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2日 星期一

滙豐大裁員為港敲警鐘

<轉載自2011年9月12日 大公報 大公評論 宏觀微觀 作者:曾淵滄 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

正當香港的失業率創出3.4%新低點時,香港滙豐銀行宣布大裁員。裁員行動有如一個警鐘,敲醒了正沉醉於低失業率的特區政府官員。滙豐的大裁員說明了兩點:一是國際經濟環境正在迅速惡化,我們不能不嚴陣以待;二是香港一些後勤工作的工種正面對巨大的挑戰,成本高,隨時會被淘汰。

目前香港的經濟表面上看來的確是風調雨順,處於繁榮昌盛之時,失業率非常低,最新數字僅3.4%。一般3%左右的失業率在多數西方經濟學家眼中已算是全民就業了,世界上沒有零失業率的,因為總是有人會因為種種個人原因失業,這與經濟景氣無關。

難以減薪只能裁員

在如此低失業率的條件下,香港特區政府於5 月1日勞動節那一天正式推出最低工資制,過程相當順利,只有極少數真正屬於老弱病殘者在最低工資制的壓力下被勞動市場淘汰。

最低工資制能順利推出的原因有二:第一個原因是香港目前的失業率本來就很低,工資有上漲的趨向。因此,因最低工資制度的實行而獲得額外大幅加薪的人也不多,這是多數僱主有能力負擔的。第二個原因是香港目前正處於高通脹時期,市民對物價的上漲已視為正常之事,因此受到最低工資影響的僱主也就相對容易地將工資成本的增加部分轉嫁給最終的消費者。

一個簡單的總結是:在經濟好的時候,最低工資制不是問題。在內地,每個城市也定下最低工資,但是許多廠家都發現他們根本無法以最低工資聘請到員工,工人對薪酬的要求根本就高過政府定的最低工資。在香港,在最低工資推出時,也有一些工會領袖認為時薪28元的最低工資太低了,受惠的工人根本不多,多數工人的工資已超越時薪28 元。

最低工資制的最大挑戰不是在經濟好的時候,而是在經濟衰退時。經濟盛衰有周期,當經濟步入衰退期,企業的生存之道就是節流,因為經濟衰退期消費萎縮,市場縮小,開源的難度很大,無法開源,只好節流。過去許許多多次的經濟衰退,企業要麼裁員,要麼減薪,或裁員減薪一起做。可是,如果企業裡的多數人是領取受法律保障的最低工資,減薪也變成不可能,剩下唯一的節流方法就是裁員。今日,歐美多個西方國家所面對的正是這個問題。

後勤工種面對競爭

在香港,因為最低工資制剛剛實行,起點不算高,基本上只有少數工種的工人領取最低工資。這些工人一般是在餐飲業、清潔行業、保安行業工作的,涉及的工人總數只佔香港整體工作人口的一個小部分,因此大家可能仍難以想像將來可能出現的情況。今日歐美國家與香港最大的不同,就是經過了多年的演變,這些國家的最低工資已經上漲至幾乎各行各業各工種的工人都在領取最低工資,領取最低工資的人佔工作人口的比率遠比香港高。這是任何民主社會在推行最低工資後的自然情況。在民主社會,每逢經濟好景,每逢通脹率高企,工會就一定會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政府、國會擔心失去選票,也一定會支持提高最低工資的動議,因此經過一段長時間之後,最低工資越漲越高。一旦遇上經濟逆境,僱主在最低工資的法律限制之下無法減薪,只好裁員。這是為什麼今日歐美諸國失業率非常高的原因。香港的政治也正在一步一步循序漸進地走向民主,因此,我們也必須好好地吸取歐美在過去推行最低工資制時的經驗教訓。

過去,在遇上特別嚴重的經濟衰退時,香港公務員及大量受政府資助的機構僱員都曾經接受減薪的安排,協助政府在財政上渡過難關,不必動用太多的政府儲備,政府與公務員工會之間也發展出一套公務員薪金可加可減的計算機制。如果公務員可以接受減薪,最低工資也應該是屬於可加可減的安排,而不是只加不減,這樣才能協助領取最低工資的僱員在經濟衰退時保住飯碗,接受減薪,令社會比較和諧。

正當香港的失業率創出3.4%的新低點時,香港滙豐銀行宣布大裁員,裁員人數竟然高達三千人,這是滙豐銀行歷來最大規模的裁員行動。滙豐的裁員行動有如一個警鐘,敲醒了正沉醉於低失業率的特區政府官員,特別是處理勞工事務、最低工資的官員。

滙豐大裁員不是個別事件。特區政府的官員一聽到滙豐大裁員的新聞後,馬上說這只是個別情況,他們都堅信同類事件不會蔓延至其他銀行,金融機構不會跟隨裁員。不過我認為滙豐的大裁員說明了兩點:一是國際經濟環境正在迅速惡化,我們不能不嚴陣以待;二是香港一些後勤工作的工種正面對巨大的挑戰,成本高,隨時會被淘汰,這也是特區政府應該留意的事。

香港滙豐為什麼要大裁員?是為了賺更多錢?如果外圍經濟好,所有的企業都會選擇以開源來賺取更高的利潤,因為裁員始終是會影響士氣的,這是很基本的管理學理論,只有在開源無路時才會考慮裁員。這證明了目前全球經濟的確是在惡化中,或者,至少可以說滙豐集團的最高領導層是這麼認為。

周邊地區成本較低

滙豐香港要裁員,但是我相信滙豐中國、滙豐印度會增聘人員。原因是滙豐香港裁掉的人並不是這些人的工作已經不重要,已經消失,而是這些人的工作被取代了,被印度人、被內地的人取代了。為什麼被取代?因為今日資訊科技發達、電訊發達,銀行的後勤服務可以分散到工資成本比較低的地方進行。換言之,香港人的工資太高了。

今日全世界市值最高的企業是美國的蘋果電腦公司,許多人都在稱讚美國蘋果電腦公司的創辦人喬布斯的創意,為美國賺到巨大的外匯收入。但是,如果從勞動力、就業機會的角度來看,蘋果電腦公司為美國人提供了多少就業機會?美國有多少人為蘋果電腦公司寫軟件,為蘋果電腦公司生產電腦、iPhone、iPad……為什麼?因為美國人的工資太高了。

從滙豐裁員看成本效益率

<轉載自2011年9月12日 AM730 欄名:C觀點 作者:施永青>

滙豐銀行去年盈利過百億美元,來自香港及亞太區的盈利也有30.81億美元,即240億港元。對普通人來說,這已是天文數字,無法想像。然而,在盈利這麼豐厚的情況下,卻傳來滙豐要大幅裁員的消息,實令人意想不到。

金融海嘯後,滙豐在歐美的業務備受打擊,需要重整架構不難理解;但滙豐在香港的業務,本小利大,對集團貢獻良多,還要被拿來一起開刀,那就怎也說不過去。

按滙豐亞太區總裁王冬勝的說法。集團全球的成本效益率為57.5%,與48%至52%的目標仍有距離。香港的成本效益率雖低於集團的平均值,但仍有改善空間,所以也得瘦身。

這裡面包涵了些甚麼意思呢?香港已經做得比集團平均值還要好,本應是學習的榜樣。為甚麼不予以獎賞,反而要一起受罰?想必是其他地方的滙豐,本身效率有限,若是大幅瘦身,必然會影響盈利,以至成本效益率無法因為裁員而改善。相反,香港雖然已做得不錯,但因為香港人比較能幹,又吃得苦,裁多一點,餘下來的員工也撐得住。那管理當局在全盤考慮之後,只好把重一點的擔子放在香港肩上了。

表面上,這種考慮很有全局觀,管理層不這樣做的話,就沒法令成本效益率改善到集團的目標水平,然而,管理層今次的做法卻違背了賞罰公平的原則,將來一定後患無窮。

人的行為,主要是受環境影響。但滙豐的管理層今次締造了一個甚麼樣的環境呢?原來是千萬不要做得太好,不要展示出自己還有潛力,否則你的才能不但不會為你帶來嘉獎,反而會為你帶來額外的負擔。

此外,其他效益不高地區的員工,也可能會埋怨香港這類做得好的地區,認為是香港累到他們也要增加勞動強度。久而久之,機構內就會形成一種文化—大家都做到一般好了,千萬不可以過分突出,一個機構變成這樣的話,往後還會有突出表現嗎?

因此,即使站在企業管治的立場上,我也不贊成滙豐的做法。現在,滙豐已把裁員的決定公諸於世了,相信收回的機會已等於零。如今要做補償的話,應對留下來的員工表示感謝。最好的感謝方法莫如加薪,起碼把裁員省下來的錢五五分帳,一半歸公司,一半用作加薪給留下來的員工;應該人人有份,大家都加一樣的比例。這樣才可以平息留下來的員工的怨氣,把今次不恰當的裁員的負面影響減到最低。

在資本主義社會,政府無法阻擋企業裁員,但政府可透過稅制,去鼓勵機構請多一些人,很多國家的移民政策,都有引用這種機制,沒有理由在稅制上不能這樣做。社會必須令那些為降低成本效率而裁員的公司付出代價,否則機構之間為了競爭,必然鬥請人少,鬥增加每一個員工的勞動強度。這種模式的競賽,不會對人類的福祉有裨益。
 

2011年9月9日 星期五

中國戰機東海驅日偵察機 日指越中線 沖繩F15急攔截

<轉載自 2011年9月9日 明報 中國版>
日本傳媒透露,中國戰機曾於上月首度越過東海「中間線」追蹤日本偵察機,並指在今年第二季度,中國軍機先後27次逼近日本領空,比去年同期多出兩倍。但北京的中日關係學者指出,中國根本不承認所謂「中間線」,因此該處不是「日本領海」,日本媒體炒作此事,只是適逢9月7日是中日撞船事件一周年。

日防衛省稱同類事件增2倍

據日本《產經新聞》報道,今年8月17日,海上自衛隊的一架電子偵察機EP-3和圖像數據收集偵察機OP-3在東海「中間線」附近飛行時,遭到中國分別是蘇27和蘇30的多架戰機追蹤,並進入日本的「防空識別區」,甚至越過「中間線」進入日本一側。如果繼續南下的話,將逼近釣魚島。日本航空自衛隊的多架戰機包括F15J,則從沖繩那霸基地緊急起飛攔截,最後中國戰機返回。

報道並引述防衛省稱,今年4至6月,中國戰機或偵察機迫近日本領空事件已發生了27件,是去年同期9件的3倍。防衛省認為,此舉說明中國空軍的戰力進一步提高。

學者批日媒炒作

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中日關係學者周永生對本報表示,中方今年並無特別加強該區域的巡邏,事實上,中國的海監船甚至軍艦和飛機,都經常在例行巡邏中,以「鋸齒形」的路線多次越過所謂的「中間線」,而且並非每次都有日方艦隻或飛機驅趕。

他透露,早在2008年12月,中國的海監船曾環繞了釣魚島一圈,日方在2小時後才發現,「只是日本傳媒認為有必要炒作一下時,就提一提。」周永生認為,中方的飛機和艦隻應該經常越過日方自行設定的「中間線」巡邏,否則就等於承認這條界線的合法性。

殲11台海監視美U2偵察機

而美國著名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中國簡報》本月初稱,中國一架殲11戰機在6月29日越過台海中間線,在近10年來尚屬首次。文章指一架美國U2偵察機從韓國南部的美軍基地起飛進入台灣海峽,再向北飛回日本沖繩嘉手納空軍基地。過程中,有2架中國戰機在台海上空監視U2,當一架解放軍戰機穿越中間線後,台灣空軍隨即出動兩架F16戰機驅趕,當F16接近中間線時,中國戰機離開。但美方稱,U2偵察機在被殲11警告後終止了偵察飛行。

對於在中國邊界附近的情報偵察飛行,中美有重大分歧。美方稱是按國際民航組織(ICAO)界定的陸地12海里外的國際空域執行任務。但中方指美方侵犯了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阻礙雙方軍事互信。2001年,美方一架EP-3偵察機與中國一架殲8II戰機相撞,中方人員死亡。

 

中國選舉 閉門造車

<轉載自2011年9月9日 AM730 欄名: 夫子自唱  撰文: 劉銳紹>

中共明年換屆,地方人大也在換屆,各地紛紛「選舉」。但眼前出現的,是一場古靈精怪、用導彈打蒼蠅的狙擊戰:官方不理法律,使用形形色色的方法操縱選舉,巧立名堂,阻撓異見人士參選。

即使用中國的話解說,「政治改革須循序漸進,按部就班」,但事實證明,它對政改仍是「三心兩意」。「三心」者,乃無心、擔心和戒心;「兩意」者,乃隨意和敵意。這「三心兩意」導致它的政改積極性不強,有人戲稱這是「積極性無能」。

看看官方阻止異見人士參選的「理由」,可謂千奇百怪。例如,官方說要照顧人大代表的性別比例,要讓一定比例的女性當選,所以「男性候選人太多了」,先把一些男士(實際是獨立參選的異見人士)篩掉,或勸阻他們參選,以保持「性別平衡」。

此外,當官方發現某位獨立參選人取得足夠提名時,就會分別找這些提名人「談心」,曉以利害,請他們撤銷提名。如果仍然阻不了獨立參選人取得足夠的提名,那就通過行政手段,隨時動員更多人成為選民,並通過預選,把獨立候選人「選掉」。
還有,內地沒有真正公開競爭的選舉,獨立候選人較多通過電子渠道發出自己的信息,並被動地等待接觸選民的機會。但是,官方可以掌控一切,包括干擾或監控電子渠道,令獨立候選人跟選民接觸時困難重重。

凡此種種,說明中國官方仍然十分恐懼政治改革和民主選舉。所以,自從一九八七年中共在第十三次全黨代表大會上進行一些實質的政治改革之後,至今二十多年,政改的步伐依舊停滯不前,甚至向後退。當年在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中,開始了差額選舉,但如今仍停留在這個層次,沒有提升到政治局的選舉。即使二零零七年曾在內部進行有限度的新任政治局委員選舉,但卻是閉門造車,不敢公諸於世。

再看,當年中央委員會差額選舉的比例是百分之五左右,如今也是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二十多年只向前走了一小步。這種蟻行龜步,能讓外界感到中共有決心進行政治改革嗎?我勸中共,大膽地向前走,道路才會愈來愈寬。

匯控拿香港開刀 理據如黑色笑話

<轉載自 2011年9月9日 明報 社評>

匯豐控股全球裁員,匯豐香港未來3年要裁減3000人,約為匯豐香港(不計恒生)人手的七分之一。從業績貢獻、成本效益比率來看,匯控要匯豐香港承擔的裁員責任,不能說公平,匯豐高層的理據未能使人信服。從現實和歷史感情因素審視此事,匯豐就歷史性大裁員,應該提出具說服力理據;另外,基於匯豐是香港三家發鈔銀行之一,而匯豐香港可能面對母公司苛待,特區政府有角色、也有責任向匯控深入了解此事,爭取匯豐香港得到公平對待。

就業績和歷史情感審視 港匯豐未獲獎賞反遭 「懲罰」

匯控對匯豐香港不公平,從現實上有以下4點值得討論。

(1)高層食言。今年5月,匯控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說過「香港總員工人數不會減少」;6月,集團行政總裁歐智華說「集團在亞太區內具優勢,雖然要控制整體成本,但不會透過裁員達標」;上月初,歐智華在公布年度中期業績時曾明確表示,匯豐無意在香港裁員,甚至還說要增加人手,他說「香港業務非常重要,不能讓管理人員流失,流向對手,所以增加成本,是因為要有效挽留人才」,現在的做法,出爾反爾。

(2)匯豐香港裁員比率偏高。上月初,歐智華宣布未來兩年在全球裁減3萬名員工,佔全球員工總數約10%,以實現削減35億美元成本。不過,匯豐香港約有2.1萬名員工,要裁減3000人,即是每7人就要裁減1人,比率超過14%,較全球裁減比率高4個百分點。

(3)匯豐香港的成本效益比率早已達標,仍遭開刀——今年上半年,匯控整體成本效益比率為57.5%,5月間,匯控公布目標於2013年把成本效益比率降至48%至52%。就香港而言,今年上半年成本收益比率為43.2%,已經在集團2013年的目標之內;而北美洲55.8%、拉丁美洲65.3%、歐洲70.7%、亞太其他地區53%,要大力撙節改善,才可以追上香港。

(4)匯豐香港賺錢最多,仍遭開刀——在歐美低迷下,匯豐香港業績的貢獻甚為突出,本年度中期業績,匯控稅前盈利89.29億美元,其中匯豐香港稅前盈利為462.34億港元,打破歷年紀錄,佔集團盈利貢獻超過一半。

匯豐香港的業績有目共睹,業績亮麗,成本效益佳,理應得到獎賞,現在卻要大幅裁員,而且裁員比率高於全球數字,匯控以什麼準則衡量裁員政策,難以理解。就此,王冬勝給員工的電郵說「我們仍有空間除去官僚架構和提升效益。我們應盡本身的責任,使香港這個市場成為匯豐更強的一部分」,這種說法,即是坦言連乖孩子也要懲罰,怎能服人?特別是對靠工作維持一家生計的員工,要3000人犧牲「小我」,讓匯豐香港做得更強,這種說辭,只能以黑色笑話視之。

再就歷史感情角度,匯控這樣對待匯豐香港,可用不仁不義來形容。

1949年匯豐撤出大陸,以香港為基地,靠着地利和港英政府政策支持,執香港銀行業牛耳,被官方簡稱為Hongkong Bank(香港銀行),成為殖民地政府統治架構重要組成部分,並且逐步發展成為跨國、跨地域國際大銀行。不過,這樣一家對香港舉足輕重的銀行,在1991年香港政治前途最危疑詭譎之際,遷冊到倫敦,匯豐銀行在香港最需要她時,掉頭而去一幕,很多人仍然耿耿於懷。

不過,即使如此,港人對這家「香港銀行」,仍然寄託深情厚意,例如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每逢匯控股票被拋售、股價插水,香港都會有大批小股民築起血肉長城,前仆後繼地買入匯控股票,頂住跌勢;2009年初,匯控半年業績錄得歷來首次虧損,要「世紀大供股」救亡,集資1381億元,當時全球匯控21萬股東,供股比率為96.6%,其中以香港股東供股比率最高,達到98.2%,當時匯控股價一度跌至33元,香港股東以現兜兜金錢支持,匯控主事人曾經公開表示感動之意。

所以,匯控靠香港起家,雖曾一度捨港而去,但是港人對匯豐之支持和情長,對照匯控今次「懲罰」業績貢獻明顯、成本效益比率最低的香港匯豐,不少人感到熱面孔貼冷屁股,情感遭到傷害,大有情何以堪之嘆。

匯控是一家上市公司,所採取策略和做法,在商言商有其邏輯,若說歷史情感,匯控主事人可能認為婦人之仁,感情誤事,視之為落伍迂腐。不過,對於類似匯豐銀行這樣的大企業,歷史情感是一筆珍貴無形資產,平時實際價值不能量化,但是到緊要關頭,歷史情感所發揮巨大威力,往往可以成為救命草、續命丹,世紀大供股最能說明這一點。

港匯豐若遭不公平對待 政府有責了解要求改善

即使不講感情,講數據,就已知情况,匯豐香港在這次匯控策略調整所承擔裁員責任,盡多使人難以理解之處。署理財政司長陳家強表示已經向匯豐了解情况,期望匯豐在調整人手方面,盡量減低對香港的影響。這種低度關注,並不足夠。我們認為,若匯控不全面交代裁員理據,又或理據未能使人信服,基於匯豐在港角色作用特殊,政府應該深入了解有關安排,例如歐美匯豐裁員情况,與匯豐香港是否相若等,若箇中有不公平情况,政府有責任向匯控反映,要求改善。

"Black joke"

THE HSBC GROUP is to reduce its global workforce.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is planning to reduce its staff (excluding Hang Seng bank's) by 3,000, or a seventh. It has performed so well and is so cost-efficient that the job-cut share HSBC Holdings has assigned to it can hardly be called fair. The case its top executives have put forward is unconvincing.

The bank's strong performance is obvious to all. It deserves awards for its wonderful results and high cost-efficiency. However, it is required to reduce its workforce by a higher percentage than any HSBC Group entity elsewhere. It is unclear what criteria HSBC Holdings has used in formulating its layoff policy. An e-mail Peter Wong has sent its employees says, "There is still room to eliminate bureaucracy and improve our efficiency. By doing our part we will help make Hong Kong an even stronger part of HSBC". It as good as says even good boys should be punished. How can that sound right to its employees and others? The bank wants 3,000 of its employees to sacrifice their jobs to make it even stronger. This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a black joke.

Considering the bank's history, one may say HSBC Holdings treats it heartlessly and unfairly.

In 1949,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evacuated from the mainland and based itself in the territory. Supported with the Hong Kong British government's favourable policies, it became the city's leading bank. Called Hongkong Bank by the authorities, it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structure. It has since grown into a multinational banking group. Despite its importance to the territory, it moved its domicile to London in 1991, when Hong Kong was faced with great 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walked out on Hong Kong when it needed it most. Many still take that to heart.

The bank has thrived in the territory. It deserted Hong Kong once, but Hong Kong people support it and have developed an attachment to it. HSBC Holdings has decided to punish it though it accounts for much of its profit and has the lowest cost-efficiency ratio. Thinking their ardent support has met with a cold rebuff, many may lament they feel unendurably hurt.

HSBC Holdings is a listed company. Its strategies may make business sense. Citizens have an attachment to it because of its history. However, top HSBC Holdings managers may think they would be effeminately mindless and indecisive if they had regard to such sentiment. However, such an attachment to a big enterprise like the HSBC Group is its valuable intangible asset. It cannot be quantified, but it may be a powerful lifesaver at a critical moment. This is quite clear from the group's rights issue of the century.

Available figures are such that it is hard to see why such a share of the HSBC Group's layoffs has been assigned to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Acting Financial Secretary Chan Ka-keung has said he has talked with the bank and hopes it will try to minimise the impact of its restructuring plan on the SAR. Such scanty concern is not sufficient. The bank plays a special role in Hong Kong. In our view, if HSBC Holdings refuses to tell the public why it should carry out such a layoff plan or its case is less than convinc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get thoroughly acquainted with its arrangements. It has a duty to ask HSBC Holdings to put right any of them that are unfair.

2011年9月7日 星期三

「九二共識」 兩岸和解的關鍵

<轉載自2011年9月7日 明報論壇版 作者:蘇起 台灣國安會議前秘書長>

編按:台灣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8月23日發表《十年政綱》兩岸經貿及國家安全戰略篇,堅稱兩岸的「九二共識」根本不存在,因此不存在接受不接受的問題。引起兩岸各方的激烈迴響。「九二共識」這一名詞的發明者、台灣國安會議前秘書長蘇起特為《明報》撰寫此文。

「九二共識」又成為政治與新聞焦點。的確,「九二共識」這個名詞是我個人的創見,但它不是憑空揑造,而是「新瓶舊酒」。1992年兩岸之間確曾達成共識。這個共識是用函電往返及各自表述,而不是經過簽署的單一文件來呈現,所以它有一定的模糊性。

若真如某些人所說,兩岸在1992年沒有達成共識,那怎麼會有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以及後來7年海基會與海協會的21次商談。在當時艱困的大環境中能取得這個妥協,顯示第一,當時北京政府與台北的李登輝政府都有和解意願。第二,雙方立場有一定的共同點。第三,彼此已經建立基本互信。

西元2000年陳前總統的選戰勝利顛覆了整個局面。即將離開陸委會的我非常憂慮雙方立場很難有共同點。因為:共產黨的立場是「一中」,不談「各表」;國民黨是「一中各表」;而民進黨是「各表」,不談「一中」。三者間,「一中」與「一中各表」有共同點,但「一中」與「各表」卻沒有共同點。這就極可能造成民進黨上台後兩岸關係的僵局,甚至惡化。

「新瓶舊酒」

為了挽救這局面,我在當年4月底就嘗試提出「九二共識」這個新名詞,作為一個新瓶來盛裝以前的舊酒。這個新包裝可以掩飾民共兩黨在主權問題上的根本差異,並為民共兩黨創造一個共同點,如果加上雙方意願及一點點基本互信,難能可貴的兩岸和解就得以延續。

當時我比較擔心北京方面會排斥這個新瓶,因為它拿掉了中共歷來最重視的「一中」;如果接受文字上不含「一中」的「九二共識」新名詞,可能會被內部鷹派視為重大讓步。不料北京海協會在8月底就表示願意以「九二共識」重開兩岸談判。反而扁政府拒絕接受。同時期「九二共識」愈來愈成為兩岸許多人乃至不同政府眼中兩岸和解的橋樑。

現在爭論「九二共識」是否客觀存在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一般人更需要了解的是:當事各方有沒有和解意願?彼此立場是否有異也有同?如何處理這些異同?雙方是否存在基本互信?如果不接受「九二共識」,是否還有更好的橋樑?

上述問題的答案恐怕才是我們更需要知道的。

(小標題由編者所加)

2011年9月6日 星期二

人權更如一張薄紙

<轉載自2011年9月6日AM730 欄名: 夫子自唱    撰文: 劉銳紹>

全國人大將審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內地的知識界、法律界馬上起鬨。他們疾風知勁草,已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紛紛呼籲各界關注,聯合抗爭,不要讓中國的法律開倒車。可是,這個消息來到偏安於海角一隅的香港,卻是風平浪靜,波平如鏡,不動絲紋。傳媒甚少報道,老百姓更如春夢猶酣,渾然不覺狂濤將至。

且舉草案中的一例:公安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可以對異地監視居住的對象、被拘留查詢的人實施更嚴厲的監管,可以不通知他們的家人。按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當局須於二十四小時內通知被扣者的家屬或所屬單位。如果這一條也取消了,嫌疑人無端「人間蒸發」,「被失蹤」的情況勢必更容易發生。

此外,草案擴大當局對公民的監聽權力。當然,很多國家都有監聽公民信息的法例,但關鍵在於有沒有濫用?有沒有民間力量對執法者進行反監督?很可惜,這兩點中國都沒有,中國只強調有利於政權的一面,但卻不談保障市民的一面。中國的人權本來就是一張紙,如今更變成一張薄如蟬翼的皺紙,吹彈即破。

況且,長期以來,即使內地有上述的公開法例,但很多壟斷公權力的部門都不依法辦事。艾未未被抓走八十天,當局在多方追問下仍闊佬懶理。程翔被捕後,當局也沒有按法例規定的時限通知其家人。法律條文放在官員面前,都敵不過來自上級黨委的文件和指示,後者才是他們的權力來源和行動依據,也是他們「業務上過硬,政治上過關」的評價基礎,更是他們升官發財的保險單。

公權力部門既然已不依法辦事,如今更用「合法的程序和手段」,把他們不依法的行為「合法化」和「合理化」,豈不是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嗎?這完全體現了內地的法律和執法機關都要為政治服務。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位一體,互相配合,成為富有中國特色的「聖三一」合體變形金剛。

香港區的全國人大代表,對此毫無反應,甚至刻意迴避。表面上,這是內地的事務,但香港居民也可能身陷羅網。他們對此視而不見,還能代表人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