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23年2月26日 明報 國際版 欄名：日本內望 撰文：張望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准教授>
2023年2月20日晚，日本媒體廣泛報道了美國總統拜登秘密訪問烏克蘭的消息。對此，日本的國內輿論百般不是滋味。據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早在去年就計劃和歐洲首腦組團閃電訪烏，但由於日本國內僵化的行政規章制度，岸田首相訪烏久久未能實現，進退兩難。至今，日本是G7中唯一沒有派領導人到訪基輔的國家。
俄烏戰爭爆發一周年，這個遠在歐洲發生的戰事毫無疑問地也影響到處於東亞的日本對自身安全環境的認知。2022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正式發布了安保三文件，即《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原《防衛計劃大綱》）和《防衛能力整備計劃》（原《中期防衛能力整備計劃》）。安保法案通過後，日本基於威懾（deterrence）邏輯開始發展「反擊能力」，變成一個攻防兼備的能戰國家。如果以足球賽來打個比方：過去的日本只能守住自家龍門，不具備攻擊對方的資格；如今，日本隊變得可攻可守，可把球踢入對方龍門。
安保文件突顯日本不安意識
對於以上日本安全政策的變化，中國國內的主流解讀是：俄烏戰爭令日本找到了加強防衛力量的契機，東京正藉俄烏衝突邁向政治和軍事大國。但這樣的解讀是否準確抓住日本實態？
日本安全政策的轉折點，經常和外部世界的重大安全衝擊有關，未必是源於預先謀劃的戰略性舉措：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日本被美國指摘「只出錢不出人」，只會「搭便車」，導致日本領袖開始思考讓自衛隊走出國門貢獻國際社會。2022年末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解密的1991年外交密電，披露了當時駐美大使村田良平敦促海部政府盡快派遣掃雷艇赴波斯灣，外務省和內閣法制局當時還為此事相持不下，可見當時日本的內部決策並非遵循一個統一的借船出海外交戰略；2001年的反恐戰爭和2003年伊拉克戰爭，日本為了避免再一次被華盛頓批評而主動派兵支持美軍，在非前線地區從事後勤支援。同樣，2022年爆發的俄烏戰爭，令日本社會突然意識到：通過軍事實力改變國境線的做法在21世紀復活，世界重回現實主義的叢林邏輯，於是開始認真思考加強自身並不強大的軍力（在東亞，日本沒有核武，也沒有中程導彈，而中俄朝三國都有），其背後的情緒是：不安、恐懼和害怕。
告別一味依賴美國與非武裝和平主義
俄烏戰爭成為了日本反思自身國防的一面鏡子，激起了日本對俄國入侵以及中日島嶼衝突的擔憂。目前，日本的主流輿論認為，如果發生外國入侵日本的事態，難道日本人依然要死抱着和平主義理念坐以待斃？日本媒體同時也驚訝地發現，負責國防的自衛隊缺乏續戰能力、且彈藥儲備嚴重不足（戰機零件共用，拆東牆補西牆）以及軍隊高齡化（平均年齡36歲；2022年海上自衛隊某幹部畢業生班的平均年齡高達45歲）。此外，海陸空自衛隊都沒有處於滿員狀態，出現慢性人手不足（2022年數據：陸自滿員率：92.7%；海自滿員率：95.9%；空自滿員率：93.2%）。同時，俄烏戰爭也給日本民間和平主義者帶來衝擊。有廣島的和平反戰團體表示，他們開始面對不少民眾的質疑：即如果出現外國入侵日本，國民是否應繼續堅持不抵抗的和平主義？
戰後日本的國體從來就不是和平主義，而是一個依循現實主義行事的國家。根據美國學者Jennifer M. Lind的研究，戰後日本一直採取推諉（buck-passing）戰略，通過有意識地將軍事安全責任推給美國，從而可以專注於戰後恢復和經濟發展。按照韋伯定義：國家是一個「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的實體。按此標準來看戰後日本一直不算正常國家。憲法第九條和美日安保條約，對日本來說猶如一個缺一不可的套餐：即能用來作為抵抗美國要求日本擴軍的擋箭牌，又能用來在東亞威懾潛在對手保障自身的國家安全，也就是說，日本一直處於「軍事主義」與「和平主義」之間的非正常狀態。2022年的俄烏戰爭令日本醒覺：過去的套餐不能再用了，完全依賴美國存在潛在風險（烏戰爆發美國並未直接參戰），日本需加速國防正常國家化，防患於未然。
2月20日，自民黨內有名的軍事通石破茂在日本國會就防衛問題對岸田首相提出一連串質問，令外界得以一窺目前尚處在這一正常化過程中的日本防衛思考之不成熟。石破問：第一，日本向美國購買大批戰斧巡航導彈，但這些導彈是上世紀90年代的產物。如今的時代無人機滑翔彈橫行戰場，日本能靠這些過時武器構建所謂反擊能力威懾中俄嗎？第二，防衛省要建造超級神盾護衛艦實現導彈防禦，但對如何在海上保護這樣一艘耗費鉅資的戰艦卻毫無概念，如何解釋？
作為一個長期處於和平時代的東亞島國，日本還處在學習大國政治遊戲的初級階段。日本的正常國家化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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