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6日 星期五

政績乏善足陳 政治禍國殃民——評李鵬的生前死後 兼談中國政治出庸才

<轉載自2019726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劉銳紹 時事評論員>

李鵬死了。我的評價是:死不足惜!因為論政績,他乏善足陳;論政治,他禍國殃民。

我當年長駐北京採訪,可以拿出真憑實據。先說政績乏善足陳,以李鵬晉身黨國高層後的幾件大事為例。他擔任副總理時分管教育,除了「教育為政治服務」的基本錯誤不能由他個人承擔之外,很多問題都跟他直接有關。例如教育界人士的待遇不增反減,生活和工作條件不斷惡化。清華大學調查發現,教職員的平均壽命縮短至65歲以下。著名作家冰心看了反映教師苦况的《神聖啟示錄》後致函李鵬,要求正視,但無改現實。

李鵬任總理時,三峽工程遭「下馬派」大力反對,他和副總理姚依林拋出「三峽工程5年內不會上馬」的緩兵之計,同時禁制「下馬派」發聲,暗裏卻進行百萬大移民,創造上馬條件。三峽工程建成後,最近傳聞移位,官方由否認改為承認「正常的彈性移位」。這些都是當年「下馬派」提出的憂慮,但李鵬好大喜功,充耳不聞。

「六四」鎮壓後,仍任總理的李鵬的經濟政策是「治理整頓」,把經濟綁死,增長率只有3%4%。朱鎔基接任總理後,改用「宏觀調控」,經濟才逐漸恢復生機。

李鵬後來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在此之前,兩名前委員長萬里和喬石曾嘗試把人大的橡皮圖章「變硬」。喬石(因為與江澤民爭權)還把立法權轉回人大系統,改變以前由黨起草再交人大舉手通過的規矩。但李鵬接管全國人大後,又把主導權回復舊制。

六四鎮壓罪魁禍首之一

以上說明李鵬的政績乏善足陳,再談他在政治上如何禍國殃民。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他在「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的角色。他自稱只是執行鄧小平的政策,有評論認為他是鄧小平的棋子、幫兇。我說不對,應該說李鵬是始作俑者和罪魁禍首之一。

當年胡耀邦逝世和學運之初,李鵬已抓準多個機會自利,趁趙紫陽不在北京之際,利用北京市委亂編的報告,逢迎鄧小平的強硬政策,製造「動亂」之名,還製造有「黑鬍子」(外國勢力)在背後的言論。其後,李鵬多次把已經緩和的形勢變得緊張,例如把(與學生的)對話變成訓話;又贊成並宣布戒嚴,促使已經停止絕食的民眾馬上再度絕食。這些都發生在暴力鎮壓之前,足以證明:鄧小平是「六四」屠城的主要罪責者,但李鵬也是製造、催化和惡化形勢的罪魁禍首。

官方高度評價李鵬 「為今我所用」

李鵬死了,官方對他仍保持高度評價,這是典型的「為今我所用」(不單「為我所用」)的政治需要。從官方角度看,「六四」不僅是中共的底線,更是它的死線。因為昔日中共倒行逆施(例如「大躍進」、「反右」、「文革」),導致人民間接死亡,但「六四」則是中共用槍炮射向人民,導致人民直接死亡,罪無可恕,罪責難逃,論罪當誅。所以,今天中共仍要捧着李鵬的屍體向外宣示,「六四」的定性不會改,藉以杜絕外界幻想。

所謂幻想者,皆因有人認為與「六四」有關的當年人,例如鄧小平、李鵬、陳希同、袁木等人都死了,今天的中共高層有可能改變「六四」定性。可是,反觀今天的中共,政治愈趨強硬、倒退,李鵬死了還得到金袍玉帶加身,就可以看出民間仍需努力,才能平反「六四」。

還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一些中共黨官都見馬克思去了,中共公布其死訊時,很少提及「六四」;但在李鵬死去的公告中,卻有一段文字刻意重提「六四」,肯定李鵬的作用。這正好說明,今天的中共高層仍然要死抱「六四」的死線,不想出現磚頭鬆脫、牆傾楫摧的骨牌效應。

從李鵬的一生折射中共的政治,最易見的結論就是:庸人多厚祿,奸人更多福。這是中國數千年的封建文化延伸至今的結果。只要下臣按照皇帝的御旨辦事,滿足皇帝的需要,就可以扶搖直上、飛黃騰達。所以,歷代都有宦官和太監之類的權臣、讒臣。在中共歷史上,康生、「四人幫」之流,比比皆是。李鵬雖不至像前者那麼罪大惡極,但都是這類罪人。

由李鵬經歷 看今日香港

再由李鵬在大陸官場的經歷輻射到今時今日的香港,同樣令人感到悲哀。今天在香港出現的情况,可以歸納為積習數千年的封建王朝的管治模式和意識,與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在內的現代文明的碰撞。香港守不住,全中國將倒退30年至50年。今天香港的官員,從林鄭月娥到多名問責官員,在政治上已不再站在「兩制」一邊,而是向北京的權力來源負責。北京也正好利用港府官員對中國大陸政治的無知,以及上行下效的慣性,大力推行北京的左傾政策。

但必須指出的是,港官在「上有好者,下有甚焉」的驅使之下,已經變得六神無主,甚至出現「放鬼」而不能「收鬼」的情况。也就是說,他們已不能完成上級的任務,反而為中央添煩添亂。這樣的形勢如果繼續任之由之,只會令亂局更亂。

說得嚴重一點,假如有人趁勢製造危機,從中漁利,更是必須嚴防和嚴懲的。這無疑是趁火打劫。眼前香港的情况,跟1989年「六四」前的政治形勢趨同,最終只會令親者痛,仇者快。

更有甚者,北京不應把香港眼前的局勢視為「外國勢力和外部勢力搞亂香港」的結果。1989年李鵬就是利用這種假象,順着鄧小平的強蠻思維和政策,挑起和激化矛盾,才促使形勢一發不可收拾。撫今思昔,真的要努力避免,不能重蹈覆轍了。

最後一提,我不是因為李鵬在「六四」後指摘我「顛覆政權」(這是我被公開點名和追究的「罪狀」之一),才對他有上述評價。我只是想,今天的人不要再跌入中國政治的陷阱,所以必須指出李鵬的罪,以及中國政治的頑疾。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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