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超支常態化 警惕制度藏禍根

<轉載自2017年12月7日 明報 社評>

本港大型基建工程嚴重超支成為常態，近日港鐵披露，沙中線主體工程超支23％，不排除還會攀升。港鐵羅列大堆「理由」解畫，聲稱七成超支涉及「外在因素」，說得頭頭是道，可是市民對各個細項超支情况一無所知，是否合理無從判斷。國際經驗顯示，大型基建工程涉款龐大，最易藏污納垢，出現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和貪污腐敗問題。公共工程嚴重超支頻頻，有可能只是表象，政府必須警惕背後是否存在制度問題，埋藏了禍根。

港鐵被指「食水太深」沙中線超支須細察

沙中線主體工程成本由708億增至873億元，超支165億元，若連同前期工程費用等在內，全長17公里的沙中線，整體工程造價增至971.63億元，平均每公里工程成本逾57億元，較高鐵香港段每公里32.47億元更高。沙中線是政府委託港鐵興建，擁有權屬於政府，需要承擔全數支出，港鐵除非疏忽犯錯，否則毋須「上身」承擔超支款項。這種制度安排，港鐵當然沒有太大誘因協助政府省錢。

港鐵面對外界質疑，強調超支金額七成涉及「外在因素」，單是宋皇臺站挖掘到宋元遺蹟，花在古蹟保育的開支，便達到41億元；另外，灣仔北涉及政府其他基建工程，導致港鐵接收工地延誤，加上政府和地區組織要求加建設施，也令工程造價增加。至於餘下三成「內在因素」，則包括建築工人短缺，以及遇上不利地質等問題，導致工程成本上升等。

港鐵的解釋，說白了就是「錯不在我」，工程超支只是為了滿足社會人士和政府要求，港鐵能夠排除萬難本已「難能可貴」，現在還兼顧「貢獻社區」，當真是「夫復何求」。誠然，如果政府不同部門真的因為協調出現問題，影響了交地進度，導致造價上升，當局確是難辭其咎，不過港鐵並未就超支問題提供細項詳情，外界無從衡量說法是否合理，也無法判斷所花的錢，究竟是物有所值無可避免，還是慷市民之慨的「冤枉錢」。

舉例說，港鐵透露保育宋元遺蹟工作，高峰期有多達300人在工地做考古工作，人手有否超出實際需要？港鐵為了配合古蹟發現，修改車站設計並加入考古元素，又有否考慮成本效益？凡此種種，政府有必要認真檢視。早在沙中線興建之初，港鐵向政府收取高達80億元「顧問費」，已被質疑「食水太深」，現在沙中線超支不明不白之處許多，市民難免懷疑港鐵有否「賴地硬」，又或一味歸因於保育古井和建造業人手短缺，轉移視線，向市民予取予攜。

沙中線工程複雜毋庸置疑，然而是否真的甚於1990年代興建的英法隧道，又或新近開通的日本北海道新幹線，市民難免心存疑問。英法隧道每公里造價16.5億港元，就算計及通脹，恐怕也未必及得上沙中線每公里造價；至於北海道新幹線，每公里造價更僅為2.5億元。根據世界銀行資料，內地高鐵每公里平均成本約為1.5億港元，國際平均成本約高一倍。今年初，英國高速鐵路2號「HS2」工程因為嚴重超支，在當地鬧得滿城風雨，據推算該鐵路每公里造價也不過是31億港元。即使撇除了與沙中線工程相關的社區設施項目，沙中線造價之巨，實在很難令市民輕易信服。

建造業易有「內置貪腐」大花筒文化同須提防

近年本港大型公共工程超支已成常態，金額動輒上百億元，由蓮塘口岸、高鐵香港段、西九文化區、港珠澳大橋乃至沙中線，超支比例由兩成到五成不等，究竟純屬巧合，還是另有制度結構因素，值得深思；僅將焦點放在建造業人手不足，容易忽略其他潛在問題。獲得世界銀行支持的「建造業透明倡議」（CoST）指出，管理不善效率低下以及貪污腐敗，是對建築工程效益的兩大威脅，兩者各自造成的損失，可以相當於工程開支一成至三成。

全球基建反貪中心（GIACC）指出，建造業特別容易出現貪腐現象，一大原因是大型工程的獨特性，承建商總可強調工程難以直接比較，容易抬高造價掩飾貪腐。大型基建工程牽涉很多專業，判上判等合約關係多不勝數，採購程序易鑽空子，報大數難度不高，貪腐手法幌子多多，毋須直接支付賄賂，安排虛構顧問職位一樣可以瞞天過海，政府要落實有效監督，並不容易。就算沒有明目張膽的貪腐行為，管理不善、組織能力不足，以及預測過度樂觀的慣性傾向，都容易衍生嚴重超支問題，損失最大的是納稅人。超級工程的複雜度和規模龐大，特別容易藏污納垢，潛藏種種浪費乃至貪腐，即使香港向以高效廉潔見稱，也必須對這類「內置貪腐」以及「大花筒文化」時刻警惕。

Be alert to the root causes of cost overruns

SEVERE COST OVERRUNS of mega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Hong Kong have become the norm. The MTR Corporation has recently disclosed that the main works of the Shatin to Central Link (SCL) have run over budget by 23 per cent and the cost may rise further. The company attributes 70 per cent of the overrun to "external factors". Since citizens have no access to the breakdown, they have no means of judging whether the overrun is justified. Mega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volve huge amounts of money and are therefore prone to malpractices and irregularities — and problems such as poor management, low efficiency and corruption. Cost overruns that haunt public projects may only be symptomatic of systemic problems. The government must be alert to whether such problems exist.

The construction cost of the main works of the SCL has increased from $70.8 billion to $87.3 billion. The overrun is $16.5 billion. If the cost of advance works is included, the total construction cost of the 17-km SCL will be $97.163 billion, or on average over $5.7 billion a kilometre, which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cost per kilometre of the Hong Kong section of the 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XRL) ($3.247 billion).

The corporation emphasises that 70 per cent of the overrun involves "external factors". It has cost as much as $4.1 billion to preserve the antiques and monuments unearthed at a construction site of Sung Wong Toi Station. The construction cost has increased also because of the deferred site handover at Wanchai north to the corporation due to other government projects, and because of government and neighbourhood bodies' requests for more amenities. The remaining 30 per cent of the cost overrun is attributed to "intern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shortage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and unfavourable geological features. Such features have made the project costlier.

If the delay in the handover of construction sites to the corporation was a result of poor 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t will indeed be hard for the authorities to shift the blame. However, as the corporation has provided no breakdown of the cost overrun budget, there is no way one can judge whether what it has said is reasonable.

In recent years, severe cost overruns of major public projects have become the norm, and many of these overruns have exceeded $10 billion. The cost overrun percentages of Liantang Boundary Control Point, Hong Kong section of the XRL,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HK-Zhuhai-Macao Bridge and SCL have ranged from 20 per cent to 50 per cent. Has that merely been a coincidence? Have any systemic and structural factors been involved? This is worth pondering on.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CoST), a project supported by World Bank, poor, inefficient management and corruption are two main factors that jeopardise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Either of them may cause losses equivalent to 10 per cent to 30 per cent of the cost of a project.

The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ti-Corruption Centre (GIACC)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is particularly prone to corruption. This is because the uniqueness of mega projects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corruption, which can be concealed by inflating costs. Mega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volve many professions, numerous subcontractors and all sorts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It is easy to avail oneself of loopholes in procurement procedures and it is not hard to inflate the amounts to be paid. In other words, there are numerous ways of corruption. Even where corruption is not blatant, severe overruns may result from mismanagement, poor organisation and habitual tendencies towards overly optimistic budgeting. Hong Kong enjoys a reputation for efficiency and honesty, but we must always be alert to corruption that is inherent to such projects and the culture of overspending.

基建超支常態化 警惕制度藏禍根

本港大型基建工程嚴重超支成為常態，近日港鐵披露，沙中線主體工程超支23％，不排除還會攀升。港鐵聲稱七成超支涉及「外在因素」，可是市民對各個細項超支情況一無所知，是否合理無從判斷。大型基建工程涉款龐大，最易藏污納垢，出現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和貪污腐敗問題。公共工程嚴重超支頻頻，可能只是表象，政府必須警惕背後是否存在制度問題。

沙中線主體工程成本由708億增至873億元，超支165億元，若連同前期工程費用等在內，全長17公里的沙中線，整體工程造價增至971.63億元，平均每公里工程成本逾57億元，較高鐵香港段每公里32.47億元更高。

港鐵強調超支金額七成涉及「外在因素」，單是宋皇臺站花在古蹟保育的開支，便達到41億元；另外，灣仔北涉及政府其他基建工程，導致港鐵接收工地延誤，加上政府和地區組織要求加建設施，也令工程造價增加。餘下三成「內在因素」，包括建築工人短缺，以及遇上不利地質等問題，導致工程成本上升。

如果政府不同部門真的因為協調出現問題，影響了交地進度，導致造價上升，當局確是難辭其咎，不過港鐵並未就超支問題提供細項詳情，外界無從衡量說法是否合理。

近年本港大型公共工程超支已成常態，金額動輒上百億元，蓮塘口岸、高鐵香港段、西九文化區、港珠澳大橋乃至沙中線，超支比例由兩成到五成不等，究竟純屬巧合，還是另有制度結構因素，值得深思。世界銀行支持的「建造業透明倡議」（CoST）指出，管理不善效率低下以及貪污腐敗，是對建築工程效益的兩大威脅，兩者各自造成的損失，可以相當於工程開支一成至三成。

全球基建反貪中心（GIACC）指出，建造業特別容易出現貪腐現象，原因是大型工程的獨特性，容易抬高造價掩飾貪腐。大型基建工程牽涉很多專業，判上判等合約關係多不勝數，採購程序易鑽空子，報大數難度不高，貪腐手法幌子多多。就算沒有明目張膽的貪腐行為，管理不善、組織能力不足，以及預測過度樂觀的慣性傾向，都容易衍生嚴重超支問題。即使香港向以高效廉潔見稱，也必須對這類「內置貪腐」以及「大花筒文化」時刻警惕。

原來青年不想安居只想置業

<轉載自2017年12月5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阮穎嫻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

很多民間與房屋有關的左翼團體都強調市民需要的是安居，不是置業。同時，右翼認為政府的角色是幫助市民有最低水平適切的居所；至於置業是私人領域之事，政府不應涉足。但調查發現，香港青年想要的不是廉租房屋，而是成家時可以立室。

大部分青年滿意與父母同住

在一項有關香港青年住屋的抽樣調查裏（註1），不計很少數已經跟伴侶及伴侶家人同住的人，18至34歲青年有超過八成與父母同住，只有7%是獨居或與伴侶一起居住，近乎無人與朋友共居。雖然青年如游蕙禎常說要空間，但原來很多青年都覺得與父母同住無問題，亦不傾向與朋友搬出去共居或分租。與父母同住的人裏，有95%願意繼續與父母同住，只有19%認為與父母同住不方便，30%寧願住其他地方。

與父母同住有很多原因。第一是互相照顧，在家居住的青年有87%認為同住可照顧父母，73%認為父母可照顧他們。第二是家務負擔，83%認為離家居住有太多家務要做，與父母同住這方面可紓緩。第三，節省金錢，74%認為此安排令他們有更多閒置資金消費。這些原因使與父母同住成為互惠互利的選擇。種種局限也令青年與父母同住，70%的青年回答因負擔不起住其他地方而與父母同住，再一次證明租金貴、樓價高是一大問題。60%為孝順；只有16%說父母不批准離家居住。

市場及文化建構居住期望

這樣看來，沒有跟伴侶居住的青年好像大都滿意與父母同住，沒有西方國家青年獨立居住的需求。但這個結果未必完全是個人意志，也可以是社會環境所建構。

第一是文化不同。有85%受訪者認為中華文化較着重保持家庭關係。在一個瑞典與香港的住屋文化比較研究裏，在香港過早搬出去住可以是一種「社會問題」；甚至很傳統的看法是，未婚女生離開父母居住是道德有虧、損害家門聲譽。但瑞典青年太遲離家居住及獨立生活會有朋儕壓力，所以瑞典只有少於三分之一的24至27歲青年與父母同住（註2）。在美國或日本等地，考的大學是全國的大學，通常離家很遠，所以升大學就等於獨立生活了。香港是「城邦」（city-state），最遠的大學及工作機會的距離可即日來回，沒有這種必須離家居住的需要，也不成文化了。

第二是樓市及經濟能力建構的結果。因為搬出去住太貴造成限制，所以不如告訴別人自己孝順、想照顧父母，在道德上佔高地。當問到如果離家居住只需用到收入的20%，有56%青年說傾向搬出去住。2016年25至34歲青年主要職業每月入息中位數為1.5萬元，20%收入即是3000元。3000元現在連比較正常的劏房也租不到，難怪很多青年寧願留在家裏。現正動工的青年宿舍預料月租2500元，符合青年需求。這反映居住成本建構了一部分所謂青年住屋的意向。不過，也有30%青年對搬走或不搬走沒有感覺；其餘12%的人，即使只需用到月入20%為居住支出，也不傾向離家。反映除了居住成本外，其他因素也很重要。

青年不想租樓想置業

青年是否滿意一直與父母居住呢？看來又不是，「結婚買樓」的想法原來根深柢固。當問及青年什麼時候會搬離原生家庭，79%青年表示找到伴侶或成家立室時，43%表示有錢時，顯示房屋需要與人生階段有直接關係。問到將來搬出去住的居住模式，大部分都是跟伴侶或伴侶及其家人，只有14%表示將來會跟朋友住。顯示那種「六樓後座」或大學宿舍式的共居根本不是大部分香港青年嚮往的事。

下一個問題是：搬出去住後青年想租還是買？只有15%青年預期離家後會在私人市場租住，並只有17%的青年認為有其他比置業更值得花錢的事。倒轉來說，就是有83%青年認為置業最少跟其他最應該花錢的事一樣值得花錢，錢花在置業很值得。有一個調查訪問了160名本地及中國大陸來港就讀的大學生（註3），有44%表示想置業，40%說可能，只有16%說不會。

由此可見，香港青年都以核心家庭為本位想買樓而已，很少人想成為租客；做租客不如住家裏。除了「靠父幹」買樓外，未買樓前住在家中慳了租金也是重要的家庭內部轉移。

註1：調查結果來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批核的研究（編號：9041696）

註2：Lieberg, M.（2000）. "Youth housing and exclusion in Sweden."

註3：Castro Campos, B., Yiu, C. Y., Shen, J., Liao, K. H., & Maing, M.（2016）. "The anticipated housing pathways to homeownership of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using Policy, 16（2）, 223-242.

選賢與能 提高人大代表認受性

<轉載自2017年12月5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阮紀宏 資深傳媒人>

全國人大港區代表選舉提名昨天結束。本屆近60人報名參選，比上屆52名還要多，競爭激烈可以預期。外界盛傳中聯辦有一份推薦名單，但近2000名選舉會議成員，來自各種不同的政治光譜，能夠突圍而出當選的，是實至名歸的人民代表。但今後如何提高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認受性，才是真正的考驗。

港區人大代表雖然是間接選舉產生，但1989名選舉會議成員，其中包括通過選舉產生的香港特首選舉選委，有充分的代表性；選舉會議中還有香港立法會議員，加上往屆人大選舉會議成員和現屆政協委員。本屆選舉會議比上屆多了369個名額，代表性有了進一步的提升。

參選人數多，是由於入門門檻不高，能拿到10個提名就可以成為候選人。很多選舉會議成員抱着鼓勵更多人參選，可謂來者不拒，誰來要提名，只要不是明擺着來攪局的，都樂意提名。反而是一些有心人，不是怕拿不到足夠的提名而不敢參選，而是怕有一份「阿爺名單」，不願成為「陪跑」，才望而卻步。

中聯辦會「祝福」某些參選人，是公開的秘密；但究竟以什麼為標準給什麼人「祝福」，誰也不知道。只能從往屆港區36名人大代表的名單，看出來自不同界別的有一定的比例，工商界、教育界、專業人士、地區組織等等；又或者看到來自傳統左派以及回歸後被劃分為建制的人士的比例。其他的考慮因素就無法從表面數據中分析。

據說今年的「阿爺名單」有40個名字，那就是說中聯辦「推薦」候選人當中的40人。如果屬實，就說明即使在「祝福名單」內，還是需要競選的，因為最後名單上還是會有4名候選人落選。然而，現在坊間對於「阿爺名單」的數字有不同的版本，令人感撲朔迷離。

名單不公開卻又正式，雖然有一定的隱秘性，但還是在一定範圍內流傳，見過的人不會說；沒見過的，說了也是白說。候選人知道自己在名單上的，也不會高調跟人說，因為他們清楚其他看過名單的人會把票投給他；如果以此為宣傳，反倒會令人覺得是「假傳聖旨」，甚至令一些有逆反心理的選舉會議成員故意不把票給他。

在「阿爺名單」真假難辨的情况下，拿到多少張提名票，才是最佳的判別根據。參選人在報名的時候，都會說出自己拿了多少張提名票，衆望所歸的譚耀宗手上有850多張。為什麼提名票是判別標準呢？因為接到中聯辦游說要支持某某某的電話，選舉會議成員可能會誓神劈願說「一定一定」；即使不同意也會唯唯諾諾。到時候投的是暗票，選舉會議成員投了給誰，無從稽考。而提名票是公開名字的，而且要簽名的。850多張提名票，即所有選民當中的逾三分之一。雖然不能保證給提名票就一定會在投票時候把票給你，但起碼說明提名人願意公開支持某一個參選人。這既是對中聯辦的交代，也是說明參選人所獲得的支持是來自廣泛階層和界別的。

提名票的數量雖然是顯示支持度的一個有力說明，但也會有模糊地帶，比如影星鄺美雲報名時顯示她有380張提名票，已經不少了，而且很可能跟盛傳她在「阿爺名單」上的說法脗合，中聯辦為何支持鄺美雲當然是不會公開說明的。不同的選舉會議成員，投票的標準不一而足，但有一條應該是共性：因為選的是人大代表，是到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去對重大的事情和法案做決定，就應該具備參政議政能力，人們不能從影星的身分就判定這個人一定沒有參政議政能力，但往績還是有迹可尋的，那個參選人在那個範疇做了些什麼，即使公衆未必十分清楚，但所屬界別的人對此都會瞭如指掌，不會隨便將票投給一個從來沒做個什麼的候選人。

港區人代有先天制約

港區人大代表的組成影響到他們的認受性。很多香港市民第一個會問的問題是：人大代表給我們做了些什麼？這是一個尷尬的問題。如果拿人大代表跟立法會議員比，人大代表可能還真是一錢不值；但人大代表是代表香港市民到全國最高權力機關去議政，是從香港市民的身分去看全國問題。他們所做的事情，未必是普羅市民關心的，也很難衡量他們的功績。

全國人大代表還有一個功能，從全國利益的角度去監督所代表的省份和地區；尷尬的是港區人大代表在扮演這個功能或者行使這個權力的時候，受到很大的制約。所以讓人覺得他們沒有為香港市民做了什麼。這樣的評價是不公平的，因為對他們設限的不是人大代表本身。

當然，反對派極力醜化人大代表，也是導致人大代表認受性受到質疑的原因之一。反對派從來沒想過要從全國利益的角度去參政議政，表示想參選也是為了攪局，參選需要聲明擁護國家憲法與《基本法》、一國兩制，還要聲明沒有接受外國政黨或政府資助。反對派把這個聲明形容為「衰仔紙」，把攻擊面一下子擴大到所有參選和當選的都是「衰仔」。

港區人大代表要提高他們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認受性，本身有先天的制約。所以在選舉什麼人當代表的時候，應該更加從參政議政能力的角度出發。雖然不可能所有人都會認同某一個代表的立場，但對於他所列舉論點的理據和邏輯，還是能說明參政議政能力的。有能者當代表，對提高人大代表的認受性，是最有力的支持。

買辦與共謀 兩制的辯證

<轉載自2017年12月4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馬嶽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何志平案震動香港政壇。香港人介懷的大多是前高官會否退休後替大財團打工，謀取延後利益。想不到的是退休高官可以在國際舞台上為國家扮演如此重要的「中間人」角色。有人很快地揶揄：所謂「一帶一路」的香港「超級聯繫人」角色，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香港買辦一直扮演極重要政經角色

美國初步披露的資料顯示，涉嫌行賄的資金主要經由香港傳到美國，再匯款至迪拜。對熟悉香港歷史或殖民地研究的人來說，這應該並不意外，因為自19世紀起，在香港的各種共謀者（collaborators）或者買辦階層（compradors），一直扮演極其重要的經濟和政治角色，是殖民地精英早期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的特殊政治和經濟地位、開放港口最大的特色，本來就是方便各色人等穿插其中，作為大國和各種利益的中介擺渡的角色。和19世紀不同的是，當年買辦主要角色是要把外國資本拉進來，現在的角色反而是把中國資本輸出到西方國家。

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話語裏，「買辦」一直是極負面的標籤，因為這是用來指稱一群勾結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從中謀取私利的人，形象一直和「漢奸」差不多。但如果從宏觀點的歷史角度看，買辦其實是在中國初向國際資本主義開放之際，溝通中外、協助打開門戶、令商業活動順暢的中間人，其實是重要的橋樑角色。

臥底身分 本是殖民香港的寫照

香港電影一個常用的題材是臥底，從《龍虎風雲》的高秋、《辣手神探》的梁朝偉，以至後來成為日常用語的《無間道》、電視劇變成電影的「Laughing哥」等，主角和主要戲軌都是臥底。臥底介於正邪之間，經常出現身分混淆，搞不清自己是黑是白，例如警察可能同情匪徒、黑幫成員可能為了義氣救臥底一命、出賣臥底的可能反而是警方高層，難為正邪定分界，「在人面前是鬼，在鬼面前是人」（《倩女幽魂》中燕赤霞語）。

「臥底」的身分，本來就是殖民香港的寫照。當年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但服務的往往是中國的利益；民族認同上是中國人，但憑藉英語和與國際資本的關係，扮演全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國之間的擺渡角色。無論是羅永生說的「殖民無間道」、周蕾說的「夾縫文化」、高馬可（John M. Carroll）說的「香港在帝國邊緣」（edge of empires），指出的都是香港的最重要價值，在其處於東西交接（East meets West）之夾縫，利用其又中又英、不中不英的特點，從中取利，賴以生存。這種身分，特點是務實，不要問「我從哪裏來」，也不需問「我到哪裏去」，香港人做事精神，work的就行，不必要問背景。一間飯館同時有京川滬菜，茶餐廳有鐵板有拉麵有咖喱有壽司，你叫得出的都可以食得到。

兩制的質量互變 要很小心處理

這本來應該就是一國兩制的精神和哲學。作為中國在香港殖民時代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國策的延續，1980年代的一國兩制設想是一種「兩制分隔」，目的是繼續保持香港上述那種居中擺渡的夾縫混雜角色。這裏說的「兩制」，基本上自然是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但也可以說成是香港本來的各種制度特色和精神，其中有受西方影響或英國建立的法律和公務員制度，也有香港人在自由社會和市場下自行孕育的一些做事方法和精神。這類制度精神異於內地制度而自立，是保持香港價值最重要的目標。

「兩制」共存，自然會互相影響，關鍵是兩者有區隔，互相有否定另一制的地方，才是最符合中國利益的設計。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既是中國，又不是中國」，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不要讓外國人認為香港和中國大陸一樣，才能繼續扮演中間擺渡的角色。中國大過香港許多又擁有政治權力，影響香港很正常，於是「兩制」間的質量互變，是要很小心處理的。

近年中港關係的發展卻在快速破壞這辯證關係。近兩月由十九大重提「全面管治權」開始，到派冷溶來港宣講、直播李飛講話，除了向全香港明示中共要直接下命令外，更是一種非常「中國模式」的治理手法。結連今年各項法庭案件、早已宣之於口的23條立法和重推國民教育，外人看在眼裏無不認為是中國大陸將自己的政治邏輯套在香港頭上。本來一國兩制出發點是承認「兩制」差異，盡量保護政治上弱小的香港一制；現在「天朝」信心滿滿君臨天下，覺得中國一切制度模式都可垂範天下，也看不過眼香港不夠「中國」，結論自然是河水犯井水地把香港「中國化」。

一國兩制本來是在中國主權下，要保持香港的「非中國性」的安排；現在走向「中國化」，卻反而令年輕一代排拒其「中國性」，實是弔詭。

何志平案揭發後，美國期刊Foreign Policy隨即指出董建華的中美交流基金會一直大花金錢聘請顧問公司在華府游說政客，為中國政府穿針引線。筆者相信這篇文章不是巧合，美國對董建華的基金性質也一早心中有數。這只是要向有關方面發出政治信息而已。在西方眼中，當香港逐漸被看成是「中國的一部分」、擺渡人被當成是對方的人，中間人和一國兩制的價值也會逐漸消亡。

看清單程來港數據 適時反映特區憂心

<轉載自2017年12月4日 明報 社評>

去年持單程證來港的內地人數驟然上升，且超過平均每日150人的限額，引起關注，入境處給出的數據，其中佔比例最大的是「其他類別」，不過數據不夠明細。綜合其他比如申領綜援等數據看，內地來港人數增加，並沒有加重香港的負擔，說香港陸沉，不僅是杞人憂天，還會加深港人和新移民的隔膜。改變目前由內地政府主導的審批制度，這年的數字增加暫時未能提供足夠理據，惟特區政府應時刻注意來港人士的整體數字和個別專長，隨時向中央政府反映特區的擔憂。

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千絲萬縷。香港市民遷徙，從大歷史看，前100多年都是由於內地政治與經濟狀况動盪引起。第一次內地人員大幅度遷移到香港是清末的太平天國運動，到該運動平息後，香港市民又大量的往回遷；及後的有辛亥革命、日本侵華、國共內戰等等，都在重複這個規律。直到近五六十年，由於內地政治動盪和饑荒，以及香港經濟發展速度高於內地，才出現長時間的人口由內地到香港單向遷移。內地來港配額制度，也是為了避免香港人口急劇增加，配合香港發展之舉。

中國公民在其領土上流動，是主權範圍的事情，即使在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也沒有對內地人員來港加以限制。中英聯合聲明中，「對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將按現在實行的辦法管理」，也是由中央政府單方面聲明，放在附件中發布。在草擬《基本法》的過程中，有香港起草委員提出，回歸後是否應該將審批權交給特區政府，當時港澳辦的官員從原則上高調反對這個建議，因為主權範圍內的事情不容討論。但最後還是在香港基本法第22條加入了第4款：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其中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確定。

新移民結構必須端詳 入境處分類不夠仔細

後來通過的基本法，加入「順應民意」的條款，並按此一直執行至今，沒有聽到過任何一方有重大的偏離，而且從實際上，也確實需要特區政府的配合，因為家庭團聚的個案，申請人報稱與其在港親屬的關係，必須要由入境處來核實。特區政府雖然沒有審批權，但從基本法的規定，要求中央政府徵求特區政府的意見後確定，到操作上特區政府要核實個案資料的真偽，香港對內地來港人員並非「照單全收」。

根據過去10年內地來港的人數，5年增加，5年下降，最接近全年55,000個限額的是2012年，有54,646人，最低的是2007年，只有33,965人，少於40,000的有兩年。從這些數據，看不出增降的規律，去年急升並超過平均每天150人的限額，是例外個案。如果要看趨勢，或者找出結構性原因，應要多看幾年的數據。

反倒是25到44歲女性的兩個年齡組別，過去10年無論從絕對數字和比例上，都是最高的類別，有好幾年甚至佔該年來港總人數的接近一半，未知這是否與兩地通婚的因素有關，但這個年齡組別在去年又下降至只佔三成，這又跟通婚個案增加的數據有所衝突，真正原因，還有待入境處提供更明細的數據才能分析。

至於「其他類別」的問題，過去曾經有很多內地商人以至官員子女，都是通過獲取香港居民身分，然後留在香港或再移民國外，當中肯定有貪腐的成分；然而，有不法分子踐踏這個制度，畢竟是例外而不是普遍，况且近年內地加大力度打貪，通過非法手段取得香港身分，一定有所遏制。入境處將所有「分隔10年或以上的配偶及隨行子女」，和「居留權證明書持有人」兩個類別以外的人士，即佔總人數的七成，都歸為「其他類別」，顯然是不夠仔細，立法會議員要求提供更詳盡的數據，是合理的要求。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特區政府詳細分析新來港人士的結構，目前只看到較為年輕的年齡組別增加較快，實際上更需要分析他們的教育水平、技能水平，深入剖析這些新來港人士在勞動力市場是否跟香港未來發展所需要，如何給予就業培訓，才是積極的做法。未細緻分析，就說香港將會陸沉，只會加深對新移民的歧視。香港人口無論在數量上和結構上都出現了問題，香港已經步入老齡化的社會，勞動人口沒有實質增長，某些工種更是長期短缺，內地新來港人士可以是勞動力的補充，不但沒有衝擊勞動市場，也沒有增加福利開支的負擔，申領綜援和老齡津貼的數字還不升反降。

審批權屬中央權力 盼增互信有商有量

內地人士來港的審批權是中央政府的權力，如何行使這個權力也是中央的主動權，相信中央政府會藉審批來港人士的權力協助香港未來發展，問題是如何在增加互信的情况下做到有商有量，共同謀劃，只看一年的數據就要求中央放棄審批權，只會弄巧成拙，破壞互信而達不到對香港發展有利的目標。

One-way permits

THE number of mainlanders who arrived in Hong Kong on a one-way permit rose sharply last year, even exceeding the average daily quota of 150 people. This has led to concern. Statistics from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show that of these newcomers, the largest group belonged to a category called "others", but detail is lacking as to its composi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number of new arrivals from mainland China rose in five separate years and fell in the other five years. It was in 2012 when the arrival number was the closest to the yearly quota of 55,000 — that year 54,646 mainlanders arrived in Hong Kong. The lowest figure was recorded in 2007 with only 33,965 arrivals. There were two years when the yearly figure was below the 40,000 mark. It is impossible to identify a pattern from these numbers. That the arrival number rose suddenly and exceeded the quota of 150 people was an isolated case. A few more years' statistics will be necessary if we are to identify a trend or find out the structural reason.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females aged between 25 and 44, who fall into two neighbouring age groups, have made up the largest category of new arrivals in terms of both number and proportion. There were a number of years when they even constituted almost half of the total yearly arrivals. It is uncertain whether the phenomenon had to do with marriages between people from the two regions. That category, however, fell to just 30 per cent last year, a finding that contradicts the increase in Hong Kong-mainland marriages. The real reason behind this cannot be ascertained until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provides more detailed statistics.

As for the issue of the "others" category, it is true that in the past many mainland businessmen and childre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obtained Hong Kong citizenship so as to stay in Hong Kong or move to other countries. No doubt corruption was involved. However, the problem of lawbreakers trampling on the system is an exception rather than the norm. Given the vigorous campaign against corrup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trend of gaining Hong Kong citizenship through illegal means must have been curbed.

What we truly need is more details from the government concern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new arrivals. At present, the only observation we can make is that the younger cohorts have grown faster than other age groups. But in fact,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se their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skill levels so as to study in detail whether these new arrivals are compatible with Hong Kong's future developmental needs in the labour market and how to provide them with career training. This is the proactive thing to do. Asserting that Hong Kong will implode without analysing the data in detail will only worsen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new immigrants. Statistically and structurally speaking, Hong Kong is faced with a population problem. Hong Kong is now an ageing society, and the size of the workforce has not increased in real terms. Some job types are faced with perpetual labour shortages. New arrivals from mainland China can replenish Hong Kong's labour force. They have not impacted Hong Kong's labour market or increased the burden on social welfare expenditure.

The power to examine and approve mainland arrivals to Hong Kong is vested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t also has the right to decide how to exercise the power. We believe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tends to use the power to promote Hong Kong's future development. The question is how this can be planned together by increasing mutual trust and through discussion. Demanding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give up this power citing just one year's statistics will backfire. It will destroy the mutual trust rather than achieve an objective that is conducive to Hong Kong's development.

看清單程來港數據 適時反映特區憂心

去年持單程證來港的內地人數驟然上升，且超過平均每日150人的限額，引起關注，入境處給出的數據，其中佔比例最大的是「其他類別」，不過數據不夠明細。

根據過去10年內地來港的人數，5年增加，5年下降，最接近全年55,000個限額的是2012年，有54,646人，最低的是2007年，只有33,965人，少於40,000的有兩年。從這些數據，看不出增降的規律，去年急升並超過平均每天150人的限額，是例外個案。如果要看趨勢，或者找出結構性原因，應要多看幾年的數據。

反倒是25到44歲女性的兩個年齡組別，過去10年無論從絕對數字和比例上，都是最高的類別，有好幾年甚至佔該年來港總人數的接近一半，未知這是否與兩地通婚的因素有關，但這個年齡組別在去年又下降至只佔三成，這又跟通婚個案增加的數據有所衝突，真正原因，還有待入境處提供更明細的數據才能分析。

至於「其他類別」的問題，過去曾經有很多內地商人以至官員子女，都是通過獲取香港居民身分，然後留在香港或再移民國外，當中肯定有貪腐的成分；然而，有不法分子踐踏這個制度，畢竟是例外而不是普遍，且近年內地加大力度打貪，通過非法手段取得香港身分，一定有所遏制。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特區政府詳細分析新來港人士的結構，目前只看到較為年輕的年齡組別增加較快，實際上更需要分析他們的教育水平、技能水平，深入剖析這些新來港人士在勞動力市場是否跟香港未來發展所需要，如何給予就業培訓，才是積極的做法。未細緻分析，就說香港將會陸沉，只會加深對新移民的歧視。香港人口無論在數量上和結構上都出現了問題，香港已經步入老齡化的社會，勞動人口沒有實質增長，某些工種更是長期短缺，內地新來港人士可以是勞動力的補充，不但沒有衝擊勞動市場，也沒有增加福利開支的負擔。

內地人士來港的審批權是中央政府的權力，如何行使這個權力也是中央的主動權，相信中央政府會藉審批來港人士的權力協助香港未來發展，問題是如何在增加互信的情况下做到有商有量，共同謀劃，只看一年的數據就要求中央放棄審批權，只會弄巧成拙，破壞互信而達不到對香港發展有利的目標。

如履薄冰的文在寅

<轉載自2017年12月4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林永鈞 自由撰稿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與南韓總統文在寅會面後不久，青瓦台隨即宣布文在寅將於12月訪華。對於被中國「制裁」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南韓來說，這個天大的好消息真算得上是「久旱逢甘雨」。中韓修好，南韓顯然比中國更開心。

文在寅於今年5月上台後便矢志與華修好。由於他的前任朴槿惠與美國簽訂協議，同意在南韓境內部署薩德系統，即使換了總統，但南韓身為美國的「盟友」，也不便出爾反爾。畢竟美韓關係名雖「盟友」，實乃「主從」，取消協議等同得罪宗主，這是南韓萬萬擔當不起的。加上北韓的軍事威脅加劇，因此文在寅在別無選擇的情况下，只能繼續部署薩德的工作。

然而「限韓令」的「制裁」威力是實在的。受「限韓令」衝擊，單單在2017年南韓已損失約75億美元。文在寅此時已是騎虎難下，在無計可施的情况下，便以訴諸世界貿易組織（WTO）作為「威脅」中國收回「限韓令」的手段。但是由於中國早有準備，導致南韓的盤算落空。

中韓兩國本就國力懸殊，南韓自身可用的強硬手段相當有限。儘管如此，文在寅也不敢公然「反華」。中國雖公然「限韓」，卻始終沒有成文，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給南韓「預留空間」。這樣一來，南韓就不敢冒天大的風險把事情做絕。既然強硬不得，就只能「再施軟功」。這次南韓把注碼落在於10月上任的駐華大使盧英敏身上。

韓駐華大使或「亮底牌」 釋中國疑慮

南韓政府為求與中國修好，在駐華大使的人選上「落足本錢」。盧英敏精通中國史及漢詩，算得上是合適人選，但是他的真正價值還在於他是總統文在寅最信任的心腹。在南韓政府內，沒有人比他和文在寅更親近了。他剛上任不久，中韓兩國續簽了中韓貨幣互換協議。由於他上任的時間和協議續簽的時間過於接近，因此兩者必然是互有關連，絕不可能是巧合。北京同意續簽協議，當然不可能是為了給盧英敏「面子」；續簽得以成事，原因極有可能是盧英敏到任後暗中「亮出底牌」。

中韓兩國雖三緘其口，但盧英敏到北京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極有可能是把薩德系統部署的真實情况及已完成部分的真正功用告知北京，使北京明白到現時的薩德系統是不會「偵察到」中國的領土，同時也向北京保證不會「再追加」薩德系統的部署。北京明白到讓薩德撤出南韓是不切實際的，加上自己的安全已得到南韓的保證，因此就同意續簽中韓貨幣互換協議，藉此向南韓釋出善意。

前文所說的雖是猜測，卻是唯一合理的解釋。中國「限韓」的真正原因在於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因此以「限韓」作為脅迫南韓保證中國國家安全的武器。既然南韓能釋中國的疑慮，便沒有苦苦相逼的必要。中國的善意很快就得到南韓的回應。南韓外長康京和於10月底作出「三不承諾」（不考慮追加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無意加入美國反導體系，及美日韓安全合作不會發展成軍事同盟），儘管南韓政府出於維護國家尊嚴而把「三不承諾」說成是一貫立場，中國也依然選擇接受。

文在寅為表與華修好的誠意，甚至拒絕美日韓三國聯合軍演。這一切中國都看在眼內。因此除了接受文在寅訪華外，習近平也表示在平昌冬奧舉辦時，將派高級代表或親身訪韓。此舉無異於力撐平昌冬奧。文在寅處理對華關係事事小心、步步為營算是有所回報了。

運9朝辭川西 千里南海半日還 首次長程訓練 專家：跨戰區作戰提升補給力

<轉載自2017年12月3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中國軍方昨日透露，空軍運9機群近日從四川西部奔襲數千公里到南海島礁展開空投演練，即日來回，是國產中型運輸機首次實施長航程海上訓練，標誌運9已全面形成戰鬥力。軍事專家指出，此舉意義重大，空軍藉此適應跨戰區作戰，將大大提升對南海島礁的補給能力，預料未來這類演練將常態化。

「三無」狀況下展開模擬空投

解放軍空軍官方微信公號「空軍發布」形容，今次演練是「朝辭蜀地彩雲間，千里南海半日還」。報道稱，當天清晨薄霧還未散去之時，數架運9便從川西一個軍用機場起飛；午後時分，機群抵近南海一個島礁，轉入低空飛行。到達目標空域後，機組在無人工標誌、無氣象資料、無指揮引導的條件下實施模擬空投。隨後，運輸機繞著島礁盤旋一周，迅速爬升，飛返內陸，星夜安全降落在川西軍用機場。

單程2500公里 來回12小時

有網民根據官方發布的照片發現，運9機群一度飛越西沙的趙述島和南沙的永暑礁。如以川西邛崍空軍基地到永暑礁計算，單程直線距離約為2500公里，按照報道的描述，今次演練全程耗時約12小時。

執行此次任務的長機機長、空軍航空兵某團團長劉寶表示，長航時、遠距離海上飛行對飛行員的技術水平和裝備保障提出很高要求，出發之前，機組人員針對海上訓練課目可能出現的各種特情，作出預想、預防，逐一分析、研究、演練處置方法，機務人員針對海上飛行特點，研究及制定相應的保障預案。

報道還指，運9首次到空軍航空兵某團服役後，先後奔赴戈壁大漠、雪域高原、南海之濱訓練，經歷了沙塵暴、雷電、大風等極端危險天氣，圓滿完成了陸空聯演、重裝空投、實兵空降等重大演訓任務。2016年9月，運9首次到海外執行軍事空運任務。今年7月30日，運9與運20組成混合編隊，參加解放軍建軍90周年閱兵。隨後，首次參加「國際軍事比賽-2017」、「航空飛鏢」項目比賽，在運輸機組比武中取得優異成績。目前，該團作為「運9首裝團」，正在向「全域到達、全程使用」邁進。

可改裝預警機 雖「笨重」但耐用

香港軍事評論員梁國樑對本報稱，在大型運輸機運20仍未大規模生產的情況下，已量產過百架的運9是目前中國的主力運輸機，但受其載重和機艙空間所限，只能用以運兵或運載一架輕型裝甲車，另可改裝成預警機等。而作為俄式設計，運9雖然「笨重」，優點是穩定、安全系數大、經久耐用、適應各種複雜環境。

梁國樑指出，今次由西部戰區到南部戰區的跨戰區演練，是為適應軍方「全時域、全空域、全地域」的要求，亦有利運9適應海洋環境，因為「海天一色」易出錯。梁國樑說，空投演練將有助提升解放軍對南海島礁的補給能力，未來類似演練將常態化，亦可能以南部戰區為主力、以西部戰區為後備針對南海部署運9。

運9運輸機。

運9朝辭川西，千里南海半日還。

空軍稱，運9機群清晨從四川西部啟程，中午可抵達南海。有網民辨認出下方的島礁是南沙永暑礁（箭嘴示）。

運9機群在夜晚返回四川，圖為夜晚經過的都市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