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政治處理釣魚島已經過時

<轉載自2010年9月30日 明報 論壇版 撰文：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上星期本欄談到，中國在與日本交手，處理釣魚島主權問題，採取一種模糊主義的政治，具體表現在所謂「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

什麼是「模糊政治」呢﹖

模糊政治的本質

模糊政治是出於務實政治考慮的一種做法，那是為了避免因立場不同而與對方立時產生衝突，因而迴避明確表態，更遑論按着一個清晰的理念和立場，斷然行事，反而刻意讓雙方在一個模糊狀態下，摸索解套之道，又或者至低限度，「一個問題，各自表述」，讓雙方都有下台階，避免彼此間即時劍拔弩張，兵戎相見。

這裏包含「事緩則圓」的中國傳統處事智慧，相信讓條件慢慢成熟，又或者新的時機出現，問題會得到更好的解決。

其實，這種模糊政治，也與當年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的重要外交戰略指導思想，密切有關。就是要韜光養晦，所以要迴避爭議，避免引發衝突，政治上如能低姿態那就更好。當時中國需要的，就是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環境，來好好的發展經濟，補回文革時期所造成的滯後。

但這裏也得小心，如果處事過於消極，失了分寸，模糊政治便隨時會落得「鴕鳥政策」的駡名。

模糊政治成了鴕鳥政策

而更重要的是，模糊政治能否行得過，也要視乎對手的意願如何，如果「襄王無夢」，反而存心硬碰，步步進逼，得寸進尺的話，那麼己方若仍然執信於模糊政治，在對手以至外人眼中，只會成了一種不折不扣的鴕鳥政策。

舉個例，上星期提到，1980年代，英國步步進逼，要中國就香港九七問題清楚答覆，以及拒絕「澳門模式」，便讓模糊政治根本無法行得過。

相反，在兩岸關係上，雙方以「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原則來擱置分歧，求同存異，便爭取到時間和空間，讓兩岸關係大大得到改善，那就是模糊政治的一個成功例子。而且，當中中央是有一套清晰的戰略，來讓解決問題之條件慢慢成熟的，那就是剛剛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於9月23日與華文傳媒座談時，總理溫家寶所說：「兩岸有共識，今後會『先經後政、先易後難、把握節奏、循序漸進』發展兩岸關係。」當中的要訣，當然是「先經濟後政治」。近年兩岸實現「三通」，以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都讓彼此間走向整合，為最終解決兩岸問題奠下了基礎。

這裏的關鍵，當然是兩岸都情投意合，大家都有意願通過模糊政治來擱置爭議，解決問題，好讓彼此都先好好發展經濟，尤其是由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政府。

但問題是，從近年日本朝野在釣魚島挑起連串事端來看，他們根本沒有類似的善意，在釣魚台主權問題上，與中國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種模糊政治來作出配合，反而處處苦苦相逼，那麼，盲目再執信於模糊政治，只會讓自己成了鴕鳥。

韜光養晦外交方針已不合時宜

畢竟，中國是全球經濟第二大國，日本是經濟第三大國，兩國存在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尤其是在亞洲的區域領導，以及地緣政治問題，更注定了兩國間的競爭關係。因此，要兩國水乳交融，完全相安無事，未免有點奢望。這也是在兩國間套用模糊政治的一大局限。

更何况，韜光養晦，作為外交戰略指導思想，是中國在一個特定歷史階段和時空下的產物，那時仍容許一個低調、但求置身事外的中國。但如今都說「大國崛起」，國內外對中國在國際政治和外交舞台上所擔當的角色，都有着與過往完全不同的期望，期望中國以一個「大國」的態度和責任來行事。今天，韜光養晦，已經未必再符合國情，中國要低調、置身事外，也未必可以如願，愈來愈多人希望中國有更清晰的外交戰略，模糊政治因此亦面對愈來愈多的局限和挑戰。

應開放民間保釣力量

况且，當年英國只是在閉門會議中步步緊逼，但如今，日本利用右翼勢力在釣魚島修燈塔、建神社，以至近日扣押中國漁船和船長、宣布明年3月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25個離島「國有化」，咄咄逼人，明目張瞻，不留情面，中國那種「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模糊政治，還能行得通嗎？

從「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模糊政治，轉為由政府出面強勢交涉釣魚島主權，這樣的轉折或許太過劇烈，但筆者卻認為，至少中國不應該遏制民間保釣，反而應該適當協助，以顯示中國朝野一致，團結保衛釣魚島的決心。

《亞洲週刊》便有評論文章提出：「北京須開放民間保釣力量，重演1978年中國約200武裝漁船保釣之壯舉，正視今日釣島及周邊海域已被日本有效控制的殘酷事實，不能再拖延，否則就會永遠失去釣島。北京須善用民意，千船齊發，登陸釣島及移民，安營紮寨，設立手機網和互聯網基地，全力建設釣島，學習韓國自日本手中奪回獨島的寶貴經驗，勿『外拖內壓』，而要『外爭內放』。」

反觀中國，卻是另一回事。舉個例，香港特區政府繼去年之後，9月22日，再度阻止香港的保釣人士搭乘「釣魚台二號」前往釣魚島海域，以「釣魚」為名宣示主權。一般相信，特區政府的阻船出海，是在中央授意之下的做法。如果屬實，這種做法實屬不智，徒讓日本政府在一旁竊笑。

 

如何開放及善用民間保釣力量，其實是中國在解決釣魚島問題上，在「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模糊政治之外，一大新的政治方向。

明天可以問問劉兆玄的保釣經驗

<轉載自2010年9月28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詹其雄昨日已經返抵家鄉福建晋江，然而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外交衝突仍未化解，人是還了，但中國繼續要求日本還錢（賠償！）、還公道（道歉！）；日本官員卻不僅少理，反更倒打一耙，公開表示巡邏艦撞毁了，打算向中國索賠。這個企圖反咬中國人一口的傢伙叫做仙谷由人，官拜內閣官房長官，地位等同副首相，其言其心絕非個人意氣而足代表太陽帝國的立場姿態，且讓我們記住這個名字，看他日後能夠橫行到幾時。

兩國相峙，結局如何？

當然要視乎雙方——不，應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三方——的策略互動，如果把民間社會的保釣力量亦計算在內，便是四方了，儘管日本在此階段對賠償和道歉表現得強硬不讓，但這絕不表示她不會軟化，至少，在兩年以前那番保釣風波裏，日本就曾對馬英九政府賠過錢和say過sorry。

是的，那年頭的小馬哥仍然是個非常硬朗的小馬哥，2008年5月30日，他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不到10天之後，凌晨3點半，台灣海釣船「聯合號」在釣魚島海域遭日本海上巡邏艦撞沉，釣客失足墮海，船長窩囊被捕，台灣社會激動沸騰，連北京亦第一時間發表聲明，對日本政府嚴加譴責，馬英九的總統府乃於6月12日下午宣示了4點超硬立場﹕

「一，釣魚台列嶼是中華民國領土，地理上是台灣的附屬島嶼，屬於宜蘭頭城鎮大溪里。

二，我們堅持維護釣魚台主權的決心從未改變，也絕不改變，此一立場，外交部十分瞭解並遵行。

三，對於日本政府船艦在我們的領海，撞沉我國的漁船，扣留我國的船長，我們要提出嚴正抗議，並要求日本立即釋回船長及提出賠償，外交部已依據上述原則與日方繼續交涉中。

四，我們也要求海巡署立即強化編裝，提升維護主權與捍衛漁權的功能。」

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點，公開針對某件外交衝突而強調強化編裝，等於在對手面前點算軍火數量，極具武裝叫陣味道。事實上，於某回立法院質詢上，立委陳根德曾經直接追問時任行政院長劉兆玄，為了保釣，是否「不排除不惜一戰？」；劉兆玄斬釘截鐵地回答，「對！」。曾被揭發以大學校長之身跟美艷女記者半夜坐在山邊車廂內「閒聊國家大事」的劉兆玄去年因「八八水災」下台了，目前擔任台灣「國家文化總會」會長，明天下午兩點，他將在灣仔會議中心演講所謂「中華文化在台灣」，現場聽眾不妨舉手要求他順便回憶一下保釣威風史。

當然是威風的。總統府發表「馬四點」後，行政院和外交部跟進談判，日方馬上釋放船長，可是，狡猾的日本政府同時起訴自己的巡邏艦和台灣的海釣船，認為兩者皆有錯，應該同時受罰。這可再度惹怒了台灣民眾，保釣分子蜂擁上街抗議，「保釣聯盟」更租船前往釣魚台海域宣示主權，馬英九高調力挺，指派海巡艦護航，台灣民船成功繞行釣魚台列嶼一周；6月20日，台灣保釣氣氛持續高漲，小馬哥的保釣戲碼繼續演出，要求日本政府還錢和還公道，終於，日本駐台交流協會副代表舟町仁志帶着海上保安廳十一本部長那須秀雄的道歉信，親往海釣船長何鴻義家中道歉，並賠償了33萬美元。台灣總算得到了她想要的，儘管日本人仍然主張釣魚島屬於小日本。

今天的馬英九當然不再如斯高調。說他「懂得自制」也好，說他「識時務」也罷，反正被捕的詹其雄是福建人而非台灣子民，雖然小馬哥仍然主張「釣魚台列嶼是中華民國領土」，但忍而不發，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動手處理，終究比較得宜，否則，中華民國去跟日本鬥爭，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跟日本鬥爭，抗外未行，反先「內戰」，那就糟糕萬分。是次事件，台灣官方的做法算是適當，其所謂外交部曾經召見日本駐台代表，其海巡艦亦曾再度出動保護海釣船前赴釣魚台海域抗議，該做的和能做的已經做了，沒有讓福爾摩莎過於沒面子，反倒是香港特區的政府部門以各式莫名其妙的理由悍然阻止漁船出海，令人對香港近年強力推動的所謂「愛國教育」深深掛上質疑問號。咦，不是口口聲聲叫我愛國愛國愛國嗎？怎麼租船出海保釣也不獲准？難道只准我們用你准許的方式去愛國？愛國的方法和強度只有一套標準，就是你所認可的標準？什麼時候我們將變成中國大陸，連上街保釣亦要被你先批准、先審訂？

 

溫家寶先生說得好，「中國的主權和人權皆不可侵犯」。對日本，我們要爭主權，可是回望香港與內地，我們要爭的是人權，各方面的人權，完完整整的人權，受到中國憲法明文保障的人權。這點道理，不管保不保釣、不管保釣成不成功，我們都不應忘，不可忘。讓我們共同努力。

緩兵之計解決不了釣魚島問題

<轉載自2010年9月23日 明報 論壇版 撰文：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一個釣魚島，又重新掀起公眾關注，中國對領土主體紛爭究竟採取何種態度的問題。

香港前途談判啟示錄

近日在翻看已故新華社香港分社（即現今「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長黃文放先生所著《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一書，讀到一些相關的章節時，我想或許能給大家一些啟發。

黃文放是最早參與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工作的成員之一，不單在前期為中央做過一些準備和研究工作，更在1982年1月到北京，參加起草收回香港主權的具體方案。 當時有關小組成員只有5個人，他是成員之一，魯平是組長，具體決策由廖承志主持。因此，「放叔」在書中透露的資料和內幕，有相當的權威性。

書中提到1974年葡萄牙政變，之後新政府提出要放棄所有殖民地，並準備把澳門交還中國，但當時中國反而不想收回，因為一旦收回，就一定會帶出香港前途的問 題，而當時中國仍未想處理，遑論收回。於是，反而找來土生葡人領袖宋玉生作中間人，與葡國總理私下溝通，達成一些諒解，後來再由兩國達成協議，包括：

一、澳門是中國領土，主權一貫屬中國政府所有；

二、澳門是歷史遺留問題；

三、在適當時機通過中葡兩國政府談判解決；

四、解決之前維持現狀。

因此，當港督麥理浩在1979年3月訪京，以新界租約只剩18年，土地契約批出年限為港府帶來難題作為理由，英國提出要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時，鄧小平的答覆是，關於九七問題，中國現在未有政策，希望英國人不要太早提出問題。

澳門模式

中國原本考慮照搬「澳門模式」來解決香港問題。用更「入肉」的話說，那即是「口頭上主權不讓」、「以歷史遺留下來問題作理由」、「拖至未來才解決」、「在此之前按兵不動，不變應萬變」，四大要訣。

那麼，為何中國又在1982年與英國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始談判，最後並收回香港呢﹖

書中透露，那是因為英國人不同意，硬是要中國明確表態。在隨後兩年，英國前首相卡拉漢、外交大臣卡林頓、掌璽大臣阿德金斯、前首相希斯等，陸續訪問北京，向 中國步步進逼，要中國就九七問題清楚答覆。在這種情下，鄧小平才在1981年4月下達指示，要下面研究出一個明確方針和態度，並在12月拍板，決定收回 主權。其間，中方在香港與英國有很多非正式溝通，並就「澳門模式」作出試探，但卻被後者拒絕。

釣魚島立場同出一轍

再回到今次的釣魚台主權糾紛。

有關中國對釣魚島領土主權的態度，其歷史沿革，在中國外交部官方網頁，「中國外交歷程」一欄裏，有以下的一些記述：

「1978 年10月25日，鄧小平同志作為國務院副總理訪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會談中，鄧小平同志強調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要以大局為重，並在之後舉行的記者招 待會上高瞻遠矚地指出，實現邦交正常化時，雙方約定不涉及這個問題，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我們雙方也約定不涉及。我們認為，談不攏，避開比較明智，這樣 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我們這一代人智慧不夠，我們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好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

「1979 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會見來華訪問的自民黨眾議員鈴木善幸時表示，可考慮在不涉及領土主權情下，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同年6月，中方通過外交渠 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的設想，首次公開表明了中方願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模式解決同周邊鄰國間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的立場。」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基本含義是：第一，主權屬我；第二，對領土爭議，在不具備徹底解決的條件下，可以先不談主權歸屬，而把爭議擱置起來。擱置爭議，並不 是要放棄主權，而是將爭議先放一放；第三，對有些有爭議的領土，進行共同開發；第四，共同開發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增進相互了解，為最終合理解決主權的歸屬 創造條件。」

換句話說，這與前述澳門模式的基本涵義，不是如出一轍嗎﹖

那就是，出於務實政治考慮，而採用的一種模糊主義政治。

「最衰是英國人」

「放叔」的書還透露，1981年12 月，由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列席的還有總理趙紫陽，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並正式拍板，決定以收回香港主權作為與英國談判的基本立場。會中 趙紫陽還講了一句話：「最衰是英國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不知道，今回在某一次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中，會否又有人說：「最衰是日本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例如擁有航空母艦攻擊群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

但日本是漢學研究做得最好、最頂尖的其中一個國家，你估他們又會不會未看過「放叔」寫的這本書﹖不知道北京心目中的如意算盤嗎﹖

況且，當年英國只是閉門步步緊逼，但如今，日本利用右翼勢力在釣魚島修燈塔、建神社，以至近日扣押中國漁船和船長、宣布明年3月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25個離島「國有化」，中國那種「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模糊政治、緩兵之計，還能管用嗎？

領土爭議從來是難題

<轉載自2010年9月22日 明報 筆陣版 作者：盧子健>

 

日本當局無理拘留中國漁民，中國人民和香港市民都非常憤慨。中國政府已多次向日本當局提出抗議和警告。中國民間，包括在香港和台灣，也有很多人民自發的保釣活動。他們都希望能做一點事，保衛釣魚台。

 

可是，領土爭議從來是極難處理的問題，多數時候並沒有簡單的處理方法。釣魚台問題亦不例外。

 

世界上大多數領土爭議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有些歷史之長更是以百年計算。在亞洲或者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為主體的地區，大多數領土爭議是18至19世紀時西方列強到處擴張侵略所遺留下來的問題。

 

中國的陸地邊界以千里計，幾乎沒有一段是沒有爭議的。新中國建立初期，與北朝鮮、蘇聯、蒙古、印度、緬甸、越南等國的關係基本上良好，以為可以相安無事。但1962年爆發了中印的邊境戰，69年又爆發了中蘇邊境戰。至79年，中越打仗雖然主要是由柬埔寨問題引起，但中越邊境領土爭議亦是成因之一。

 

在這些爭議之中，有些是當年中國被鄰近強國欺負而被強佔領土，包括蘇聯的前身俄羅斯和日本，但有些爭議中涉及雙方都是西方侵略的受害者﹕印度曾被英國統治，越南曾被法國統治。這些獨立後的國家很多時繼承了前殖民地宗主國的立場，想繼續佔據中國的土地。

 

在領土爭議中，鮮見有任何一個國家自願退讓。縱使有些爭議方其實十分理虧，仍會堅持立場。日本對釣魚台的立場是一例。日本自己也是受害者，其北方四島在上世紀二次大戰後為蘇聯佔領。至今無論是蘇聯或者俄羅斯都拒絕把北方四島歸還給日本。

 

所以，領土爭議甚少和平解決。縱使是友好國家亦很少在領土爭議中讓步。西班牙和英國都是歐盟成員國，但各自對直布羅陀的主權立場都沒有轉變。

 

在某些情下，因為政治現實的需要，領土爭議雙方或者願意協議和解，例如中共建政之初就是採取這個睦鄰政策以換取恢復經濟的空間，但這些協議過了一段時間仍然可能被翻案。說到底，民族主義立場幾乎是所有政府——不管左中右的意識形態——都會執著堅持。

 

近幾十年，領土爭議由陸地延伸到海洋。中國有數千里長的海岸，於是要面對更多的領土爭議。

 

釣魚台問題早在上世紀60年代後期浮現。美國當年把二次大戰期間佔領的琉球群島交回日本，把釣魚台也包括在內。當時掀起了海外和香港大規模的保釣運動。

 

釣魚台是島嶼，是受海洋包圍的土地。保釣運動出現不久，聯合國開始手制訂國際海洋法，掀起了新一波的主權紛爭，只不過這次由陸地延伸至海洋。

 

中國在1974年與當時的南越打了一場仗，收回西沙群島。在1988年，中國與越南就南沙群島若干島嶼的控制權亦打過仗。現在南中國海內的南沙、西沙群島與鄰近海洋、釣魚台以及東海水域，都存在主權和開發權的爭議。這些爭議都沒有解決象。

 

從上述討論可見領土爭議形成的種種原因，構築一個非常複雜的圖像，真的難以決定從何著手。但主權爭議最棘手之處還在於﹕佔據就已經是「百分之九十」的主權。

 

除非是兵戎相見，或者是有一方在軍事上有絕對的優勢，否則誰是實質控制著爭議中的土地或者海洋，無論其道理有多強，就已經有「百分之九十」的主權在手。

 

日本目前在釣魚台的行為，正好就是應用這個「原則」。佔據我們領土的又何止日本。在南中國海，越南、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都在南沙群島中不同島礁，或者是駐軍，或者是設置帶有主權象徵的設施。

 

保衛釣魚台容易掀動億萬中國人民的心，包含著上世紀日本侵略中國的慘痛回憶，但其實東南亞諸國佔領南海諸島，同樣是國人所不能忽視。

 

但如前所述，除非兵戎相見，否則短期內對這些佔據中國領土的行為並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在此情況下，是否完全無可奈何，什麼都不做呢？

 

亦不至於此。首先，我們對爭議中的土地或者海洋絕對不能放棄，即使是已被他人佔據的也不能放棄，因為縱使對方有「百分之九十」的主權在手，我們也不能放棄餘下的「百分之十」！

 

其次，對爭議對方的新的侵犯性動作必須高度警覺，在有需要時嚴肅抵制。現狀不理想但又已經存在，有時忍受是無可奈何。但倘若爭議對方以新動作改變現狀，即絕不能軟弱忍受，否則對方得寸進尺。現時日本的做法就是搞新的小動作，象徵性地把司法管轄權延伸至釣魚台。

 

最後，如果我們有機會佔據爭議中的土地或者海洋，絕對不必手軟。例如共同開發東海本來是中國因應與日本發展友好關係而作的妥協。如果日本喜歡各自單方面採取行動，我們根本不必客氣，可積極單方面開發東海、加強在該海域內的巡邏，確立和鞏固對爭議地帶的實質控制權。強硬不是為了出口氣，而是為長遠的國家利益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