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防長為日本唇槍舌劍 常萬全籲勿姑息養奸 哈格爾批擅設識別區

<轉載自2014年4月9日 明報 中國版>

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昨日在北京分別與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和國防部長常萬全會談，范、常二人在會談中均與哈格爾正面交鋒。范長龍表示，包括他本人在內的中國人民都對哈格爾此前有關東海及南海的言論非常不滿，常萬全更呼籲美國勿對日本「姑息養奸」；哈格爾則堅持中國無權在不諮詢鄰國的情下設立防空識別區。北京外交學者表示，中方對美直接表達不滿的態度過去少見，但未來或會成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常態。

范長龍不滿撐日護菲言論

結束了青島參觀航母「遼寧」號之行後，哈格爾昨在北京與常萬全和范長龍見面。新華社報道，范長龍向哈格爾表示，他特別留意哈格爾近日外訪言論：「你在與東盟防長的一些講話和在日本政界和爭議領土的講話，講話講得挺硬、態度很鮮明。中國人民包括我個人看了以後十分不滿意。在釣魚島問題上，美國一再表示不選邊站隊，令人費解的是，部長先生卻公開表示歡迎日解禁集體自衛權，為日本撐腰打氣。」

范長龍又稱，「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對南海的主權主張是一貫的、有歷史依據的，菲律賓侵佔中國南海島礁，部長先生卻袒護菲律賓，指摘中國。在當前海峽兩岸局勢呈現和平發展的良好勢頭下，美國會眾議院卻於7日通過涉台議案，攪動台海局勢，這是完全錯誤的。中方希望美國站在負責任大國的高度，多做有利於地區穩定和兩國兩軍友好發展的事」。

哈格爾：一向敬重中國人民

哈格爾則感謝范的直言和坦率，稱「我一向敬重中國人民」，又稱他此行就是要與中國軍方探討加強兩軍關係，妥善處理分歧。他表示美國一直奉行一中政策，議會的議案並不能代表政府的政策。

哈格爾稍早前與常萬全會晤同樣唇槍舌劍。在聯合記者會上，針對關於中日關係問題，常萬全表示「中國第一不惹事，第二不怕事」，在領土問題上不會妥協、退讓和交易，「我們希望美方對日方的所作所為有所拘束，不要聽之任之，姑息養奸」，又敦促美國停止對台售武。哈格爾同樣在記者會上批評中國此前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做法。他表示各國都有權劃定防空識別區，但無權不諮詢鄰國、不尋求合作就單方面這樣做。他又呼籲中國對朝鮮施壓，並指繼續支持一個有如此挑釁行為的政權只會傷害中國的形象。

達7點共識 建軍事通報機制

儘管針鋒相對，但記者會上雙方亦宣布達成7點共識。常萬全說，中美同意在建立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公海海域海空軍事安全行為準則兩方面進入實質性磋商。雙方還就台灣、南海、東海、朝鮮半島等問題交換意見。哈格爾表示，希望這次訪問進一步拓展與中國發展軍事關係的深度和廣度。

對於中美此次接觸中罕見的正面交鋒，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朱峰稱，面對哈格爾來華前的強硬措辭，中方必須強硬地表達不滿。他認為，雙方直接坦率的表達反而體現了真誠交流的意願，有利於發展新型大國關係，未來可能會成為常態。

入重疊海域 台科研船遭日驅離

<轉載自2014年4月9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請問你們來做什麼？這是日本經濟海域，請趕快離開！」台灣最大的官方海洋科學研究船「海研五號」，上個月在日本宮古島附近的台、日經濟重疊海域探測研究時，遭日方海巡船緊隨，並且鳴笛警告、驅離。

這起事件發生在3月29日。海研五號為避免爭端，隨即離開，續往東前往下一站，不料日方飛機又來要海研五號離開。

海研五號回覆日方：「我們正在作業，儀器都在海里，要數小時之後才能作業完成，完成後我們就會依照原計劃返航。」

在海研五號返航途中，日本保安廳船艦仍在距海研五號約兩、三百公尺處監控。

科技部官員指出，日本這次逼這麼緊，恐和最近的釣魚台爭議有關，對周邊國家都較敏感，呼籲台灣盡快和日本談判，讓研究船安心做科學研究。

據了解，3月29號到4月2號間的航程，是海研五號首度碰到日方鳴笛警告，之前曾有數次被日本通知驅離，但這次最嚴重。科技部已通報外交部、國安會。

海研五號所屬的國家實驗研究院海洋中心主任龔國慶說，海研五號被鳴笛警告時所在的海域，距離花蓮約350到450公里，是台灣和日本的經濟重疊海域。

 

科技部官員指出，之前台灣和日本已開始洽談台日漁業協議、保障漁民在重疊海域工作不受干擾，但科研船相關協議卻一直未談。

藉反服貿自踩香港 徒累港人

<轉載自2014年4月8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欄名: 大國博弈 撰文: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

最近台灣有部分人士為反對兩岸簽署服貿協議，發動連串政治抗爭，並且霸佔立法院、衝擊行政院，經已超越法治社會的管治「紅綫」，更為兩岸合作帶來新挑戰。

在此敏感時刻，一批聲稱為民主和社運人士的香港人，胡亂參上一腳，在台灣報章刊登廣告，羅列一些不盡不實的論點數據、妄行指劃，更反手對《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簡稱CEPA）和國家惠港政策及內地民眾倒打一靶。或許，有關人士以為單憑藉一個廣告，就可對兩岸三地「一炮三響」，但這種政治投機，猶如燈蛾撲火，損己累港。

港政客登廣告抹黑CEPA

本來，任何人都有其個人觀點、政治訴求，只要有法可依、有理可據，並且不損及公眾利益，大家即使不同意也會尊重。不過，該份聯署廣告，在觀點和內容，出現多處偏差誤導，以及由此帶來的負面效果，都須予認真檢視釐正。

首先，廣告聲稱香港的CEPA，「比台灣的黑箱更黑箱，只須特首簽署，立法會沒權審議」。這根本就是顛倒黑白。因為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的對外經貿活動屬於特區的行政管治範圍，除非涉及法例修訂或公帑開支，否則與立法會職權無關，又何須提交審議？這是行政立法職權的基本分際。

至於所有外貿協議，以及CEPA及其補充協議，一律由財政司司長主管簽署，不存在所謂特首簽署。廣告的聯署人中有立法會議員，卻竟連基本事實也弄錯，是真糊塗、還是刻意誤導？

況且，對於CEPA及其補充協議的內容和執行細則政府一直有向立法會、公眾和業界作出交代，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亦有跟進討論，何來黑箱作業？

不進取怕競爭 反指控自由行

其次，廣告聲稱CEPA和自由行都只對香港帶來壞處，但福禍好壞，人人各有因果，不能因自己無糖吃或粒糖細，就要大家都無糖吃！事實上，當年困處政經低谷的香港，若不是依憑CEPA和自由行再喚生機、重新上路，境況將會不堪設。這都是不容抹殺扭曲的事。今天，惡水已渡就反嫌橋阻路，去之而後快，這公道嗎？

至於對自由行旅客的指控，更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搶購奶粉是商業行為，應說管但不能禁。至於藥房林立，更屬市場規律，應予配套支援，絕不能行政干預；況且，全球的財經金融服務機構、主要國際企業亦都雲集香港，難道要一一驅趕？

此外，自由行旅客數量多，香港在應付方面遇壓力，但不應有「舖細就嫌客多」的敗家仔心態。增設施、提質素、完善管理，這都是政府的責任，但若是因為有人不思進取怕競爭，沉緬於昔日的務農養魚生活，就硬要屬於700萬市民的香港時光倒流，重回一家七口一張床的獅子山下時代，這根本是一項恐襲式的劫持。

挑動兩岸三地 港人代價重

此外，對於廣告指控「梁振英盲推中港融合」的說法，更令人心寒。須強調，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血脈兩連本是一家，現既已回歸，就必須融合，否則就不是兩制，而是兩國。一國兩制和長達50年的過渡，已是對香港的特殊照顧，若繼續倒果為因，不知進退，只會將香港迫進困境。

事實上，人各有志，若身為炎黃子孫卻拒當中國人，請隨便！硬要在島內政爭尖峰漩渦中混淌水，亦請隨便！但不要胡亂以港人名義作墊背、以不盡不實的觀點數據，以政治抽水形式，去挑動兩岸三地的敏感神經，作出失實的指控。

台灣報章廣告費只花數萬元，但香港卻要為此付上不明不白沉重代價，對香港和全體港人都非常不公平。

CEPA有否拖累香港？

<轉載自2014年4月4日 晴報 名家專欄 欄名：雷鳴天下 撰文：雷鼎鳴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有台灣傳媒找我訪問，希望知道CEPA在港落實後的正反經驗。但在交談中我感覺到，記者似乎對CEPA如何拖累了香港的經濟與社會，興趣大得多，也許台灣某部分反服貿的民眾很想從香港中找到反面教材，以壯聲勢吧。

這個要求確實使我搜索枯腸，也找不到使他們滿意的答案，這要從CEPA的歷史及性質說起。

2003年6月29日溫家寶總理訪港，在禮賓府簽訂了有關CEPA的「安排」，當中包括了374項原產地是香港的產品可零關稅輸入內地，另外又對18個服務領域提供進入內地的優惠待遇，港人熟悉的「自由行」，也從那時開始。其後「安排」的範圍不斷擴大，到了今年1月1號實施的「補充協議十」，已累計有403項服務貿易開放措施。

內地開放市場 港企添出路

內地與香港都是WTO的成員，CEPA不能違反WTO的條文，只能其基礎上增添。但香港一直以來早就奉行自由貿易，除了小部分貨品外，其他入口的都是零關稅，在服務業中，則除了某些如醫療、法律等有嚴重的保護主義傾向的外，其他的也基本上對世界開放。若說CEPA主要的性質，是內地增加對港的開放程度，而不是香港自己對內地更加開放（因早已相當開放），我相信符合事實。既然如此，我們當然很難找到理據，說CEPA對港不利。我們總不能說，內地對港不少產品不再徵收關稅，或港人可與內地合拍電影，進入到其龐大市場等等，都會拖累香港。

CEPA是一種最優惠待遇，我們能批評的，主要還是某些開放仍未足夠，港人得益尚不多，而不是開放優惠本身是壞事。至於某些港人不喜歡的「自由行」，已有六七個百分點香港的就業是靠它支撑，它帶來擁擠及其他一些問題，主要是香港政府未有發展足夠的配套設施去吸納新來的遊客，捉到鹿不懂脫角，若無「自由行」香港經濟問題更大。

台人才多 受累經濟封閉

台灣的一些人反服貿，香港也有人附和，我看他們是迷失了方向，台灣教育水準高，人才多，科技水平很好，甚至高於香港，這些我都很清楚。科技大學建校初期，加盟的資深教授多是在台長大，在美國成了大名的學者，我與這批舊同事相熟，深知他們的本事。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台灣的人均收入遠低過香港，大學畢業生拿到五、六千元月薪已是不錯，其大學教授的薪金，不但低於香港，與美國更是差天共地，近年連大陸也比不上，其經濟十多年來都頗為停滯，空談羨慕台灣的港人，需要自問肯不肯大幅減少自己的收入而到台灣居住。

不過，比這問題更重要得多的是要問有這麼多人才的台灣為何經濟如此差勁？我相信答案的一大部分（但不是全部），是它經濟的開放程度遠遠不及香港與新加坡，台灣有識之士也深明此理，服務協議是他們解決此問題的重要部分。至於有人說台經濟不好是因大陸在國際上的打壓，此說經不起推敲，大陸在政治外交上對台有打壓，但經貿上容忍度卻很高。

 

據說今次反服貿的學生領袖是台獨左翼，我反對台獨，也相信所謂在反貿易的經濟思想根本站不住腳，但有人認為台灣有民主，一白抵三醜，所以值得羨慕。我一向認同民主，但知道其局限。台灣有選擇是好事，但今次反服貿是由某些群眾一手打壓社會中經過民主程序選出來的代表，這是輸打贏要，破壞民主法治的行為，對台的傷害很大。這也印證了我多次指出過的，若一個社會撕裂，民主制度也不會運作良好。選舉中輸了的一方不會服輸，總要找機會破壞對手的施政，間中還會發動一些群眾運動，視選舉結果為無物。那麼，民主制度還有甚麼用？香港的確要總結台灣的經驗，以免今日台灣的亂局變成明天的香港。

美助卿首評台學運：學生應負責任使用自由

<轉載自2014年4月4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針對台灣的學生因為反服貿協議而佔據立法院，美國政府3日表示，學生和抗爭的民眾應該「負責任的使用自由」，以文明方式表達立場。這是美國官方首次以「負責任」字眼要求台灣的反服貿人士。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為《台灣關係法》施行35周年而舉行的聽證會上，美國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素表示，台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體系，能夠高度容忍不同的政治主張；美國「非常希望學生和示威民眾能負責任的運用自由(use freedom responsibly)，作法也要符合文明與平和，當然更要避免暴力。」

羅素表示，服貿爭議反映了台灣是個開放的社會，不只允許、更鼓勵辯論；這次事件包含許多層面，首先內部爭辯的是協議本身和程序問題，如今協議已送請立法院審議；其次台灣社會內部對於兩岸簽署協議的步調和範圍有不同意見。不過，他說，整體而論，美國非常「歡迎並讚賞馬政府任內推動兩岸關係的非凡進展」。他表示，這當然是雙方共同推動才獲致的成果，因此也應給北京掌聲。

羅素指出，兩岸之間各項對話成果豐碩且十分深入，台灣的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和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大陸的會談就是「極具歷史意義的里程碑」。他說，美國對於特定的協議沒有看法，也堅信兩岸討論議題必須符合兩岸人民的期待，也應讓兩岸人民放心(comfort level)。

 

另外，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儒伯投書《亞洲華爾街日報》指出，台灣如果未能及早解決服貿爭議，可能加劇兩岸緊張，這不只影響台灣與中國大陸，也會衝擊美國。他認為，這麼一來，2016年的大選之後，不論誰執政，下一任總統處理兩岸關係的空間會顯著縮減。

藉服貿衝突 推進台民主政制

<轉載自2014年4月3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欄名: 新銳新論 撰文: 陳成斌 恒生管理學院通識系助理教授>

這陣子開始有不少討論台灣局勢的文章把重點放在其民主政制之上。在討論層面而言，多些這樣論理的文章，而不只是流於情緒和二元對立的立場表達，是一個很好的勢頭，值得多加鼓勵。

筆者上周亦就這方面談論過一些意見（見本欄3月26日「台灣朝野對抗 新興民主陷阱？」），當中有些地方因篇幅關係未能詳述，故希望再藉由台灣最新的情況，補充一些觀點。

首先，社會集體決策本身，並非單純是民主政制的問題。不論在任何情況，只要有兩三個人或以上，都會面對如何集合個體的決定變成集體的決定。這個決策過程，技術問題可以遠比我們想像中複雜得多。例如同樣的個體決策，用不同的投票方法可以得出不同的結果。如何設計投票方法，可以變成很數理化的討論，「社會抉擇理論」（Social Choice Theory）便是這樣的一套學問。

輸打贏要 或公民參與

而當我們察看現今的現實政治，亦會見到不少投票和決策方法的漏洞。這次台灣的服貿問題，當正反雙方的論述談到民主制度時，都有些過猶不及的思維。

像支持服貿的一方，認為既然馬英九和國民黨是在總統和國會選舉中勝出的一方，學生便不應公然「輸打贏要」，用近於半政變的方法去挑戰選舉勝方的決策。然而，以為選舉勝方可以完全無視選舉敗方而決定一切，這種「贏家通吃」的姿態，並不符合民主政治希望公民能透過討論和交流，達至共同參與政策的文化。

畢竟，在民主政治裏，真正的權力來自人民，即使是選舉一時的敗方，卻不代表他們的意見不應受到重視。更何況，嚴格而言，選舉的敗方只是參與選舉的政客，不是投票給他們的公民。公民無論在甚麼時候，都應該可以參與政策討論和制定的。

當然，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考慮到公民如何能夠參與政策討論和制定。這次台灣面對的問題，其中之一便是反對服貿的一方佔領立法院甚至行政院的行為，恐怕有時會有動搖新興民主政體之虞——至少，這是一些其他新興民主地區的問題。

所幸的是，暫時來說，台灣的形勢似乎沒有再惡化下去，反而正朝向比較健康的方向進發，例如衝擊過行政院一次後便再沒有其他衝擊行為，而政府在行政院清場後亦沒有進一步的武力動作。即使是如周日的數十萬人大型示威集會，亦沒有演變成任何暴力衝突場面，這是我們值得慶幸的地方。

數度修憲 向總統制傾斜

當然，現時要怎樣退場，是雙方都要考慮的問題。長遠而言，台灣的政治機制要怎樣修改，才能令得社會不用付上太大的代價，便能夠從體制內去解決衝突，甚至得到更合理的集體決策方法，是我們需要思考的。

筆者上次提及過在其他地方有用直接公投或變相公投作為解決問題的先例，或許是台灣政治制度應該修改的方向。台灣近年經歷了數次修憲後，雖然理論上接近類似法國的半總統制，但在實踐上卻是愈來愈向總統制傾斜。可是，台灣罷免總統的門檻甚高，要推動恐怕會連第一關（亦即立法院）亦過不了。

另外，台灣現時不論是罷免立委或由公民連署提案直接公投，都有很多技術細節需要改進。最後，現時總統在大部分情況下無法主動解散立法院再作重選（除非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長的不信任提案，總統才可以解散立法院），亦可以說是令問題無法在體制內直接訴諸最新民意以解決衝突的技術阻礙。這些體制問題，正好在這次服貿風波裏被一一檢視，好讓台灣的民主政制更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