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學者張耀傑：五四包含普世價值

<轉載自2019年5月4日 明報 中國版 專題：五四與政治>

五四運動百年來一直有不同解讀和詮釋，中共黨史將其定義為一場愛國運動，但無論當年的參與者，還是日後的研究者，對此都有異議。北京歷史學者張耀傑對本報表示，官方論述有意「染紅」五四，但實際上這場運動超越了抵制世界文化的狹隘的愛國主義，現今更應紀念的是胡適所提倡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即包含普世價值和尊重人權思想的自由主義。

周二（4月30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用「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為五四寫下註釋。這也是內地當局長久以來的標準說辭，見諸各類領導人發言、官方文件、教科書。

參與者談五四：喚起公眾責任心

不過，五四遊行總指揮、後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傅斯年，1919年11月在《新青年》撰文稱：「若說這五四運動單是愛國運動，我便不讚一詞了：我對這五四運動所以重視的，為它的出發點是直接行動，是喚起公眾責任心的運動。」五四時「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起草者羅家倫，在運動一周年時曾寫道，五四運動出現了「愛國、「賣國」聲浪，「我就以為我們『五四運動』的真精神並不在此。」他重提運動期間發表的文章〈五四運動的精神〉（首次使用「五四運動」一詞），論及「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民族自決的精神」（舊文說法，新文改為「民眾自決的精神」）3種「真精神」。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2009年在《學術月刊》發表的文章指出，五四後湧現的高潮，並非愛國救亡，而是充滿理想主義精神的社會改造，知識分子希望在國家之外建立一個自發自主、有組織的社會，以社會培養獨立的個人及制裁不可靠的政府，「五四的社會運動所體現出來的公民精神和社會責任心，其背後所憑藉的不是狹隘的民族國家觀念，而是更寬廣的人類意識和世界主義胸懷」。

張：中共自居繼承者 圖鞏固政權

長期研究民國歷史、出版《北大教授與〈新青年〉》和《胡適評議》等多部專著的張耀傑，3月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官方常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捆綁」，又將五四「染紅」，強調愛國性質，因為當局出於執政合法性需要，藉《新青年》最早宣傳馬列主義將五四當成自己起點，以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的繼承者形象示人，顯示其代表先進文化。根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黨史百科」，五四為中共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

張耀傑指出，應區分五四與新文化運動，前者是一個雖扭轉歷史軌道卻不可持續的突發政治事件，後者是由《新青年》直接啟動並持續至今仍未終結的現代化文化建設運動，目的是啟蒙思想、傳播新知，最大成就是白話文，這為前者提供了通俗易懂的話語工具，以及「民主」和「科學」等名詞及思想資源。

「高舉愛國 實為抵制西方文化」

張耀傑認為，五四確具愛國主義性質，但運動主將之一、後來創立中共的陳獨秀也曾言「惡國家甚於無國家」，所謂愛國是「愛其為保障吾人權利謀益吾人幸福之團體也」。而新文化運動正是超越愛國的革命，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張表示，在新文化運動和《新青年》真正的靈魂人物胡適心目中，中國的「文藝復興」亦要復興普世性的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真正貫穿胡適思想的是「『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充分世界化」即普世價值，「健全的個人主義」指以人為本、尊重人權。張耀傑說，現在提倡的愛國實際上就是為抵制西方文化，就是不讓「充分世界化」和以人為本，這是狹隘的。

張耀傑表示，中國需要再一次「文藝復興」，因為「這麼大體量的國家、民族、市場，肯定要和世界接軌」，但現時沒有可能進行，「（官方）不給你空間」。

長期研究民國歷史的北京學者張耀傑表示，五四超越了抵制世界文化的狹隘的愛國主義，現今更應紀念的是胡適所提倡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即包含普世價值和尊重人權思想的自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