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30日 星期四

盼深紅一點點褪色 廣場四君子周舵:政治改革出路 借鑑新加坡模式

<轉載自2019530 明報 加東 港聞版>

多年以後,一名獲獎無數的女演員與周舵重逢時提出要與他擁抱,以感謝周的救命之恩,「要不是你,天安門廣場真的會血流成河」。該女演員講的是198964日凌晨,20歲的她是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在戒嚴部隊清場之際、抗議者抉擇去或留之間,一直主張理性對話的周舵,在黑夜中與軍官談判,令廣場上的示威者安全撤離,避過殺身之禍。30年來,周舵一直反思,認為六四慘劇緣於中共缺乏法治理念,他「高度肯定」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又稱「黨的領導」並非問題關鍵,重要的是落實法治。周舵提出新加坡模式的「淺紅版本」,希望和平推進政治改革。

統戰部動員斡旋 「身不由己捲入政治漩渦」

八九民運期間,身為當時內地民企旗幟四通集團的高層,周舵最初希望藉助學潮促進政治體制改革,也試圖動員各界適度介入,避免學生走向激進,就以《世界經濟導報》和《亞太經濟時報》特約記者身分,參與策劃五四新聞界大遊行。513日,學生發起絕食抗議,本已決心不再參與的周舵,被統戰部動員出來斡旋,再次「身不由己地捲入政治漩渦中心」。隨運動深入,周舵認為鎮壓在即,需與學生共擔後果,於是與後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台灣歌手侯德健、北京師範大學教師高新一同絕食,他們被稱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

廣場熄燈「那是清場信號」 戒嚴部隊同意東南角留生路

及至槍響,戒嚴部隊突破民眾阻攔,一路挺進,重重包圍天安門廣場,等待最終的清場命令。64日凌晨3時許,周舵決定動員學生撤離,4時許與侯德健和兩名學生去找部隊談判,劉曉波和高新留下說服示威者。4人等待答覆時,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原本一點點很微弱的燈光也熄滅了,「我就知道那是清場的信號」。軍方最後同意在東南角留下撤離通道,他們回去呼籲抓緊時間離開,但學生還在爭論撤還是不撤。

周游說延清場 軍官勸逃生 「命令說沒討價還價可能」

4時半左右,4人再次去談判,希望推遲清場行動,代表軍方的上校說不可能,「命令都說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可能,奉勸你們4位,要是學生不撤,你們自己走吧,否則不能保證你們生命安全」。他們返回時才發現學生已經開始撤離,學生領袖封從德說,示威者進行民主表決,同意撤的喊「同意」,不同意的喊「不同意」,最終「同意」的聲音更大。

事後回望,周舵指出,六四成因是中共建政後一直以馬克思主義為治國理念,「簡單來說,就是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共產黨靠煽動底層民眾對所謂舊制度、統治階級的仇恨來奪權,非常有效,但拿此治國就搞錯了」。他認為中共至今尚未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化,「人民民主專政還寫在憲法裏,有專政怎麼推行法治?」

認同先推進法治 「黨不主導誰主導」

不過,周舵對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高度肯定」,「各國共產黨從來沒有把法治提到這樣的高度」。他認為,現時當局強調「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集中統一領導」,這不是問題關鍵,反問「共產黨不推進誰能推進,共產黨不主導誰來主導?」他說重要的是如何落實法治,舉例憲法規定有示威遊行權利,民眾申請遊行不獲批准是違憲,此外還需要有下位法規範,「依法遊行警察就保護你,有違法行為警察就制止你,武力反抗就可以出動警棍、催淚彈,怎麼來到中國會變成20萬大軍開到首都,坦克上街,機槍橫掃,殺人,怎麼會弄成這樣」。

周舵說,政治改革在六四後被束之高閣,可能是當局擔心這會導致失控或中共垮台,但他認為有可能找到一條「不導致天下大亂、不讓共產黨垮台、不讓共產黨人受到清算的較和平、代價小的道路」。周舵主張新加坡模式的「淺紅版本」,「先走到這一步再說,我們這代人能走到這一步就不錯了」,因為現時掌權的紅二代不可能完全放棄紅色傳統,「只能讓深紅一點一點褪色,就是(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那個辦法,不爭論,不提意識形態,愈來愈淡化」。

倡改造政協人大 變上下議院

周舵分析,「新加坡模式」有三大特點,一是有個威權領袖,已故總理李光耀尊重法治,「不到萬不得已不做法外之事,但一旦超出他容忍的底線也使用法外手段」;二是英國殖民者留下的議會制,「只不過有一點是新加坡特色,在一個多黨競爭的遊戲規則下,事實上由一黨長期獨大」,他認為中國應該借鑑,把全國人大改造成下議院,把全國政協改造成上議院,且要增加上議院的分量;三是中國傳統儒家提倡的精英治國、賢能政治,「一定不能搞民粹民主,這是壞民主……一定要精英自上而下建立一套好的、以保障人權為核心的法治、自由憲政基本制度,然後逐步培育公民社會、公民文化」。


















198963日晚,挺進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對留守的學生及民眾武力清場;64日凌晨3時許,周舵決定動員學生撤離,4時許與侯德健和兩名學生找部隊談判,劉曉波和高新留下說服學生。圖為人民英雄紀念碑清場前情














八九民運期間,周舵(左二)最初嘗試動員各界介入,是怕學生走向激進;隨運動發展,他憂慮鎮壓在即,認為需與學生共擔後果,遂與侯德健(右一)、劉曉波(右二)、高新(左一)在天安門廣場一同絕食,人稱「廣場四君子」。

















六四清場時周舵勸說學生撤離,令天安門廣場上減少了流血,當時有人說他是投降派。面對非議,周舵說他既反專制獨裁,也反激進革命。他提出師法新加坡模式,「先走到這一步再說,我們這代人能走到這一步就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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