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21年7月2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黨慶大會上表示，要堅持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推進和平統一進程，但「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台灣陸委會昨午則以「和平、對等、民主、對話」倡議回應，呼籲北京當局正視；又稱2300萬台灣人民早已拒絕中共片面的一個中國原則及「九二共識」。
中央社報道，陸委會昨午發布新聞稿表示，呼籲北京當局正視兩岸現實、尊重台灣民意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堅持，唯有放棄強加的政治框架及軍事恫嚇，正視台灣「和平、對等、民主、對話」的重要倡議，方有助兩岸關係良性互動、永續發展。陸委會又回應習在講話中提到的「以史為鑑」，認為歷史的意義在於警惕錯誤，呼籲中共應真正「以史為鑑」，推動符合民主政治的政黨競爭、尊重人權與落實人民民主要求，早日推動政治改革、還政於民；同時更應放棄對外恃強凌弱的強制主張與行徑，真正成為區域和平負責任的一方。
<轉載自2021年7月1日 明報 社評>
百載幻變，滄海桑田。中共成立100周年，在中國現代化道路上，擔當了最重要的推動角色，過程中不乏挫折，也走過很多崎嶇彎路，最終帶領國家實現全面小康，堅持實事求是、力求自我完善，應該是最重要的歷史經驗總結。中共「兩個百年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其一，下一個目標，是立國百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更為艱巨的任務，中共面對內外重重挑戰，更要不斷自我革新，完善反腐制度建設。中國現代化，有別於西方主張的模式，中共強調要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賢能政治建設，取得一定成績，然而要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民主政治建設必不可少，這是國家未來必須致力的方向。
中共建黨百年 顛覆西方認知
中共建黨百載，百年間的種種發展和變化，不斷顛覆西方的認知和想像。西方多年來一直認為，共產主義體制無法自我完善，不可持續，1991年蘇聯敗亡，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觀點，東歐共產世界瓦解，其他共產政權亦將退出歷史舞台，一度成為西方主流看法，現實發展卻是另一回事。
中共長期執政，自身亦在不斷演化，西方評論習慣從政體角度，以「民主對獨裁」的靜態框架，看待非西方世界的政治狀况，理解不了的事情，就約化為權力鬥爭，正是這種視角盲點，容易令人忽略中共和中國的動態政治發展。在西方，政黨為選舉而生，然而中共並不是這樣的政黨。中共作為執政黨，除了制訂國家發展方向，亦是一個吸納、培訓、提拔管治精英的系統，肩負社會組織動員的角色，中共黨員近億，足與一個大國的人口相提並論，正是一個具體反映，只用西方「侍從理論」利益交換角度審視，就會忽略這些面向，也無法深入了解中國抗疫為何如此高效。
19世紀中葉以降，中國面對西方列強侵略，整部中國近代史，就是追求自強自立現代化的進程，中共百年歷史，必須放在這一框架審視。歷史進程沒有必然，但進路選擇卻受到各種客觀條件制約，百多年間，中國試過不同進路，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君主立憲、共和政體，最後取得成功的卻是共產革命，關鍵在於當年中共能夠因應情勢，實事求是，以廣大農民而非工人階級為革命主體，沒有墨守馬克思主義教條。
中共執政大半個世紀，成就要肯定，錯誤要承認。中共建政頭30年，在推進國家現代化的道路上，受極左意識形態影響，走過不少歧途，文革是最大錯誤；六四鎮壓暴烈不合理，一日不平反，始終欠歷史一個公道。不過話說回來，隨着中共逐步摸索出一條務實可行的現代化進路，這幾十年中國發展之快，確實叫人刮目相看。當年鄧小平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至今日，全國脫貧目標基本已達，10多億人擺脫貧困，絕對是一項史無前例的成就，對全球滅貧事業亦是重大貢獻。「兩個百年目標」已達其一，然而實現民族復興，前面尚有一段艱難道路要走，建政百年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能視作理所當然，成功與否，很視乎中共自我完善的能力。
過去10多年，「中國模式」備受議論，中共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走西方道路，要有制度自信。有學者認為，中共成功將新加坡開國領袖李光耀主張的賢能政治發揚光大，是關鍵所在。《經濟學人》政治主編伍德列特（Adrian Wooldridge）最近一篇文章便提到，西方過去的成功，是因為能夠將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有機結合，可是近年卻出現民粹政治排擠賢能政治的傾向，對此深以為憂。
實事求是成功之道 務實革新不能停步
中共在賢能政治建設方面，無疑取得一定成績，習近平上台以來大力反腐，無論是懲治貪官還是反腐制度建設，都有建樹，對於黨的淨化非常重要，然而反腐是無休止的事業，現在說取得「壓倒勝利」，為時尚早。絕對權力易生腐敗是政治鐵律，中國幅員廣大，單靠從嚴治黨自我淨化並不足夠，必須有更強的輿論監督。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並非互相排斥，可以相輔相成，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民主建設是其中一部分，即使不走西方模式，依然需要推進。
在香港，很多人對中共和國家認識不深，一些認知和觀點，仍然停留在數十年前，有人樂於接受片面資訊，有人則因為不明白內地想法，將很多國策方針統統看成政治口號。舉例說，「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是基於中國傳統「天下」思想的國際秩序觀，大國與小國各有相應權利和責任，儒家色彩甚重，然而很多人只把這7個字當成空洞無物的名詞；有些人認為中國早已奉行「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不過是空招子，這種想法，容易忽略了中共在制約資本方面的決心，近半年中央整治科網巨企壟斷情况，力度之大，在資本主義社會難以想像，僅僅視之為權力鬥爭，便無法理解全貌。
回首中共百年歷史，若要歸納出一個最重要的歷史經驗，那就是必須實事求是，不斷自我淨化和革新。中共未有重蹈蘇共覆轍，關鍵在於務實求變，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改革開放賴此成功，一國兩制同樣亦是務實主義下的產物。務實造就彈性，彈性容許變通，中央處理香港事務，堅持務實方針，容許更多彈性，對於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必有莫大裨益。
Anti-corruption drive does not conflict with democracy
A hundred years have passed, and everything has changed beyond recognition.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ommemorates its centenary, there have been all kind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For many years, the West has believed that a communist system is not capable of self-improvement, nor will it be sustainabl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91 further strengthened this view. As the communist bloc in Eastern Europe collapsed, the mainstream view of the West was that other communist regimes would also fade into oblivion. But in reality, things have developed in another way. China's modernisation has been different from the model advocated by the West. The CCP emphasises the need to be confident about its own path and systems. However, for China to become a powerful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s still indispensable. This is a goal the country must work towards in the future.
In the West, a political party's raison d'être is elections. The CCP is not such a political party.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has faced aggression from Western powers. The entir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has been about the pursuit of self-improvement, independence and modernisation. The 100-year history of the CCP must be examined in this context. History does not necessarily develop in a particular way, but the range of choice is restricted by all kinds of objective situations.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China has tried different approaches from "Applying Western knowledge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knowledge" to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to republicanism. The CCP has been in power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Its achievements should be recognised, but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 CCP has made mistakes. Over the first 30 years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an ultra-left ideology took hold of the party when it was trying to put China on a road to modernisation. It went into the wrong directions multiple time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the biggest mistake. The violent June Fourth crackdown was unreasonable. The June Fourth Incident will remain a historical injustice until it is rehabilitated. Over more than a decade, the "China model" has met with controversies, but the CCP has emphasise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at it will not follow the path of the West but must have confidence about its systems.
The CCP has undoubtedly made some sorts of achievements in building a merit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Corrupt officials have been punished, and an anti-corruption system has been built. However, anti-corruption is an endless undertaking, and it is too early to claim an "overwhelming victory".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easily, and this is an irrefutable law in politics. Given the vast territory of China, the self-purification of the CCP alone is inadequate. More powerful supervision by way of public opinion is necessary. Meritocracy and democracy do not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They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Democratic building should be part of the building of a modern and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In Hong Kong, many people lack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CP and China. Some of their perceptions and points of view remain decades-old. Some people are too willing to accept one-sided information. Some people do not understand the ideas of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and regard many national policies as only political slogans. Over the past six month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rectified the monopoly of technological giants and Internet companies with a kind of vigour unimaginable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Pragmatism breeds flexibility, and flexibility makes adaptations possible. When handling Hong Kong matters, adherence to a pragmatic approach and allowing more flexibility will certainly be of great benefit to the stable and sustainable implement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中共反腐路無盡 賢治民主不相悖
百載幻變，滄海桑田。中共成立100周年。中共建黨百載，百年間有種種發展和變化。西方多年來一直認為，共產主義體制無法自我完善，不可持續，1991年蘇聯敗亡，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觀點，東歐共產世界瓦解，其他共產政權亦將退出歷史舞台，一度成為西方主流看法，現實發展卻是另一回事。中國現代化，有別於西方主張的模式，中共強調要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然而要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民主政治建設必不可少，這是國家未來必須致力的方向。
在西方，政黨為選舉而生，然而中共並不是這樣的政黨。19世紀中葉以降，中國面對西方列強侵略，整部中國近代史，就是追求自強自立現代化的進程，中共百年歷史，必須放在這一框架審視。歷史進程沒有必然，但進路選擇卻受到各種客觀條件制約，百多年間，中國試過不同進路，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君主立憲、共和政體。中共執政大半個世紀，成就要肯定，錯誤要承認。中共建政頭30年，在推進國家現代化的道路上，受極左意識形態影響，走過不少歧途，文革是最大錯誤；六四鎮壓暴烈不合理，一日不平反，始終欠歷史一個公道。過去10多年，「中國模式」備受議論，中共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走西方道路，要有制度自信。
中共在賢能政治建設方面，無論是懲治貪官還是反腐制度建設，都有建樹，然而反腐是無休止的事業，現在說取得「壓倒勝利」，為時尚早。絕對權力易生腐敗是政治鐵律，中國幅員廣大，單靠從嚴治黨自我淨化並不足夠，必須有更強的輿論監督。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並非互相排斥，可以相輔相成，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民主建設是其中一部分。在香港，很多人對中共和國家認識不深，一些認知和觀點，仍然停留在數十年前，有人樂於接受片面資訊，有人則因為不明白內地想法，將很多國策方針統統看成政治口號。近半年中央整治科網巨企壟斷情况，力度之大，在資本主義社會難以想像。
務實造就彈性，彈性容許變通，中央處理香港事務，堅持務實方針，容許更多彈性，對於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必有莫大裨益。
<轉載自2021年6月30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陳景祥 資深傳媒人>
今年七一是中共創黨百年，也是香港回歸24年。中共黨慶和香港回歸雖在同一天，但過去從來都是「各有各慶」，今年卻是例外——香港在6月12日先辦了一場「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論壇」，香港「被界定」為以自己的特殊經歷融入了中共的百年歷史；到本周一行政長官即率領多名官員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往北京，參加中共成立100周年慶祝活動。
中共建政前 香港是南方活動基地
中共從1921年創黨開始，就積極利用香港作為發展壯大實力的基地，據記載：「1921年，中共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就派人來到香港。從這開始，中共便不斷在香港發展，開展各項活動。」而其中最轟動而又影響深遠者，當數省港大罷工：「1922年，蘇兆徵等發動震驚中外的香港海員大罷工。1925年中共在香港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省港大罷工。香港除了是中共工運的發源地，還是中共人士的『避難所』。」（註1）
香港對中共發展之重要，主因正是當年的「一國兩制」——1921年「國民政府」已經成立，同年5月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中國已正式結束帝制、走向共和，然而當時港英政府卻頒令禁止慶祝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原因是英國不想介入中國大陸的政局發展。
當年的「一國」，是中國基本上已完成統一，國民政府正逐步鞏固政權，而香港仍由英人管治，政治、司法等制度皆與大陸不同，而正是由於國民政府的管治不能覆蓋香港，中共廣東省委、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兩廣省委、中共兩廣工委等都先後利用香港作活動基地，領導南方的中共黨組織工作；可以說，香港當時成為了中共在兩廣活動的指揮中心（註2）。
在1949年中共取得政權前，香港繼續扮演着關鍵且特殊的角色。約在1930年代（中共稱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香港是中共地下工作的中轉站和後勤基地，葉劍英、鄧小平等許多中共幹部由上海轉赴廣西、江西井崗山等中共根據地，都取道香港前行。到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成為了中共抗戰及華南游擊隊的後勤基地，廖承志在香港設立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是首個以公開身分在香港活動的中共代表。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成立之後，成為了中共在海外徵集物資支援抗日的主要基地和渠道。
打通往西方世界的主要通道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論壇上的演講，名為「百年偉業的『香江篇章』」，重點講中共如何開創、發展、捍衛了一國兩制，但其實中共百年與香港的關係，絕不單單在1980年代出台的一國兩制，中共每一階段的發展歷程，其實都和香港息息相關。中共最近在北京建立了一座黨史博物館，未知其中有否介紹香港對中共所作貢獻的內容？
中國近百年的維新、自救、自強，尋找復興之路，都是向西方取經，希望能夠擺脫貧困愚昧、落後捱打的命運。中共創黨元老毛澤東有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共以俄為師、接受第三國際領導，也是向西方尋覓救國之道，蘇聯的社會主義跟美歐自由民主一樣，都是西方舶來品。
香港在英人統治之下，救國救民的革命活動一概被禁，英國政府只想香港成為商貿城市，並隔絕於國共鬥爭之外，因此香港的精英分子大多是商賈、買辦，他們並沒有參與大陸的政治，但香港這個小地方卻是國共兩黨明爭暗鬥之地。香港雖然沒有介入大陸政局，但香港經貿發達、制度良好，卻成了中共打通往西方世界的主要通道。
1958年中共設中央外事小組，陳毅任組長，在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他多次闡述對港的長期方針，共有三大作用——第一，是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第二，是跳板作用，掩護人員出入，打破敵對的勢力封鎖；第三，是信息渠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了解的必須之地。這一系列方針，中共都善加利用，直到文革為止（註3）。
改革開放 藉香港摸石過河
中共對香港的利用，在改革開放之後轉向更全面、更深入，除了傳統的經貿金融，還擴及到教育文化、人才培訓、流行文化等等，香港在不同範疇都擔當起「教車師傅」角色，並向內地輸出資金、人才、管理；與此同時，香港也由一個貿易出口的新興經濟體，逐步發展成為轉口、服務貿易、離岸貿易的國際貿易中心。教曉了徒弟之後，香港「教車師傅」的作用漸失，中共信心滿滿，反過來要把香港融入國家發展規劃。
中共百年，是從緊跟蘇聯開始，到1935年遵義會議毛澤東打倒「國際派」，奠定了中共走中國式革命道路的基礎；到了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中共又再一面倒向蘇聯，向蘇聯學習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但到最後中蘇仍然走向全面決裂，中共不再奉蘇聯為師，與此同時，中共的國內政策愈走愈左，國民經濟幾近崩潰，到1978年改革開放才全面向西方學習（主要是美國）。
在這個過程中，香港的角色一變再變，由最初的「教車師傅」，轉身成為投資者（北上發展），然後是經理人（為大陸引入資金、技術），再變身為金融師（為大陸企業上市集資）、改革師（改革大陸的國有企業），然而萬變不離其宗，香港對中共的最大作用，始終是向西方取經的啟蒙者、中介人。中共可以藉香港逐一驗證到底資本主義有哪些可為我用，然後擇優而取之，這種摸着石頭過河的做法，大大減低中共推行改革的風險。蘇聯沒有香港這種接通西方的窗口，應是蘇共改革最後一敗塗地的主要原因之一。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亡黨，蘇共前後僅74年，中共是蘇共學生，現在學生的「黨齡」已經超過老師，箇中原因，到底跟香港有多大關係？中共建黨百年，到底有多少貢獻是來自香港這個高度資本主義且「西化」的國際城市？
港特殊作用所剩無幾 僅金融可展所長
2016年7月1日中共慶祝成立95周年，正式提出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到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再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闡述了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上周五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解釋了何謂「中國特色的多黨制」，對中共來說，也許向西方學習的百年之路已大致走完，而香港的特殊作用也所剩無幾。
中共百年唯一仍然未能超過西方的，是金融制度，也是香港仍然可以發揮長處的地方；到哪一天當中共認為已經建立了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金融體制，香港對中共的價值就正式歸零了。
註1：見〈葉劍英情繫港澳〉，廣東葉劍英研究會，2017年6月23日（bit.ly/2U4n5ay）
註2：同註1
註3：見《蘆蕩小舟的故事》第五章，「香江歲月」7，文化戰線，2017年8月1日（bit.ly/3hbQtUk）
<轉載自2021年6月30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劉銳紹 時事評論員>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與香港的關係由遠到近，由影子到真實。100年，彈指一揮間，但要談的事很多。本文只能略談一些較有代表性的事件，說明香港與內地關係如何發展和應該怎樣處理。
（1）執政前──利用、善用、盡用香港
中共建黨初期，發展重點都在內地，與香港關係不大。直至1931年，蔡和森奉調回國，3月被派來港，目的是指導廣東省委工作，而不是在香港發展黨務。不過，他很快就被告密和被捕了。1936年，即使已有中共黨組織，但當年下半年才開始在港發展黨員，而且十分低調；一年內，只發展30人。由抗日開始，黨員才明顯增加。
之前，中共與香港的關係雖有部署，但屬個別事件。例如，周恩來1927年「南昌起義」後負重傷而亡命香港，在油麻地廣東道秘密養傷。1920年起，鄧小平5次經過香港，曾用化名「鄧斌」，還偷學無線電，準備在廣西搞秘密電台。中共在香港發展黨組織後，最重要的事件算是1938年廖承志奉命來港，以經營茶葉的「粵華公司」作掩護，成立八路軍駐港辦事處，接收海外華人的抗日捐款和物資，並宣傳中共政策。
除壯大自己之外，還支持同路人。例如，梁漱溟來港出版民盟機關報《光明報》，中共范長江在關鍵時刻親送4000元。更重要的是，1941年中共秘密大營救，把鄒奮韜等知識界精英送回內地，保護了一批有生力量。
可見，在中共執政前，香港曾是一些中共高層的活命和行事之地，有利於它的發展。在此期間，中共非常懂得利用、善用和盡用香港，包括如何處理與港英政府的關係，願意低調合作，必要時退讓，以求生存發展。此外，中共開展其統戰工作，尤其是政商界人士，此乃典型的務實主義。我概括為「互借東風，進退有度」。至於它與香港民眾的關係，則局限在宣傳和爭取認同之上。
（2）香港回歸前──理性與盲動並存
1949到1997年，中共的對港政策有理性的一面，也有盲動的一面。它在上台時決定不收回香港，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就是延續香港對它的實用價值。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它與港英政府的關係總體不錯。例如東江之水越山來，顯示一箭雙雕的親和力，加強與港英政府合作和拉近香港民心；在1966年的「天星碼頭事件」中，中共也認同港英政府的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在1980年代跟英國會談香港前途問題時，政策和策略也是務實的，「一國兩制」的初心和表述也是溫和的，所以有一定的吸引力。就我的親身經歷，我相信它當時的真正心態是求變和改革，因為它經歷了文革的重創，如不努力翻身，將更一敗塗地。
不過，中共盲動之時也對香港和自己造成嚴重的傷害。1967年，它在香港推動「六七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毋庸諱言，這是它與香港民心的一個分水嶺，改革開放之後稍為修復，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又來一個大翻覆。
在在說明，中共與香港和港人民心的關係，取決於：它能否理性處事？它能否減少政治化？它能否多一點親和力？或者說，能否以親和力、吸引力和柔性政策為主？即使從它的利益角度看，需要強硬或軟硬兼施，但行動上能否像毛澤東所說「有理、有利、有節」？都是關鍵的問題。
（3）回歸後──相見與同住的矛盾
細想回歸頭6年，即1997至2003年，中共希望對港無為而治，真的比較放手。一、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是可行的；二、向世界宣示中國真的改革開放；三、當時經濟還未起飛，借助香港的程度比今天大。但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兩制」的摩擦漸多，北京對「一國兩制」的落實情况開始有另一種判斷，兩地對「兩制」的理解分歧浮現。加上其他外部因素在轉變，例如台灣表明不接受「一國兩制」；北京認為外國勢力增加在港活動；「港獨」抬頭。港人則認為北京沒有兌現普選承諾，並收緊治港政策。2014年「雨傘運動」後，裂痕愈大，發展到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各種碰撞已是避免不了。
為什麼會這樣的？各有各的說法。作為陪伴和協助孕育「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出生的過來人，我感到心如刀絞。自問曾經與其他有心人一起嘔心瀝血，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努力協助各方溝通，趨吉避凶，但現實中仍然碰得頭崩額裂，避免不了無謂的傷害；尤其是看到年輕一代，彷彿重複着以前我輩經歷過的某些慘痛片段，頓時啞口無言，心碎化為飛灰。
我有一個比喻：回歸前香港與內地是分開居住的一家人，所以「相見好」，回歸後搬到一起，於是「同住難」。但我不理解，為什麼保持距離還感到可親？愈接近卻愈多摩擦？就像看畫，遠觀可以多角度鑑賞，近觀卻容易發現瑕疵。再細想香港與內地的摩擦，一來因為過去互相了解不足，二來因為遇到問題不懂怎樣互相磨合。就像鹹淡水碰在一起，鹹水不會稀釋鹹度，而淡水又不想變鹹，但已經混和了；可是鹹淡水畢竟不能煮成可口的飯，跟着就無飯吃了。
（4）放下沉重包袱 各方馬上補課
不過，我不想甘於現狀，仍然冷靜思索：眼前雖然不能取得一致看法，但局勢已相對平靜，官方不是說已經「由亂轉治」嗎？那麼雙方就要懂得「放下」，把「放下」作為新階段的起點；而「放下」（包袱）的下一步，就是要「互相補課」──大家都要補上過去互不認識的一課，還要在空白的課本上寫下新的和充實的內容。年輕人要避免碰撞受傷，要盡快把心中的先鋒作用轉化為後繼的建設力量。最近，一些社工朋友安排我協助「執仔」，就是跟年輕朋友交流，我義不容辭，因為我真的不忍心留待日後在牢房裏才跟他們對話。
要創造新起點，作為有公權力的一方，大可放下家長式的硬面孔和冷鼻孔，因為正如他們所說：「局勢已基本受控。」既然如此，就要思考新的方法，毋須繼續側重高壓，更不要再受推波助瀾的人干擾和影響，因為他們都各有私利。須知今天相對平靜的背後，是「頭上流血，心中淌血」的沉重代價，這些本來都是可以避免的。况且，建黨百年之後，還有很多工作在前，何必繼續內耗，讓外人哂笑呢？
<轉載自2021年6月30日 明報 社評>
明天是香港回歸24周年，亦是中共百年黨慶。過去兩年，香港飽歷政治衝擊，《港區國安法》實施剛滿一年，有人認為香港由亂入治，有人覺得是威權高壓，無論如何，香港受內外因素影響，已出現了根本變化，面對新時代新形勢，香港若要前行，首先必須重新準確認識內外環境，各方需要重新構建一套能夠反映現實、與新變化相適應的框架式論述，無論是看待國際形勢，還是看待國家以及執政黨中共，都要實事求是，若不放下意識形態和政治空想，香港只會困在目前的歷史定格中，難以從迷霧走出。現時香港政治氣壓很低，民間消極抵制情緒很強，這是權力當局必須承認和直面的事實，民情無法平復，香港再上路難免顛簸不平。
港人需要認識國家 看世局忌一廂情願
今年六四，維園沒有燭光集會；這個七一，亦無民陣發起的遊行。去年今日，港區國安法生效，有入金盆洗手退出政壇，有人選擇離港「流亡」，一年過去，有百多人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兩年前的反修例風暴，不少人押上一切，名為「政治鬥爭」的潘多拉盒子打開了，要重新關上並不容易。港區國安法的打擊面，並不局限於港獨和暴力活動。「初選35+」案數十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黨，以及壹傳媒案多人被指串謀勾結外國勢力，雖然之前已有不少人談及拘捕追究的可能，可是當事情真的發生，民情震盪還是相當明顯，權力當局說的依法辦事，在被捕者同情者眼中是政治清算。
港區國安法的壓制力，令香港表面相對穩定，實際仍是外弛內張，當局部署大量警力迎「七一」，正是一個說明。政治低氣壓籠罩香港，政治鬥爭未完，每一個新發展、新事態，都在觸碰着很多人的政治神經，掀動各種政治情緒，不利冷靜思考如何在新形勢下為香港尋找出路。
香港經歷了反修例風暴，中央要維護「一國」，落實愛國者治港，有人認為「香港一國兩制已死」，然而對中央來說，一國兩制乃是一項基本國策，中共十九大報告更將一國兩制，與「兩個一百年」目標（即中共建黨百年國家實現全面小康、新中國成立百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緊扣一起，最不想一國兩制失敗的就是中共。
中共建政頭30年，政治路線劇烈搖擺，原因是新中國仍在摸索現代化進路，這段動盪歲月令一些港人擔心「基本國策」可以朝令夕改，其實隨着「改革開放」之路確立，中國坐上現代化快車，基本國策大方向多年來相當一貫。這幾年香港經歷巨變，不變是一國兩制是香港唯一出路，只要這個招牌繼續存在，兩制就有空間。認清這一現實，香港可以做的就是一邊善用兩制每寸空間，做好香港這邊的一制，致力保持獨特性，另一邊則在一國框架下，與內地的一制良性互動。
新時代新形勢，香港必須先對內外現實環境，特別是對國家和國際形勢，有客觀全面認識。囿於意識形態，圍爐取暖，情緒主導，無助深入思考問題，甚至只會愈走愈偏。中共建黨百年，由上台執政，到帶領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無一不顛覆了西方對共產黨和發展中國家的認知，就連一些視中共為意識形態大敵的西方評論，也不認為中共會輕易垮台，遑論「中國崩潰」，然而在香港，仍有一些人想像所謂「支爆」，例如認為中共很快將在美國及盟友孤立下栽倒、經濟雙循環是「塘水滾塘魚」，「反映西方圍堵有效」，云云。以這類一廂情願的空想，作為思考香港前路的根據，只會害誤了港事。
不同論述交流碰撞 需要平和冷靜空間
內地經濟雙循環，跟疫情和國際關係遽變雖有關係，然而發展內循環的最大戰略意義，在於促進內地經濟轉型、完善產業結構、實現由消費拉動經濟，在邁向發達經濟體道路上，這是不可或缺的改變，何况重視內循環，不代表忽略外循環。這兩年美國制裁中國喊聲震天，對華關稅亦未撤去，然而中國貿易盈餘還是持續擴大，出口進口同樣強勁。說到制裁的作用，俄羅斯經濟實力不如中國全面，自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後，一直面對歐美制裁，經過這麼多年，看不到俄國有屈服迹象。
一國兩制是矛盾統一體，矛盾的地方要梳理，不代表什麼都以對立視角看待，忽略一國與兩制之間本應存在的正面積極關係。以兩制對抗一國是死路，這兩年香港付出了什麼代價，社會上下都很清楚；消極抵制不合作，損害香港利益，亦非明智之舉。1980年代初，北京提出以一國兩制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社會面臨巨變，人心浮動，需要找出路，不同主張和宏觀論述乘時並起，「維持現狀」、「繁榮穩定」、「民主回歸」等不同論述，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交織凝聚，讓社會各方找到了前行努力的方向。現在香港面對內外新形勢，同樣需要凝聚一套宏觀論述，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指明前路。不同主張和論述交流碰撞，需要有平和冷靜的公共討論空間，激烈的政治鬥爭、高壓的氛圍、情緒化的反應，無助社會客觀理性討論問題，權力當局在這方面有其作用及角色。
<轉載自2021年6月29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中共百年黨慶活動，昨日在北京梅地亞新聞中心舉行第二場新聞發布會。中央紀委副書記、國家監委副主任肖培在會上表示，十八大以來（2012年11月，即習近平執政以來）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案件385萬宗，查處408.9萬人，其中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392人。中國開展國際追逃追贓「天網行動」以來，從120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9165人，其中黨政工作人員佔近1/4。
肖培在記者會上表示，自2012年底的中共十八大以來，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審查案件385萬宗，查處408.9萬人，其中給予黨紀和政務處分達374.2萬人。他介紹，2012年12月到今年5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調查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392人、廳局級幹部2.2萬人、縣處級幹部17萬餘人、鄉科級幹部61.6萬人。其中，中央紀委共立案審查調查任免權屬於中共中央的中管幹部453人，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883.4萬人，查處了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62.6萬宗。查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21.7萬宗，處理32.2萬人。
肖培：392名省部級以上領導被查
中共十九大（2017年）後，肖培稱，還查處涉及民生領域的問題、侵害群眾利益的問題39萬餘宗，處理了35.9萬人。查處扶貧領域問題28萬宗，處分18.8萬人。在懲治腐敗的震懾和政策感召下，主動投案的有4.2萬人。此外在掃黑除惡的過程中，還打擊黑惡勢力保護傘，查處了9.3萬宗案件，處理了8.4萬人。而自2014年中國開展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天網行動」以來，已從120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9165人，其中黨和國家工作人員2408人，追回贓款217.4億元人民幣，紅色通緝的100名人員有60名被抓捕歸案。
「天網行動」追輯逾9000逃亡外國者
肖培說，「國家主席習近平以『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赤子情懷，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四億』的使命擔當，以『刀刃向內、刮骨療毒』的堅定意志，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以優良的作風凝聚黨心民心，以嚴明的紀律管黨治黨，以零容忍的態度懲治腐敗，鞏固了黨的團結統一，扭轉了『四風』積弊，構建起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並全面鞏固，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有力。」
據國家統計局去年底的調查顯示，中國95.8%的民眾對全面從嚴治黨、遏制腐敗充滿信心，比中共十八大前2012年的調查提高了16.5個百分點。肖培表示，自我革命是中共百年奮鬥錘煉出的最鮮明品格，「我們黨探索形成了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效路徑。」
<轉載自2021年6月29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5年前提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關於制度自信，中央黨校副校長謝春濤認為，中共領導下的民主協商制度，同西方民主一樣，是民主的一種形式，只是更符合中國國情。
對於外界批評中共獨裁、害怕民主和普選的說法，謝春濤並不認同，他指出在抗戰時期，中共就在根據地實施了真普選。後來中共進一步豐富發展了民主；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建立和發展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美國前總統卡特、美國時任總統克林頓都來中國考察過，公開發表過讚歎的言論」。
指中國民主不限於表決選舉
謝春濤表示，中國的民主與西方國家的民主不同，不局限於表決和選舉上，「更多的是協商民主概念」。他解釋，中共作出重要決策前，一定要經過充分廣泛協商，例如要推出重大決策，在有這個念頭、確定議題的時候就廣泛徵求意見，文件草案本身就是集中全黨全國智慧的產物；草案寫出後，又在相當大的範圍徵求意見，經過修改，政治局審議之後才提交中央全會討論。
謝說，中央全會討論時，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包括列席的各方代表、基層代表均可提意見，言之有理就可能被採納。若領導人意識到某一決策會有不少人持異議，即使比例不高，也一定不會馬上表決，會再去協商徵求意見，然後調整。
中央統戰部民主黨派工作局局長桑福華表示，政黨協商形式分為會議協商、約談協商和書面協商3種，中央層面的政黨協商會議每年至少舉行7次，其中習近平主持至少4次，總理李克強1次，全國政協主席汪洋2次，此外還有中央委託有關部門主持召開的會議，有十多廿次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