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卿：台美交流解禁 環時轟最後瘋狂 台總統府歡迎 華學者：加快國家統一進程

 <轉載自2021年1月11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美國總統特朗普政權即將交接前夕，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上周六(9日)宣布，美國國務院已取消全部與台灣官員接觸的「自我設限」，稱有關限制是「單方面取悅北京」，以後不再如此。台灣總統府、駐美代表處均表示歡迎與感謝。北京昨暫未就此表態，大陸學者認為，美台官式交往加強，只會促使大陸加快國家統一的進程(見另稿)。

據路透社報道，蓬佩奧透過聲明稱，對於美國務院先前頒布的所有對台交往準則，行政機構現在都可視為無效。所有外交事務手冊中，除美國在台協會(AIT)外，其他機構與台灣行政部門往來的部分應視同無效。根據《台灣關係法》，美國行政部門與台灣的關係應交由AIT全權處理。

蓬佩奧：不會再單方面取悅北京

有關限制包括台灣官員不能進入美國務院，美國官員必須在酒店與其會面等，蓬佩奧稱，這些限制是基於美外交部門「數十年來複雜的內部規章」，結果是「單方面取悅北京」，但「不會再如此」；美台共享民主價值觀，美台關係不會被官僚主義的「自我設限」所束縛。

聯合新聞網報道，台總統府發言人張惇涵昨天(10日)表示，美國務院的聲明充分反映台美堅實的伙伴關係。他強調，未來台灣將持續爭取美國跨黨派支持，以及深化台美合作伙伴關係。

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在Twitter轉發蓬佩奧聲明稱，「數十年的歧視終於解除，是台美雙邊關係的重大進展」。駐美代表處亦發聲明表示，感謝長期關心台美關係的美國國會兩黨議員，並期待台美伙伴關係在可見的未來持續強化與成長。

蕭美琴：數十年歧視終於解除

拜登交接團隊官員昨則回應稱，拜登將落實其作為聯邦參議員時投票通過的《台灣關係法》，以及美國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承諾。就任後，他將繼續支持和平解決兩岸議題，尊重台灣人民願望與最大利益。

拜登團隊：落實「一個中國」承諾

《華爾街日報》引述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專家葛來儀稱，拜登政府「完全有理由」對特朗普政府在最後時刻做出這樣的政策決定感到不滿， 「如果這些限制妨礙美國以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方式促進關係發展，那麼特朗普政府應該更早地作此決定。」中央社指出，美台關係在特朗普任內大幅進展，前任駐美代表高碩泰已能公開大方進入美國務院參與國際會議；美台官員會晤的照片也常能在美官方社交平台公開；美台官員往來更頻繁，台副總統賴清德去年更前往國務院與國安會拜會，被視為重大突破。

官媒《環球時報》繼周日發表評論，形容美國務院的決定是「最後的瘋狂」，如台、美方面作出過激反應，「就很可能觸發戰爭」。該報總編輯胡錫進周一凌晨再在微博發表評論，這次美國對台撤限假如成為美國台灣政策新的起點，將意味着台灣政權末日倒計時的開始。他又警告台當局還是「夾起尾巴來」，這樣「還能多活幾天」。

特朗普挺台最後一擊 兩岸局勢今年難緩和

 <轉載自2021年1月10日 明報 社評>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任期屈指可數之際，國務卿蓬佩奧派遣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Kelly Craft）訪問台灣，將於本周三抵台。而在上周特朗普的支持者衝入國會山莊當晚，美國國務院政治軍事局助卿庫珀（Clarke Cooper），與台灣外交部與國防部官員，高調舉行了跨洋視像「政治軍事對話」。這連串舉動是特朗普政府打「台灣牌」的最後一擊，但與之前猜測的蓬佩奧或特朗普本人訪台相比，屬於雷聲大雨點小。對美方的這些小動作，北京雖然強烈譴責，但應該不會隨之起舞；而台北當局卻仍甘之如飴，總統蔡英文之前在元旦談話中，對兩岸談判和交流亦語多保留，看來2021年的台海局勢仍波譎雲詭。

大使到訪政軍對話 象徵意義大於實質

美台之間的政軍對話過去每年一度，已開了10年，只是去年受疫情影響，延至今年舉行。過去都是台灣官員低調赴美開會，今年事先高調張揚，以視像方式對話。據報道，在一小時的對話中，雙方只是針對台海兩岸政軍情勢、對台軍售等議題交換意見，並無重大突破。至於克拉夫特訪台，她的駐聯合國大使身分雖然較敏感，但與之前計劃上月訪台又取消的環保部長相比，層級反而有所降低，純屬為落實國會的《台灣旅行法》的官樣文章。

所以說，這連串舉動很可能是特朗普打出的最後一張「台灣牌」，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純為挑釁刺激北京，同時，又避免引起過分震盪，以切香腸方式試探北京底線的意味更濃。

美國試探北京對台底線，是想了解大陸在什麼情况下會武力攻台。《反分裂國家法》寫明的動武條件是，「『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這種表述十分模糊，尤其是「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所指為何，外界很難確定。當初北京制定此條款的目的，就是要把對台動武的主動權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因此，北京對特朗普打「台灣牌」的各種舉動，包括今次的最後一擊，雖然都強烈譴責，甚至威脅要美方「付出沉重代價」，但實際上，中方不會過度反應，竭力避免墮入美方陷阱。

不過，台北當局對美國打台灣牌的諸多舉動，卻來者不拒，照單全收，更主動參與配合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印太戰略，賭的就是拜登政府將會全盤繼承特朗普「台灣牌」的政治遺產。

正是基於這種判斷，當大陸國台辦主任劉結一強調新一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際，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新年談話中，卻強調只要北京「有心化解對立」，在符合「對等尊嚴」原則下，「願意共同促成有意義的對話」。對於兩岸民間交流，她表示要「待疫情受到有效控制時」才「逐步恢復正常有序的交流」。反映其有意推延兩岸民間交往，並給恢復對話附加條件。

兩岸對話蔡附加條件 配合美國台失多於得

的確，經過特朗普4年執政，美國國內對華強硬聲音更大，特朗普簽署的《台灣旅行法》、《台灣保證法》等法案，以及他任內最後兩個月，台北駐美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簽署的為期5年的合作備忘錄，都制約了拜登政府對台政策的調整。特朗普在選舉當日和選後的對台軍售合約，不少亦將在未來4年內執行。

儘管拜登上任，華府在價值觀方面將繼續支持台灣，對台軍售亦將繼續，高官訪台亦或延續，但根據拜登本人多年來在台海問題上的表態、他在奧巴馬時期的表現以及可能啟用的亞太外交團隊看，拜登畢竟是一名資深政客，懂得鬥而不破的道理，其兩岸政策將較特朗普更有可預測性，也更理性、更具戰略性，重回美國傳統兩岸政策的可能性較大，即保持戰略模糊，更多從戰略層面制定和實施兩岸政策。

蓬佩奧上周受訪時稱，在解決同中國的「棘手問題」和解決朝核問題上，美國未取得太多進展。這實際上等於承認，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失敗。但台北的民進黨當局，仍未意識到4年來盲目追隨美國的惡果。蔡英文4年來配合美國的台灣牌，除了對內可做宣揚的「外交成績」外，台灣並無太多實質收穫，失去的反而更多：曾經被對岸默認的「台海中線」沒有了，解放軍戰機逼近台灣常態化，在某種意義上意味台軍制空權的喪失；在國際上，台灣丟失了更多的邦交國，仍無法回到世衛大會（WHA）；為了美台關係的表面風光，台灣付出了允許進口含瘦肉精的美國豬肉的代價，成為民進黨政府受攻擊的軟肋之一。

美國提升對台關係，更多是為配合特朗普選舉和國內政治的需要，台灣成了美國政壇的棋子，也隨時可以變成棄子。而且，每一次的美台關係的提升，都會招來大陸的軍事壓力，令台灣處境增加一分危險。如果民進黨仍抱着特朗普時代的天書來看待兩岸關係，2021年台海局勢難以緩和，如果拜登如特朗普般持續玩弄「台灣牌」，兩岸終將圖窮匕現。

百歲中共 修例「修身」

 <轉載自2021年1月9日 明報 中國版 欄名：北京聞風 撰文：鍾鳴九 資深傳媒人>

中共中央近日印發修訂後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認真遵照執行。這是時隔16年中共對舊版條例的首次修訂，新版條文從38條增至52條，總字數多出逾2000字。

舊版條例是在1995年試行條例的基礎上修訂頒布。彼時《人民日報》曾報道，「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黨建面臨許多新情况、新課題，黨內民主建設的發展進程……使改進黨員權利保障工作顯得十分重要和緊迫」。

觀察家表示，此次修訂在舊版基礎上強化了權利細化和執行制度；在距中共建黨百年僅6個月之際，新條例意味着中共決心給黨內注入新活力，也是中共為紀念建黨百年而制定新目標的努力的一部分。官媒報道稱，發揮黨員主體作用、激發黨員參與黨內事務的熱情，是此次修訂的着眼點。

保障黨員直接廣泛參與黨務

2021年對中共而言具有重要意義。面對「十四五」開局、現代化征程起步，以及建黨100周年，中共在2021年元旦假期後第一個工作日公布修訂後的條例，應期望實現三方面目標。

其一，保障黨員直接廣泛地參與黨內事務。近年來，中共在發揚黨內民主方面不斷加力。不過，黨員權利被侵犯後糾正管道不暢、黨員參與民主決策的積極性不足的現象依舊存在。新條例設立「保障措施」專章，增訂「建立健全激勵機制」等保障黨內監督、處理申訴的新指導原則；還將黨員權利細化為包括黨內知情權、黨內提出不同意見權在內的13項權利，以「權利名稱+權利內容」的方式精確表述每項權利，以體現黨內民主制度體系的健全。

黨員行使監督權 不得網絡散播

其二，新條例劃下區分黨內黨外的分界線。新條例中，「黨內」一詞共出現32次。在有關黨內監督權論述中，增述黨員行使監督權時「應當通過組織管道」，不得隨意擴散傳播、網絡散佈。此外，「公開發表違背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的觀點和意見」「不按照組織原則和程式進行批評」等，將被追責。

從嚴治黨 建構3「不腐」機制

其三，新條例將有助強化「從嚴治黨」。從嚴治黨自十八大以來一直是中共工作重點之一。官方解讀稱，新條例通過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將助推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

分析人士指出，在黨章中，黨員的8項權利和8項義務，是義務規定在前，權利規定在後。中共全面從嚴治黨，不僅是對黨組織和領導幹部的要求，也是對每名黨員的要求。從該角度看，相信新條例將成為新征程下中共完善從嚴治黨的重要舉措。

今年是本地政治年

 <轉載自2021年1月6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陳景祥 資深傳媒人>

香港在2020年經歷了一場大變，這次變不像以往，在吵吵鬧鬧之後又會回復常態；北京這次主動出擊，去年直接出手為香港立國安法。這是一次權力大洗牌，過去是「兩支管治隊伍」，平行共治，但還是一個台前一個幕後，特區政府表面上仍然行使着若干自治權，然而當《港區國安法》出台之後，北京已經完全掌控整個特區決策的主導權，從內到外，「精心佈置、精心指揮」，恍如回到殖民地港英政府年代，香港的管治班子主要是執行，決策「大腦」完全在中央政府。

全面管治權落實 北京由懷柔轉強硬

有人說，港區國安法是因反修逃犯例風波及對上一年街頭暴亂的結果而來，是中央為「平亂」而立，然而回顧過去幾年發展，現在的局面其實有迹可尋。

2014年北京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提出中央在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據內地學者解釋，全面管治權是overall jurisdiction，是指一個主權國家對其領土範圍的一切都擁有管轄權。回歸初期，不少人理解北京承諾的高度自治，是指中央在香港行使的權力僅限於國防外交，但白皮書中北京明確指出，中央擁有的是「全面管治權」，即香港的高度自治來自中央授予，「中央給多少，香港就有多少」。

按白皮書規定，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中央授權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力、向特首發出指令的權力；還有過去從未提及的監督權力。

全面管治權的落實，令北京處理香港事務的手法跟過往截然不同。處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3年沙士及50萬人上街反對立23條，北京用的是懷柔手法，以提供「惠港政策」作安撫，希望表達良好意願，從而逐步提高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但此法效果不彰。白皮書出台之後，北京開始由懷柔轉向強硬，特區政府相應配合，就是DQ議員、把本土派和獨派「逐出」議會。過去特區政府以「尊重選民意願」而跟不同政治傾向的民選議員「衷誠合作」，在白皮書之後情况已全然改觀。

特區官員必須具備「政治覺悟」

港區國安法由北京一手包辦，特區政府只是一個被諮詢的角色，法例由人大常委通過、交特區政府執行。「全面管治權」到了這個地步，已經非常「全面」，北京可以如臂使指，透過在港的國安公署執行各項任務。一直以來，北京在港的機構，從香港新華社到中聯辦，都只是代表中央在港進行「聯絡」工作，到了國安公署，則是名正言順可以在香港執行職務。

從此，香港正式成為整個內地體制的一部分，在國家安全的「最高原則」之下，所有政策都要以此為大前提，即使經貿和金融領域，都需要配合國家政策、維護國家安全，特區政府官員更必須具備這種「政治覺悟」，香港的核心管治班子（包括問責官員和常秘一級的高官）從此不能再以技術官僚及政治中立自居，如果缺乏北京要求的政治素質，他們將難以在官場立足。

受美制裁7港官 列下屆特首首選

官場文化，也會由傳統的英式公務員制度逐漸轉向內地「領導幹部」模式，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領導幹部必須增強政治意識，善於從政治上看問題，善於把握政治大局，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註）。

以這個標準去分析今年的「政治大局」十分重要。今年是本地的政治年，9月立法會選舉、12月選委會選舉（選委會負責選出行政長官，上次選委會選舉在2016年12月11日舉行）；而特首選舉雖在明年3月，但有意角逐的人士今年中左右就要公開表達意向（上次特首選舉投票在2017年3月26日），及早部署，在選委會選舉中做工夫。

「講政治」除了要具備政治意識，還應該包括政治忠誠。論政治忠誠，香港人之中首推受美國政府制裁的7名官員／前官員（包括問責官員），包括特首林鄭月娥、警務處長鄧炳強、保安局長李家超、律政司長鄭若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曾國衞、特首辦主任兼國安委秘書長陳國基、警務處前處長盧偉聰。他們頂住了來勢洶洶的美國制裁，為國「蒙難」，北京必有回報，以示「鼓勵」，故此在挑選下屆特首時，這7名官員／前官員都會列為首選之一。最近政壇傳聞林鄭特首有可能連任，各界「嘩然」，但箇中原因，也許是北京要犒賞政治忠誠的官員以作示範，支持林鄭特首連任絕不出奇。

選委會延任較DQ區議員可行

眾所周知，特首選舉跟民意無關，因為絕大部分港人都無權投票，有權投票者只有1200名選委會成員。選委會之中有117名區議會代表，由於今屆區選泛民大勝，故此117名代表區議會的選委都會來自泛民陣營，令明年特首選舉增添了不可測的風險。

早前全國人大常委召開會議，媒體傳出會議將通過DQ「不合規」區議員的資格；也有另一版本，是人大常委將通過撤銷117名區議員出任選委成員的規定，改為從其他界別選出成員。

針對區議員，主要是擔心選委會內117張選票的動向，如果落入泛民區議員手中，特首選舉就會充滿不確定性，對北京來說是不能接受。林鄭特首上屆得票777張，如果減去117票，剩下就只得660票，假如再有某幾個功能組別「失守」，選委會可能無法夠票選出北京心目中的指定人選。

然而，無論DQ或取消區議員的選委資格，都必會觸發另一場政治風波，最好的方法，應該是由人大常委作出決定，上屆選委會延任一屆，不作任何改動；原因可以很多，包括疫情令各行各業受到重創，選委會內各界別都忙於「疫境」求全，不宜再搞選舉，而今屆立法會選舉也因疫情而押後，選委會順延有先例可援，原班人馬再做一屆也「順理成章」。選委延任簡單易行，總比各種針對區議員的方法來得可行。

成內循環配角 香港失光彩前景堪虞

政治氣壓低迷，令不少港人考慮移民他去，到底是去是留，成為困擾不少家庭的難題。過去一年香港「面目全非」，成為美國和西方國家針對封殺的對象，它們把香港視為大陸一個城市，令香港失去了連接大陸和西方世界的角色。

香港開埠之初就是一個游走於中西方的買辦角色，然後在大陸鎖國時當「窗口」，到大陸開放就成為搭通大陸與西方的橋樑。如今角色一轉，我們成為大陸內循環的一個配角，如此下去，香港將失去昔日光彩，前景堪虞。

註：〈習近平再談「講政治」 要求領導幹部不斷提高三種能力〉，央視網，2020年12月25日

中國的經濟轉型：投資主導和創新主導發展

 <轉載自2021年1月5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阮穎嫻 港大經管學院講師>

很多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因為和世界科技前沿距離太遠，少不免由最低技術的生產做起，當中包括大量的模仿和技術轉移。這種模式的經濟發展可藉資本累積而達到，即所謂投資帶動的增長（investment-led growth）。

投資帶動發展已到盡頭

中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發展，也是走這條路。大量由農村遷移到城市的勞動人口，從事低技術的生產，又由於勞動力充足，工資被壓得很低。很多工人在沿海地區（如東莞）的工廠日以繼夜工作，成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稱號。那時候工廠一直在請人，農村來的人多了，工廠就擴建，多買幾台機器，吸收剩餘的勞動力，增加產出，經濟就有增長。

當時的產業政策，也是為投資主導型的發展服務。這些政策包括對特定行業提供補貼或資助，吸引外商到中國設廠和提供稅務寬免，以加快技術轉移。此外，中國把深圳設成經濟特區，以便宜的地租和各種優惠吸引港資廠商到大陸設廠，珠海、汕頭等地也成為經濟特區。

但這種以投資帶動的經濟發展是有其限制的。首先，中國投資佔GDP的份額已經很高，在2015年達到43%，其他國家只有20%左右，再增加資本投入只會造成回報遞減。第二，來自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已慢慢被城市吸收，使工資有上升壓力，因此企業投資低技術低增值行業的回報下降。第三，中國人口老齡化，勞動人口佔整體人口比例開始下降，也會減少供應和需求，限制經濟增長。

單純依賴從外國轉移科技，也慢慢變得不合時宜。內地社會逐漸富裕，對高質素高技術的產品有需求。同時，中國的生產慢慢走上技術的階梯，而隨着教育水平提高，具有高技術和學歷的勞動力也愈來愈多。因此從市場供求角度看，高質素高技術的產品有價有市，但外國也不會把最尖端的科技毫無保留地轉移到中國。

創新帶動發展成先進國家關鍵

因此，2000年以後，中國的經濟轉型已經在進行，逐漸由投資帶動的增長過渡至創新帶動的增長（innovation-led growth）。一方面，中國市面上仍充斥盜版商品；另一方面，中國的企業在一些創新的領域，如網上支付、流動通訊、人工智能、電動車等，有不錯的發展。

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增長，視乎經濟能否成功過渡到由創新帶動。顯然，北京的領導階層也注意到這一點，因此近年大力提倡科技發展，如總理李克強2015年就提出「中國製造2025」的製造業政策。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花在研究開發（Research & Development）的金額在過去30年穩步上升，由1990年代少於GDP的1%，直至2018年佔GDP的2.19%，相比日本（3.26%）、德國（3.09%）、美國（2.84%）等在研發領先的發達國家仍然有一定差距，但已和歐盟（2.18%）的資金投入相若，也比中等收入國家（1.57%）高。

以上數字，只說明資金投入的多少，並不保證研發的資金運用得宜，也不保證會出現科技創新。例如，由於政府規劃科技發展優先順序，國企和私人企業有可能一窩蜂去申請那些優先項目的研究經費，當中或有從事研發的企業因自身技術不足而產生資源錯配，也有人藉此渾水摸魚挪用經費，如「漢芯晶片」造假事件，將外國晶片的字樣抹掉，改畫上自己的品牌交貨，因而浪費了研究經費。

中國研發效率不斷進步

關於科研效率，我們可以從企業生產力和研發兩者的關係略知一二。在同一行業之中，企業的生產力各有不同。在生產力高的企業進行科技研發，回報應該較高。生產力低下的企業，與其自己研發，倒不如向同一行業的龍頭企業模仿，以提高自身的生產力。所以，進行研究的企業，應該較多是在行業生產力高的企業，這樣使用研究資金的成功機會較高。

有經濟學者分析中國企業生產力數據，發現在2001年，有進行研發和沒有進行研發的企業，生產力的差異不大，顯示研究資金錯配的現象比較普遍。但至2007年，有進行研發的企業的生產力，平均已比沒有進行研發的企業高出一截。這結果表示，企業研發的效率已逐漸提升。

其他數據也值得參考。根據美國專利及商標局的數字，獲批的中國企業申請人專利申請，在2016至2019短短4年間增加一倍，在2020年首三季更超越了韓國，緊隨在美國和日本之後。2020年德溫特全球百大創新機構，中國內地有3家企業上榜，分別是騰訊、小米和華為。美國和日本分別有39和32家。

完善制度配套促成轉型

能否順利完成經濟轉型，在世界領先科技創新國家佔一席位，除了研發資源的投入，還需要有完善的整體政策配套。如果對知識產權保護不足，那創新發明或會被盜取，因而降低研發的回報，減少研發的誘因。如果金融和銀行體系主要支持國企的貸款，而不能有效把資金配置到生產力較高的私人企業，為科研融資，這也會減少科研的投放。

此外，新科技的監管制度，如何平衡創新企業和其他企業，以至消費者的利益，也是重要的課題。早前螞蟻集團上市，首先獲批，但到上市前一刻被四大金融監管部門約談，並突然宣布暫緩，最新進展是指阿里巴巴或涉壟斷市場行為。這些突如其來的政策轉變，增加發展創新科技的不確定性，可能令企業家對研發的態度更審慎。

參考資料：

Fabrizio Zilibotti (2017) ''Growing and Slowing Down Like China''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5(5): 943-988.

內地專家：政經問題交織是反貪形勢嚴峻主因

 <轉載自2021年1月5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中共十八大以來共有24名黨員領導幹部被通報涉及「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內地媒體援引專家表示，政治、經濟問題交織是當前腐敗的典型規律和特徵。

《法治日報》報道稱，上月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部署2021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時指出，堅決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經梳理發現，「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這一表述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6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部署下一年反腐敗工作中提出，2017年3月後方出現在中央紀委的黨紀處分通報中。截至去年，共24名黨員領導幹部因此被通報，其中8人是中管幹部。

學者籲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前述報道援引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偉指出，政經問題交織是當前腐敗的典型規律和特徵，也是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的重要原因。

針對這一問題，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表示，國家應該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深化市場化改革，讓政府和市場、社會各自歸位；同時，出台相關預防腐敗制度，強化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為黨員領導幹部設置「防線」，阻斷權力和利益的交換通道。

中歐投資協定 北京一石多鳥

 <轉載自2021年1月3日 明報 社評>

歷時7年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 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簡稱「中歐CAI」）談判，在2020年結束前兩天，出人意表地完成。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歐盟輪值主席國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馬克龍、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5人舉行視像會晤，共同宣布這一消息。歐洲議會審議通過並生效仍需時日，惟中歐領袖隆重其事，顯示出雙方對協定都高度肯定，亦寄予厚望。對北京來說，達成中歐CAI，既可促進相互投資，又在美國新總統拜登恢復跨大西洋伙伴同盟關係之前，取得對歐外交突破，同時可倒逼國內改革，為中國未來談判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與進步協定》（CPTPP）打下基礎。

雙方貿易多投資少 中方首作勞權承諾

中國與歐盟是全球兩大經濟體，2019年雙邊貿易總額7051億美元。中國是歐盟第一大貿易伙伴，歐盟則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僅次於東盟。但雙方互相投資相對較少，201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430億美元，其中投向歐盟的僅有81億美元，佔比5.6%；同期歐盟對外直接投資3498億美元，投向中國的僅有104億美元，佔比2.9%，2019年這一數字僅73.1億美元，下跌近三成。

根據中歐CAI的談判結果，歐洲公司將獲准在中國開展電動汽車、電訊雲服務、航空和海上運輸等相關業務，並在部分金融服務、私人醫院、廣告業務、房地產和污水處理等領域中，無需再與中方合資。在華擁有大量業務的戴姆勒（Daimler AG）、寶馬、標緻、安聯（Allianz SE）和西門子等公司都將受益。而中資公司則有望在歐洲新能源、環保和數碼等領域受益。同時，中國承諾立法禁止強迫外資轉讓技術，在政府補貼方面更加透明，禁止國企歧視外國投資者。據報道，協定還包括中方對氣候變化和強迫勞動等涉及勞工權利的承諾，對於中國來說這屬於首次。

中國商務部稱，協定涉及領域遠超傳統雙邊投資協定，將惠及全球企業。習近平更表示，協定將增強國際社會對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信心，他還呼籲中歐在2021年要展現擔當，攜手開拓新局。歐方顯然亦滿意結果，在與習近平視像會面時，馬克龍表示，他願意在未來幾個月與默克爾聯袂訪華。會後他更在社交媒體表示，中歐對話近年得到加強，變得更加平衡，將繼續下去。

中歐CAI的政治意義顯著，在雙方結束談判前，美國候任總統拜登提名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曾在社交媒體表示，美新政府「歡迎盡早與我們的歐洲伙伴磋商，討論我們對中國經濟行為的共同擔憂」，被視為向歐盟施壓阻止。最後關頭，據報是默克爾與習近平雙雙出手，拍板決斷，才令談判如期在2020年內結束。

其實，正是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促成了中歐CAI的達成。在中美達成首階段貿易協議之後，中歐CAI的談判進度才開始加速，原因很簡單，既然美國可以藉首階段貿易協定搶佔中國市場，歐盟亦可從自身利益出發，與中方簽署投資協定。有歐盟官員認為，中歐CAI終於令歐盟在中國市場與美國平起平坐。

特朗普政策分化美歐 華藉機倒逼內部改革

在發起對華貿易戰的同時，美國也與歐盟就「不公平補貼」與「歧視性關稅」展開貿易拉鋸戰。去年8月，特朗普宣布維持針對歐盟輸美產品的懲罰性關稅，意味近一年來歐美的談判徹底失敗。就在中歐宣布CAI談判結束當日，美方宣布對法、德飛機零件和葡萄酒等歐盟產品提高關稅。這一切，都令跨大西洋伙伴的經貿關係很難回到從前。

對北京來說，中歐達成CAI，令美歐至少短期內較難在經貿領域聯手合圍中國。其實，中歐CAI對中國的意義，遠不止分化美歐那麼簡單。與去年11月15日與東盟及日韓澳紐等國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一樣，中歐CAI也是中國擴大開放的舉措。CAI雖不涉及關稅增減，但與RCEP投資部分相似，都是以「負面清單」處理跨境投資。中國已將限制外資的實體列表從2019年的131個領域，縮小到現在的123個。在中歐CAI中，中方在市場准入、公平競爭環境和可持續發展三方面作出了實質承諾，需要給予外資國民待遇、引入投資者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提高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這些都將倒逼中國內部的體制改革。

由於歐方堅持先簽投資協定，再談自貿協議，若中歐CAI在年內生效，運行良好，中歐便可展開自貿談判。與歐盟經濟深度交融，不僅可以提前消除中國加入CPTPP的機制障礙，從而化解美國佈下的「經濟孤島化陷阱」，更會令世界格局發生變化，有人將中歐CAI形容為中國的第二次「入世」（加入世貿組織）前奏，似乎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