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台工作大政方針的思考與決策（上）

<轉載自2018年11月30日 大公報 撰文：楊親華>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最具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是重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偉大起點。就對台工作而言，這次全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對台工作大政方針戰略性調整的歷史起點。這次會議形成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綜合考慮黨和國家工作的根本任務、基本思路、發展戰略的基礎上，做出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決策，並形成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戰略構想，使解決臺灣問題的理論和實踐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一）

新時期黨的對台工作大政方針的一個最為突出的標誌，就是爭取“和平統一”，實現“一國兩制”。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工作中心轉移的同時，總結建國以來對台工作經驗討論新形勢下對台工作面臨的新問題、新情況，所做出的重大決策。

如何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這是建國以來我國領導人就一直考慮的重大問題。解決的方式無非是兩種，一是非和平方式，即武力方式；一是和平方式。從1950年開始，一直是準備以武力解決為主，但也爭取和平解決。1956年，新中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毛澤東、特別是直接領導對台工作的周恩來，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出發，適時提出一系列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重要原則和政策主張。周恩來概括為“一綱四目”。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對台政策發生重大逆轉。

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偉大的歷史功績，就在於從根本上衝破長期以來“左”的思想的嚴重束縛，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從實踐和理論上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將黨和國家的事業引向健康的發展軌道。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為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篇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重要講話，通篇講的都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他強調，“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12月18日-22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是用鄧小平的這一重要講話精神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並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這一歷史性決策決定了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方針政策。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內外環境。作為事關中國統一大業最重要的臺灣問題，是用和平方式還是用非和平方式解決，就成為一個擺在党和國家領導人面前的急需回答的重要問題。

鄧小平後來說過，“一國兩制”是根據實際情況提出的構想，首先是從臺灣問題開始考慮的。鄧小平在恢復中央領導崗位後，即開始對黨和國家的未來進行戰略思考。與此同時也開始了對臺灣問題的思考。當時鄧小平對對台工作的思考發展過程可做如下簡要追溯：

1977年8月24日，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時，鄧小平說，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別人不能干涉。我們準備按三個條件（即廢約、撤軍、斷交）實現中美建交以後，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不排除用武力解決。中國人民、中國政府當然會考慮臺灣的實際情況，採取恰當的政策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的統一。

1978年1月4日，會見美國民主黨參議員甘迺迪一行時，鄧小平說，臺灣問題何時用何種方式解決是我國內政，但在解決時我們會注意到臺灣的特殊情況。

10月22日鄧小平訪問日本。25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會談時，鄧小平表示，國際上所有存在一分為二狀況的國家，總有一天是要解決的。就我們來說，就有臺灣問題要解決。問題不成熟，可以慢一點解決。我們將在充分尊重臺灣現實的基礎上，來解決臺灣問題。

11月14日，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鄧小平又指出。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臺灣的現實，譬如，臺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臺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

11月28日，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蒂爾時，鄧小平表示，臺灣歸還中國，實現祖國統一，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將尊重臺灣的現實來解決臺灣問題。臺灣的社會制度同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當然不同，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會照顧這個特殊問題，“中華民國”的名稱要取消，它可以成為地方政府。根據現實情況，可以保留它的資本主義制度。

從上述鄧小平關於臺灣問題的一系列政策性講話可以看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在當代中國歷史轉折關頭，鄧小平已經基本勾畫出我們党關於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政策框架：尊重臺灣的現實，考慮臺灣的特殊情況，或照顧臺灣的特殊性，臺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生活方式可以不動，美日等外資在臺灣的投資可以不動，但國家必須統一，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

改革開放 重塑了中國和世界

<轉載自2018年11月30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陳文玲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

站在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節點，站在國際環境發生重要演化的大格局中，該如何認識改革開放？回顧這40年，改革開放不僅重塑了中國，亦重塑了世界。

於中國而言，改革開放40年，中國國家發展發生了歷史性、根本性變化。首先，改革開放重塑了中國經濟制度，使中國採取了世界通行的市場經濟制度，通過遵守國際規則、平等參與國際競爭，融入世界經濟、世界市場。經濟制度的重塑，煥發了人和企業的積極性，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提高。從1978到2017年，中國GDP（本地生產總值）從2165億增長到12.24萬億美元。40年間中國年均GDP增幅達9.6%，是世界同期平均水平的3倍多。1979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是109億美元，2017年達到4.1萬億美元，居世界貨物貿易進出口第一位。中國對外投資累計達到1.9萬億美元，上升到世界第二位。2016年中國製造業產值佔全球25.5%。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生產的產品75%是農產品，現在國民經濟總值90%以上是工業品。中國擁有了完整的工業體系、豐富的商品市場體系。僅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商品品種規格就達到180萬種，而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商品品種還不到15萬種。

重塑中國經濟制度

中國的創新能力不斷發展，目前掌握了高鐵全部核心技術，已具備整體輸出的能力。中國的核電，智能電網，航天、航海技術，光伏技術等走在世界前列，基礎設施建設能力世界領先。以阿里巴巴、京東、蘇寧為代表的移動支付和跨境電商等新商業模式在中國出現。中國的城市化率從改革開放初期不到20%，到現在提高到56%，有8億人生活在中國的城市。

其次，改革開放重塑了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方式，使中國從封閉、半封閉走向全面開放。建國初期中國遭西方世界封鎖，選擇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改革開放前，中國內地所有進出口貿易都要通過香港轉口，當時香港是中國通向國際市場的唯一窗口和通道。改革開放後，中國從深圳、珠海等4個特區和沿海城市開放，再到內地全面開放，中國目前有259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196個高新技術開發區、19個國家級新區、11個國家級自貿區試點。

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始了制度性、全方位開放。從2001到2006年間，中國各級政府廢除了20多萬部地方法律法規，清理了2000多部國家部委的法律法規，關稅總水平從15.6%降到9.8%。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是在新國際形勢下更高水平的引領性開放。今年在亞洲博鰲論壇、首屆國際進口博覽會上，習主席提出了進一步開放的舉措。改革開放使外資搭載的一些先進技術、先進理念、先進商業模式漸次進入中國。中國人非常勤勞勤奮，且學習能力強，進入中國的先進事物，中國人很快就學會，並能加快形成與之匹配的發展能力與服務體系。

再次，改革開放縮短了中國民眾生活水平改善的時間，提高了政府執政能力。改革開放40年，中國7億多人擺脫了貧困，脫貧人口佔全球脫貧人口的76%。中國人人均預期壽命從建國初期的43歲，延長到2017年的76.7歲。中國現在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人均收入水平是改革開放初期的200多倍，中等收入群體已超過3億人。中國政府的執政水平也在不斷進步。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就是中國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執政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國過去是計劃經濟體制，在邁向市場經濟體制後，中國向美國等發達國家學習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治理國家、如何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如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政府執政方式、行政方式和管理方式不斷變革，在這些方面邁出了很大步伐。短短幾年，中國營商環境從2012年處於世界90多位升到46位，2018年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上升為世界第一位。

中國和平崛起 成世界穩定之錨

中國改革開放對世界影響深遠。第一，改革開放使中國能夠和平崛起，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穩定力量，是世界的「穩定之錨」。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使全球南北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使窮國和富國的關係得以快速調整，特別是使發展中國家和貧困國家的國際地位得到提升，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重塑了世界格局。

第二，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快速增長，成為世界經濟動力源。2008年美國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年均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超過30%。中國堅持經濟全球化，貿易和投資便利化、自由化，「一帶一路」把更多國家和地區通過互聯互通連接成一個整體經濟發展版圖，形成內外聯動、東西聯動、陸海空網聯動，形成商流、物流、信息流、資本流更順暢流通的全球互聯互通大格局，為世界經濟注入新動能。

第三，豐富和補充了全球文化價值觀。上世紀50年代，中國總理周恩來就提出處理國際關係的和平共處5項原則，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現在，在這樣一個需要全球合作的時代，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提出處理國家關係應堅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中國的發展觀、義利觀、安全觀、價值觀、全球觀給各國帶來積極影響，給人類發展方向作出有益探索。愈來愈多國家和地區關注中國的理論、中國的方案、中國的行動。

中國選擇開放、發展、合作、和平

那麼未來中國會向何處去？中國今後的發展選擇不僅關乎自己，仍將影響世界。第一，開放是中國選擇的大方向。海南全島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國與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FTA）升級、舉辦進口博覽會、放寬市場准入和營造現代營商環境等，均表明中國開放的水平會愈來愈高。

第二，發展是中國選擇的大方向。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讓14億民眾過上更美好生活，是中國政府執政目標和推進國家發展的動力來源。

第三，合作是中國選擇的大方向。中國實際上在探索和各國都能合作的方式。比如中國主動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提出「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方針，提出結伴而不結盟的原則，提出「一帶一路」經濟合作倡議。中國希望和發達國家合作，也希望和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合作，這也是中國在新時期新形勢下堅持多邊、堅持共商共建共享，使之成為世界眾多國家和國際組織認同並參與其中的原因所在。

第四，和平是中國選擇的大方向。中國在幾十年快速發展過程中，沒有挑撥任何一個國家發動顏色革命，沒有支持任何一個國家進行局部戰爭，沒有主動和任何國家在哪怕是局部、區域發生戰爭。作為有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中國的理想追求是天下大同，是各美其美和美美與共。中國希望發達國家更發達，希望發展中國家更快發展，希望貧困國家擺脫貧困。

中國主要矛盾不是與美國的矛盾

當然中國自身也面臨許多挑戰和要解決的問題。中國的快速發展付出了巨大成本和代價。比如中國貧富差距擴大，中國有近3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需繼續解決他們的住房、醫療和子女教育問題。比如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出現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氣污染等問題，治理起來難度很大。比如中國城市化進程較快，但是一些城市地上很宏偉，地下工程還要再改善。比如政府執政方式還需改進，如何更好發揮市場作用，使治理現代國家的能力大幅提高。

中國領導人對此非常清醒，一直向國際社會發出清晰聲音，即中國的主要矛盾不是與美國的矛盾，不是與國際社會其他國家的矛盾，而是要解決自身問題，取得自身發展。

繁華都市背後的悲哀——香港貧窮真面貌

<轉載自2018年11月30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周永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本月中，有一則不甚為市民留意的報道：一名中年男士在網吧睡中猝死，是網吧職員來喚醒他去開工，見他沒反應，方知他已離開人世。其後電視台追蹤報道，知道這名死去的男士是網吧常客，在食店做兩份工，每天工作近20小時。據了解，他沒有固定居所，晚上幾個小時休息的時間，過去3年多在網吧小睡。這樣經年累月長時間工作，最終抵不過疲勞猝死。

抵不過疲勞 中年男士猝死網吧

僱用這名猝死男士的食店老闆表示，死者在內地有妻子和一名孩子，家人正申請來港與他團聚；男士每月賺取2萬多元，大部分給了他在內地的家人，餘下的連租牀位的錢也不夠，午夜收工後只好在網吧休息，一大清早又開工。食店老闆稱讚他是好伙計、工作勤奮、有責任心，惋惜之餘，說來有點神傷。

香港戰後初期的貧窮狀况

這是繁華社會的悲慘故事！香港戰後初期，貧窮家庭佔了絕大多數，那時找一份穩定的工作都要熟人介紹或擔保。薪金低不在話下，工作時間又長，早出晚歸，孩子也不能多見一面。當時拍攝的粵語片，有幾齣真實地反映貧窮家庭的狀况，猶記得有一幕：演員黃楚山飾演患有癆病的家長，為了全家在節日吃一餐有菜有肉的飯，唯一辦法是黑市「賣血」，用血換來的錢去買鮮雞和其他菜餚。「賣血育兒」的故事，筆者小時聽大人講過，相信是當時社會的現實寫照。

到了上世紀70年代，隨着製造業興起及經濟長足發展，香港大部分家庭不再需要過着赤貧的生活，所以當筆者在1980年受社會福利署委託，進行一項有關貧窮定義的研究時（目的是要更新當時訂定公共援助金額的標準），研究的結論是：香港人「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已經過去，政府不應以赤貧作為貧窮的定義；窮人不一定營養不良，但他們毫無疑問地被壓在社會的底層，生活方式明顯地與一般市民有差距；就算窮人憑自身努力可以改善生活，他們的子女因客觀條件的限制，難有上流機會，只有少數透過公開考試改變自己的階層。

六成勞動人口每月賺2萬元或以下

從1980年到現在，差不多又過了40年的時間，令筆者感到慨嘆的是：為什麼半個世紀以前的情景，在今天仍然出現？貧窮的成因有多種，筆者覺得其中重要的一項，仍是工作的收入不足養活自己和家人。今天做老闆的常常埋怨：萬多元月薪都請不到清潔工。老闆沒有誇張，香港現時失業率只有2.8%，清潔工一般工作超過10小時，工作環境惡劣，在求過於供的情况下，清潔工月入超過1萬元十分合理。但不要以為清潔工有萬多元收入，其他基層工人的薪金不會太差：政府統計處數字顯示，每月賺取1萬元的僱員有約85萬（包括外傭），1萬到2萬元的有約140萬，佔了香港勞動人口六成。

現實中，港人的薪酬並不高，上述那名猝死的中年男士是例子：為什麼他要早晚做兩份工？根據傳媒報道，日間的一份是他較穩定的工作，月入萬多元，但這萬多元不夠他在內地妻兒的生活費，他只好晚上多做一份，這樣他每月可以有2萬多元收入。除去自己的生活費，要租地方睡覺也不容易。

醜化新移民 既不合理也不公道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他要到內地娶妻？有了老婆又要生孩子？認為他不自量力。將來他申請家人來港團聚，又要申請公共房屋，變相加重香港社會服務的負擔。筆者30年前也有同樣的想法，後來做了幾項關於新移民的調查，發覺問題並不是港人應否與內地居民結婚這麼簡單。

首先，香港的人口結構長期男多女少，適婚男士要結婚，選擇合適對象絕不容易，特別是收入微薄的中年男士，很多時唯一的選擇是到內地娶妻。回歸前，這些男士要找合適內地女子下嫁他們較容易；但回歸後，內地經濟高速發展、居民收入倍增，願意下嫁港人的女子大幅減少。現在香港與內地居民共諧連理的，每年有2萬多宗，多數是交往一段時間才結婚。香港女子下嫁內地男士的數目正在上升。

其次，批評新移民來港與本地人「搶福利」的說法，是偏頗和與事實不符。筆者並不否認，新移民與本地居民比較，申請公屋和綜援的比例都要高，原因是新移民多屬基層家庭，對福利服務的需求較殷切；但這是生活貧困的結果，並不是他們為了「享受」香港的福利而移民來港定居。把因果倒轉來說，甚至諸般醜化新移民，既不合理，也不公道。研究發現，新移民的加入，不但拖慢香港人口老化的速度，還補充了香港所需的勞動力。形容新移民是「寄生蟲」，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回看猝死中年男士的個案，可見香港貧窮的兩大成因：一是工資低，一些打工仔只好兼職或打兩份工，這樣才能養活自己和家人；二是樓價貴，連蝸居的租金也佔了收入的相當部分。這就是香港基層家庭面對的困難！

政府剛於上周發表2017年貧窮狀况報告書。香港貧窮狀况看來並沒有改善，有138萬市民生活在貧窮線之下，也就是一般稱的窮人了！就算經過政府各項現金援助介入的計算，仍有101萬人生活貧窮，數字是2013年以來最高。雖然扶貧委員會主席、政務司長張建宗有各種解釋，例如加入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協助了9萬長者脫貧；修訂後推出的在職家庭津貼，也幫助了5萬個家庭改善生活。但每5人就有1個收入在貧窮線以下，政府怎能解說自己已盡了力？尤值得注視的是，有調查指每4個兒童有1個屬於貧窮家庭：他們輸在「起跑線」已是既定的事實，但往後的日子，政府是否可以在他們學習的路途上加倍幫助？

加倍幫助貧窮家庭兒童

香港的繁榮舉世矚目，港珠澳大橋的開通標示這個城市的光芒將更趨燦爛。但隱藏在城市的陰暗處，卻是一個又一個令人惋惜的悲慘故事：貧窮正吞噬着無數掙扎在痛苦和無奈邊緣的港人的生命！

吳敦義選後談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

<轉載自2018年11月30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九合一選後兩岸關係受到注目，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昨天表示，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其中的「各表」，就是「你表你的，我表我的。你不能在陸方的前面講一中各表，公開講這個不行。」媒體詢問，「一中各表」會是「各表一中」嗎？吳敦義說，「當然不是各表一中，是一中各表」。

吳敦義昨天出席艋舺青山宮遶境活動，針對藍營縣市政府紛紛欲成立兩岸小組，他受訪時對此表示贊同，並以現任國民黨籍台東縣長黃健庭與陸方有正常往來，外銷釋迦500噸、800噸，以及台南過去與大陸的虱目魚養殖契約為例，強調這些都是正常契作關係。

針對九二共識，吳敦義表示，「九二共識」是在1992年11月3日，台灣海基會經過兩輪的談判，在台灣認同方面各說各話，後來海基會幕僚簽呈給當時的台灣總統李登輝35個字的論述，經同意後再傳真給大陸海協會，海協會簽報大陸的決策當局，11月16日回覆海基會，「既經台灣有關方面同意，台灣敬表尊重並接受」。

吳敦義說，換文的結果，就是這三十五個字：「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對於它的涵意，雙方同意用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述」。

吳敦義認為，因為有了「九二共識」，在1993年才有第一次辜汪會談，也是2015年新加坡「馬習會」最重要的基礎。

吳敦義表示，所謂的各表，就是「你表你的，我表我的啊﹗你不能在大陸的前面講一中各表，公開講這個不行。」

吳敦義說，可是在內部會議，(2015年馬習會，馬英九有和習近平)講1992年達成這個共識的由來，但是等到各自會後開記者會時，馬英九就講「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非常明白。

記者追問，「一中各表」會是「各表一中」嗎？吳敦義說，那35個字的順序很清楚，「當然不是各表一中，是一中各表」。

國民黨昨天舉行2018年地方選舉勝選後首次中常會，主席吳敦義在會前發表談話感謝選民支持，同時也宣布國民黨革新第一步，未來將敦請這次國民黨當選的15位縣市首長進人中常會，成為中常委加人決策機制，讓黨意融入更多民意。

內地專家：為中國設夾心類別很搞笑

<轉載自2018年11月29日 明報 加東版 國際版>

有內地專家認為，世貿一直有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集團之間的矛盾，但在現在的談判中，美國想把中國單列出來，變成中國和發達國家的矛盾；歐美一直緊盯經濟發展水平，但貿易談判應視乎貿易發展水平，而非經濟發展水平。

對外經貿大學中國世貿組織研究院院長屠新泉對本報表示，世貿組織有164個成員國，如果為了中國要單設一個「發展中國家」和「發展國家」之間的級別「很搞笑」，質疑這等於在世貿中孤立中國，「他們(歐美)是覺得你現在承擔的義務還不夠，他們覺得中國是發達國家了，應該承擔和他們一模一樣的義務」。

「等同孤立中國」

他指出，中國加入世貿時是發展中國家，但並沒有享受太多發展中國家的待遇，而承擔的開放義務高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關稅比印度、巴西、阿根廷低得多，農產品關稅比挪威、瑞士這些發達國家低得多，「特朗普經常說中國汽車關稅25%，但他從來不說自己卡車關稅也是25%。我們人均GDP不到9000美元，韓國30000多美元的人均GDP，平均關稅是13.5%，是我們的1倍(註：中國11月降稅後為7.5%)，這是什麼道理？」

屠新泉認為，世貿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集團之間矛盾突出，在多哈談判尤其明顯，但現在問題是美國想把中國單列出來，變成中國和發達國家的矛盾，「因為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明顯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對於中國現時的發展水平，屠新泉認為看人均指標是世界銀行公認的標準，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

美「擺中國上枱」製矛盾

他表示，世貿改革要堅持世貿成員共同參與和協商一致的原則，不能少數國家說了算，中方關於完善解決爭端機制的提案是和歐盟、加拿大等10多個成員一起提交。

WTO改革燃火頭 中國捍衛「發展中」地位 發達國不滿優待 學者倡增設國家類別

<轉載自2018年11月29日 明報 加東版 國際版>

G20峰會的其一重要議題，是如何改革世界貿易組織(WTO)。中美近期就改革世貿激烈交鋒，中國其中一個焦點是要避免改變其發展中國家地位。美國前代理副貿易代表卡特勒向本報稱，中國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時候宣布放棄「發展中國家」及其相應有的特殊待遇。有中美關係學者則認為，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肯定未達已發展國家水平，可能需要在「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之間增加一個類別。

中國經過15年談判，2001年加入世貿，當時中國作出一系列承諾，包括開放新市場、增加外資企業對合資企業的佔有比例等。中國在1990年代的關稅是全球最高之一，但大幅逐步調低關稅。據世銀數據，中國2016年的加權平均關稅率為3.6%，低於印度及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

美前部長質疑中國經濟外交定位矛盾

歐美近年一直質疑中國未完全履行開放市場承諾，亦質疑中國2011年取代日本進佔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應還被視為「發展中國家」，進而享受世貿法規容許的「特殊和差別待遇」(S&D)。白宮今年1月在提交給國會的報告稱，中國當年加入世貿的條件未足以令該國擁抱市場主導經濟，而世貿規則亦不足處理中國。報告甚至稱，美國當年支持中國加入世貿是錯誤。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哈塞特(Kevin Hassett)本月批評世貿罰則太輕，變相縱容中國不守規則，繼8月後再次拋出「逐走中國」的建議。

奧巴馬時代的商務部長普里茨克(Penny Pritzker)今年8月撰文批評，中國多年來一直對著美國自稱是「發展中國家」，不應必須履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相同標準，她質疑中國一邊自認是發展中國家，又要跟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自相矛盾。

目前，世貿協定並無定義何謂「發展中成員」和「發達成員」，只依賴各成員自己宣布，但其他成員可以就部分成員動用S&D條款提出申訴。

美國前代理副貿易代表卡特勒(Wendy Cutler)向本報稱，世貿成員愈來愈多，需要新的規則以應對國家主導經濟帶來的挑戰，包括國有企業、補貼和產能過剩等，貿易爭端的調解機制亦需要調整。她稱，中國及個別世貿成員國是時候宣布自己是「發達國家」。她認為，中國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應以身作則。她認為，世貿若要繼續有效，各成員要同意就發展中國家的定義採取嚴謹和客觀的標準，而非繼續依賴現有的自我選擇程序。

中國近期反覆重申，仍是發展中國家。總理李克強本月在新加坡演說時便解釋，中國經濟總量雖大，但人均GDP只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80%左右，雖然近年新產業及新模式等發展快，但產業整體仍處於全球中低端。他又指中國城鄉發展尚不平衡，教育、養老、醫療、衛生等社會保障和發達國差距很大。他亦強調，中國加入世貿時，部分領域承擔的義務遠超發展中成員，甚至接近發達成員。

根據世銀數據，中國的人均名義GDP為8827美元，排名71；美國則為59,531美元，排名第7。香港科技大學中國跨國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崔大偉(David Zweig)便向本報稱，從人均收入看，中國肯定屬發展中國家水平，中國亦未像韓國般已跨過中產收入陷阱的轉型，但若說中國仍有很多赤貧人口，則美國很多地方也有。他認為，也許需要在「發展中國家」和「已發展國家」之間設立新的範疇，以更準確反映現實。

始終精彩的台灣選舉

<轉載自2018年11月28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陳景祥 資深傳媒人>

當記者的時候對台灣選舉很感興趣，也十分關注，因每次選舉都有峰迴路轉的情節，也有明星級戰將掀動選情，加上台灣的政黨擅長宣傳造勢，台上的人緊張，台下的選民也投入，造勢晚會參加者動輒以萬計，真是緊張刺激兼而有之。每次都吸引大批香港新聞界、政界、評論界等赴台觀選，自己去過的次數也多得記不清了。後來台灣選舉逐漸「常態化」，新鮮感大不如前，香港媒體關注的熱度也大減，我也退下了採訪前線，有近10年沒有到當地觀選了。

民主政治逐漸成熟，人民對政治的熱情也會慢慢降溫。台灣從黨禁到開放容許組黨，國民黨從一黨專政到敗選下台，民進黨則由過去在街頭違法抗爭變成合法並且成功上台執政，每一步都是重大突破。然而經過逾30年民主選舉洗禮，所謂「政黨輪替」在台灣已成常態，國民黨失去政權後可以重新執政，民進黨也經過同一歷程，大家都不再大驚小怪。

剛過去的台灣九合一選舉「大翻天」，綠營民進黨大敗，2014年輸得一塌糊塗的國民黨則大翻身，除力保原來執政的6個縣市，更一舉拿下另外9個，包括綠營盤踞了20年的高雄市、4年前失落的台中市及向來是國民黨佔優的新北市。

我特別留意台灣媒體的評論，它們很少用「變天」形容這次結果，因真正的「變天」已出現過，就是國民黨下台，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國民黨捲土重來（馬英九上台），之後又到民進黨蔡英文。換言之這次國民黨大勝，如果交不出成績，難保4年後的九合一又再敗於民進黨！民主的真諦就是由選民決定誰可上台執政，當政黨輪換變得「正常」，就不會再有「變天」的震撼。

九合一選舉藍綠版圖大洗牌，最樂見此一結果的肯定是北京，大陸國台辦回應表示選舉結果「反映廣大台灣民眾希望繼續分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紅利』，希望改善經濟民生的強烈願望」。台灣經濟自民進黨蔡英文上台後持續惡化，令民心思變，相信稍後北京將會向當選的國民黨地方官員伸出橄欖枝，向他們輸出「紅利」。

事實上大陸、台灣關係好轉，有利北京在中美貿易戰形勢下「減壓」，因特朗普政府拉攏蔡英文「聯手抗中」意圖相當明顯（特朗普當選之初就跟打電話來致賀的蔡英文直接對話）；如今蔡因敗選而宣布辭去民進黨主席，政治能量大降，令美國這張「台灣牌」失效。對北京來說，這肯定是利好消息。

國民黨訴諸經濟議題在九合一選舉大翻身，相信兩岸關係尤其經貿發展將會因此而得改善。然而大家也許還記得，馬英九年代大陸、台灣關係緩和，經貿往來頻密，但國民黨卻在2014年選舉大敗，兩岸關係正是原因之一。當時國民黨就被民進黨形容為跟大陸走得太近，是出賣台灣利益的政黨……

國民黨須審慎處理與大陸關係

可以說，經貿關係是兩岸間的雙刃劍。一旦因經貿往還而令國民黨跟大陸過分親密，民意隨時都會逆轉，認為大陸會掏空台灣、藉經貿關係干預台灣政治！如何拿揑跟大陸的經貿關係，是大勝之後的國民黨必須審慎處理的議題。

台灣選舉其中一個吸引人的地方是不時會冒出些新明星，在競選過程中不斷凝聚人氣，最後成為選舉的焦點人物。九合一選舉開始之初，媒體焦點都放在台北市長柯文哲的選情，關注點是他沒有民進黨支持能否再度當選。然而事態發展，這次九合一選舉卻冒出另一個明星，就是新當選的高雄市長韓國瑜。

政壇現在流行口直心快、直言不諱的政治人物，特朗普是樣板，韓國瑜也屬這一類。他在競選時說高雄「又老又窮」，他希望未來「東西賣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打造高雄成為全台首富」……說得坦白，也打動了高雄人的心。他的政見包括在10年內要讓高雄人口由277萬升至500萬，又提出開發太平島石油、可燃冰，並發行「太平島股票」；又說要在高雄愛河河畔建「愛情摩天輪」，發展「愛情產業鏈」。誇誇其談，能否實現誰也說不準，反正他能大幅拋離對手勝出，反映選民對他的許諾都相當受落。

內地「中評社」在選後發表了一篇〈韓國瑜其人〉文章，稱「因為他，這場選舉變得好看」，「他的61年人生軌迹，想到的只有三個字：反套路」，意思是不按牌理出牌。他去年角逐國民黨主席慘敗，但並未灰心，今年5月決定深入虎穴正式參選高雄市長，開始時沒有人看好，評論人認為陳其邁「躺着選」也會勝出。豈料半年時間不到，形勢完全逆轉，陳其邁最後失去了綠營大本營高雄。韓國瑜直言承認「九二共識」，卻無礙他勝選。這種事這種人，只有在民主選舉中才有機會出現。人民的選票，才能令「奇蹟」發生！

台灣經濟衰敗，這兩年在蔡英文治下情况惡化。但到底台灣經濟出了什麼問題？台灣中央研究院兩名年輕副研究員過去幾年邀請了26位社會學和經濟學者，檢視台灣為何由過去的「經濟奇蹟」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去年發表了《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報告。

他們的發現頗具啟發性，包括財團壟斷——台灣鴻海一家企業，營收就佔了全台GDP（本地生產總值）22%。1987年台灣78%是中小企，到2004、2005年中小企只佔18%。企業變大後，可以藉全球化在各地生產，台灣500大集團目前在海外的員工達250萬人，在島內則僅僱用了150萬人。

台灣政府給大企業各種優惠例如減稅，但研究發現減稅對經濟沒效，愈減稅，資金外流速度就愈快，結果是台灣整體工資水平下降，過去大批中小企廠家消失，中產階級減少（從45%萎縮至27%），自認是工人階級的愈來愈多。報告揭示的是台灣經濟過去20年積累的深層問題，國民黨在未來4年能否做出成績，其實絕不容易！

政冷經熱 或是下階段兩岸關係現狀

台灣選舉跟香港的「距離」愈來愈遠，香港「學不了」。隨着民主政治日見成熟，台灣的民主選舉令本土意識（不一定是台獨）抬頭，一國兩制對台灣的「感召力」已愈來愈低。國民黨為拼經濟，將會跟大陸重修關係；然而經貿往來重新活躍，不代表統一條件會更成熟。受民意牽制，國民黨不敢在統一議題上走得太遠。經貿熱政治冷，也許會是下一階段兩岸關係的現狀！

「韓國瑜現象」與精英、平民之辨

<轉載自2018年11月27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歐陽五 時事評論員>

台灣「九合一」選舉塵埃落定，但「韓國瑜現象」引起的政治上精英與平民之辨遠未結束。自稱「賣菜郎」的韓國瑜、沒有黨派背景的柯文哲、刑警出身的侯友宜，他們都在選舉中強調自身的平民屬性。以政治素人身分參選的韓國瑜，善於網絡造勢，語言簡明直白，其個人魅力和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的經歷，都令其深受高雄平民歡迎，在全台灣掀起了「韓流」。

「韓國瑜現象」出現的背後，是普通民眾民意的體現。這些非傳統政治人物向精英政治發起的衝擊，無一不是在平民群體的強烈意願中完成的。「政治明星」們只是在合適的時間，因應了民意變化，才得以登上政治舞台中央。「韓國瑜現象」出現的原因，不外乎是民眾對以往政治精英唯「政治正確」的隱忍已到極限，而其真正的對生活富足的需求長期被政客忽視。無論是勝選的國民黨，還是敗選的民進黨，都應以「韓國瑜現象」為鏡鑑，傾聽平民的呼聲。

民進黨在過去兩年沒能解決台灣的經濟低迷問題，又令兩岸關係陷入僵局。此背景下，民進黨政客仍玩弄「政治正確」的老把戲，炒作「金馬獎發言風波」、「境外勢力影響選舉」等，操作統獨議題，對普通民眾追求經濟發展、生活富足、和平穩定的呼聲置若罔聞。此時韓國瑜在高雄喊出不分藍綠、全力拼經濟的口號，正是民眾所需，被民意抬上市長寶座實屬必然。對於民進黨接下來在台灣的執政期來說，執著於意識形態之分，不如專心解決實際民生問題。

精英需放低身段 傾聽平民呼聲

而對於國民黨而言，最需要警惕的是，「韓國瑜現象」的出現並不是國民黨政治精英的勝利，而是平民民意的勝利。韓國瑜雖為國民黨籍，但最初並不被國民黨內部看好，他缺乏傳統政治人物的精英味道。不過正是這一點，卻使他更容易接近基層民眾。淡化了黨派身分後的韓國瑜，自然成了平民的「自己人」。

「韓國瑜現象」更廣泛的一點鏡鑑是，在全球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情况下，積極推動商貿往來、融入區域經濟發展，仍可能是滿足民生需求、啟動地區經濟的良方。雖韓國瑜還未公布他的具體經濟政策，但「東西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的融入全球貿易的理念，令民眾看到富足的希望。台灣執政者亦應從中汲取經驗，多思考怎樣與中國大陸、香港、東南亞等經濟體加深合作，趕上時代發展步伐。

韓國瑜未來施政情况如何，仍有待觀察。不過，他掀起的這股潮流為台灣，也再次向全球的發展，傳出一個聲音：傳統的政治精英是時候放低身段，傾聽平民發展經濟的呼聲了。

分析台灣九合一選舉：不是意外的結果

<轉載自2018年11月27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關仲然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候選人、德國杜賓根大學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短期學者>

台灣「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落幕，執政兩年多的民進黨一敗塗地。全台灣合共22個的直轄市／縣市市長，民進黨從原來手上（2014年選舉）的13席，現在剩下可憐的6席；此消彼長，最大對手國民黨就從上屆的6席飈升到15席。風水輪流轉，台灣在地方政治上變回藍色。

選舉跟足球比賽一樣，落敗也分僅僅飲恨和徹底潰敗，而民進黨毫無疑問是以後者的方式結束這次「中期選舉」。在具指標性的六都選戰之中（六都佔全台灣近七成選民），民進黨除桃園的鄭文燦以外（也不計上屆沒有派「自己人」參選的台北市），其餘的「四都」選票都比上屆大幅縮水。就算保得住台南，黃偉哲的得票也比去屆賴清德少了近35萬票，崩盤幅度令人咋舌。而更致命的是民進黨輸掉執政20年、具標誌性意義的高雄。在今次選舉之後，留下最大的問題是：國民黨（或準確一點：韓國瑜所帶動的「韓流」）如何贏得如此輕鬆漂亮？

「韓流」出現，帶動了國民黨各線選情。在備選初期，輿論一直以為國民黨今次選舉將由新北市候選人侯友宜領軍；但到選舉最後階段，反而是韓國瑜愈戰愈勇，跑遍台灣為黨友助選，風頭一時無兩。韓國瑜雖然早就是國民黨人（不像侯友宜是後期加入），但卻不似國民黨的傳統「老餅」形象。貼地親民甚至是市井的大叔風格，選舉結果證明這「新鮮感」完全彌補了他「空降」高雄、對高雄不熟悉等缺陷。

韓國瑜代表一個「可能」 帶來希望

對於綠營支持者來說，韓國瑜能在短時間極速冒起，他們意外之餘，都歸咎為中共背後操盤作祟、有對岸的網軍加持，也可以撥歸為吳介民博士所提出的理論——「中國因素」——的最新例子。不過在今次韓國瑜的例子中，「中國因素」實際上有多大（或有無）影響力、有多少滲到台灣的「在地協力者」發揮功用，其實難以明瞭，而且即使有亦很難防範。對民進黨而言，反而一些在地的政治現實，對解釋韓國瑜的出現更有說服力。

韓國瑜可以人氣「爆燈」，全因他的論述擊中台灣人要害：幾隻沒有實際意義的大字，「東西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在這個時候對台灣人是何等吸引。不管民進黨如何以數字反駁經濟沒有變差、旅客沒有減少等，在地生活的台灣人日常所感受到才是真實，才真的算數。

無論是做生意的商人抑或剛剛畢業出來工作的年輕人，只要跟他們聊一下，很快就會說到生意如何難做、生活怎樣不容易。或許這一切都非民進黨所害；但當來到可以選擇、可以投票的時候，選票名單上出現了一個至少跟以往不一樣的選擇的時候，對很多台灣人來說，韓國瑜代表的是一個「可能」，而這個可能也帶來希望。從「韓粉」角度看，就算高雄人口不能瞬間從277萬倍增至500萬、「愛情摩天輪」不太實際，這些都是「新氣象」。

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即使「中國」對台灣人來說一點都不吸引，但社會上大多數台灣人，在一直困擾台灣政治的「統獨」問題上，從來都屬意「維持現狀」而非走向獨立。據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民意調查，有關台灣人在統獨立場上的分佈，長年以來都有近六成台灣人屬於不統不獨的「維持現狀」。而國民黨人念茲在茲的「九二共識」（包括韓國瑜和盧秀燕在當選後的發言），很大程度仍屬於大部分台灣人心中的「現狀」之一。當韓所說的「東西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其實就是跟中國大陸做生意的時候，即使這種論述不為綠營人士所接受，但對很多台灣人而言卻不是洪水猛獸。

今次選舉結果對蔡英文及民進黨都是一次重創。但如果必須重創一次的話，出現在今年的地方選舉也比在兩年後時出現較好。雖然民進黨現在愁雲慘霧，但實際上民進黨仍有一年多時間全面掌控總統及立法院（即使在及後的立委補選中全數落敗，仍然有過半數議席）。對蔡英文來說，如何力挽狂瀾拯救自己的政治生涯，未來一段時間是關鍵所在。

過去兩年有人認為蔡英文施政不夠強硬（如「勞基法」的「一例一休」及同志婚姻平權），但同時有人認為太過強硬（在中國大陸議題上及處理國民黨黨產的轉型正義問題），結果兩面不是人而落得如此下場，可以預計民進黨施政將會有更明確轉變（在公投之後，至少可以肯定蔡英文不會觸碰同性婚姻議題）。

而今次選舉的另一結果，是國民黨的「意外復興」。輸掉2016年選舉後，國民黨希望改革，甚至在黨大會中提出要重新跟社會運動連結，重拾百年前的革命色彩。但跟不少國民黨人談的時候，年輕的國民黨黨員對吳敦義所領導的黨內改革、年輕化等都沒有任何期望；一些黨內資深黨員更指出：「看看我們今時今日總部門外的口號：革命團結、重返執政。這跟民進黨的口號是不能相提並論，我們實在老舊得很。」在「韓流」出現前，不論是吳敦義或郝龍斌，以至是朱立倫等老大哥，都完全沒有可以令藍營支持者燃起一點希望或信心的能力。韓國瑜出現，突然為國民黨兩年後的選舉策略提供了新方向。

柯文哲絕對可左右台灣政治大局

最後剩下台北市長柯文哲。雖然贏丁守中贏得驚險，但能在國民黨、民進黨兩路夾擊之下當選實在殊不簡單。柯文哲會否在將來問鼎總統仍屬未知，但至少證明台灣政治上真的可以有「超越藍綠」的出現。柯文哲能否將這力量擴散至台北以外，抑或跟民進黨再次討價還價後重新歸邊，都有可能。肯定的是柯文哲在將來的台灣政治，絕對可以左右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