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教會神父：官派主教沒靈性修養

<轉載自2018年4月9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梵蒂岡先前傳出將接受7名中國官方任命的主教，甚至要求2名獲教宗認可的合法主教遜位給北京任命的主教。有不願具名的中國地下教會神父指，中國官方任命的一些主教私下娶妻生子，「毫無靈性修養，無法領導地下教會」，故地下教會不接受官方愛國教會的共祭，仍會擇機舉行秘密宗教儀式。

中央社報道，外界普遍認為，梵蒂岡希望藉由主教任命協議改善天主教友在中國的處境，並進軍廣大的中國。但台灣銘傳大學新聞學系主任孔令信指出，中國地下教會的教友年齡偏高，年輕教友離鄉後大多會迫於生活及政治壓力選擇隱藏身分，甚至不再信仰，天主教在中國發展已面臨高齡化問題。

被要求讓位的閩東教區地下主教郭希錦也指，中梵主教協議無法解決這項嚴重問題。有往返兩地的台灣天主教友表示，天主教非常強調效忠與臣服，故對教廷決議會默默承受。但內地官方教會彌撒的經文中，刪減了對宗教完全臣服的內容，因此教友不會接受中共「黨高於宗教信仰」的主張。

另有地下教會神父表示，教廷執意簽署協議「那我們也認了」，但官方任命的一些主教甚至私下娶妻生子，「毫無靈性修養，無法領導地下教會」，因此地下教會不會接受與官方愛國教會共祭，仍會秘密舉行宗教儀式。孔令信也稱地下教會的神職人員會避免穿著神職人員服飾，且具有世俗工作，除了自給自足也能避開盤查。宗教儀式則得秘密舉行，例如半夜乘船到湖中心做彌撒，以躲避官方監視。

「31條」惠台措施 首先穩住台商

<轉載自2018年4月9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劉瀾昌 資深傳媒人>

北京國台辦藉「31條惠台措施」公布一個月開記者會稱，「31條」正在全面鋪開，一些措施的落實已取得積極進展。此時，正是美國《台灣旅行法》重要推手、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伊斯訪台。顯然，北京反擊美國的「台灣牌」還是有軟硬兩手：「31條」自然是軟招；硬的，有遼寧號航母戰鬥群在兩個月內第二次通過台灣海峽，加入南海大規模海上軍演。

變相的大陸單方面對台服貿協議

不過，筆者觀察，「31條」真是厲害的。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在授課時回答學生詢問表示，這31條措施有部分跟當年《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同。他說「大陸現在不要求台灣回饋，而單方面去做」。民進黨籍、海基會前董事長洪奇昌也在接受訪問時指出，細看這31項條件，幾乎包含了台灣各項「證照」。他還指出，因涉及交通、能源等，台灣企業能量、規模都沒有這麼大，誘因沒這麼大；其中像是金融、徵信服務是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內容，既然台灣不簽署，那中國大陸就單邊開放，直接跳過服貿簽署過程。

「31條」實際是變相的大陸單方面對台服貿協議。大陸傻了嗎？當初兩岸談判時還斤斤計較，現在則單方面「送禮」，為何？有人說：還不是統戰！筆者以為，這也太簡單化了吧。2013年6月21日，兩岸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大陸對台開放共80條，台灣對大陸開放共64條。雙方市場開放涉及商業、通訊、建築、分銷、環境、健康和社會、旅遊、娛樂文化和體育、運輸、金融等行業。大陸對台開放承諾中，有78條超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水準，已經是不對等。可是台灣民進黨為了重新執政，策劃「反服貿運動」，硬是叫停了。

如今大陸推出名為《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31條」，基本上分為兩部分：一是給予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一是為台灣民眾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民眾同等待遇。其中大陸能源、交通、水利、環保、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國家重點研發項目等都對台企與台灣民眾開放。此外在影視文化產品與產業，醫師、金融等專業人士在大陸執業等的開放程度，甚至還超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例如台灣人士參與大陸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劇製作，及引進台灣生產的電影、電視劇，可不作數量限制；開放台灣民眾可報名參加大陸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

事實上，對於利益的判斷向來是極其微妙的事情，站在不同時間和空間及以不同標準衡量，會有不同結論。記得大陸改革開放之初，一方面大量外來資本包括台資湧進大陸賺取高額利潤；另一方面大量大陸人才湧出國門，中共高層的保守派和相當多民眾都想不開，要求煞車，但是鄧小平頂住了。40年過去，證明鄧小平是對的。所以，現在對習近平「31條」非議的不多。

「31條」核心是「同等待遇」

如果細心觀察，還會看到這次「31條」惠台，與大陸過去「送大禮」到台島裏面包括開放台島遊和購買農產品等，是反方向的。此舉的落腳點是在大陸，是吸引台商擴大內地投資，是吸引台灣人才到大陸服務，利益大部分還是落在大陸。自然，從戰略層面，當是促進兩岸融合發展進而推動統一進程。

不過筆者還認為，「31條」的核心是「同等待遇」，也就是「國民待遇」。要吸引台灣青年進軍大陸，真不好說；但對於已在大陸生活的大量台商和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絕對是領了一顆定心丸。大陸台灣人，雖不像出席中共十九大的上海女教授盧麗安那樣風光，但也絕對是無後顧之憂了。蔡英文政府再怎樣拉他們回台，都不會有說服力。

當下到底有多少台灣人在大陸生活，似乎還沒有準確數字。上海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在上海定居的台商、台籍幹部與家眷等不同身分的台灣人約有70萬。有大陸媒體據此推斷，大陸台灣人至少200萬。不過台灣主計總處去年公布，台灣民眾赴中國大陸工作42萬人，而且還指出2014至2015年台灣人赴大陸工作人數均為負增長，原因是大陸投資成本增加。不管哪個數準，大陸台灣人總不是小數目。

筆者堅信，台灣人在大陸有「同等待遇」，而大陸的發展強於台灣時，台商的第二代、第三代會「樂不思台」，而這個數量是巨大的。順帶要說的，為什麼港人在內地的「同等待遇」拖拖拉拉？

北京為何左打「港獨」右壓「台獨」？

<轉載自2018年4月9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林泉忠 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

近期香港與台灣都不約而同地因為具影響力的人物涉及「獨」的言論，而遭遇北京動員受其影響的媒體與親中團體排山倒海式的口誅筆伐。無論是基於民族大義還是權力思維，北京此舉再次彰顯了與「獨」勢不兩立的立場與原則，尤其在人大修憲使習近平新時代得以長時期延續之後，意義非凡。

港府「反獨工程」進入新階段

佔中失敗之後興起的本土主義與「港獨」氣勢，在北京對「獨」零容忍的方針及西環與特區政府聯手，透過「以法制獨」方式的打擊下，已失去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首先，當局誓將「港獨」排除在立法會之外的目標，已獲得相當成效。在上屆立法會選舉，一度與泛民及建制派並列的本土派勢力，經過一連串的「依法褫奪」下，在立法會內已消失殆盡。即使具某種程度本土色彩的少數議員仍留在立法會內，恐怕也不會有傾向「港獨」的主張出現。曾經曇花一現的「本土派」，在可預見的未來恐怕將成為歷史名詞。其實上月舉行的香港立法會補選，回歸泛民及建制派的對決態勢，已揭示了本土派的退場。

然而無論是被褫奪資格的議員，還是因佔中或旺角騷亂而入獄的學運領袖，皆無一因「主張港獨」而被入罪。同時，在《基本法》對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的保護下，無論是「港獨」還是「自決」，在言論層面，目前仍有其生存空間。戴耀廷的「港獨說」之所以遭遇出乎意料的口誅筆伐，折射出北京與港府的「反獨工程」已進入新的階段。

換言之，北京與港府的「反獨工程」，其最終目標不會只是將「港獨」杜絕於議政機制之外，更希望是杜絕於香港社會之外。然而此工程難度極高，現階段當局正在同步努力的是如何將「港獨」思想排除在校園之外。因此，除了通過教育進一步強化學生對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正確認識、要求所有學校抵制「港獨」思潮之外，透過打擊像戴耀廷那樣在校園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指標人物，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了。

話說回來，當局打擊戴耀廷的「港獨說」目前也僅停留在輿論攻勢的層面。如何將「港獨言論」治罪，即在維護基本法保障言論自由的原則下，將「港獨言論」非法化，是下階段北京與特區政府「反獨工程」的關注焦點。

「五獨論壇」觸及北京敏感神經

北京與港府全力狠批戴耀廷的「港獨說」，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即對「港獨和台獨合流」的忌憚。北京對「港獨」思潮興起的背景存在一個基本認知，即受到「外來勢力」尤其是「台獨」勢力的影響。戴耀廷的「港獨說」所發表的場合，是由「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於3月24日在台北舉辦的「港澳中、各民族及台灣自由人權論壇」。由於會場充斥着「反中」的各路人馬，因此被親中媒體稱為「五獨論壇」乃至於「五毒論壇」。所謂「五獨」，即「台獨」、「港獨」、「疆獨」、「藏獨」、「蒙獨」，無一不是挑戰北京主權思維的「惡毒」；而「五獨合流」更是觸動北京無法容忍的敏感神經。這是為什麼否認「支持港獨」的戴耀廷，仍然無法逃過遭受嚴厲譴責的緣故。

回歸後的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與台灣維持了密切關係，台灣在大陸不存在官方辦事處，卻在香港設有台灣行政院陸委會轄下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011年7月前稱「中華旅行社」）即可見一斑。基於對北京思維的理解及「港獨」議題的敏感度，筆者在許多場合呼籲台北官方應極力避免被視為「支持港獨」的一切言行，也呼籲台灣駐港機構「嚴守分際」，在尊重香港基本法與「錢七條」的前提下，發展與香港的交流關係。

誠然，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台港兩地的民間交流頻繁。在台灣法律的許可範圍內，即便是觸及敏感議題的「學運」、「民運」、「獨立」等活動也都司空見慣地存在。而香港民衆以個人身分參與這些活動，只要不觸犯香港的法律，也都應予以包容。

不過衆所周知，北京的對台政策儘管40年來不斷地調整，卻在「反對台獨」此一基本立場上未曾動搖。不僅僅是因為民族利益與國家主權思維使然，還關乎共產黨在中國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只是如何有效地「遏止台獨」，雖然政策具一貫性，且數以萬計的對台部門工作人員常年地努力，卻顯然效果有限。當下的台灣不僅是由被北京視為「台獨政權」的蔡英文民進黨政府執政，台灣主流社會也普遍認知與中國大陸「不是同一個國家」。理解了此一客觀現象，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賴清德的「台獨工作者說」可以脫口而出了。

北京會如何打擊賴清德？

繼去年9月26日甫接掌行政院，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公開自稱是「台獨工作者」後，賴揆又在4月3日出席「言論自由新時代的挑戰——政府角色之省思」研討會上，再度發表同樣言論。值得關注的是，與上次相比，北京明顯加大了批賴的力度，不僅國台辦直接發聲明批判，新華社、《人民日報》海外版、《環球時報》等官媒也紛紛加入戰局。其中《環球時報》社評甚至還發出「全球通緝」，目前只差習近平及李克強還未親自點名批判而已。

蔡英文主政後親自主導兩岸政策，一方面堅持「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維持兩岸現狀，另一方面在北京執意的「九二共識」議題上，嘗試以「尊重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來表達善意。雖然北京沒有直接驗收，卻也沒有作出讓台灣海峽「地動山搖」的舉措。顯然，北京在相當程度上理解了蔡英文的「不挑釁」與「不走對抗的老路」的克制與用心。

然而，賴清德對兩岸定位與台灣「主權獨立」的思維顯然與蔡英文有較大差距，相信北京從他當年訪問上海時直言「台獨」到今日的「台獨工作者」言論的一脈相承已有了深刻認識。然而，北京會用何種手段來打擊賴清德呢？

重點是賴清德不僅是台灣當下的第二號人物，且在登行政院長寶座後的支持度一直在蔡英文之上，甚至還被視為蔡英文2020年連任總統的唯一對手。筆者研判，北京會將賴清德定性為「台獨頭號危險人物」，未來將進一步升級對賴「台獨」言行的圍剿，除了藉此來牽制蔡英文可能在現行兩岸政策向「台獨」傾斜外，更是要杜絕賴清德未來入主台北總統府的可能性。然而，前車可鑑，策略上如何奏效，則是另一個難題。

（作者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微信公眾號：林泉忠公眾號）

勿各自為政 應以發展目光建大灣區思維

<轉載自2018年4月9日 明報 社評>

特首林鄭月娥以及香港很多團體近日紛紛北上粵港澳大灣區考察，探討未來合作的模式及商機，立法會議員也即將出發去了解大灣區的發展，這是積極響應建設大灣區的交流行動。借用全國政協主席汪洋的說法，大灣區城市之間，不但要交流，還要交往，最終達到交融。然而，無論政府還是民間，缺乏大灣區的大局思維，各自為政、劃地為牢、功能重疊，甚至互相競爭，再多的交流交往，都難達到交融的目的。

各自陳述城市優勢 均缺攜手發展策略

總理李克強去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區域協作的重大策略部署，大灣區內各城市分別向中央提交報告，目前由國家發改委總其成，制訂總體部署方案。從大灣區各城市自我介紹的表述可見，各自都在陳述自身優勢，如深圳表示有創新科技雄厚的開發與研究能力，中山表示有鄰近5個機場和3個港口的交通便捷優勢，香港有國際金融中心和與國際法律接軌的特長，但都缺乏與其他城市連接的發展策略。這是缺乏大局思維的典型表現之一。

香港欠缺土地供應，房地產價格高居不下，政府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為覓地提供意見，其中一條建議是在葵涌貨櫃碼頭上蓋建住宅，所能提供的土地相當於14個太古城，建議是否可行，留待專家研討。但為什麼不可以將貨櫃碼頭整體搬遷到廣州南沙港，騰出整塊土地重新規劃呢？這個乍聽起來瘋狂的提法，茲事體大，且會令數以萬計碼頭和運輸業工人失業，如果能夠換回來更大的好處，令大灣區內不同城市重新分工，減少功能重疊甚至互相競爭，形成協同效應，是否可行？如何促進？可以從長計議，但關鍵是要有思維的轉變。

廣東在汪洋主政期間提出「騰籠換鳥」的轉型思維，而今已經取得一定成績。其實，如果不主動轉變，也會因為情勢的轉變而要被動接受。環境保護是無論是否建設大灣區都要由區內城市共同面對的問題，目前各自以不同的標準規限氣體排放，顯然不能取得整體效益，因為採納低標準的城市，其排放的氣體也會吹到周邊城市。目前全球先進的城市都在試驗無人駕駛汽車，很難想像，將來無人駕駛汽車的技術成功了，但因為不同城市採用不同標準而使無人駕駛汽車不能跨城市行駛，成為協同效應的阻力。共同制定一套大灣區標準，在各個方面都有急不及待的需要。港珠澳大橋的興建為此樹立了一個典範，由於粵港澳對於各種工程有不同的標準，三方決定，採納任何一方實施的最高要求作為標準，將來大灣區的各種標準，也可以考慮這種思維模式。

要做到粵港澳全方位採用一套大一統的標準，是不可能的，畢竟三地分屬「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情况之複雜古今中外未見，問題在於三地政府與民間是否具有高瞻遠矚的目光，是採取進取還是「防禦」的態度。目前對於促進人員、資金、貨物和資訊自由流動的障礙很多，人員流動就出現港人在內地未能享受國民待遇的難關，內地的各種設施，火車票、長途汽車票預定網站，以至博物館入場券預定，香港身分證未能像內地居民身分證般做到無縫銜接，只要將回鄉證號升級到跟內地身分證14個數位，技術上就可能解決問題，但內地機構就是沒有這種大灣區思維，而香港特區政府最近雖然對生果金發放和醫療券在廣東使用方面有所放寬，但還是有限制的思維。

中央統籌分工 城市官民要換換腦袋

限制的思維在遇到經濟難題時更是一種習慣模式，為防止內地人到香港購房炒高房價，香港是以實施提高印花稅的經濟手段；廣東的限購令則是以戶籍的行政手段限制港人購房，這些都是妨礙人員與資金流通的做法。大灣區需要中央政府統籌政策，協調不同城市的分工，但真正需要的是大灣區各城市政府與民間在思維上的轉變。

粵港澳大灣區的目標，是要建成世界級的大灣區，「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是其他大灣區沒有的障礙，但粵港澳地區所擁有的優勢也有勝場，深交所和港交所每年的新股IPO上市數量遠高於紐約與東京灣區，如何做到連接優勢則可以做到錦上添花；世界100強大學數量，粵港地區擁有4所，東京和紐約灣區分別只有兩所，舊金山灣區也只有3所，香港的兩所大學已經分別在珠海和深圳設立分校，但在科研方面，則缺乏分享資訊與成果的平台，要轉變思維促進聯繫，起步可以是實施學生交換加強交流交往，採用三方中的最高標準，任何高校達到統一的標準就可以學分互認，人員和資訊互通就不難做到。

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國家戰略，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國家可以制訂政策，但執行起來還是需要每一個範疇的每一個群體，以積極進取的態度配合，但如果互相抵制或者仍然留在競爭的思維不改變，再好的政策，也難以取得成功。

Building a Greater Bay Area outlook with a view towards development

RECENTLY the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and many organisations from Hong Kong have travelled one after another to visi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ploring future modes of collaboration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Legislative Councillors are to visit the area as well soon to lear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se exchange activities are positive respons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To quote Wang Yang,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the c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not only exchange ideas but should also engage with each other and finally converge. However, neither the government nor Hong Kong's civil society has displayed a breadth of vision necessary for the Greater Bay Area project. Instead, they have showcased a complete lack of coordination and a reluctance to think out of the box, with their roles they are supposed to play so poorly delineated as to contain much repetition and even invite competition. Such being the case, no amount of exchanges and engagement activities will suffic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nvergence.

Last year Premier Li Keqiang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develop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the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It is a major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C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have submitted their reports respectively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t is now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N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ommission to draft the overall plans and programmes. From the way the c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present themselves in their reports, it is clear that they only talk about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there are no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erms of linking up with other cities, revealing their typical lack of big-picture thinking.

In fact, even if one does not change proactively, change will still be thrust on one as th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require. Whether the Greater Bay Area is to be built or no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a problem that all cities in the area must tackle together. Currently each city has its own set of standards for the restriction of gas emission. Such being the case, it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 a synergistic effect, since gases emitted by a city whose standards are lower will drift to neighbouring cities. There is a pressing need in every respect for all cities to establish a set of common standards for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re is a goal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roje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ater bay area that ranks among the world's best. While the project is faced with the obstacle posed by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ree customs territories", which other greater bay areas have not bee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rea also enjoys advantages that could be its winning hand. Of the 100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four are located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 area. Tokyo and New York bay areas each have two only; San Francisco Bay Area has three. Two Hong Kong universities have already built second campuses in Zhuhai and Shenzhen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platforms for sharing information and outcom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s to strengthen exchange and engagement could be the first step towards changing one's way of thinking and fostering connections. The sharing of the talent pool and information pool will also be made easier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a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 in which any tertiary institution in the three regions can take part as long as it meets a set of common standards created through the adoption of the highest benchmarks in the three regions.

As a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roject must not end in failure. While policies may be formulat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only through proactive cooperation among groups of people from all areas can such policies be put into practice. Success will be unlikely if they go against one another with a competitive mindset, no matter how good the policies are.

勿各自為政 應以發展目光建大灣區思維

特首林鄭月娥以及香港很多團體近日紛紛北上粵港澳大灣區考察，探討未來合作的模式及商機，立法會議員也即將出發去了解大灣區的發展，這是積極響應建設大灣區的交流行動。借用全國政協主席汪洋的說法，大灣區城市之間，不但要交流，還要交往，最終達到交融。然而，無論政府還是民間，缺乏大灣區的大局思維，各自為政、劃地為牢、功能重疊，甚至互相競爭，再多的交流交往，都難達到交融的目的。

總理李克強去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區域協作的重大策略部署，大灣區內各城市分別向中央提交報告，目前由國家發改委總其成，制訂總體部署方案。從大灣區各城市自我介紹的表述可見，各自都在陳述自身優勢，但都缺乏與其他城市連接的發展策略。這是缺乏大局思維的典型表現之一。

其實，如果不主動轉變，也會因為情勢的轉變而要被動接受。環境保護是無論是否建設大灣區都要由區內城市共同面對的問題，目前各自以不同的標準規限氣體排放，顯然不能取得整體效益，因為採納低標準的城市，其排放的氣體也會吹到周邊城市。共同制定一套大灣區標準，在各個方面都有急不及待的需要。

粵港澳大灣區的目標，是要建成世界級的大灣區，「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是其他大灣區沒有的障礙，但粵港澳地區所擁有的優勢也有勝場。世界100強大學數量，粵港地區擁有4所，東京和紐約灣區分別只有兩所，舊金山灣區也只有3所，香港的兩所大學已經分別在珠海和深圳設立分校，但在科研方面，則缺乏分享資訊與成果的平台，要轉變思維促進聯繫，起步可以是實施學生交換加強交流交往，採用三方中的最高標準，任何高校達到統一的標準就可以學分互認，人員和資訊互通就不難做到。

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國家戰略，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國家可以制訂政策，但執行起來還是需要每一個範疇的每一個群體，以積極進取的態度配合，但如果互相抵制或者仍然留在競爭的思維不改變，再好的政策，也難以取得成功。

官方教會也被要求拆十字架

<轉載自2018年4月8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內地再出現針對教會的行動，河南一間官方認可的三自教會遭當局要求拆除十字架，同省安陽市則要求區內有宗教信仰的民眾登記個人資料。

自由亞洲電台報道，河南洛陽市伊陽縣一間新落成基督教教堂被當局要求拆除十字架，該教會為政府認可的三自教會。一名信徒表示，教會斥資2萬元(人民幣)安裝十字架，當局指十字架裝在教堂頂部，而非教堂內的牆上，因此屬違規，責令教會自行拆除。該教堂剛落成，內部仍未裝修，教友都表示不願意拆十字架。

有宗教信仰者須登記資料

安陽市文峰區銀杏大街街道辦平原社區居委會4日要求區內宗教人士登記戶口、住所等個人資料，通知表示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人需要登記。另基督徒張先生指，平頂山市魯山縣宗教局官員3月31日向700多名信眾派發《國務院宗教事務條例》。

博鰲改革開放新宣示 應對貿易戰最佳利器

<轉載自2018年4月8日 明報 社評>

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今日在海南開幕，外長王毅曾經預告，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年會上發表演講，除闡釋「中國將如何推動對外開放再擴大、深化改革再出發」等問題，還將宣布「一系列新的改革開放的重要舉措」。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又逢海南島這個全中國最大的特區建立30周年，值此中美貿易戰熾焰高張之際，習近平在此時此地宣示新改革開放，無疑具有歷史意義。

今年博鰲年會的主題為「開放創新的亞洲，繁榮發展的世界」，這是習近平作為中國國家主席第3次出席博鰲年會，正是在2013年、2015年兩次年會上，習近平分別提出了推動構建亞洲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習近平曾經說過，「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中國夢想的必由之路」。今次預料他將作出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新宣示，在應對美國挑起的貿易戰中，這是中國立於不敗之地的最佳武器。

以外部壓力促改革 壞事或能變成好事

觀乎中美貿易戰形勢，既有「升級—接觸試探—再升級—再接觸試探—雙方妥協」結束的可能，亦有隨兩國中長期經濟實力此消彼長和競爭性增強，貿易摩擦長期化的可能，也不能排除管控失當、全面升級的風險，則後續會擴大到金融戰、經濟戰、資源戰、地緣戰等。

在中國後續的選項中，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如果說1978年「改革開放1.0」是窮則思變，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的「改革開放2.0」是撥亂反正，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後的「改革開放3.0」就是倒逼效應，即透過開放來倒逼改革，在開放市場引入競爭這種健康的外來壓力背景下，促成了很多過去推不動的改革。今天的中美貿易戰，外來的壓力可能不再是健康的而是惡意的，但如果能把這種惡意壓力，轉化成促成「改革開放4.0」的新動力，就可能把壞事變好事。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貿易戰端一起，中國政府未如以往般擔心經濟下滑壓力，推出刺激措施，或加強外匯監管嚴防走資，反而是加緊壓縮政府債務投資，嚴控房地產泡沫。中央財經委在上周一（2日）召開首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結構性降槓桿」的口號，過去主要靠基建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新疆，上月底就全面梳理去年的基建項目，部署了連串「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措施，從地方政府層面來「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顯示中國政府化解政府債務危機和金融風險的決心，其作為與以往有別，但思路邏輯十分清晰。

中國的開放和改革可做的事情還有很多，除進一步擴大開放，推出較以往自貿區更大膽的自由港政策外，還應該履行世貿承諾，在增加對美國商品關稅的同時，降低對其他國家商品的關稅，逐步樹立起負責任大國和貿易自由化旗手的形象。

重大改革促產業升級 考驗當局勇氣自信心

中國要鞏固在全球化分工取得成果，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因此需加快核心技術突破，向價值鏈高端爬升。中國目前僅在鋼鐵、房地產、家用電器等產業上佔壓倒優勢，5G通訊的升級，在國家力量支持下，領先歐美半個身位，通訊設備、電訊行業，與世界先進水平大體看齊。其餘的軟件、半導體、醫療設備、生物製藥等現代產業，差距仍較大，即使中國為之驕傲的BATX（百度、阿里、騰訊與小米），與美國的GAFA（谷歌、亞馬遜、臉書與蘋果）相比，仍存在量級上的差距。所以，產業升級就是科技創新，這也是未來中美競爭的主要戰場。

另外，為了降低成本，同時減少使用財政補貼手段，也不輕啟匯率戰。中國唯一能做的就是抑遏地租、限制資金和資源流向政府債務、降低國企槓桿率、阻截資金流向房地產業，這些都應是下一步產業政策改革的方向。

最後，中國在金融業改革方面仍大有可為，石油期貨市場的啟動，人民幣的國際化步伐有望進一步加速；在信息安全和網絡主權得以維護的前提下，有14億人口的中國互聯網應用市場，也應有條件對外資開放。這些重大的改革開放措施，都是對當局的戰略勇氣和自信心的重大考驗。

2006年，中央電視台播出的12集電視紀錄片，記錄了葡、西、荷、英、法、德、俄、日、美9個世界史上的大國相繼崛起的過程。按照國際政治歷史規律，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遲早將引發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中美貿易戰只是拉開了這種洗牌的序幕。在美國祭起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大旗的同時，中國如果向世界宣布以更大力度、更大決心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這本身就是極具象徵意義的一件歷史事件。

美國反枱輸打贏要 誓阻「中國製造」宏圖

<轉載自2018年4月5日 明報 社評>

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美國開列清單，提出向總值約500億美元（約3900億港元）的中國產品徵收25％關稅，中方以牙還牙，提出金額相同的反擊措施，對美國大豆、汽車、飛機等106項商品，加徵25%關稅。華府以保護知識產權之名向北京施壓，折射了西方對北京「中國製造2025」宏圖的忌憚，擔心未來中國稱雄各大新興產業。美國不甘當年制定的世貿遊戲規則，如今竟為他人作嫁衣裳，讓中國取得貿易優勢，現在華府輸打贏要，「反枱」不講世貿規矩，企圖逼北京就範，實是極度危險的政治賭博。

高科技進口替代策略 「中國製造2025」惹忌憚

中美貿易戰陰霾籠罩，環球股市受壓，港股急挫逾2％。由於華府仍需就開徵關稅諮詢公眾，措施最快兩個月後才執行，中方提出對美國產品採取「同等力度、同等規模的對等措施」，惟同時亦留有一手，實施與否視乎美方行動。中美貿易戰能否避免，還看未來個多月事態發展，目前情况未許樂觀。中國是美國大豆最大買主，美國62%大豆都是出口到中國，北京威脅向大豆開刀，實際是向美國擺出毋懼兩敗俱傷的陣勢。

與早前美國對進口鋼鐵徵稅規模相比，今次華府提出向中國1300種產品徵收25％關稅，才是戲肉。綜觀美方清單，主要集中高科技產業，涵蓋工業技術、運輸及醫療等領域。美方聲稱措施是要逼中國「改變對知識產權的操作」，然而華府骨子裏最着緊的，顯然是如何對付北京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

本世紀初，中國把握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機遇，成為「世界工廠」。隨着生產成本上升，中國製造業廉價優勢不再，必須走上經濟轉型產業升級之路。2015年，北京當局提出「中國製造2025」計劃，務求在2025年從「製造大國」邁入「製造強國」行列，到2035年達到世界製造業強國陣營中等水平，並於本世紀中葉躋身製造業強國前列。「中國製造2025」計劃耗資3000億美元，政府將透過補貼研究、提供低息貸款和協助收購外國同業等方法，全力支持飛機、機械人、晶片、新能源汽車、資訊科技、人工智能等10個高科技行業發展，掌握最先進技術，務求自給自足，擺脫對波音、空巴、通用電氣、西門子等企業進口產品的依賴。

「中國製造2025」某程度是高科技版「進口替代」發展策略。與大陸近在咫尺的香港，沒有多少人關心這項宏圖和潛在機遇，可是歐美政商界卻大為緊張。由於中國政府提出，希望重點受助行業能在國內市場取得近八成佔有率，不少西方同業競爭者都擔心被擠出中國市場，甚至在全球競爭落入下風。白宮貿易顧問形容，「中國製造2025」如同告訴全世界，中國要成為世界經濟領袖，「稱雄未來每一個新興產業」，其他國家將「無掟企」。

中國入世反客為主 美打茅波逼華就範

中國希望加強科研投入、借助中外合資經營規條，以及鼓勵企業海外併購，提升國內製造業技術水平。近期美國與盟友紛紛向中國企業收購活動「落閘」，又指控北京強迫在華外國企業轉移技術，正是要阻撓中國在高科技產業搶佔領先地位。

中國政府對汽車等重要產業，對外資設有一些限制，外企需要伙拍中國企業成立合資公司，才能進入市場。根據2002年內地一項規定，外企將某項技術轉移給中國企業或合資公司後，只要有關技術在中國境內改良提升，中方企業便可以自由使用。歐美商界認為，中方這些技術轉移和投資規範「不公平」，「搶走」西方技術，惟美國貿易代表署官員承認，當中一些措施並沒有違反世貿規例，一些專家亦認為，美方就算尋求世貿仲裁，指控中國政府強迫技術轉移或侵犯知識產權，舉證難度也極高。

世貿規則是在西方主導下制定，西方企業本是主要得益者，美國從沒想過，中國「入世」後竟能反客為主，反過來令西方企業處於不利境地。現在華府援引國內貿易法（即所謂301條款），指控中國貿易行為「不公平」，企圖在世貿框架之外，以貿易戰手段逼中方改變技術轉移等政策，某程度是輸打贏要，有關策略是否管用，亦屬疑問。

近年中國經濟對出口依賴有所減少，出口商品只有大約18%是輸往美國，削弱了美國對華開徵關稅的殺傷力。中國政府表示，美方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對華必有影響，惟中方可以承受，並非虛張聲勢，何况貿易戰一旦開打，美國企業所受打擊同樣巨大，美國中期選舉在即，共和黨不可能不考慮捐款和選票。西方投訴中國貿易手法不公，惟美國和歐盟為求在對華反傾銷貿易訴訟佔優，無視當年中國「入世」條款，拒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也不見得公平。北京已就有關問題向世貿投訴，美國對中方貿易做法有何不滿，也應重返世貿框架申訴，貿易戰開打對全球都沒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