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制裁台「友邦」政要 美發聲明反對華「脅迫」他國

<轉載自2026年10月14日 明報 中國版>

中國外交部周一宣布，對巴拉圭通訊和技術部長比利亞特和伯利茲外交、外貿、教育、文化、科學和技術部長豐塞卡實施「反制措施」。這是北京首度制裁台灣「邦交國」政要。美國國務院表示，特朗普政府反對中國對行使主權權利的國家採取「脅迫與侵犯」行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昨天回應，美方應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

台灣目前有12個正式邦交國，包括中南美洲國家巴拉圭和伯利茲。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前天表示，實施「反制措施」，是對其加以懲戒，「以儆效尤」。中方也奉勸台灣當局所剩無幾的所謂「邦交國」，同「台獨」勢力綁在一起沒有任何前途。

毛寧：美方應停對「台獨」發錯誤信號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聲明中援引國務卿魯比奧先前的談話指出，美國「不會允許我們所在的這個區域，成為對手、競爭者及敵對國家的行動基地，讓他們藉此威脅我們的安全或破壞我們的夥伴關係」。他還說：「我們與包括台灣在內的盟友及夥伴站在一起。」毛寧回應，美方應當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慎重處理台灣問題，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

台灣的外交部次長陳明祺昨天表示，這是北京從事「跨境鎮壓」的再一次案例，現在延伸到台灣「友邦」。陸委會主委邱垂正表示，嚴厲譴責這種新型態的「對台跨國鎮壓」，陸委會將會有相關的因應作為。

首制裁台「友邦」政要 京：以儆效尤

<轉載自2026年10月13日 明報 中國版>

中國外交部昨上午一連發出兩份外交部令，對巴拉圭通訊和技術部長比利亞特和伯利茲外交、外貿、教育、文化、科學和技術部長豐塞卡實施「反制措施」。這是北京首度制裁台灣「邦交國」政要。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這是對其加以懲戒，「以儆效尤」。

對兩人的反制措施相同，共3項，包括：凍結兩人在中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禁止中國境內的組織、個人與兩人進行交易、合作等活動；不予簽發簽證、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門）。

中國外交部宣布的反制理由相同，宣稱巴拉圭、貝里斯「個別反華政客出於一己私利，頑固支援巴拉圭同中國台灣地區保持所謂邦交關係，在涉華問題上採取一系列惡劣言行，損害中方核心利益」。

批撐台獨分子 抹黑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這兩個中美洲國家個別政客甘當台灣當局「倚外謀獨」的棋子，竄訪台灣，並接待台獨分裂分子竄訪，散布中國網絡攻擊虛假信息，攻擊抹黑中國，造成惡劣國際影響。對有關人等行徑公布反制措施，加以懲戒，以儆效尤。

台灣的外交部則「嚴正譴責」，批評陸方公然干涉「他國主權及外交政策，迫使他國屈從其政治企圖，心態可議、手段卑劣」；並稱「兩岸互不隸屬是公認事實」，北京對台灣外交關係無權置喙。

「洋流」上漲衝擊藍營 外溢效應有待觀察

<轉載自2026年10月11日 明報 社評>

台灣下月底舉行「九合一」選舉，原被視為沉悶的地方選舉，在選戰之初不被看好的民進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卻以「非典型」選戰模式，展現溫和、專業、誠懇形象，在綠營全力包裝下，從9月開始聲勢高漲，形成「洋流」，對尋求連任的國民黨蔣萬安帶來相當大的壓力。儘管蔣萬安仍具堅實基礎，沈伯洋不一定能夠勝選，但他儼然已經成為政治明星，掀起的「洋流」不可小覷。綠營期望這股「洋流」能夠破圈外溢，拉動民進黨在其他縣市的選情，成為了今次「九合一」選舉的重要變數。

沈伯洋撼蔣萬安 台北選戰起風雲

「九合一」共涉及九類公職選舉，核心戰場是22個縣市的首長選舉。目前藍營握有14個縣市執政權，綠營僅掌握5個縣市，民眾黨則掌握1個縣市，其餘則由無黨籍人士執政。台北市長選舉原被視為最無懸念，現任市長蔣萬安是已故國民黨領袖蔣介石曾孫，風度翩翩， 「好好市長」形象深入人心，又坐擁現任優勢、行政資源及基本盤，綠營一些大將都無意迎戰，才輪到和民進黨淵源不深的立法委員沈伯洋出戰。

44歲的沈伯洋是留美法律社會學博士，2021年創辦倡導全民防衛的「黑熊學院」，2025年積極參與「大罷免」，被北京視為「台獨頑固分子」並加以制裁，甚至以涉嫌「分裂國家」罪通緝。他在宣布參選之後，較少談「抗中保台」，而是將論述重點轉到市政治理等社會議題，展開夜市快閃行動聆聽民眾心聲，善用網絡社群吸引年輕選民，成功塑造溫和幽默的正面形象，並且在執政黨鋪天蓋地的造勢之下，打造出號稱涓滴成形的「洋流」。

沈伯洋確實口才便給，連續接受藍營名嘴王偉忠、李四端、趙少康專訪，對答如流，亦擅長詭辯。他去年奮力參加「大罷免」，試圖罷免31名國民黨立委改變「朝小野大」格局，結果造成勞民傷財、社會撕裂並以失敗告終，他卻能在節目聲稱「大罷免」是公民運動，只是行使法律賦予人民的權利。

儘管沈伯洋聲稱不搞抹黑攻擊，但這只是表象。圍攻蔣萬安更多由親綠媒體、網軍承擔，包括猛攻其市政爭議、兒子獲得國際交換學生資格、本人仰賴「讀稿機」，等等。用蔣萬安的話，對手擁有非常多資源，「民進黨府、院、黨圍剿我一個人」，「這一次是我遇到選戰最激烈、壓力最大的一次」。蔣萬安原本在各縣市為黨內候選人和盟友輔選，近日被迫回防台北，陷入被動。

沈伯洋的競選總部造勢大會聲稱有12萬人參加，連被視為「知識藍」的著名主持人蔡康永也現身，但也有聲音質疑這是「人造洋流」。除了主辦單位慣常地「報大數」，現場調查發現有不少是來自嘉義、花蓮、台南等地年輕人，根本不是台北市選民。不過，沈伯洋聲勢上漲是不爭事實。《TVBS》民調中心8日公布最新民調結果顯示，蔣萬安支持度為49%、沈伯洋支持度為41%，雙方差距從5月下旬調查的28個百分點，縮小到8個百分點。

「韓流」奇蹟不易複製 綠營盼拉動各地選情

「洋流」確實存在，但能否複製2018年的「韓流」，仍然有待觀察。2018年，國民黨韓國瑜單人匹馬南下參選高雄市長，直搗綠營大本營，以庶民草根形象出現，高呼「高雄又老又窮」「莫忘世上苦人多」，點燃民眾對民進黨的不滿，「韓流」勢如破竹，不僅實現高雄「綠地變藍天」的奇蹟，更帶動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大捷，堪稱「一人救全黨」。相較而言，「洋流」與「韓流」仍不可同日而語。「韓流」具爆炸性，在當時具有強烈的民意基礎且席捲全台；「洋流」則較為溫和，範圍更多局限於年輕人與同溫層。「韓流」全靠韓國瑜個人魅力，以自發為主；「洋流」實際上以組織為主，背後是執政黨的強大資源和操作。

現在距離「九合一」選舉還有大概50天，台北市選民結構長期被視為「藍大於綠」，蔣萬安的施政亦非綠營攻擊的那麼不堪，沈伯洋能否勝選尚未可知。不過，他已經成為民進黨「九合一」選舉的領頭羊，凝聚綠營基本盤，拉抬民進黨其他縣市選情，倘若藍營在今次選舉中受挫，將有利賴清德2028年爭取連任。

「洋流」是如何煉成的？

<轉載自2026年10月7日 明報 中國版 欄名：中國透視 撰文：劉實>

11月底的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台北市長選舉本被視為最無懸念。民進黨籍候選人、現任立委沈伯洋挑戰尋求連任的國民黨籍蔣萬安，原本不被看好，誰料參選後大力改變形象，並從9月開始聲勢高漲，其競選團隊以「洋流」為號召炒熱選情。尤其是連被視為「知識藍」的外省籍著名主持人蔡康永也現身其競選總部造勢大會，令沈伯洋成為名揚海外的耀眼政治明星。究竟，「洋流」是如何煉成的？最終能否成大潮？

44歲的沈伯洋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博士，2017年返台任教於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研究大陸對台統戰及威脅，2021年創辦提倡全民防衛的「黑熊學院」，2024年成為民進黨籍立委，2025年積極參與「大罷免」。他被北京視為「台獨頑固分子」並加以制裁，甚至涉嫌「分裂國家」遭通緝。

成功塑造溫和幽默形象

沈伯洋過去的標籤是「抗中保台」，自宣布參選後首先剪去原本標誌性的爆炸頭，並將論述重點從國防與兩岸轉換到市政治理等社會議題，積極跑基層來彌補地方經營上的不足。幕僚團隊幫他設計了夜市快閃行動，並通過「市長你給我聽好了」平台聆聽民眾心聲，善用網絡社群吸引年輕選民製造聲量，成功塑造溫和幽默的正面形象。

他將「洋流」定義為溫暖、有方向、有勇氣，涓滴成形，不走負面攻擊捷徑——這部分更多由親綠媒體、網軍承擔，集中攻擊蔣萬安的市政爭議等等。9月上旬他接受親藍廣播節目主持人王偉忠專訪，對答如流，成功吸引「政治冷感族」關注。這段影片截至10月初，網絡點閱量已突破360萬次。

「洋流」之所以能夠掀起，當然還有綠營全黨資源投入，光看其競選總部成立大會，賴清德、蕭美琴、卓榮泰等大老到場力挺，前領導人蔡英文更擔任其競總主委。反觀蔣萬安選戰策略保守，回應議題節奏偏慢，國民黨內部各懷鬼胎，予對手追趕空間。一項調查稱，蔣沈僅相差1.2個百分點，雖然被視為失真，但兩人差距拉近是不爭的事實。

「韓流」爆發性 「洋流」更多同溫層

這令人想起「韓流」。2018年，國民黨韓國瑜南下高雄參選，以犀利的口才點燃民眾對民進黨的不滿，包括使用「高雄又老又窮」「莫忘世上苦人多」等金句煽動民粹，不僅成功當選，而且帶動藍營在「九合一」選舉大捷。相較而言，「韓流」具爆發性，席捲全台；「洋流」則較為溫和，更多的在同溫層。

台北市選民結構長期被視為藍大於綠，藍營也正積極幫選民「回憶」去年推動「大罷免」、造成社會撕裂時的沈伯洋， 戳穿其「溫暖」形象。沈伯洋不一定能夠勝選，但已經成功了，將蔣萬安搞得狼狽不堪，降低其參加大選的機會，也令國民黨重新執政更加成為夢想。

以民促官施壓高市早苗 APEC首腦會談仍難樂觀

<轉載自2026年10月5日 明報 社評>

中日關係持續緊張，日本前外相、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日本國貿促）會長岩屋毅率領50名日資高管訪華，先後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以及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見。這是10個月以來中方首次高規格接待日本政商界，既維持交流管道，又「以民促官」，明確提出「盡快糾正本國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的錯誤言行」。中日首腦能否在11月深圳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舉行會談，皮球落在日本一方。

高規格接待日本政商界 華促糾正涉台錯誤言行

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國會發表「台灣有事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 』」言論，觸及北京紅線，導致兩國關係全面惡化。中方發布赴日旅遊警示，大規模縮減赴日航班，並對日本實施嚴格的稀土出口管制，中日經貿和民間往來步入寒冬期。在此背景下，8月下旬以來，已有3個日本代表團陸續訪華尋求對話。前兩個代表團均由數名議員組成，分別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陸慷、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楊萬明會晤。

今次岩屋毅以日本國貿促會長的身分帶領企業界代表訪華，反映日本商界擔憂中日關係持續惡化損害經貿利益，藉此向中方了解口徑。日本國貿促是長期對華友好的民間團體，本次訪華團匯聚日本多家主流企業高管；岩屋毅曾出任日本防衛大臣及外相，至今仍是自民黨眾議員。從議員團到政商代表團接連訪華，可見日本內部亦非鐵板一塊，對處理眼下的中日關係存在不同聲音。

回顧19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走的就是「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路徑。日本經貿界長期以來在中日關係扮演「壓艙石」與「推進器」的角色，中方安排主管外交的王毅以及主管經貿的何立峰接見日本國貿促一行。何立峰表示，中日互為重要經貿伙伴，中國始終歡迎日本企業來華發展；王毅則指出，當前的中日關係「有待再次實現正常化」，對日方而言，「緊迫的是盡快糾正本國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的錯誤言行」。

中方給予高規格禮遇，配合相關講話，意在借助民間力量，間接對日方強硬政治勢力施加壓力，並且傳遞信息：中日合作前景廣闊，但前提是政治基礎不能受到破壞；如果不盡快糾正高市的「台灣有事論」，中日關係正常化無從談起。

岩屋毅此行處於中美元首會晤之後、APEC深圳峰會之前，時間點頗為微妙。放眼國際大局，大國博弈目前處於相對理性克制的階段，中美達成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新定位，連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是否捲入台海衝突亦態度謹慎。特朗普曾明確表示，「不希望飛越9500英里去打一仗」，反觀日本部分政治人物卻高調炒作「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實屬錯估形勢、不自量力。

直呼高市其名 不提「日本首相」

國家主席習近平此次訪美，其中一項成果是「兩國元首憶及中國和美國是二戰盟友，並肩作戰贏得戰爭勝利」，這也令日本國內瀰漫着困惑與不安。高市內閣理應審慎思考，日本應該如何與中國相處，問題是現今日本右翼勢力猖獗，在他們眼中，若因中方施壓而「糾正」言論，等同於讓中國擁有對日本國會答詢與防衛政策的「否決權」，難以接受，而高市為了保住相位，又不能失去右翼勢力的支持。高市面對的政治兩難是繼續向中方要求說不，中日高層對話與經貿僵局將長期持續；倘若實質讓步，又會面臨國內保守派支持者的強烈反彈，甚至引發政權危機。

最近中方對高市草苗的稱呼，出現了惹人注目的變化。上月中，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談到中日關係時，仍使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稱謂，但下旬起卻出現了變化，回應日本「不設禁忌討論核武器」時，直呼高市早苗其名，把「日本首相」4字拿掉。就着高市的「台灣有事論」，中方立場一直是要求撤回，現在換上「糾正」這一表述，日方的外交迴旋空間，理論上確是大了一些。問題是高市是否肯「糾正」。事實上，中方要求高市撤回涉台錯誤言論，已經給了近一年的時間，卻一直得不到回應。中方不以「日本首相」稱呼高市草苗，極不客氣，難免令人懷疑中方是否已經對此人「死心」，「糾正錯誤」的外交重任，不排除要落在未來的日本領導人身上。

高市明天將到國會發表施政演說，日本傳媒指演說草稿稱中國是「重要鄰國」，然而如果高市真的重視與「重要鄰國」的關係，就不應該在台灣問題及軍事擴張政策上，繼續朝錯誤的方向走。11月的深圳APEC峰會，高市大概會出席，但以目前態勢，與習近平舉行雙方會晤的機會只怕不大。

China Leverages Japanese Businessmen to Press Takaichi

AMID the continuing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akeshi Iwaya, former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and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APIT) president, has led a delegation of 50 Japanese corporate executives on a visit to China. This marked the first high-level reception of Japanese political and business representatives by China in 10 months, with Iwaya being received by CCP Politburo member and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Foreign Affairs Wang Yi, and then Vice Premier He Lifeng.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s remarks in parliament last November that "Taiwan emergencies may constitute a 'survival-threatening situation' for Japan" breached Beijing's red line. As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eteriorate, their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as well as non-governmental exchanges have entered a deep freeze. Three Japanese missions have visited China to seek dialogue since late August, with the previous two comprising several parliamentary members.

The latest delegation of corporate representatives was led by Iwaya in his capacity as JAPIT president, reflecting concerns within Japan's business community that prolonged deterioration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ould harm economic and trade interests. JAPIT is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with a long-standing friendly attitude towards China. The delegation included top executives of mainstream Japanese enterprises. Iwaya had served as Japan's defence and foreign minister, and remains a Liberal Democrat memb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e Lifeng noted that China and Japan are important economic and trade partners to each other, and Japanese enterprises are always welcome to develop business in China. Meanwhile, Wang Yi remarked that the current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yet to be normalised", and the pressing task for Japan is to "correct the erroneous words and deeds of its leaders on the Taiwan ques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high level of hospitality shown by Beijing to the delegation, in concert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comments, was meant to leverage the private sector to exert indirect pressure on the hardliners in Japan. This conveyed China's message that there is a broad prospect for bilateral cooperation, but as a prerequisite,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shall never be harmed; if Takaichi's comment on "Taiwan emergencies" is not corrected as soon as possible, normalisation of China-Japan relations will be out of the question. In retrospect, the path trodden during the normalisation of China-Japan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the 1970s exactly started with non-governmental sectors, leveraging them to influence official policy.

Beijing had demanded a "retraction" of Takaichi's Taiwan remarks for nearly a year but has now replaced it with a "correction". Theoretically, this gives Tokyo more room for diplomatic manoeuvre. Y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ampant right-wing forces in Japan, any "correction" of the comment in response to Beijing's pressure would be equivalent to giving China a veto over Japan's parliamentary questioning and defence policies, which is unacceptable. To hold on to her premiership, Takaichi cannot afford the loss of right-wing support.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conspicuous change in China's way of addressing Takaichi. In mid-September, a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still called h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 However, since the end of the month, she has been referred to directly only as "Sanae Takaichi". Beijing's blunt refusal to address her by her title inevitably raises guesses about whether China has already "given up" on this person.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a bilateral meeting between Takaichi and Xi Jinping at November's APEC summit in Shenzhen will be unlikely.

以民促官施壓高市早苗 APEC首腦會談仍難樂觀

中日關係持續緊張，日本前外相、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日本國貿促）會長岩屋毅率領50名日資高管訪華，先後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以及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見，是10個月以來中方首次高規格接待日本政商界。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國會發表「台灣有事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言論，觸及北京紅線，導致兩國關係全面惡化，經貿和民間往來步入寒冬期。8月下旬以來，已有3個日本代表團陸續訪華尋求對話，前兩個代表團均由數名議員組成。

今次岩屋毅以日本國貿促會長的身分帶領企業界代表訪華，反映日本商界擔憂中日關係持續惡化損害經貿利益。日本國貿促是長期對華友好的民間團體，本次訪華團匯聚日本多家主流企業高管；岩屋毅曾出任日本防衛大臣及外相，至今仍是自民黨眾議員。

何立峰表示，中日互為重要經貿伙伴，中國始終歡迎日本企業來華發展；王毅則指出，當前的中日關係「有待再次實現正常化」，對日方而言，「緊迫的是盡快糾正本國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的錯誤言行」。

中方給予高規格禮遇，配合相關講話，意在借助民間力量，間接對日方強硬政治勢力施加壓力，並且傳遞信息：中日合作前景廣闊，但前提是政治基礎不能受到破壞；如果不盡快糾正高市的「台灣有事論」，中日關係正常化無從談起。回顧19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走的就是「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路徑。

中方近一年來要求撤回高市的「台灣有事論」，現在換上「糾正」這一表述，日方的外交迴旋空間，理論上確是大了一些。問題是現今日本右翼勢力猖獗，在他們眼中，若因中方施壓而「糾正」言論，等同於讓中國擁有對日本國會答詢與防衛政策的「否決權」，難以接受，而高市為了保住相位，又不能失去右翼勢力的支持。

最近中方對高市草苗的稱呼，出現了惹人注目的變化。上月中，外交部發言人仍使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稱謂，但下旬起卻直呼高市早苗其名。中方不以「日本首相」稱呼高市草苗，極不客氣，難免令人懷疑中方是否已經對此人「死心」。11月的深圳APEC峰會，以目前態勢，高市與習近平舉行雙方會晤的機會只怕不大。

名古屋亞運選手村開村式 台運動部長被拒入場

<轉載自2026年9月19日 明報 中國版>

名古屋亞運昨（18日）舉行選手村開村儀式，台灣運動部長李洋遭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OCA）要求「不得入場」。經台灣代表團協商爭取，最終在儀式延宕1個半小時後，李洋率台灣代表團再次進場。

台批政治打壓 溝通後准進場

《自由時報》引述台灣代表團隊職員稱，OCA似乎感受到「壓力」，強力要求昨日的升旗典禮不得讓李洋參加。對於被拒絕入場一事，李洋昨日表示，台灣代表團事前完成申請，不知為何籌委會說「收到指令」。協調過程中，台灣團隊強調希望保有一定權利參與國際外交，「不希望收到任何政治打壓」，最後通過溝通完成了進場儀式。

據「壹蘋新聞網」，中華台北奧委會副主席陳士魁稱，事前提報出席人員名單給籌委會，「他們有一些意見，希望我們能夠配合」，之後的溝通和交涉過程「確實遇到一些波折和阻力」。

中央社報道，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莊瑞雄昨日表示，亞奧會必須「給台灣一個交代」。莊瑞雄強調，台灣尊重國際體育規則，也應該得到同樣的尊重。「選手是去比賽的，不是去承受場外政治干擾的。」

星宇風波折射就業困境 大企逐利須扛社會責任

<轉載自2026年9月6日 明報 社評>

內地車燈龍頭企業「星宇股份」（下稱星宇）近期爆出連環風暴。上百名入職僅1個月的應屆大學畢業生遭變相裁員，輿論嘩然，事件更隨年輕人跨境維權持續發酵，影響企業正在推進的來港上市計劃以至全球客戶關係。一場勞資糾紛，最終演變成「國際事件」，折射經濟增長放緩之下，內地青年尤其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也給邁向國際化的大企業敲響警鐘。企業治理無小事，除了追求利潤，還必須敬畏契約、尊重員工、遵守規則，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否則可能付出沉重代價。

變相逼新人自願離職 官媒斥違反契約精神

今年7月，位於江蘇常州的星宇延攬了440名高校畢業生，多數為研發、技術和管理崗位。1個多月以後，公司開始集中約談大批員工，提出「二選一」，若以個人原因主動離職，可獲得半個月工資補償；若不同意離職，則可能被調整到車間一線，從事螺絲緊固、線路插接等操作工作。軟硬兼施下，107名應屆生簽下「自願離職」協議。

事件曝光後引發軒然大波。這批遭勸退的年輕人，不乏碩士、博士，當初為了拿到星宇的錄用通知，可能放棄了其他面試機會或就業選擇，如今失去應屆生這個獨特身分，面對艱難市道，有可能要失業很長時間。常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迅速介入，指出「星宇」與員工協商過程中「方法簡單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溝通，造成不良影響」。央視網發表評論，認為企業可以有「用工彈性」（聘用人手彈性），但不能沒有「底線溫度」。《人民日報》旗下「人民銳評」更批評，這是對契約精神與社會信用的公然踐踏。

地方政府的高調介入、中央媒體的口誅筆伐，背後是青年失業率高企問題。內地經濟轉型增長放緩，每年1200萬名大學畢業生面臨嚴峻的求職困境。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7月全國城鎮青年（不包括在校生）失業率攀升至17.9%，創1年來最高。官方對這場風波的高度關注，亦傳遞出清晰的信號：保障青年就業權益、穩定社會預期，已被提升至穩局面的戰略高度，不容許企業通過不正當手段規避法定裁員責任。

沉默多日後，星宇早前對外發布《致歉信》，將人力資源總監停職，並表示為彌補過失，將向107位應屆生提供求職生活補貼、免費住宿等。但事件愈滾愈大，部分人決心整理證據「告洋狀」，將自身遭遇投訴至平治、大眾等星宇海外大客戶，以及正在審核星宇上市申請的港交所，並且得到正面回應，令事態超越了勞務糾紛範疇。歐盟中國委員會連續兩天發聲，強調「合規用工是底線，不是恩惠」。

企業請人或更審慎 青年就業恐更艱難

站在道德高地譴責星宇的不仁不義很容易，不過亦要看到內地企業在市場競爭加劇、消費動能不振之下，確是經營不易。嚴格而言，這些大學畢業生並非「即招即辭」。去年秋天，星宇看好智能車燈新業務，於是展開大規模校招，未料汽車市場內捲競爭變本加厲，銷量不及預期，對車燈需求也下降，星宇今年第2季盈利明顯承壓，發現「請太多」，於是想方設法收縮人手。問題在於企業可以合法裁員、依法補償，但不能利用灰色手段變相逼退。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風波也可能帶來連鎖就業影響。對內地企業而言，「請人容易送人難」，炒人成本高，經此一役，很多企業在招人時可能更加小心翼翼，即使業務預期樂觀也不敢「盲搶人」。這會否進一步收窄青年就業通道，加劇就業市場緊張態勢，尚待觀察。

星宇在上海上市，不久前才獲得「2025年度常州最佳僱主10強」、「全國就業與社會保障先進民營企業」，如今聲名狼藉，形象掃地。平治、大眾等跨國車企表示將對星宇展開供應鏈合規審查，星宇來港上市起波瀾，甚至影響到企業訂單，以及在塞爾維亞擴建海外工廠，等等。這也給內地上市企業、尤其是依賴海外供應鏈的公司帶來深刻啟示，在ESG（環境、社會及管治）合規門檻日益提高的今天，一次決策失誤，足以引發嚴重連鎖反應。內地新一代勞動者維權意識高漲，方式「推陳出新」，企業過去粗放、變相避責的僱用人力模式，已經無法適應新時代。企業愈大，社會責任愈大，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亦應扛起擔當，展現人文關懷，方能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