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共研判：來年或現中等動盪

<轉載自2019年5月31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六四之前一年，由中央政改辦改制而成的常設機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預計過出現大規模社會騷亂的可能。

通脹嚴重 現搶購潮

吳偉透露，1988年研究室做過社會動向預測，估計中國可能在1989年發生社會動盪，甚至可能達到中等程度。當時因「物價闖關」失敗，出現搶購風潮，通貨膨脹嚴重，很多知識分子、學生對政治改革進程緩慢、「雙軌制」下滋生的腐敗問題強烈不滿，研究室判斷出現學潮和社會動盪在所難免。

吳偉表示，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曾要求研究室對此做專題研究，並提出對策方案，但他反思，當時的重視程度仍然不夠。

黨政分開 今已遭否定

<轉載自2019年5月31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吳偉表示，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最大成果是黨政分開和任期制，可惜碩果不存，現在全面倒退。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1986年反覆強調，要透過政治體制改革，實現黨政分開。鄧小平認為，一方面權力過分集中於黨，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另一方面政府事事都要由黨委討論，嚴重影響行政效率。

文革「黨領導一切」 近年重提

吳偉說，「黨的領導」在不同時期含義不同，文革中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文革後的提法是「政治、思想、組織的領導」，中央政改辦開會時曾討論這個問題，有人提出思想只能「引導」，無法「領導」，對黨組織可以領導，但對人大及其選出的政權機構則不能直接領導，所以只剩「政治領導」，即執政的中共提出施政方案，這符合國際上民主政治、政黨政治的一般做法，最後中共十三大報告的確只保留「政治領導」。不過，近年當局又重提「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政分開已被公開否定。

多黨政治萌芽 鄧小平叫停：說說而已 豈能當真？

<轉載自2019年5月31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1980年代中國的政治改革方向，有多接近西方的民主政治？解答這個問題，只需看看那場改革的參與者、見證者吳偉舉出的兩個例子。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原來都叫幹部，沒有公務員，公務員是西方國家統一的稱謂，在這個問題上其實沒多大爭論」，而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曾討論，要將公務員隊伍劃分為政務類和業務類兩類，方案寫入十三大報告，「這可為將來公務員中立做準備」。

吳偉稱，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聽取意見後曾建議，可用選舉和任命與非經選舉和任命區分公務員，即類似西方文官制度中的政務官與事務官。前者可由中共中央組織部管理，後者通常是副部級以下官員，應成立國家人事部管理。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等對此亦無異議。不過，1990年代初通過《國家公務員法》，拿走有關兩類公務員的條款，保留由組織部門統管黨政幹部的「黨管幹部」體制，新設立的國家公務員局成了擺設。

趙紫陽倡允民主黨派成立黨組

1988年第七屆全國人大召開前夕，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中，趙紫陽提出，在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保留中共黨員組成的黨組，黨組書記是將接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萬里；其他民主黨派也應該允許分別成立自己的黨組。書記處同意了這個意見，吳偉說，這意味中國議會允許存在不同黨派的黨團，「這是極其重大的決定，實際上是為將來走向多黨政治奠定基礎」。

事情傳到鄧小平耳中，他讓人傳話給趙紫陽秘書稱，「鄧講發揮民主黨派的參政作用，只是說說而已，怎麼能當真？絕不能在人大中間搞黨派政治，鄧是反對的」，這一構想最終告吹。

前中央政改辦成員吳偉：結束一黨專政唯一機遇 六四槍聲響 政改一夕亡

<轉載自2019年5月31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歷史給中國走出一黨專政的機遇，只有這一次。」學者及前官員吳偉說的，是1980年代他深度參與的「政治體制改革」，當時在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支持下，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主導的那場政改雖力度有限，但現在回望，已可稱為內地政治民主化的高潮。可惜六四槍響，政治改革短命而終，此後更被當局束之高閣，不復重啟。吳偉指出，六四等於「鄧小平自己扼殺了他親手推動起來的改革開放」。

66歲的吳偉，1986年加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同時擔任趙紫陽高級幕僚鮑彤的秘書，是《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執筆人之一。六四之後，吳偉曾被調查，其後經商，並持續研究中國當代政治歷史，還當過敢言政論雜誌《炎黃春秋》的「末代」執行主編，該刊2016年遭當局強制改組並全面接管，原編輯部宣布停刊。

「一切弊端在一黨執政 最大特權是執政特權」

談及六四打斷政改進程，吳偉表示：「1989年之後，他們(中共高層)都知道政治改革是一個高壓電，誰也碰不得，碰了就可能被電得外焦裏嫩。」他認為，1980年代後期的政改本是當代中國唯一一次走出一黨專政、實現社會轉型的歷史機遇，而「中國現時一切弊端都在於一黨執政」，「中國最大的特權是執政特權」。

回顧政治改革，吳偉先從1970年代末期講起。其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從中共領導到社會大眾都有所反思。1978年底北京出現「西單民主牆」，為不同政見的發表提供了空間，翌年當局召開「理論務虛會」，討論中共建政以來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吳偉指出，此時民間與官方的觀點相互啟發、影響、呼應，力求解放思想。幾乎同期，時任中組部長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被稱為「解凍時期」。

感集權礙經濟改革 鄧小平86年命趙紫陽研政改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指出五大弊端，包括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及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引起很大迴響。不過，同年波蘭發生「團結工會事件」，中共保守勢力藉機狙擊領導制度改革，改革主線轉入經濟領域。及至1986年，鄧小平意識到，經濟改革的阻礙在於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和黨政機構，因此重提政治體制改革，並讓趙紫陽牽頭成立班子，研究政改方案，提請第二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審議，負責具體工作的中央政改辦應運而生。

長遠目標民主政治 「每屆一小步 三五屆就跨出去了」

吳偉表示，政改辦經研究認為，改革的長遠目標應是全世界通行的民主政治，但礙於現實情，「不可能一口吃成個胖子，不可能明說不要共產黨領導……這(民主)是個方向，只要十三大能走出一小步，十四大再走出一小步，走那麼3屆、5屆黨代會，這個大步就跨出去了」。

民眾保守派齊施壓 趙兩頭受氣

最終，《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在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艱難過關，多項政改措施也寫入十三大報告。不過，正因黨內改革派不能明說政改方向，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並不了解趙紫陽在黨內「老人集團」、保守勢力圍剿中推進政改的困難局面，要求加快改革呼聲強烈。吳偉形容，1988年底至1989年初，趙紫陽猶如「風箱裏的老鼠，兩頭受氣」。吳偉稱，社會壓力既是趙紫陽推進政改的助力，也是他作為總書記必須維持社會穩定的一道難題，「社會和廟堂沒有呼應，最後學潮以不妥協的態度，從低點一直走到最高點，終遭鎮壓，趙紫陽下台，政治改革也由此被終結」，但他強調，這個結局是多種因素造成，不能因此責怪學生和知識分子太過激進。

鄧小平態度轉 扼殺政改

除了朝野缺乏互動及保守勢力狙擊外，吳偉指出，政改關鍵「死因」在於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態度的轉變。當時既力推改革開放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凌駕於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上，對改革具決定意義。鄧小平為政改確定目標和內容，也劃出底線，當他認為自己選定來主持改革的趙紫陽已走得太遠，以反腐和推進政改為旗幟的學潮及趙紫陽主張的民主和法治路線可能危及中共一黨專制體制時，就必然出手扼殺。

吳偉表示，中國想要真正實現社會轉型，當下看困難重重，不過「在中國現實的歷史條件下，否定改良是錯誤的……改良有一種是執政集團發現了繼續前進、發展的危機，主動改良，還有一種是在外部環境的壓力下，不得不做出應變式的改良」，內外結合，才有可能重啟政治改革。

一九八六年鄧小平命趙紫陽牽頭成立中央政改辦研究政治改革。辦公室前成員吳偉說，八八年底至八九年初，趙紫陽面對民眾要求加快改革，保守派阻撓，「最後學潮以不妥協的態度走到最高點，終遭鎮壓」。圖為八七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右）和鄧小平（左）一起出席中共十三大。

曾是中央政改辦成員的吳偉表示，1980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本是當代中國唯一一次走出一黨專政的歷史機遇，可惜六四打斷政治改革進程，「鄧小平自己扼殺了他親手推動起來的改革開放」。

吳偉（右一）1986年加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也是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中）高級幕僚鮑彤的秘書。本圖攝於1987年。

日市議員釣魚島「捕魚」 華海警船緊追1小時

<轉載自2019年5月30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日本沖繩縣石垣市議員仲間均上周乘搭漁船，以「釣魚島守護會」名義聲稱要到釣魚島附近海域「捕魚」，結果遭遇4艘中國海警船追趕約1小時，雙方最接近時只相距30至50米，並未發生碰撞。

日海保喊不要挑釁 議員：中方追擊認真

沖繩傳媒《八重山日報》報道，仲間均是以「釣魚島守護會」名義前往「捕魚」，他與「高洲丸」號船長高江洲正一上周四(23日)凌晨4時25分離開石垣登野城漁港，中午抵達南小島附近海域，作業至當晚7時左右。他們原計劃晚上9時回港，但收到同行的日本海上保安廳船舶通知，回程途中有中國公務船，因此改為在船上過夜，翌日清晨7時多再出發。

不過，仲間均稱，24日上午9時20分左右，在釣魚島和石垣島之間海域發現中國海警船，「海警1501」一度抵近「高洲丸號」30至50米處，一艘日本海保船有官員站在甲板上拿大聲公對他們喊「改變航向」。日本海保第11管區海上保安本部稱，當天共有4艘中國海警船在釣魚島附近海域巡航，分別是「海警1501」、「海警2305」、「海警2308」和「海警33115」。

仲間均指出，曾想熄滅引擎看中方如何行動，但海保一直用大聲公喊「不要放慢速度」、「不要挑釁中國公務船」。追趕持續約1小時，中方並無作出衝撞「高洲丸號」的姿態，惟仲間均表示：「如此執著地追擊，讓人感受到中國的認真程度。」

本次出海前，仲間均就曾接受《八重山日報》訪問透露「捕魚」計劃。另外，中國公務船連續48天在釣魚島毗連區航行，創下2012年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後的紀錄。共同社報道，中國駐日大使館發言人張梅昨回應稱，這是「正常的巡航執法」，希望雙方「妥善管控局勢，避免不測事態」，以免影響中日關係。

日本沖繩縣石垣市議員仲間均上周乘搭漁船「高洲丸」號（左一）到釣魚島附近海域「捕魚」，遭4艘中國海警船追趕約1小時。仲間均所攝照片顯示，「高洲丸」號遭中國的「海警1501」（右二）追擊，日本巡邏船「大神」（左二）在旁護送。

「從木樨地殺過來的38軍」殺人最多

<轉載自2019年5月30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周舵多年來一直努力澄清，六四鎮壓的死亡事件並非發生在天安門廣場，而是戒嚴部隊在往廣場推進的過程中，由於受到各界民眾阻擋，遂使用武力，導致慘劇。周舵當年與戒嚴部隊談判，令廣場上的示威者得以安全撤離，他稱在撤退過程中沒有見到有人死於廣場，「當然不能排除極個別情況，但我們(從廣場撤退的示威者)都沒有看到有人死亡」。

「沒有見到有人死於廣場」

時任國務院發言人袁木1989年6月6日在記者會稱，天安門廣場清場未死一人，粉碎暴亂過程中的死者經初步統計為近300人，包括23名大學生。同月17日，袁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記者布羅考(Tom Brokaw)訪問時又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沒有軋傷一個人」。周舵認為，袁木說法是為「混淆視聽」，因外媒都將事件稱為「天安門屠殺」，若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就會誤導外界認為整個過程沒有死人。

推算六四死難者千多人

周舵還透露，經他了解，造成死亡最多的部隊分別是「從木樨地一路殺過來的38軍」及空15軍(空降兵第15軍)。他引述事後受命清點死屍的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稱，一共找到727名遇難者，包括14名軍人，周舵據此推算，六四死難者大概有1000多人。

非議不絕 被罵叛徒：一手反專制獨裁 一手反激進革命

<轉載自2019年5月30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72歲的周舵一路走來都與誤解和非議相伴。六四清場時，周舵呼籲廣場上的學生撤離及主動與戒嚴部隊談判，雖然事後看來這一決定避免了流血犧牲，但在當時「流血喚起民眾」的主流意見中，很多抗議者都批評周舵是「投降派、軟骨頭、幫共產黨忙」。

1989年6月30日，周舵在山東煙台被捕，坐牢10個多月後獲釋。其後，他赴美訪學，1994年又回國主持幫助農村教師的公益行動「燭光工程」，試圖以此培育公民社會，一直到2004年才因各種阻礙停下。

周舵曾師從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在社科院馬列所修讀碩士學位，畢業後在中央團校和北京大學教書，因此一直沒有放棄學術研究，希望著書立說，為中國找到合適的民主化道路。

「妥協」交換公開發言權

不過，因為六四的背景，周舵一直受當局嚴密監控，在「敏感時期」就會「被旅遊」，在很長時間內不能出席公開活動或發表文章。2011年，他主動向當局提出「妥協」，以「不惹麻煩」換取發言權。其後他逐步獲得部分自由空間，可以出席小型講座、在網上發文，亦開通了微博「舵爺第一」和微信「舵爺第二」，不時談論政治改革。這被當年的同路人視為「叛徒」，甚至被指是「中共安全部特務」；支聯會秘書李卓人曾說「理解得來有點悲哀」。

稱實現民主 唯改革一途

2009年，周舵曾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遊行示威申請書」，要求6月4日在公共場所靜坐絕食，提出「公布六四真相」的訴求，但當局拒絕受理，並將他關押10多天。近年周舵依然會在6月4日絕食一天，但已不再公開要求「平反六四」。自稱「死不改悔的改革派」和「愛國主義者」的周舵稱，自己「一手反暴政，一手反暴民，一手反專制獨裁，一手反激進革命」，「(實現自由民主)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改革、改革、改革」。

盼深紅一點點褪色 廣場四君子周舵：政治改革出路 借鑑新加坡模式

<轉載自2019年5月30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多年以後，一名獲獎無數的女演員與周舵重逢時提出要與他擁抱，以感謝周的救命之恩，「要不是你，天安門廣場真的會血流成河」。該女演員講的是1989年6月4日凌晨，20歲的她是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在戒嚴部隊清場之際、抗議者抉擇去或留之間，一直主張理性對話的周舵，在黑夜中與軍官談判，令廣場上的示威者安全撤離，避過殺身之禍。30年來，周舵一直反思，認為六四慘劇緣於中共缺乏法治理念，他「高度肯定」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又稱「黨的領導」並非問題關鍵，重要的是落實法治。周舵提出新加坡模式的「淺紅版本」，希望和平推進政治改革。

統戰部動員斡旋 「身不由己捲入政治漩渦」

八九民運期間，身為當時內地民企旗幟四通集團的高層，周舵最初希望藉助學潮促進政治體制改革，也試圖動員各界適度介入，避免學生走向激進，就以《世界經濟導報》和《亞太經濟時報》特約記者身分，參與策劃五四新聞界大遊行。5月13日，學生發起絕食抗議，本已決心不再參與的周舵，被統戰部動員出來斡旋，再次「身不由己地捲入政治漩渦中心」。隨著運動深入，周舵認為鎮壓在即，需與學生共擔後果，於是與後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台灣歌手侯德健、北京師範大學教師高新一同絕食，他們被稱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

廣場熄燈「那是清場信號」 戒嚴部隊同意東南角留生路

及至槍響，戒嚴部隊突破民眾阻攔，一路挺進，重重包圍天安門廣場，等待最終的清場命令。6月4日凌晨3時許，周舵決定動員學生撤離，4時許與侯德健和兩名學生去找部隊談判，劉曉波和高新留下說服示威者。4人等待答覆時，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原本一點點很微弱的燈光也熄滅了，「我就知道那是清場的信號」。軍方最後同意在東南角留下撤離通道，他們回去呼籲抓緊時間離開，但學生還在爭論撤還是不撤。

周游說延清場 軍官勸逃生 「命令說沒討價還價可能」

4時半左右，4人再次去談判，希望推遲清場行動，代表軍方的上校說不可能，「命令都說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可能，奉勸你們4位，要是學生不撤，你們自己走吧，否則不能保證你們生命安全」。他們返回時才發現學生已經開始撤離，學生領袖封從德說，示威者進行民主表決，同意撤的喊「同意」，不同意的喊「不同意」，最終「同意」的聲音更大。

事後回望，周舵指出，六四成因是中共建政後一直以馬克思主義為治國理念，「簡單來說，就是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共產黨靠煽動底層民眾對所謂舊制度、統治階級的仇恨來奪權，非常有效，但拿此治國就搞錯了」。他認為中共至今尚未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化，「人民民主專政還寫在憲法裏，有專政怎麼推行法治？」

認同先推進法治 「黨不主導誰主導」

不過，周舵對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高度肯定」，「各國共產黨從來沒有把法治提到這樣的高度」。他認為，現時當局強調「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集中統一領導」，這不是問題關鍵，反問「共產黨不推進誰能推進，共產黨不主導誰來主導？」他說重要的是如何落實法治，舉例憲法規定有示威遊行權利，民眾申請遊行不獲批准是違憲，此外還需要有下位法規範，「依法遊行警察就保護你，有違法行為警察就制止你，武力反抗就可以出動警棍、催淚彈，怎麼來到中國會變成20萬大軍開到首都，坦克上街，機槍橫掃，殺人，怎麼會弄成這樣」。

周舵說，政治改革在六四後被束之高閣，可能是當局擔心這會導致失控或中共垮台，但他認為有可能找到一條「不導致天下大亂、不讓共產黨垮台、不讓共產黨人受到清算的較和平、代價小的道路」。周舵主張新加坡模式的「淺紅版本」，「先走到這一步再說，我們這代人能走到這一步就不錯了」，因為現時掌權的紅二代不可能完全放棄紅色傳統，「只能讓深紅一點一點褪色，就是(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那個辦法，不爭論，不提意識形態，愈來愈淡化」。

倡改造政協人大 變上下議院

周舵分析，「新加坡模式」有三大特點，一是有個威權領袖，已故總理李光耀尊重法治，「不到萬不得已不做法外之事，但一旦超出他容忍的底線也使用法外手段」；二是英國殖民者留下的議會制，「只不過有一點是新加坡特色，在一個多黨競爭的遊戲規則下，事實上由一黨長期獨大」，他認為中國應該借鑑，把全國人大改造成下議院，把全國政協改造成上議院，且要增加上議院的分量；三是中國傳統儒家提倡的精英治國、賢能政治，「一定不能搞民粹民主，這是壞民主……一定要精英自上而下建立一套好的、以保障人權為核心的法治、自由憲政基本制度，然後逐步培育公民社會、公民文化」。

1989年6月3日晚，挺進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對留守的學生及民眾武力清場；6月4日凌晨3時許，周舵決定動員學生撤離，4時許與侯德健和兩名學生找部隊談判，劉曉波和高新留下說服學生。圖為人民英雄紀念碑清場前情況。

八九民運期間，周舵（左二）最初嘗試動員各界介入，是怕學生走向激進；隨著運動發展，他憂慮鎮壓在即，認為需與學生共擔後果，遂與侯德健（右一）、劉曉波（右二）、高新（左一）在天安門廣場一同絕食，人稱「廣場四君子」。

六四清場時周舵勸說學生撤離，令天安門廣場上減少了流血，當時有人說他是投降派。面對非議，周舵說他既反專制獨裁，也反激進革命。他提出師法新加坡模式，「先走到這一步再說，我們這代人能走到這一步就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