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執政理念自我革命致成功 建黨百年迎挑戰 黨學者：科技自立軟實力待發展

<轉載自2021年6月29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中共建黨百年，目前黨員多達9100萬。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院）長謝春濤認為，中共從執政理念到機制與紀律，甚至自我革命與強大執政能力，均是成功的原因。他說，5000年的歷史造就了中國獨特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但中國並不會威脅和輸出什麼，也不妨礙同其他國家交往與合作，「未來中共仍需面對來自國內外社會、經濟、產業、技術等諸多方面的挑戰」。

「中國崩潰論」破滅 西方再拋「威脅論」

謝春濤在中國記協新聞茶座活動時，談到中國高速發展引起西方有關意識形態的擔憂等問題時，說了一個故事，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鄧小平訪問美國期間，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頓小鎮，他觀看牛仔競技表演時戴上寬邊牛仔帽。謝春濤說，這舉動令一些美國人對鄧小平充滿了幻想，「以為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就能納入美國的體系，能夠實現美國對中國的和平演變。但是八九風波的處理，美國人失望了，鄧小平並不是他們所期望的那樣的人」。

謝春濤說，當時正趕上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西方認為接下來的就是中國，所以「歷史終結論」、「社會主義失敗論」、「中國崩潰論」充斥着國際社會。「直到本世紀之初，美國人發現中國沒有垮，又拋出『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的發展已經威脅到了西方」。

尊重其他文明 不威脅不輸出

謝春濤認為，西方國家對文明的理解與中國不同，總抱有「文明衝突論」，但中國對文明的理解應該是互相尊重。「實際上中共成立以來，一直對其他文明抱有尊重友好的態度，也願意學習借鑑其他文明有益的東西。」他表示，中國的政治體制絲毫不妨礙中國和其他國家開展各種的交往合作，「西方國家之所以敵視中國的發展，是因為不願意看到中國一步步縮小和他們的差距，更不願意中國在經濟、科技上趕超西方」。

最近幾年，中國消滅了絕對貧困，並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進程，但謝春濤認為，中共未來面臨的國內外挑戰亦不容小覷。在國內，包括政府管理制度、生態文明制度體系、黨和國家的監督體系尚未形成制度優勢；實現鄉村振興，推進產業革命、技術革命，實現高水準的科技自立自強，實現經濟的快速穩步發展、穩步有序地推進民主，增強中國文化的軟實力等方面，仍需進一步努力和推進。在國際上，當下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展開經濟、政治、外交，甚至軍事上全方面的打壓，包括新疆、香港和台灣等問題。謝春濤強調：「應對挑戰不容易，這幾年就在應對。」而且應對得很成功，尤其面對美國特朗普政府的經濟全面打壓，中國沒被打垮。

謝春濤還談到社會主義制度問題，提到鄧小平在1992年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鞏固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他說一代人至少20年，這樣換算下來，可能需要數百年時間。他又說，中國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也是鄧小平提出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就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斷時，依然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沒有變，「我個人預測，如果本世紀中葉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那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結束了。之後會進入什麼階段，現在還沒有研究，也沒有新說法」。

港澳與台灣關係惡化 兩岸中美博弈是主因

<轉載自2021年6月27日 明報 社評>

駐香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台方官員，因拒簽「一中承諾書」，不獲港府續發工作簽證，其中7人上周撤離香港，餘下一人，下月簽證到期也將撤走。上個月，特區政府已經宣布暫停駐台灣的經濟貿易和文化辦事處運作，人員撤回。港台人員相互撤離，固然因兩地政府在陳同佳案的爭拗，以及台灣當局在前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但更主要的，還是由於在兩岸對峙以及中美博弈的大背景、在《港區國安法》的新環境下，香港和台灣分別處身於兩個對立的陣營，北京在港台關係方面加強了主導。短期內港台關係難有緩和機會，而這對兩地的民間與貿易往來，勢必帶來衝擊。

香港採取主動 中央統一部署

今次港台人員相互撤離事件，有3點值得留意：一是港府撤處在先，台方駐港人員撤離（實際是港府要其限期離境）在後，整件事是港府主動；二是在香港之後，澳門政府亦跟進，停運駐台辦事處並撤員，顯示港澳兩特區是協調動作；三是北京國台辦發言人就此表態時直言不諱，稱香港與台灣交往「當然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上進行」，顯示這是中央政府統一部署的行動。

從1949年後，在海峽兩岸關係中，香港一直擔當特殊溝通橋樑。被北京視為兩岸關係政治基礎的「九二共識」，就是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1992年在香港會談的成果。在2000年代兩岸啟動直通之前，來往兩地的航班都要經香港轉飛。

早在香港回歸前，時任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在1995年就發表有關《香港涉台問題基本原則與政策》，簡稱「錢七條」，其中第六條規定，香港特區與台灣之間的任何官方接觸往來、商談、簽署協議和設立機構，「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或經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由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批准」。第七條規定，台灣在香港的機構及人員要嚴格遵守《基本法》，不得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1999年，時任台灣總統李登輝以「特殊兩國論」形容兩岸關係後，時任台灣駐港「中華旅行社」總經理鄭安國因在港附和，工作簽證就被延發，被迫調回台北；時任台北市長馬英九申請來港，亦遭拒簽。直至2008年，承認「九二共識」的國民黨政府上台，兩岸關係回暖，港台關係才重拾升軌。2011年，香港在台灣設立經貿文化辦事處，而台灣就把駐港機構由「中華旅行社」改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由此可見，港台關係本質上從屬於兩岸關係，港台關係的起伏，取決於兩岸關係的好壞。

自從2016年台灣民進黨蔡英文政府上台，兩岸關係就陷入低谷，雙方的官方對話全面中斷，按照台灣陸委會說法，早在2018年7月，香港就改變以往對台灣駐港人員口頭告知「一中原則」的彈性做法，要求對方須書面簽署「一中承諾書」才能續發簽證。台灣陸委會主委邱太三指摘港府「設置政治障礙」，旨在「矮化」台灣。

問題是從2018年至今，也過去兩年多了，為何是現在港台人員才相互撤退？2019年香港反修例風波的「牙齒印」固然是直接導火線，台灣當局在陳同佳案中與港府較勁，又在香港反修例運動中聲援抗議者，甚至設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為赴台尋求庇護港人提供服務，這連串舉措都招致港府和國台辦多次嚴厲批評。

港台不同陣營 國安沒有兩制

人們注意到，港府暫停駐台辦事處運作，是在《港區國安法》頒布近一年後，藉此對外發出的政治信號是：第一，在國家安全問題上，香港不再是法外之地；第二，「一個中國」不再僅僅是一個空洞的政治口號。

在蔡英文上台之後，港澳兩個特區與台灣之間的經文辦事處得以正常運轉，既是北京仍在觀察台北走向，更主要還是因港澳的「一國兩制」原因，意在突顯「兩制」的不同。但隨着北京愈來愈強調「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強調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特別是去年港區國安法生效，更加突出強調香港在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方面的「憲制責任」。在此大趨勢之下，原先香港對「一中原則」這一「大是大非問題」的模糊化處理手法，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於是乎，港台之間這種半官方關係，也就必然會出現問題。

尤其重要的是，近年來港澳與台灣的政府，在政治認同上逐漸分道揚鑣。港澳與內地的關係愈趨緊密，相反，在民進黨當局操弄下，台灣進一步「去中國化」，加快融入美日的印太戰略架構。在當前中美博弈、兩岸對峙的大環境下，香港已經沒有過往的騎牆中立空間，只能毫無選擇地與國家站在同一陣線。

當然，港台兩地的民間與經貿往來仍然密切，有5000名台灣人在港留學居住，在台留學工作的港人更數以萬計，兩地間每年人員來往數以百萬計人次，貿易額亦高達500億美元，亟盼兩地政府之間的選邊紛爭，不要影響到彼此人民的福祉。

中共百年慶生 着眼「內與外」

<轉載自2021年6月26日 明報 中國版 欄名：北京聞風 撰文：鍾鳴九>

中共百年慶生將迎高潮。近期主題展覽、白皮書發布，以至隨後將舉辦的大型文藝演出、全國表彰活動等都緊鑼密鼓地進行。觀察人士指出，熱絡的活動背後包含「內」與「外」兩條思路。

對內聚焦黨建 分析稱推動決策民主化

從內而言，完善治理、制度總結當是今次慶生的旨歸。一方面是強化自身——近年中共多次在七一前夕聚焦執政黨的建設，彰顯從嚴治黨的決心。今年亦不例外，如日前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的意見》，突顯出中共破解根本性監督困境的決心。分析人士指出，建黨百年對中共內部而言，是一次不可錯失的學習、整理與校準之機。中共正以空前力度，促進自身發展再邁新台階。

另一方面是歸納中國政治制度。國新辦昨日發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在2007年發布的《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基礎上，總結出長期以來，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建設取得的重要成果和成功經驗。分析人士指出，在建黨百年之際理解中共，離不開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全盤理解。如何在中國政黨制度的整體框架中，通過制度化、程式化、規範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事關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向，因此值得不斷思考、探索與實踐。

從外而言，百年慶生亦是回應外部輿情、贏得國際理解的重要契機。5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進行第三十次集體學習。6月下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給北京大學的留學生回信。信中顯示對留學生讀懂中國與中共、成為溝通中外「橋樑」的寄望。北京專家指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正可藉建黨百年的契機，對外闡釋中共百年積累的執政理念與智慧。

對外盼贏國際理解 說明制度優越

專家表示，中共深知當前所面臨的複雜外部輿論環境。中共無意對外輸出制度，但是對於中國的制度經驗，國際上能夠予以客觀正視的音量仍顯不足。因此中共以更積極作為的方式，探索傳播方式的創新。比如，日前《中國共產黨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偉大實踐》白皮書發布，正是中共藉慶生之機，回應西方對中國人權實踐的批評，並嘗試向世界說明，中共建設和發展的社會主義制度自有其優越性。

消息人士透露，隨着七一臨近，除上述白皮書發布，中共還將有一系列對外的新聞發布活動，以期讓外界更了解真實的中共，減少誤讀和誤解。

政制白皮書：各黨自覺接受中共領導 官方稱制度容民主監督兼防黨爭 查建國：8黨被嚴控

<轉載自2021年6月26日 明報 中國版>

中共建黨百年之際，國務院新聞辦昨日發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並稱中共「支持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開展民主監督」。新聞發言人又稱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最能抓老鼠的好貓」，能避免一些政黨制度只代表黨派利益、區域或集團利益，導致議而不決、社會撕裂。不過，不被官方認可的中國民主黨之創黨成員查建國表示，8個政黨的發展均受共產黨嚴格控制，無監督作用。

黨慶前推萬字文件 稱民主黨派「參政黨」

新華社報道，白皮書全文約1.4萬字，分9章節，當中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包括中國共產黨和8個民主黨派（見表）及無黨派人士，具有政治參與、利益表達、社會整合、民主監督和維護穩定的重要功能，實現「執政與參政、領導與合作、協商與監督的有機統一」，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實現形式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制度載體」。白皮書又稱中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自覺接受中共領導，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他們是參政黨而非在野黨和反對黨。

白皮書強調，在中國國家政權中，中共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加強團結、合作共事，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制度安排；中共堅持平等相待、民主協商、真誠合作，支持各級人大、政府和司法機關中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發揮作用，共同推動國家政權建設。白皮書又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召開或委託有關部門召開政黨協商會議有170多次，先後就修憲建議、國家領導人建議人選等重大問題，與黨外人士協商，聽取意見。

在第6章中，白皮書提到中共「支持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開展民主監督」。紅星新聞引述中央統戰部民主黨派工作局局長桑福華稱，政黨協商的形式分會議協商、約談協商、書面協商3種，其中中央層面的政黨協商會議每年至少舉行7次，包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至少4次，總理李克強主持1次，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2次。

發言人稱制度「最能抓老鼠的好貓」

新聞發言人、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許又聲形容，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最能抓老鼠的好貓」。他表示，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政黨制度，是由國家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國情決定，「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黨制度模式」；中國實行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基本特徵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

不過，中國民主黨創黨成員查建國對自由亞洲電台稱，上述8個政黨的領導、經費及發展黨員的範圍，都受到共產黨嚴格控制，對共產黨「沒有監督作用」。澳洲悉尼科技大學中國研究教授馮崇義則表示，白皮書僅是常規動作，別無新意，「目前的民主黨派不具備獨立政黨地位，因此不算是政黨」。

逾百台人受邀赴黨慶 陸委警告統戰

另外，有消息稱約有100多名台商及台青等受邀參加中共百年黨慶活動。陸委會回應指中共黨慶大會是高度統戰活動，勢藉機宣揚政績及對台統戰，政府已對外說明「中央或地方政府現職公職人員，或退職人員仍受赴陸列管限制者，都禁止參加」。

核廢水、抗疫和日本的身分尷尬

 <轉載自2021年6月25日 明報 國際版 欄名：日本內望 撰文：張望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副教授>

日本的心理坐標，究竟是處於西方，還是位於東亞？

6月在英國剛剛結束的G7首腦峰會上，媒體捕捉到這麼一個畫面：西方各國領袖和英國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合影後站在一起談笑風生，日本首相菅義偉卻站在後排，遠離人群，尷尬非常。有日媒分析：在疫情尚未受控制的情况下，菅義偉此行的目的是要通過參加國際首腦外交活動來獲得西方國家的支持，以營造今年夏天在東京舉辦奧運的既成事實。不像善於交際的前首相安倍晉三，一直埋首內政的菅義偉在國際外交場合本來就缺乏存在感。

倚靠美國認可的核廢水排放

日本的政治精英似乎總是需要倚靠西方來為本國的政策尋求某種合理性。4月，當半官方的NHK播放新聞宣布日本將向太平洋排放核廢水，整個節目的話語鋪陳（narrative）是耐人尋味的。新聞播報重點強調，日本的做法得到了美國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支持。同時，新聞還報道了來自中韓兩國的抗議，卻同時強調中韓核電站也有向大海排放核廢水，言外之意似乎是只有中韓在刁難日本，日方做法完全合情合理。

這一敘事構造，令筆者想起了2001至2006年小泉純一郎時代的靖國神社外交。當年，小泉年年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其對外狡辯的語術之一就是：只有中韓兩國在這問題上不斷說三道四，反而是美國政府理解他的做法。小泉恐怕萬萬沒有想到，他的繼承人安倍在2013年參拜靖國神社後隨即招來奧巴馬政府的嚴厲批評。

政治民主化往往被認為是改善東亞國家關係的重要條件，但反觀日韓這兩個東亞民主國家近年來不斷惡化的歷史糾紛，似乎說明了「國家身分認同」（national identity） 衝突才是更為深層的癥結所在。同樣，本次日本官方論調在核廢水問題突顯中韓的特異性，卻避談一般核電站向大海排放廢水的性質和日本是不同的：即日本福島核電站是發生過重大事故的核電站，其向大海排放的污水指標存在更多不確定性和潛在長遠危害。

徘徊於東西之間的日本抗疫

日本需要西方為其鞏固底氣。然而，離奇的是，在過去一年的新冠疫情下，日本的政治精英似乎要告別西方。在日本國內，媒體不斷有意識地向國內民眾自誇：日本與歐美相比是抗疫優等生。電視不斷播放西方各國封城下幾十萬人的感染人數，而日本在最高峰時也只有一天7000多人感染。然而，日本媒體似乎忽視了更為重要的事實：即就在身旁的中國，韓國乃至越南等不少亞洲國家的抗疫表現，遠遠比日本來得優秀。6月下旬，日本全國一天的感染人數依然在1500人上下徘徊，難以清零。

新冠疫情下日本的身分認同是尷尬的。2020年3月，日本財相麻生太郎在眾議院財政事務委員會上坦誠分享：他在2月參加G7財務大臣和中央銀行總裁會議上發現，歐洲對於新冠疫情毫不關心。意大利與會者還對他說：這是你們黃種人的病毒，和我們無關。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峰會上，日本是不折不扣的亞洲國家代表；但在亞洲，日本卻需要倚靠西方來肯定自己的優越性和在特定政策上的合理性。日本的處境猶如蝙蝠，既非鳥，也非獸。

隨着中西矛盾在後新冠時代日益加劇，日本的政治和知識精英需要反思自身複雜的身分認同。在地理位置上位於亞洲的日本，需要告別通過某種「他者」來確定自身國際地位的思維方式，勇於回歸亞洲和跳出以「西方」為前提的理解框架，才能擺脫目前支離破碎的身分敘事。

話語權要有民間聲音

<轉載自2021年6月23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陳景祥 資深傳媒人>

內地官方宣傳近年經常提到話語權。今年5月31日，中共政治局召開會議就「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進行集體學習，總書記習近平在會上強調，要「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最高決策層雲集探討、總書記親自主持會議，可見提升國際話語權這個議題正受到高度重視，成為中南海當前主要任務之一。

提升國際話語權為何如此重要？據官媒解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快速提升」；但是，「中國在國際上時常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正面傳播少、負面被誇大的境地」（註1）。

龐大外宣 可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

力爭國際話語權的同時，北京也用盡各種方法改善和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在全球開展一個龐大的外宣行動，耗資據說以百億元計。2011年官方新華社租用了美國紐約時報廣場某座大廈的外牆一個18米乘12米的巨型廣告位，有說月租高達40萬美元，每天24小時播放，目的是希望在美國展開文宣攻勢，好好宣傳中國。但結果如何？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是好了還是差了？結果不問而知！

奇怪的是，新華社似乎並沒有吸收教訓，據霍士新聞（Fox News）報道，新華社再租用時報廣場巨幅廣告牌，宣傳中國的抗疫成果，及北京領導世界抗疫的正面形象。當年收不到宣傳效果，在當前的國際氣氛，再用同一手法，結果只會更差，負責大外宣的官方機構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

中國國際形象在西方國家處於谷底，是不容迴避的事實。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0年公布的調查顯示，歐美和亞太區14個發達國對中國的惡感都高企或急升，其中日本86%受訪者對中國有負評，是14國之中最高。英國則有約四分之三受訪者對中國有惡感，比上一年升19個百分點。美國人對中國有負面看法的佔了73%，是15年來最高水平。意大利的「對華惡感度」為62%，是14國中最低，但也遠超過半數。

中國經濟實力急速上升、基建完備，科技發展、民生改善、全國滅貧等工作取得成績。官媒不斷宣傳，但為何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觀感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愈來愈差，不但國際形象沒有提升，國際話語權也沒有因國力日漸增強而相應提高？到底原因何在？

國際話語權是政治軟實力的表現

國際話語權是世界政治軟實力的表現，國家發展如果要在國際社會發揮影響力，就必須把握住話語權，並且能夠好好運用。

話語權的概念來自法國社會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他分析話語跟社會權力的關係，提出話語即權力，話語權就是運用語言或話語技巧去影響他人的思想、行為，藉傳遞價值觀理念、意識形態而形成一種權力（註2）。一個國家的國際話語權，就是通過話語來獲得權力，它的作用與軍事、經濟等硬實力一樣，本質都是一種權力，足以影響其他國家的行為和決定。

除了在傳統的議題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中國沒有受國際重視的話語權，近年新興的國際課題如環境保護、網絡規則、公民社會、全球管治、地區安全等，中國同樣都處於被動位置，沒有一套足以影響全球主流輿論或受到足夠重視的論述。

中國學術界理論創見落後西方

政治話語權是中國目前在國際話語權「爭奪戰」中的核心。中共自十八大開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論述，希望「用中國話語表達中國的情感、價值追求和對外立場」，使之成為「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和國際秩序影響力的重要途徑」；但官媒也承認，「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話語傳播主體、傳播能力、話語內容、話語平台等仍有諸多局限」（註3）。

相比之下，西方近年提出的歷史終結論、軟實力論、文明衝突論、霸權穩定論、亞洲再平衡等，都是西方學術界的理論創見，內地學術界和輿論界都只能回應和「批判」，但沒有同等分量的理論分析架構由中國學術界或理論界提出，這都反映了中國在國際話語權競賽中處於落後狀態。

官方喉舌腔調 令人「先天抗拒」

為了增強國際話語權，北京投入了大量資源，包括擴大對外文化影響、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學院」；中共中央在2015年1月發出《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希望把建設新型智庫上升到國家軟實力的層次。然而，一系列工作都未能取得顯著成果。我認為主要原因在於內地欠缺民間力量，也沒有相對獨立的學術和研究機構參與國際話語權的「開發工作」，對外輿論幾乎清一色都是官方聲音，在外界看來，這些有關國際話語權的論述不外是另類官方宣傳、官式文章，眾口一詞、眾聲一律，來來去去都是為領導發言提供註腳、解釋，看不出任何有原創性和批判性、敢於脫離中央主旋律，針鋒相對地討論的真知灼見。對絕大部分人來說，官方喉舌的腔調都會令人產生「先天抗拒」，是屬於洗腦式文宣而非有價值的見解，以這些文宣材料，試問又怎能建立起國家的國際話語權？

建立國際話語權，需要的是一大批民間智庫、大學學者、研究機構、新聞媒體、民調機構、意見領袖等，在不同崗位和場合發表評論、分析以及研究結果；有時候它們的意見可能會偏離官方主旋律，甚至在某些觀點上跟官方唱反調，但唯有自由的討論、百花齊放的觀點並陳，才足以令某種論述建立基礎、經得起考驗，且能深入人心。

保留香港自由空間 有助國家建話語權

能夠跟國際社會對話，才能建立國際話語權，香港可能是國家唯一可以「擔此大任」的城市，也是少數可以讓非官方聲音生存的地方之一。如果香港仍有「長期利用」的價值，北京就應該「劃出」並保留一片言論、研究、討論的空間，令香港可以協助建立國家的國際話語權。不借用香港僅存（正在急速消退！）的自由空間，中國是很難建立起國際話語權的。

註1：唐佳，〈提升國際話語權 中國需要這樣做〉，人民網，2021年6月7日

註2：Michel Foucault: The Eye of Power: A Conversation with Jean-Pierre Barou and Michelle Perrot；參考中譯本《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頁228，1997年

註3：周繼業，〈不斷提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話語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8年8月6日

【Emily】投訴港台稱蔡英文「總統」 通訊辦裁欠理據

<轉載自2021年6月23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香港電台嘅節目受到唔少人關注，間中亦會引起一啲投訴，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最近就處理咗一宗針對港台嘅投訴。立法會文件顯示，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向通訊局轉介咗一宗投訴，投訴人不滿港台節目《新聞天地》今年5月報道台灣疫情新聞時，提及蔡英文到訪當地疫情指揮中心，喺蔡英文名字後面加上「總統」一詞。

通訊辦調查後裁定投訴理據不足。通訊辦解釋，台灣當地一般都以「總統」作為蔡英文嘅稱謂，其他香港傳媒報道台灣新聞時都係咁用。通訊辦又指出，雖然「總統」一詞通常用於稱呼國家元首，有可能令人覺得節目違反「一中」原則，但相關報道並無明示或暗示台灣唔係中國一部分，亦無證據顯示使用「總統」一詞令報道有誤、違反《電視節目守則》。至於報道有無可能違反一中原則，就不屬於通訊局嘅管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