政績」。

醫療問題是政府理財短視、施政失敗的最具體例子。政府長期忽略改善醫療軟硬件配套，甚至大削資源，近年始亡羊補牢，惟力度又不足夠。前年財政預算案提出動用2000億元，落實9項醫院發展項目，惟有關措施不過是舊酒新瓶，將多個早已公布的項目重新包裝，2000億元亦非一筆過撥款，只是給醫管局設定10年可動用金額。近日政府官員透露會增撥資源，強化醫療系統，能否切中需要，仍需拭目以待。市民期望政府善用公帑盡快落實民生項目，不想空談長遠未來，更不想見到當局繼續弄出一大堆基金，變相將百億元計公帑藏起不用。

措施立竿見影不容易 政府應有中短期目標

本港不少民生問題均非一時三刻能夠解決，無論是興建醫院和安老院舍，還是加強人手培訓，需時起碼年計，即使現在大力投入資源，也很難立竿見影，當局起碼要有中短期目標，說清楚3至5年後情况能有多少改善。政府需要有長遠策略處理醫療安老等問題，也需要投入資源推動短期應對措施。每年財政預算案，政府都許下很多民生撥款承諾，可是市民遲遲未見情况改善，政府是否真的無法提高辦事效率，公眾滿腹狐疑。公屋輪候時間、急症室輪候時間等，是市民判斷政府有否做好民生工作的重要指標，當局除了增加資源投入，更應訂出具體可行的指標，讓市民看到有逐步改善的希望。

當然，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只是施政起點，如果官員怠惰不思進取，就算政府增撥資源，結果也只會糊裏糊塗浪費耗掉。政府要改善民生、利民紓困，不能只靠財爺「開水喉」，還需要政府各部門配合。財政司長是特區政府第三把交椅人物，若不好好與特首配合，敦促各部門「應使即使」，市民又怎可能對政府改善施政有信心？世上有不少類型的財政司長或部長，有些是典型守財奴，有些懶於作為只懂派錢，亦有人僅視自己為「帳房先生」，只管處理收支帳目，其餘事不關己。凡此種種，皆非財政掌管者應有的作為。為官避事平生恥，財政司長應積極協助推動施政，多思考如何用錢推動社會進步，令民生切實得到改善。究竟陳茂波想當什麼樣的司長？市民將會根據今天的預算案下判斷。

The thrust of the new fiscal philosophy

THE FIRST BUDGET under the incumbent government will be delivered today. As this year has seen a record-breaking budget surplus, whether the budget has any pleasant surprise for the public will affect how various sectors feel towards the government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should gauge public sentiments and put public funds into good use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foster social progress. Advocating a new fiscal philosophy, the incumbent government has pledged to adopt a proactive approach and "spend where necessary". Different sectors in society will use the upcoming budget to asses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can keep its word.

This year it is generally anticipated that there will be a surplus of $150 billion or more, and the fiscal reserves will exceed $1 trillion. It will not be too difficult to make any expenditur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get its priorities right and adhere to its principles. There should be a set of yardsticks by which to asses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a good job of managing public finances.

No financial policies should depart from the objective of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investment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Hong Kong's economy is gathering momentum. There is no need for the government to boost consumption by adopting any fiscal expansionary policy on purpose. Neither is there any need to introduce more profit tax cuts to stimulate growth. The budget should focus on promoting economic restructuring by adopting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measures to foster innovativ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o help startup enterprises to deal with issues such as financing and recruiting talent. Wheth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vest in society and dish out sweeteners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whether such measures will bring about real progress for society and real relief for those in need.

The per capita GDP of Hong Kong is over US$43,000, but the wealth is highly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a few.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but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in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suffers from many shortcomings. The healthcare issue is the most concrete example of the government's shortsightedness in fiscal management and its policy failures. The government has, for a long time, neglected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for ancillary facilities in healthcare. Resources for healthcare services have even suffered massive cuts. It is only in recent year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begun to take remedial measures but the effort is far from sufficient.

The many livelihood issues in Hong Kong cannot be resolved overnight. Even if the government commits massive resources to these issues now, it is difficult to see results immediate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at least have medium-term and short-term goals and state clearly how much can be achieved in 3 to 5 years. Apart from allocating more resources to these issu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set specific and achievable targets so that the public may see hope of gradual improvement.

Of course, the policy address and the budget plan are only a starting point in terms of governance.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o alleviate the hardships facing those in need, it is not enough just for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o splash out. Al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act in concert with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s the third highest government official in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must also be able to act in concert with the Chief Executive in urging al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spend where necessary". If he fails to do so, how can the public believ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improve its governanc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should assume a proactive role in suppor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in implementing government policies. He should also reflect more on how to use public funds to bring about social progress as well as tangible improvement to the livelihood of Hong Kong people.

理財新哲學見真章 首要勿再光說不練

現屆政府首份財政預算案今天出爐。今年當局錄得破紀錄財政盈餘，預算案能否為市民帶來意外驚喜，將大大影響往後數年各界對政府的觀感，財政司長有責任體察民情，善用公帑改善民生推動社會進步。現屆政府提倡理財新哲學，矢言積極作為，「應使即使」，今次預算案，將是各界檢視政府能否說到做到的重要成績表。

政府今年盈餘普遍預料高達1500億元或以上，財政儲備更超過1萬億元，花錢不會有太高難度，然而政府施政應有優次和原則，檢視政府有否做好公共理財，需要先設定衡量指標。

財政政策目標，離不開推動經濟、投資社會改善民生，以及財富再分配。本港經濟勢頭良好，當局毋須刻意推出財政擴張措施催谷消費，又或進一步調低利得稅等刺激增長。財政預算案應聚焦推動經濟結構轉型，以實際有效措施，促進創新科技發展，協助初創企業應付融資和招攬人才等問題。至於投資社會和「派糖」措施，衡量指標應該是切實為社會帶來進步，以及對有需要人士起到實質紓困作用。

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超過4.3萬美元，可是財富高度集中在小撮人手中，社會困頓者眾，政府民生工作缺失多多。醫療問題是政府理財短視、施政失敗的最具體例子。政府長期忽略改善醫療軟硬件配套，甚至大削資源，近年始亡羊補牢，惟力度又不足夠。

本港不少民生問題均非一時三刻能夠解決，即使現在大力投入資源，也很難立竿見影，當局起碼要有中短期目標，說清楚3至5年後情况能有多少改善。當局除了增加資源投入，更應訂出具體可行的指標，讓市民看到有逐步改善的希望。

當然，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只是施政起點。政府要改善民生、利民紓困，不能只靠財爺「開水喉」，還需要政府各部門配合。財政司長是特區政府第三把交椅人物，若不好好與特首配合，敦促各部門「應使即使」，市民又怎可能對政府改善施政有信心？財政司長應積極協助推動施政，多思考如何用錢推動社會進步，令民生切實得到改善。

台灣修訂公投法降門檻的後患

<轉載自2018年2月28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宋小莊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去年12月12日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公民投票法》（公投法）部分條文修訂，主要是將投票年齡從20歲下調到18歲；將公投通過的總投票率門檻從50%下調到25%。下調投票年齡似無可厚非，但下調投票率門檻就是無賴了。台灣《天下雜誌》報道民眾對蔡英文政府滿意度只有23.8%，不滿意度是67.7%，負值43.9個百分點的政府已淪為「潑皮」，並不意外。

早在2003年台灣公投法通過後，就有後患。儘管公投對「國旗」、「國歌」、「國號」、「國家主權」、「領土變更」限制使用，但有暗度陳倉之意。由於公投涉及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問題，大陸不得不回應。2005年全國人大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像這樣的法律通常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就可以了，但由全國人大制定，正體現了其力度。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提出國家將採用非和平方式和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3項標準（第8條）：（1）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2）發生將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3）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消失。

從《孫子兵法》來看，該條文對不同底線提出3個相應選項：對第一個底線，國家會後發制人；對第二個底線，國家會先發制人；第三個底線，既可能先發制人，也可能後發制人，可以說道盡了各種不利情况。誰也說不準，台灣領導人頭腦一發熱，就會自以為是「山寨王」，就會試一試觸碰底線。由《道德經》言之，就是不懂以小事大。台灣制定公投法，就是自找麻煩，是後患。

降低門檻 使公投淪政治工具

在台灣制定公投法前，台灣就已舉行過所謂「沒有法源依據」的15次公投。該等公投的議題，除了台南市政府提出的「你是否同意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涉及全國性主權的議題外，餘皆涉及經濟產業發展、建設項目或環保議題。而台南的議題雖帶有主權性，但也只是涉及台南地區。這些公投，或後來沒有舉辦，或達不到「雙重多數」（投票率、贊成率都過半數）要求，台灣政府完全可以不採納或否決；只有2002年澎湖縣望安鄉東吉島併入台南市公投，滿足「雙重多數」要求。

這次公投成功使陳水扁興奮非常，決定制訂公投法。該法通過後，在陳任內舉行過6次公投，但投票率都太低，沒有通過。2004年3月20日兩次，議題是：（1）如中共不撤飛彈，是否贊成政府增購反飛彈裝備？（2）是否同意兩岸協商，建立兩岸和平互動架構？2008年1月12日兩次，議題是：（1）是否同意將國民黨的不當黨產還給全民？（2）是否同意追究領導人及其部屬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責任、懲處並追償？2008年3月22日兩次，議題是：（1）是否同意政府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2）是否同意彈性處理申請重返聯合國及加入其他國際組織的名稱？上述6次公投投票率百分比依序是：45.17、45.12、26.34、26.08、35.82、35.74，都達不到全體選民過半的指標。

從台灣選民的投票傾向可以看到，如將投票率門檻從50%下調到25%，就可以無往而不利，極其便利。但陳水扁已沒有時間修改公投法，要輪到蔡英文了。這種降低門檻的修訂，就使公投淪為政客政治工具，遺禍無窮了。

公投雖屬民意表達，但容易被操縱；一旦被操縱，問題就大了。美國史的研究者認為在南北戰爭前，對逃奴事項的公投就是隨後慘烈內戰的一個原因。以一次公投換來數十萬人犧牲，用孔子的話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由此言之，有些國家也舉辦公投，也沒有出大事，但絕不是普世之價值、四海所認同。

享主權的國家和地區才可公投

凡有公投者，「雙重多數」是世界上有關國家和地區舉行公投的門檻，少數國家和地區還要求達到三分之二以示慎重。像台灣現在這樣，門檻只須有效同意票達投票權人總額25%、同意票多於否決票，則只要少數選民就可決定國家或地區大事，這對民主不啻是極大諷刺。本來「雙重多數」制（50%×50%）以25%選民來決定國家或地區大事，就已不符合民主定義，現在還要降低門檻，簡直胡來。君不見前年英國脫歐公投、去年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公投，給他們自己添了多大麻煩？

根據主權理論，公投就是主權的行使。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享有主權的國家和地區才可以有公投安排。由於公投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問題，有主權的國家和地方也未必要安排公投，公投的安排也要有一定監督和制衡。

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國家主權在中央和地方之間發生分割或分享。在理論上美國聯邦和各州都可舉行公投，可是美國聯邦沒有公投，各州可以公投，亦非全部，而公投結果還受美國最高法院的司法覆核監督。加拿大魁北克省公投也要得到加拿大聯邦國家機構批准。說明公投未必是一樁好事，要防範意氣用事、釀成大禍。

對單一制國家而言，國家主權在中央，地方沒有主權，只有國家才能舉行公投，地方不得舉行公投。最典型的事例是法國。法國憲法規定任何局部或局部地方的人民都不得行使國家主權，法國就只有全國公投，沒有地方公投。

有人可能提出質疑：英國是單一制國家，為何既有全國公投也有地方公投？這是對英國歷史和國家結構不了解的緣故。英國（聯合王國）全名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也就是說大不列顛是單一制，但與北愛爾蘭和蘇格蘭確有聯邦制關係。故英國有全國公投，如1975年留歐公投及2016年脫歐公投；還可以有北愛爾蘭、蘇格蘭、威爾斯的公投。但地區公投就只能涉及地區事務，不能越俎代庖。但從英國憲制而言，英國國家權力屬於下議院，下議院還可以否決本國任何地方和全國公投。

公投當民調無不可 不應涉主權

話說回來，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一部分，中國又是單一制國家，單一制國家的國家主權不可分割。台灣不應當制定公投法，更不應當舉行公投。當然，如果把公投當作是民意諮詢或民調並無不可，但有關議題不應當涉及國家主權事務。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近日發表《應對大國競爭中突發行動》列舉18種突發情况，就把台灣「宣布獨立」放在突出位置，亦說明這是一種可能性了，將迫使《反分裂國家法》實施。當權者頤使亡其身、百萬人意氣毁其業，可不懼乎？這是對蔡英文的忠告。

中國修憲及時 習連任利華惠全球

<轉載自2018年2月27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欄名: 中國經緯 撰文：凌鵾 經濟分析員>

中共建議修憲，把國家正副主席只能連任一次限制取消，並把「習思想」寫入憲法，預計將會在快將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中審議通過。這無疑是為習時代奠基，對其重大意義須多了解。

領導連任問題 不應死抱成規

國家主席連任限制在中國政治體制中有重要歷史意義，當年毛澤東時代實際上是行終身制，文革後鄧小平定下限制，目標是防止終身制的延續。由於毛晚年犯了左傾盲動錯誤，設限得到廣泛支持，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積極的政治革新意義。但隨着國情變化，這應否一成不變卻不無疑問。觀乎西方政制連任多長基本上由民意決定，乃比較理想和靈活的做法：有的只一任甚至不足一任便下台，有的如默克爾卻可多番連任。中國雖非西方，但在連任問題上仍應有更開放的思維，絕不宜死抱成規。

值得參考的為俄國事例。這裏同樣有總統限連任一次的規矩，但普京卻能成功繞過：做了兩任總統後下台，改做兩任總理後再上台任總統，現已接近完成首任，而今年選舉後幾肯定連任。

普京的「變戲法」換位成功，最根本原因是順應民意，即使西方罵他為獨裁者令政治由民主倒退，但也要承認他的穩定高企民意，比幾乎所有西方在位領導都好。

奠長遠基礎 黨內民主化成關鍵

這次中國修憲便避免了「變戲法」的需要。當然從長遠看還要配合政治民主化，特別是在一黨專政體制下，要達到黨內民主化。有人認為放寬連任限制可以，但要加入防終身制條文。這觀點不無道理，但可以稍後進行；因為主席次任到2023年後即使再連任，也提供了至少7年時間可供考慮防止過多連任的問題，例如為爭取連任的年齡設限等。

此外，從中共政制看取消主席連任限制其實是與黨總書記及軍委主席的無限看齊，不會再見如江澤民退任主席後仍留任軍委數年的情況。

過去一年來，在中共籌劃換班之時，便有傳言指習近平將連任兩次到2028年，並引來不少國內外議論，看來修憲便是為此打下法制基礎。最根本的問題是，習的一再連任合適與否，而這要看兩點：一是習本人的領導能力，二是國內外中長期形勢的國情。

習上任5年來，比起之前的無所作為混日子情況確令人耳目一新，最關鍵者是他鐵腕反腐取得成績，令人對共和國重拾信心，之前立國70年而亡（如蘇聯般）的說法甚囂塵上。筆者當時亦深感形勢兇險，卻占得一卦說「中未亡也」意指仍有希望，後果有習上台力挽狂瀾。

習管治強勢 大振內政經濟外交

在經濟上，5年來中國經濟開始由大變強，創造性地提出了供給側為主的改革新路，「一帶一路」的開放新圖，和以「雙創」為本的創新驅動發展模式。中央又及時果斷決策，在特朗普反全球化後接過自貿旗幟，領建新世界秩序，又提出「兩步走」到2050年建成現代化強國宏圖，促圓民族復興之夢，奠盛世之基。

在軍事上則敢於硬碰，當2016年中，美國派雙航母強陣準備入南海搞事之時，即急調三海艦隊過百戰船迎擊，結果嚇退美艦暫保太平。同年末又派遼寧艦繞台開啟武力震懾台獨行動，並為武統做準備。總之，中國確已進入新時代：毛澤東建國，鄧小平富國，習近平強國的發展路徑，已彰彰明甚。

從國情看，中國確有必要通過最高領導再連任來維持穩定及持續堅強有力的管治及決策機制，於2023年換班十分不利，因為：

（一）從發展角度看，在2020年達到全面小康後便要開始走上建設強國之路，再連任可為此提供穩定領導開好個頭。期間中國也要完成由中等轉向高收入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和力促自主創新。

（二）從國家統一的角度看，未來三數年間必須解決已拖不下去的兩岸分裂問題，和統不成便要武統，為此絕不能在2023年換班。

倘2023年換班 恐美趁機生事

（三）從國際地緣政爭形勢看，未來十年至為關鍵，乃中美鬥爭生死存亡之秋。美國已出台新冷戰策略，全力遏華死保「一哥」地位，在此時具備強力的長期領導便成為體制優勢，還可免美國借2023換班搞事。前幾年美國便曾指使重量級智庫人物沈大衞攻擊習近平，企業插手並挑撥中共內鬥。

（四）世界正進入巨變轉折點，西方沒落而資本主義面臨空前危機，更要靠中國發揮定海神針作用。正如有外媒評論指出：當美國正老化沒落而歐洲在混日子之時，中國不會在將要勝出的賽事中半途替換騎師。

顯然，中國修憲乃及時理性之舉，對本國及世界均有好處，但西方尤其美國必不會高興。

小英更軟 兩岸更暖？

<轉載自2018年2月27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歐陽五 時事評論員>

2月以來，蔡英文藉「推特」（Twitter）發文、視頻拜年、出席活動等多次「喊話」，向大陸展現「善意」。這與1月在M503航線議題上宣稱「千萬不要小看其意志」形成鮮明對比。

分析人士指，身為台灣領導人，小英的身段放軟固然好，有助於緩和「冷和平」下的緊繃氣氛；惟兩岸政治僵局，仍難以在短時間內突破。

接連示好 背後有因

2月21日蔡英文在台北出席「2018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動」時稱，前年5．20她所做出的承諾，是釋出最大的善意；面對兩岸的新情勢，始終堅持承諾不變、善意不變，不會走回頭路；兩岸關係的未來動向，取決在雙方能否互釋善意，並且能夠良性互動。

蔡的致辭，從「四不」變為「三不」，未提「不會在壓力下屈服」；而且，她還提及花蓮震災、農曆春節，感性表示「在人道救援上，兩岸沒有距離」、「兩岸之間相近的習俗，透過人民交流及媒體傳播，確實拉近了彼此之間心理的距離」。

為何頻頻示「善」？除了時令、場合因素，深層次原因，是對於民意滑落的現實及選舉考慮，也有因應兩岸變局的意味。就任600多天以來，蔡英文的施政滿意度持續下滑，「台灣競爭力論壇」日前公布民調，民眾對蔡英文的不滿意度為60.3%，再創新高。多個民調還顯示，對於蔡的兩岸政策，不滿意者也高達六成，比滿意者多出近三成。

台灣資深媒體人趙少康指出，蔡民調直落的最大原因，並非因為「改革」做得太多，而是其主導的政治惡鬥，讓民眾充滿負面厭惡感。時事評論員王丰更直言，除政治惡鬥外，兩岸關係沒搞好的影響更大。

會否更軟 有待觀察

「小英更軟，兩岸更暖」，對於蔡英文的近期表態，一名台灣學者以此為題發表文章。

這種觀點，不無道理。

過去近兩年蔡英文提出了不少兩岸主張，從尊重1992年歷史事實到雙方都面臨「新問卷」，從「兩岸三新」到「四不」，從「兩岸3個關鍵」到「三不」，其間也有對於大陸領導人所宣導「兩岸一家親」、「心靈契合」的委婉回應；但均缺乏對「九二共識」、核心意涵、兩岸性質的實質表達。

在兩岸「官峙民融」、風險變數增加的情勢下，小英的軟姿態能持續多久，又能發揮多大作用？

基於個人理念、黨內派系、「獨派」牽制、年底選舉等，蔡英文的柔性訴求，更多的是一種戰術層面的策略，也無法軟到承認「九二共識」、「兩岸一中」。故曰：軟的空間有限，兩岸回暖也有限。

筆者注意到，蔡英文本月21日還在會見美國一個議員訪問團時，透出欲策應美國醞釀的「印太戰略」；針對M503爭議，台交通部長賀陳旦致函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主席，雖未收到回覆，但顯示這事還沒完；台方續就參與年度世界衛生大會（WHA）推案，聲稱「會做得比去年更多」；上海市台辦主任李文輝原計劃在農曆新年後訪台，遭台跨部門聯審會否決。台媒爆出的這些資訊，均反映蔡當局「硬」思維的一面，即便陸委會等部門首長易人，其「親美日、遠大陸」的政策也很難有大的調整。兩岸良性互動說易行難。

蔡英文「承諾」與「善意」的背後

<轉載自2018年2月27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邵宗海 澳門理工學院名譽教授>

蔡英文在今年2月21日出席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動時，曾經一度向北京喊話：「兩岸關係的未來動向，取決在雙方能否互釋善意，並且能夠良性互動。」這句話乍聽之下似有新意，而且她說話的重點也是在強調：面對兩岸新情勢，台北始終堅持承諾不變、善意不變，不會走回頭路；台灣一定會善盡她對區域安全的責任，維持一個穩定，具一致性、可預測性的兩岸關係。

但是作為聽眾的北京，是否會覺得有善意、有新意？恐怕這個答案不會是台北所期待的內容。因為自2016年5．20就職演說之後，在多次重要場合發表的談話，蔡英文從來沒有提到過她對「九二共識」的認同，或她對「一中框架」有正面的說法。當然，撇開了這些兩岸關係得以正常發展的「政治基礎」，其他的說法，對北京來說，都成為內容貧乏的說辭，或是言不由衷的重申。

我們仔細再進一步來分析，每當蔡英文說到「承諾不變」、「善意不變」，實際上真正的用意可依她過去幾次重要談話中所提到的「新政府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我們也會盡最大努力來維持兩岸間的對話與溝通機制，我們會尊重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也主張兩岸應該共同珍惜與維護1992年之後，20多年來雙方交流、協商所累積形成的現狀與成果，並在既有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來作說明。至於她所謂的「不會走回頭路」，也就是說台北今後是不會再走回到2008年之前的「兩岸對抗的時代」。

對至少一半台灣民眾來說，是會覺得蔡英文的說法具有善意，因為她至少不會像李登輝或陳水扁，在言辭上會對北京作強烈抗衡，而且常用柔軟用詞來化解衝突；更重要的是她不再用「法理台獨」來做「台灣建國」的用詞，所以「維持現狀」一下子就變成是台灣民眾的共同價值。可是蔡英文堅持用的「維持現狀」，真的是像胡錦濤曾經在2008年說過的「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

蔡仍以「兩國關係」檢視兩岸關係

答案當然是不一樣。我們試着摘取蔡英文幾次不小心的說話，顯示出她與李登輝和陳水扁同樣在主張「兩國論」的痕迹。譬如說，2016年蔡英文在就職演講全文中，仍藏有北京可能會有隱憂的「分離意識」。儘管她一直強調會依循「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但是仍在無意間提出「新國家」的認知。譬如她說「1996年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到今天剛好20年」，並說「過去20年……我們成功渡過了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必須面對的難關」，這是確認台灣不是因襲1911年以來的「中華民國體制」。另外，儘管蔡英文提出了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事務，但是2011年10月8日蔡英文在高雄一場演講時，曾說出「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這段話，認為「台灣」不止是個地理名詞，而是經過許多年民主洗禮跟總統直選後，這個中華民國的政府事實上已經變成是台灣人的政府，所以蔡英文說無論是叫「中華民國」或是叫「台灣」，都是「我們台灣的政府」，都可以包容。很可能她一直認為大部分台灣人民對這樣的說法是認同的，但這樣說法卻讓她的政策底線「露底」，原來她早先不接受「九二共識」，並不是在「有沒有存在」有所爭論，而是她仍然在民進黨傳統思維下，以「兩國關係」來檢視兩岸關係。

「善意」若存在 只是說給台灣人聽

因此，依作者的看法：蔡英文的「承諾」與「善意」若有存在，只是說給台灣人民或其他國際社會聽的，是企圖讓他們感到她似乎無意在推動台灣「法理獨立」，只是希望維持目前兩岸各自為政而且互不干涉的「現狀」。這正是台灣民眾所喜愛的方向，也是美國政府極力傾向的「兩岸任何一方不單方面改變現狀」之政策。但外界都忽略了一點：蔡英文是正在推動「一個沉默的台灣主權獨立」的方案、一個實質帶有「兩國論」的措施，只是一直以「善意」及「現狀」的言辭包裝，所以北京始終不願接受她的說法，因為前者知道她不認同「九二共識」，就是要走出「一個中國框架」的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