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疏忽 政府輕視 美國防疫一塌糊塗

<轉載自2020年3月31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黎蝸藤 旅美歷史學者>

最早在中國武漢爆發的新型肺炎迅速在全世界蔓延。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美國無論科技還是醫療技術都名列前茅，公共衛生理論也引領世界。然而瘟疫來襲時，美國的表現卻令人大跌眼鏡。日前美國受感染人數已過14萬，有爭議地居世界第一，死亡人數已上升到逾2500。目前美國疫情還在指數上升階段，但醫療系統已瀕臨爆煲。美國多州陷入史無前例的停頓（lockdown），社會和經濟生活大幅停頓，美股狂瀉直追1929年紀錄，失業潮已起。可以說，對美國而言，COVID-19是集9．11、沙士、金融海嘯和大衰退於一身的空前衝擊。

關注疫情 但「心態超然」美國防疫為何一塌糊塗？

首先，社會整體疏忽大意。其實，從去年底中國爆發疫情以來，美媒一直關注疫情變化。雖然總統彈劾案和民主黨初選等相繼成為最大熱點，但疫情也是新聞報道熱點之一。而且，根據中國外交部說法，中國1月3日開始就向美國通報疫情。可見，美國並非對疫情一無所知。

但美媒報道大部分集中在中國和東亞其他地區的疫情和「搶口罩」上。美中相隔一個大洋，絕大部分美國人都不認為疫情會傳到美國。美國很早從武漢撤僑和禁止從中國出發航班的非美國人和永久居民入境美國，反應不可謂不快。早期從中國和鑽石公主號返回的人士被送到軍事基地隔離。這些都給人「萬無一失」的感覺。

美國民眾沒有沙士經歷，沒有戴口罩習慣，對冠狀病毒危害性長期停留在「嚴重一點的流感」上。沙士和這次疫情都在中國最先爆發，沙士主要在東亞流行，於是「黃種人才會患的病」存在於相當部分美國人（和歐洲人）的潛意識中。正如日本財相麻生太郎轉述，有意大利官員就曾對他說「歐洲人不會被傳染，沒有必要大驚小怪」。這種或帶有少許「種族主義」的潛意識，正是美歐都疏忽大意的深層次根源。一言以蔽之，美國（和歐洲）即使關注疫情，也願意對東亞國家伸出援手，但大都還有一種「超然」心態。

政府對科學蔑視 對情報不重視

其次，特朗普政府對科學的蔑視。更不幸的是，以總統特朗普為首，美國聯邦政府被科學懷疑論者把持，他們不重視科學家的意見，認為「直覺」和「常識」比科學家的理論和研究更重要。最能左右特朗普認知的霍士電視台更被一幫蔑視科學的主持和嘉賓把持。他們大部分是「疫苗無用論」者，對病毒態度是身體「抗一陣就自然消失」，最熱中鼓吹「冠狀病毒就是稍微嚴重的流感」。在疫情爆發後，特朗普還曾把冠狀病毒稱為流感，似乎直到現在才搞懂兩者區別。直到現在，特朗普言論也經常和白宮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的科學家、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Anthony Fauci）相左。

再次，對情報不重視。據《華盛頓郵報》報道，早在中國爆發疫情時，美情報機關就多次向政府發出機密警告，表示病毒會擴散全球，又指中國淡化疫情的嚴重性，要政府採取防疫措施，但政府置之不理。這其實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長期輕視外交和情報界專業人員的必然結果。特朗普這種作風的原因之一，是作為「反建制英雄」當選總統的他喜歡用「陰謀論」思維，認為「舊政府」培植的「深層國家」故意反自己。在「通俄門」和「通烏門」中，也確有情報人員基於正義和國家利益挺身而出當「深喉」，這也加深了白宮和外交情報機構的心病。

黨爭壓過警覺 內耗令人擔憂

再次，黨爭壓過疫情的警覺。對抗疫情最重要的是社會同心：瘟疫既不分種族，也不分「紅藍」（政見）。但疫情在中國爆發時，美國政壇正處於彈劾案中，本年又是美國大選年，政治尤其敏感。特朗普懷疑民主黨藉誇大疫情攻擊自己，於是採取「後真相防疫」，對疫情輕描淡寫，把媒體強調疫情有可能擴散到美國的嚴重性，一律視為假新聞和騙局（hoax）。這當然也少不了霍士新聞台一幫名嘴的推波助瀾。「美女」主持Trish Regan就一直鼓吹（註）所謂疫情是民主黨希望發動二次彈劾的騙案（impeachment scam），現在被觀眾強烈批評，霍士新聞台不得不解約。

即使疫情在美大爆發，全國真正重視疫情了，黨爭還繼續。民主黨固然不放過抨擊特朗普應對的荒腔走板，特朗普也指摘災情嚴重的州都是「民主黨」州，誇耀「紅州」如西維珍尼亞（西弗吉尼亞）卻沒有一個病例（當時）。災情當頭還進行這種內耗令人擔憂。

疾控中心至少4宗罪

再次，美國疾控中心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太差，明顯失職，是疫情蔓延的關鍵。簡而言之，疾控中心至少有4宗罪。

第一，在早期監控中，疾控中心規定所有懷疑樣本都必須送到疾控中心的亞特蘭大實驗室化驗確認，其他實驗室即使有檢測能力也不允許檢測。第二，疾控中心實驗室沒有採用東亞地區成熟的檢測方法，一開始使用自己的檢測方法既費時又不準確，檢測能力有限。兩者結合，疾控中心的政策令美國在早期無法進行大規模檢測，難以應對疫情要求。第三，疾控中心規定能送檢的樣本，除了病人必須有臨牀症狀外，還必須有中國旅行歷史，這樣就忽視了潛在的本土傳染病例。這和中國早期要求病人必須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才能確認病例，所犯下的錯誤幾乎同出一轍。三者結合，疾控中心對疫情的早期流行歷史「兩眼一抹黑」，因確認少而掉以輕心。到了疫情明顯出現時，其實早已大範圍蔓延，只是疾控中心數據無法反映而已。第四，疾控中心身為美國的疾控最高機構，在不得不放開讓各地可以自行檢測後（這樣一下子檢測量大了上去，數字也飛速飈升），居然連整合各地數據這個基本要求也做不到。公布數據即不及時也不詳細。現在新聞媒體引用的最新數據，一般是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研究中心數據的整合做準，這對一個國家機構非常諷刺。

各州策略不一 不利遏制

再次，美國的聯邦體制也為防疫帶來複雜性。美國健康事務歸各州管理，在制度上就無法做到「全國一盤棋」。在抗災問題上有兩點是特別需要提及的。第一，各州防疫策略不統一。比如一些州還採取遏制策略（containment），一些州已放棄遏制而採取延緩策略（mitigation）。兩種策略無論目標還是方案措施都大相徑庭。這樣對遏制策略的州非常不利，因為各州間沒有關卡，遲早還會被傳染，根本無法遏制。第二，各州之間搶物資。現在美國醫療物資緊缺，但美國無法像中國能由中央組織「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紐約州長每天在新聞發布會上都抱怨紐約急需3萬台呼吸機，聯邦有兩萬台儲備卻只肯支援紐約400台，後來才上升到4000台。州長急得在電視上向其他州求援：「紐約人是感恩的，現在你們幫助紐約，以後你們爆發疫情時，紐約人也會幫助你們。」

製造業外移 無法立即生產簡單用品

最後，美國把非常多的製造業都外移在其他國家生產，美國能設計和生產高級複雜的機器，卻無法立即在本土生產一些簡單而技術含量不高的醫療用品。口罩、保護袍和呼吸機就難倒了美國。美國雖然有一些戰略儲備，但對如此大規模的疫情依然無法應對。早前亞洲地區大規模在美國搶購市面上的醫療用品也沒有警惕，沒有提前做好準備。

註：cnn.it/2WQhPqk

疫情的經濟預測、取捨與復元

<轉載自2020年3月31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阮穎嫻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

很多人問，新冠肺炎對香港經濟影響有幾大？

3個因素影響經濟預測

這個問題很難答，為了不變「燈神」，我的答案有幾部分。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同時是航運樞紐，人口流動頻繁。因為吃國際貿易的四方飯，所以香港經濟很受其他地方的經濟狀况影響，包括中國、美國及歐洲。要了解香港的經濟情况，就不得不了解全球的情况。

要知全球狀况，起碼要了解下面3點。第一是病毒的特性，例如它的傳染率、天熱會否減慢傳播、痊癒後會不會再中、何時才研發出疫苗等。

第二是各國應對疫情之策。是封城、封關，還是「佛系」抗疫？如果要封，封多久？他們的隔離策略是怎樣，有沒有漏洞？停工停課，只停食肆，還是出怪招禁酒？抗疫物資充裕嗎？

第三是公民抗疫的表現。國民反應如何？他們會戴口罩，減少外出，減少到多人的地方和減少聚會嗎？還是有人會不遵守隔離令，偷走去食車仔麵？

模擬傳染病散播的SIR模型顯示，上述假設稍一改變就可能大大影響疫情預測結果，也間接影響它對經濟衝擊的預測。所以經濟學者的預測，差異可以很大。例如關於中國2020年經濟增長的展望，劉遵義教授認為「保五」不成問題，大行分析大約只有0至3%，倫敦政治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金刻羽則恐怕GDP減少10%或以上。

政府取捨甚艱難

面對疫情，政府應該着重抗疫，還是救經濟呢？這是個棘手問題，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政府抗疫政策愈嚴厲，例如停工停課封城對經濟即時影響愈大，但愈有效遏止疫症散播，經濟快些重回正軌。

政府面對的問題，是在限制下作出取捨以達社會最大福祉。有種說法認為生命要緊，抗疫第一，可以完全犧牲經濟。這只代表某些人的價值判斷，未必是社會共識。經濟停擺，很多人手停口停，需要救濟。經濟差也可殺人，大家不要忘記亞洲金融風暴時，負資產令一些人不堪壓力燒炭自殺。不久前就有店舖東主因財困跳樓，股市急挫總聽到人開玩笑說要上IFC排隊。商戶倒閉，失業大升，香港人不會好過。

關於取捨，一個易明的例子是地盤工作。地盤工作高危，頻生意外，如果要零意外，最好的做法是不要做任何工程。但這樣就無法發展，社會不可以完全不進行工程，取而代之的做法，是加強安全措施及監管，降低地盤工作的風險，令人命及健康成本下降。

新冠病毒前所未見，未能確定有效治療方法。往年流感死亡及重症人數不少，但因為是已有病毒，有既定措施應對，社會普遍接受流感就是會死人，是已知風險與社會成本，大家不會太恐慌。

抗疫與救市措施

實務上，政府抗疫政策分為兩部分。一是對外來者的檢查及隔離。封關即拒絕外來者，容許入城的，若檢查及隔離部分做得不足，導致帶病毒者到處走，或感染同住家人。二是防止社區傳播。香港上月在防止社區傳播上做得好，個案數字增長放緩，但近來輸入個案多，導致風險大增，使政府要重槌出擊阻止街上聚眾，甚至要立法拘捕。如果封關、檢查及隔離做得好，社區控制就可以放鬆。前者失敗，導致現在要出鐵腕，實在令人追悔莫及。

觀乎香港政府的新措施，似乎是限制人身自由比較多，聚眾出外娛樂違法，但企業、生產等則不在此限，停工與否僱主自行決定。澳門政府早前勒令賭場停開，雖然沒有強制持有賭牌的財團交出酒店做隔離，但特首賀一誠呼籲賭博企業負起社會責任，強調澳門居民會「看在眼裏，記在心中」。賭牌將於2022年到期，這是明示暗示，希望6個賭牌持有人自願捐出。因此，不同政府的抗疫及救助措施，也是其政經環境的反映。

另一個影響政府措施的因素是公民素質。所有人自律，注意衛生，戴口罩勤洗手減少外出，則政府毋須實行嚴厲的抗疫政策，仍能達至減少傳播的效果，這樣對經濟的影響會較小。

除了抗疫，還有救市，宜盡快做。疫情減少上班和消費，是宏觀經濟問題，小企業自救空間有限，幾個月無生意，不少企業會捱不住倒閉。

平時政府不干預經濟，但有難時應做好守門員的角色，幫忙救市，以避免大規模結業潮，減少對一般人生計的影響。這是世界各國都在做的事。事實上，政府已經有300億防疫抗疫基金，支援企業。上個月《財政預算案》，每人派1萬元，各項紓困措施共花千幾億港元，高達本地生產總值的5%。

面對如此這般重大衝擊，市民水深火熱，香港政府儲備殷實，仍有加碼救市的空間。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此時不花，更待何時？若情况持續，手握16個月財政儲備的香港政府可考慮第二輪救市。措施包括延遲交稅、協助借貸、還息不還本、直接發錢給弱勢、直接幫企業出糧等。

疫情完結，經濟反彈？

這次疫情與以往的經濟危機不同，情况類近於自然災害對經濟的影響。金融海嘯、亞洲金融風暴以至1930年代的大蕭條，是經濟本身不健康引致經濟危機，所以危機爆破後，要糾正過往問題，固本培元，少不免要花上數載。相反，不少經濟學家認為，若經濟遇上自然災害，只要不動搖根基，只需等災害消退，自然無虞，經濟會出現V形反彈，回復到疫症前的狀况。如果疫症前經濟基礎穩固，疫症後恢復較快；若疫症前已充斥問題，五勞七傷，疫症逼其暴露弱點，恢復不起來並不是疫症所造成。

但有3點要注意。第一，經濟運行不是完全順暢的。商店倒閉後重開要花時間，失業後要找新工作、接受培訓等也不是一時三刻能解決。若借貸太多要慢慢去槓桿化，這些阻力會減慢經濟復元速度。第二，金融資產價格，或與投資者信心有關，即凱恩斯所說的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所以即使經濟根本不變，資產價格亦未必能回到疫症前的高位。第三，各國處理疫情手法，會引起其他連鎖效應，例如疫症可能加速產業鏈從中國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又例如中美在抗疫上的外交糾紛，可能觸發中美新一輪貿易戰。

從國際大勢來看，疫症使人類重新思考全球化產業鏈的運作模式，促進世界在科技、產業、經濟上等變革。早兩年中美貿易戰、科技戰所造成的裂痕，疫情期間，在物資、衛生、經濟、政治、宣傳等互有角力，未來國際政治經濟大勢又將風雲變色。

防疫五大措施缺一不可

<轉載自2020年3月31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劉進圖 資深傳媒人>

從1月至今，香港和世界各地在防範冠狀病毒疫症上積累了不少經驗，包括成功的、失敗的。現在回過頭看，人們開始總結出5項最重要的防疫措施：戴口罩、勤洗手、減社交、密測試、速隔離。香港大致上做得不錯，但採樣測試還不夠多和快，需要向韓國學習，減少社交接觸方面，原有的檢疫令和新的限聚令都有漏洞，需要盡快彌補。

5項措施裏，勤洗手是最少爭議的，世界各地的衛生專家都認同，減少社交接觸原則上也沒有爭議，只是方法與力度的問題。戴口罩是有爭議的，歐美國家一般不建議民眾戴口罩，亞洲國家則多數認同戴口罩有助防疫。近日情况開始改變，由於東亞地區防控疫情成效遠較歐美顯著，不少歐美衛生專家和媒體開始提倡全民戴口罩，就算外科口罩供應短缺，自製布口罩也可減少飛沫傳播。這個轉變，對減慢疫情擴散以及減少歧視戴口罩民眾，都是非常重要的。

採樣測試需向韓學習

測試與隔離方面，韓國和美國的經驗值得比較，韓國在疫情爆發初期一度失控，社區感染個案激增，但韓國的生物製藥行業反應很快，一旦得悉武漢疫情嚴重，美國和德國先後公布病毒基因資料，便十萬火急研製快速測試劑，並廣泛應用在醫療場所和檢疫站，截至3月20日已進行逾31萬次測試，相當於美國的3倍，若以每百萬人口計，韓國有6148人接受檢測，而香港只有698人。近日美國輿論紛紛指出，美國在測試劑生產上錯漏百出，白白錯過了寶貴的防疫時間。

快速測試之所以如此關鍵，是因為許多新冠病毒傳播者是隱形的，受感染後在未有任何病徵時便開始傳播，如果只針對有病徵者進行測試和隔離，是無法阻截病毒社區傳播的，必須對所有來自高風險地區的人群，以及所有與確診病人有密切接觸的人，進行採樣測試，才能迅速及準確地辨認哪些人受到感染，需要接受隔離，這樣才能切斷社區傳播鏈，令感染數字回落。香港要增加測試密度，首要做好採購工作，但政府部門的採購能力相當不濟，連醫護口罩和防護衣短缺也未徹底解決，看來需要商界幫忙，增加醫療物資採購成效。

檢疫令限聚令漏洞要彌補

政府上周末推行限聚令，關閉6類娛樂場所，禁止4人以上的公眾聚會，食肆和公眾場所的擠迫情况確有明顯改善，可以減少非必要的社交接觸，大方向是對的，但細節和執行上有不少漏洞，例如6類場所不包括卡拉OK和麻雀館、一些食肆酒吧拒絕遵行食肆座位規限、外傭周日如常群聚等，需要盡快改善。同樣，原有的檢疫令在科技監察和追究違令行為上，出了不少紕漏，需要盡快堵塞。

要保打工仔飯碗 非大企業盈利

對於受禁令影響的商戶，政府正研究補助方案，這方面英國的經驗值得參考，英國政府答應替受影響企業支付員工的八成工資，為期3個月，設薪金上限，條件是企業不裁員，自僱人士也受惠，這套安排清晰向社會傳達，政府要保住的是打工仔的飯碗，而不是大企業的盈利，香港的補助措施也應該以此為準則。

台前行政院長郝柏村逝世 遺願台海和平

<轉載自2020年3月31日 明報 中國版>

台灣前行政院長郝柏村昨日逝世、享嵩壽101歲。從參謀總長到行政院長，郝柏村縱橫政軍的傳奇一生宛如一部近代史。其子郝龍斌表示，父親離開的時候特別說自己沒有任何遺憾，也希望永遠維持台灣和平安全，這也是父親的職志，更是臨走時的願望。

縱橫政軍壇50載 享壽101歲

郝柏村昨日下午2時47分，因年事已高造成多重器官衰竭於三軍總醫院辭世。中央社報道，郝龍斌昨傍晚5時在三總門口接受媒體訪問，談及他父親的時候紅了眼、一度無法言語。

郝龍斌表示，他父親這輩子出生入死、奉獻國家，父親定義自己是盡責的老兵、盡責的公務員，而且父親覺得他自己的一生很精彩，走的時候特別說自己沒有任何遺憾，雖然父親過去是一名軍人，且一輩子都在整軍備戰，但最怕的就是有戰爭發生，父親希望永遠維持台灣的和平與安全。郝龍斌說，「這是他終生的職志，也是臨走時的願望。」

郝伯村是台灣是知名統派。2014年，他提出「台灣的前途就是中華民國的前途，中華民國的前途由全體中國人來決定」。郝柏村曾在香港轉機回江蘇掃墓時，面對機場抗議民眾說：「我郝某人，一生一世，就是個中國人。我和李大總統（指李登輝）不同，他在先總統面前說自己是中國人，如今不說了，我過去說，現在說，將來直到我死，我仍然說，我就是個中國人」。

子：追思待疫後 國台辦哀悼

郝龍斌指出，父親臨終前一再的交代，在他離開以後不希望有任何弔唁，尤其現在台灣疫情很嚴重，因此也不會發訃聞、不會有公開儀式，在疫情過後，適當的時候會有追思活動，來讓所有好友懷念他。

台灣國防部前副部長王文燮前日交通意外去世。中新社報道，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昨日表示，對郝柏村、王文燮不幸辭世表示深切哀悼。朱鳳蓮說，兩位先生民族情懷深厚，堅決反對「台獨」，致力國家統一，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貢獻良多，贏得兩岸同胞廣泛贊譽和敬重。

「吳斯懷現象」與「新國民黨」的困境

<轉載自2020年3月30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林泉忠 東亞國際關係學者、東京大學法學博士>

亂世究竟是出英雄，還是出妖孽？

正當國民黨面臨連續二度慘敗後的百年大變局之際，繼韓國瑜之後黨內又出現一位曝光率高過黨主席的媒體新寵兒。但他沒韓流的人氣，倒是近期兩大備受爭議的言論，包括大陸軍機繞台「法理上未必算挑釁」，以及批「中華民國台灣」是置換民進黨「獨立國家」的夢想，使他連日來成為媒體焦點。重點是因他而引發的爭議範圍，已延燒到黨內，甚至被批評者視為「壓垮國民黨的最後一根稻草」。他是——吳斯懷。

先來看看吳斯懷究竟是怎麼成名的。

「吳斯懷現象」的由來

吳斯懷是上月剛上任的38位國民黨籍立委之一，不過他在當選之前早已是知名的「爭議人物」。早在2016年，作為擁有數十年軍齡的退役中將，吳已積極投身反對蔡英文年金改革的運動，與李來希、劉亞平等人組成「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並任發言人，號召「軍（人）公（務員）教（師）大遊行」；2017年吳更與部分退伍軍人組成「八百壯士」，並擔任副指揮官，走在第一線，發動數起備受媒體關注的抗議活動，批判民進黨政府對職業軍人退休金制度的修訂；2018年4月「八百壯士」在立法院外的抗爭行動釀成與警方的肢體衝突，吳因而一舉成名。

此階段，吳斯懷只是一位積極維護退役軍人利益，充其量行為較激烈的社會運動者，如此行為也與國民黨反對蔡英文年金改革向軍公教開刀的政策無衝突。但當去年國民黨準備將他列入不分區立委名單時，3年多前他在北京的「出格行為」被挖出，不斷炒作，也成為黨內外激烈批評負責擬定該名單的時任吳敦義主席的主因之一。

所謂吳斯懷2016年的爭議事件，指的是當年11月11日吳與幾位台灣國軍退休將領受邀赴北京，參加第六屆「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並且出席由習近平主持的「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其中在台灣引發高度爭議的環節，是跟隨大家在播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時起立致敬，以及聆聽習近平致辭。此舉被批「嚴重有失他作為黃埔出身革命軍人的格調」，綠營不僅群起圍攻，也向他貼上「親中」、「舔共」標籤。1月11日大選前，「護國保台、下架吳斯懷」還成為民進黨選戰口號之一，又是抗議遊行，又是批判晚會，吳斯懷知名度因此被衝到最高點。

儘管黨內對立委候選初步名單意見紛呈，國民黨中常會最後通過的名單還是將吳斯懷排在安全範圍第4位，結果吳也當選。誠然，如果說吳斯懷在當選前不過是一位國民黨籍的退役軍人，言行不直接與黨立場連接，然而當選後其身分已是國民黨籍民意代表，不僅不能輕易地與黨中央黨意相左，更不能違背「國家利益」，因此吳的一言一行更需接受法律的約束及社會的檢驗。

吳立委的兩大爭議焦點

知名度日益高漲的吳斯懷2月1日就任立委後，風頭一時無兩，甚至更勝新舊黨主席吳敦義與江啓臣；2月21日立法院正式開議後，其書面質詢成為媒體關注主角，相關爭議言論一個接一個，包括連國民黨同志都看不下去的兩大焦點問題。

其一，針對2月疫情期間解放軍多次派遣軍機繞台，吳斯懷表示「法理上不算有顯著的挑釁意味」，甚至要求台灣「國防部不要誤導民眾」。

此說一出，不僅隨即引來台灣國防部的反駁，綠營更是一片撻伐聲，重點是連國民黨也覺不妙，不得不與吳切割。國民黨文傳會主委王育敏除了表示吳言論「只能代表個人，不能代表黨」之外，也提出今後或需建立不分區立委考核機制；新主席江啟臣也說「所有（不分區立委）被提名人都曾簽承諾書，（損及黨形象）查證屬實願受黨紀處分」。

其二，針對蔡英文2019年雙十國慶典禮上演說中強調「『中華民國台灣』6個字既不是藍色，也不是綠色，而是整個社會最大的共識，國人必須團結」，吳斯懷於2月27日以「我國國名稱謂問題」提出書面質詢，批評蔡試圖以「『中華民國台灣』置換民進黨『獨立國家』的夢想」，因此「特提醒蔡總統勿玩弄中華民國憲法。就現况言，中共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民進黨則藉着中華民國的保護傘來掩護獨派前進」。

無巧不成書，《人民日報》海外版3月27日刊載的學者文章，也稱「『中華民國台灣』是民進黨推進『漸進台獨」的重要表現、操作手段和階段性成果……是謀『獨」的新步驟、新標誌」。因此，吳言論被批「與中媒同調」。

吳斯懷「錯」在哪裏？

平心而論，吳斯懷無論當選立委前後，其言論對錯都屬言論自由範圍，受台灣法律保障，不存在觸犯法律問題。即使吳言論嚴重錯誤，因吳是根據政黨得票比例而當選的不分區立委，而非區選立委，選民也無從透過罷免程序將吳「下架」。

另一方面，成為立委之後的吳斯懷，已是「人民選出」的「政治人物」，其言論無論是陳述有誤，還是政治立場問題，自然都無可避免地必須接受輿論與民意監督和評論。

先來看看大陸軍機繞台「法理上未必算挑釁」的發言，吳「錯誤」有二。其一，吳是根據「國際法」，在未侵入領空且遵守「無害通過」慣例的情况下，無論美軍或共機經（繞）過台灣周邊空域，「法理上並不能算是對我國有顯著的挑釁意味」。然而，國際法上的「無害通過」，指的是船艦的航行，而非飛機，吳說法是對法律誤讀。

其二，台灣海峽兩岸存在所謂中間線，是政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是自1949年以來兩岸形成的默契。兩岸之間自1950年代以來儘管早已不再發生戰事，但由於並未簽署和平協議，嚴格上仍處於軍事對峙的局面，因此各自軍機若跨越中線，自然被對方視為「挑釁」無疑。軍人出身的吳斯懷，顯然並非不了解此一行之有年的「常識」，而可能是基於其有所調整的政治立場或是其對於「兩岸和平」的願望而提出觀點。

至於對蔡英文提「中華民國台灣」的批判，眾所周知，即使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也不存在「中華民國台灣」這樣的國名。不過，「台灣」是國際社會慣用名稱，為避免與「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混淆，「中華民國」護照在陳水扁時代已加上「Taiwan」（台灣）。如此「調整」確實得到台灣社會主流民意支持，因此到了馬英九年代也沒將護照的「台灣」字樣刪去。事實上，當年筆者參與馬政府時期相關會議，許多與會者都以「中華民國台灣」來表述，一般也不認為存在所謂「台獨」意涵，反倒是在台灣社會藍綠政黨輪替成為常態後，「中華民國台灣」被視為折衷藍綠的便利用法而被接受。

「吳斯懷現象」的本質

毋庸置疑，台灣社會經過1990年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後，主流社會對「國家」意涵的認知，與原來「一中憲法」框架有所脫離，這早已是客觀現實。只是中華民國憲法未修憲前，撇除部分涉及法律概念的誤用，吳斯懷的「爭議」言論並未明顯違反憲法，因此「本土派」的江啓臣黨中央要治吳的罪恐怕並不那麼易。

無論如何，所謂「吳斯懷現象」並非一齣由一位性格演員擔綱演出的獨角戲，而是代表着國民黨內以軍系黃復興黨部為基本盤的深藍勢力，對「中華民國」被民進黨「借殼上市」的激烈反彈，及對「新國民黨」欲脫離「聯中路線」的不滿。

換言之，「吳斯懷現象」所折射的，是處在變革歷史轉捩點的國民黨，其舊有的「國家論述」在當下台灣社會處境的尷尬，以及剛選出的新一代黨主席江啓臣還沒正式啓動黨內的改革工程，就已先陷入黨內新舊路線之爭的困境。

「撤稿事件」與「大疫輿論戰」

<轉載自2020年3月23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林泉忠 東亞國際關係學者、東京大學法學博士>

堪稱香港「抗疫大將」的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與其徒弟、名譽助理教授龍振邦，就兩人3月18日在本報刊登的〈大流行緣起武漢十七年教訓盡忘〉（以下簡稱「〈大〉文」）一文發出「撤稿聲明」，而釀成轟動全城的「撤稿事件」。事件至今，撤稿的兩人繼續保持沉默，袁教授也不再像過往一樣，頻密地出現在媒體，講述疫情發展。因此，撤稿決定是基於如何的緣由或壓力下作出的，事件的真相細節，仍有待釐清。儘管背景眾說紛紜，不過大家似乎忽略了「撤稿事件」與國內外疫情逆轉下，中國正在開打的宣傳戰之間的關係。

壓倒作者二人的最後一根稻草

一篇已經刊登的文章，即使所述之內容有誤，通常會是透過媒體對大眾說明，或另文更正明志，罕有「撤稿」一事，而且客觀上也不可能撤回，更不可能因「撤稿聲明」而了事。事實上，「撤稿聲明」促使更多好奇的讀者找回文章閱讀，該文在《明報》網頁的點擊量因而劇增，反而使文章發揮了更大的影響力。

要窺探「撤稿事件」的背景原因，需從北京的思維來理解。

3月18日的「撤稿事件」分兩階段進行。首先，第一階段是文章刊登的當日傍晚約5時至6時之間，作者龍袁兩人先通知明報，要求將「中華民國」改為「台（灣）」。該階段的問題，對北京而言，是「犯了缺乏常識的低級錯誤」。回歸後的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即使香港與內地對言論自由的規範並不一致，允許內地不可能刊登的「台灣總統大選」、「台灣總統蔡英文」類似這樣的表述，也不一定必須跟隨內地稱呼「中國台灣」、「台灣地區」，然而，將不加引號的「中華民國」與香港、澳門並列，所突顯的是：一、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二、台灣的國名是「中華民國」。如此表述，即使是以最低的標準，至少也是「政治不正確」。

不過，香港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受到香港《基本法》的保障，這相信也是明報編輯部沒有主動要求作者必須修改台灣的名稱始能刊登的依據。重點在於，袁國勇除了是港大醫學院教授，同時也有現役的「官方」身分，包括中國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港府防疫專家顧問團成員等。如此的身分，在自己的公開文章對台灣以「中華民國」來表述，其嚴重性已不是「不適當」可以了事的問題，這才是壓倒作者二人最後一根稻草。

當然，該文的「問題」，不止於此。

與北京的新宣傳戰唱反調

繼傍晚要求更正「中華民國」之後，作者二人復於晚間再向明報發出「撤稿聲明」，明報亦於深夜11時38分發出新聞稿。可以合理推斷，當晚兩人所受到的壓力已進一步升級，並意識到並非只是更正「中華民國」就能了事，因此連夜發出極為罕見的撤稿聲明。換言之，撤稿決定的背景，涉及「中華民國」稱呼以外的文章內容。

〈大〉文的另外三大爭議點，包括：一、為使用「武漢肺炎」名稱的正當性背書；二、堅稱「病毒源自武漢」；三、指出「中國人陋習劣根」是「病毒之源」。這三大論點，性質各異，最後一點觸及民族主義的敏感神經，不僅是「不顧社會觀感」，更是「嚴重傷害了中國人的民族情感」，是最容易引發坊間反彈，成為觸發大陸網民出征聲討的動因。當然，此項指摘，潛台詞是官方長久以來「對濫捕濫食野生動物監管不力」所造成，這就不僅僅是民族情感層面的問題了。

所謂「龍有逆鱗，觸之必死」，〈大〉文之所以「出事」，比可能觸犯民族情感更為嚴重的，是作為具有官方身分的香港抗疫頂級專家，居然明目張膽地肯定「武漢肺炎」的用語，同時更進一步強調「病毒源自武漢」這兩大論點。

客觀上，步入3月之後，中國內地的疫情逐漸受到控制，習近平於3月10日視察武漢，標誌着「抗疫取得階段性勝利」。與此同時，疫情在國外則急劇擴大，國內外疫情發生逆轉。進入此階段後，官媒也隨即展開「大疫輿論戰」，一方面大肆宣傳「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因而得以「戰勝大疫」；另一方面，則欲極力扭轉中國應對疫情的負面形象，減輕國內外對中國政府應對疫情的批評，以及避免對中國追究責任問題。因此，對堅持使用「武漢肺炎」的台灣當局，以及特朗普連日來繼續稱「中國病毒」予以嚴厲的譴責。

除此之外，有關病毒的來源問題，中國輿論也開始將之模糊化，不僅極力撇清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日前更在社交媒體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可能是由美軍帶到武漢云云。

簡言之，身兼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的袁國勇教授，在中方輿論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逆向宣傳之際高調發表〈大〉文，無視北京的宣傳導向，闖下了直接挑戰北京對疫情基本觀點的大禍。如此觸犯龍顏，對北京而言，倘若只是撤稿了事，以內地的標準，還讓袁國勇繼續擔任該職務，恐怕已經是前所未有的寬宏大量了。

逆向型「大疫輿論戰」適可而止

平心而論，倘〈大〉文發表在2月中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式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命名為「COVID-19」之前，問題不至於這麼嚴重。事實上，世衛正式命名前各國甚至中國國內媒體以及網民也基於便利，而稱之「武漢肺炎」，直至官方認定這是「污名化」之後，才改變稱呼。就這點而言，也確實反映了作者對中國政治敏感度的觀察與應對能力的不足。

誠然，無論是「武漢肺炎」還是「中國病毒」，即使病毒來源最終確定來自武漢，如此名稱都無法撇除含有種族歧視之嫌，尤其是隨着人類文明的進步，包括對人權的尊重，更應極力避免。不過，這應該與對「香港腳」、「日本腦炎」等與地域名稱相連的疾病用語的批判連接在一起，而不應該有雙重標準。

此外，中國正在推進的逆向型「大疫輿論戰」方興未艾，卻也已經引起西方輿論的普遍關注甚至反感，批評中國自吹自擂，強調中方及時採取防控措施，為維護人類健康安全作出重大貢獻云云，是要抹去中國社會甚至國際社會對當局在疫情初期隱瞞真相而導致疫情爆發的負面記憶。中國應對疫情是否得當、效果如何，自有公論。倘無視民意以及國際輿論的反應，而一味高調地繼續開打「大疫輿論戰」，恐怕如「感恩論」或未出版先下架的《大國戰「疫」》一樣，適得其反，不可不慎。

到華避疫犯禁 顯價值觀差別

<轉載自2020年3月22日 明報 中國版 欄名：駐京周記 撰文： 鄭海龍>

一名澳洲籍梁姓華裔女子在居家隔離期間，不戴口罩外出跑步，被防疫人員制止時，拒不配合甚至高喊救命。上周三（18日）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撤銷梁女的工作居留許可並限期離境。這是自疫情爆發以來內地首次因違反防疫規定公開驅逐外籍人士。而梁女所服務的跨國公司此前已即時將其除名，並表示所有員工都應該嚴格遵守各地政府抗疫措施，嚴格遵守當地法律和法規。

違防疫規定 內地首逐外籍華人

47歲的梁女原任職於拜耳醫藥保健有限公司。14日飛抵首都機場，其工作居留許可有效期本應至今年9月5日。但15日下午，梁女被社區防疫人員發現違反隔離規定外出，勸阻時梁女情緒激動，斥防疫人員「拿着雞毛當令箭」。最終警方到場處理，梁女表示服從規定並未再外出，但有關片段曝光後，輿論嘩然，梁女最終被限期離境。除梁女外，在麻省任職跨國藥企渤健（Biogen）的黎女，因瞞疫進入中國被立案調查，渤健也即時將其解僱。

疫情在全國爆發以來，大量境外華人華僑回到中國，其中也有隱瞞病史和違反禁令的情况。從兩家外國公司的處罰來看，這些企業都十分重視員工的品行和體面。正如哈佛校長Lawrence S. Bacow在哈佛確診第一宗個案後，在一封公開信中說的，「在社會失序的時候，更需要展現最佳的品格和做出體面的行為」。

中國以個人權益換疫情受控

不過，很多因疫情到中國的人並不明白在過去兩個多月裏，內地用禁足的方式，有效減少病毒傳播的機率，民眾犧牲了自己的權益才換取到疫情的初步受控。記者曾與內地同行討論過疫情下中外價值觀的差別及權益的邊界問題，內地同行認同作為個人的權益，需以不妨礙他人或社會的權益作為邊界。禁足在家中的人，並不是不懂得自由的珍貴，只是他們明白當自身利益與公共利益衝突時，需以公共利益為前提。違反禁令者彰顯的不是自己的權益，而是將自己權益凌駕全社會之上，這根本就是特權思維。

中科院南海兩島礁研究中心啟用

<轉載自2020年3月21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中國科學院島礁綜合研究中心在南海的永暑站、渚碧站近期正式啟用。兩站均設有生態、地質、環境等多個功能實驗室，可支撐保障科研人員駐島開展現場調查、取樣等科研工作。目前，永暑站已建成珊瑚礁生態原位觀測系統、島礁植被生態監測系統、淡水涵養監測系統；渚碧站也已完成地質穩態監測系統、淡水涵養監測系統的方案設計。

新華社引述島礁綜合研究中心稱，啟用兩個分站將實現熱帶海洋環境的深遠海生態、地質、環境、材料、海洋能利用等現場原位觀測與實驗能力由點到面的拓展，完成「以美濟園區為主，永暑站、渚碧站為輔」的南海島礁科技支撐平台佈局，有利聚集力量，聚焦南海關鍵海區生態系統演變、地質環境穩態、島礁生態環境立體觀測等方面開展協同研究。

中心稱將進一步完善相關科研條件與功能配置。

島礁綜合研究中心是中科院圍繞國家在南海的生態環境、資源利用、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重大科技需求，着力打造的海上實驗基地。島礁綜合研究中心的美濟園區已於2018年底正式啟用。

江啟臣的重任：國民黨從本土到復興之路

<轉載自2020年3月12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楊雨亭 作家、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國民黨主席補選投票結果，江啟臣以8.4萬多票勝過郝龍斌的3.8萬多票，當選國民黨主席。由於投票率與得票數都太低，使人感到國民黨這個百年老店似乎已經進入夕陽餘暉，王謝堂前的燕子飛入了尋常百姓家。對於這個結果以及國民黨未來究竟如何走向，筆者觀察這幾天各界的反應，以消極的為多。

郝龍斌是我在美國讀研究所時期的同學，我們都是軍人子弟，也同樣祖籍蘇北，按情理，筆者希望他能當選國民黨主席，但是事前我已預估他選上的機會不大。主要是選前他對於中共的態度愈趨強硬，失去了國民黨內深藍與紅統群體以及軍方與情治系統的足夠支持。這反映出國民黨內部過去長期以來確實有基於中國民族主義而親中不反共只反台獨的成分，而這樣的屬性和台灣內部多數的老百姓，尤其是年輕一代與本土族群的心思意念是不一致的。因此，江啟臣當選，和國民黨本土派的支持有關，但是絕對票數太少，和韓國瑜約550萬總統大選得票數差距太大，明顯反映出江啟臣也缺乏深藍的支持。因此說國民黨開始走向本土化，是正確的觀察。

本土化是無法迴避功課

然而，筆者認為從理性看，江啟臣當選更有利於國民黨的更新，原因是國民黨必須建立起和台灣基層社會具有生命力的綿密關係。這樣的關係未必就是具有台獨的傾向，任何一個民主政黨都必須提供大多數人民在生活上的豐富安定以及政治制度上保障民主、自由與法治的需求。這樣的需求是現代政府與政黨對於人民的基本責任，就是中共來台治理，也要滿足這樣的需求，所以中共提一國兩制，因為了解目前大陸實行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與共產黨的體制和文化並不適用於台灣。因此，過去不少人將本土化貼上台獨的標籤，是錯誤的思維。長期以來，國民黨內部傳統的中國派有抗拒本土化的心態，而中共政權近年來有愈趨穩定與正常的現象，且不允許國民黨回原生地發展，導致國民黨70年前在大陸失敗後，長期滯留台灣，而又不能完全地融入民主制度下的台灣社會，使得傳統國民黨日益成為兩岸的「雙重遺民」。

由此，國民黨的本土化由於大陸來台兩代人的逐漸凋零，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功課，而必須是以穩固中華民國體制與主權在台灣為其歷史任務。也就是說，在中國與台灣的選擇上，由於中共長期排斥中華民國的政策，以致國民黨遲早不是投降中共，作為中共政協中的一個花瓶黨，就是走向維護中華民國獨立自主的方向。國民黨必須下定決心做長期的打算，不能再陷入依違兩端、進退維谷的處境。

脫離災厄陰影及自戀心態

回顧1930年代中期，中共從長征到達陝北，毛澤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高舉以高崗為主的陝北共產黨。這說明中共從遙遠的江西蘇區過來，沒有選擇，必須與在地的力量與文化結合。日後可以看出中共的政治性格與整風模式確實受到延安時期的深刻影響。毛澤東並沒有因為選擇了在延安深耕而成為「陝獨」，而由於在陝北以至於華北建立的農村根據地，中共才能夠在抗日戰爭後與國民黨全力一搏。現在許多人，包括中共當局、大陸武統派、台灣與海外的紅統人士，以及民進黨、台獨人士，訕笑國民黨今天的落魄光景，沒有想到1930年代中期，中共到達陝北時，整個人馬從開始的8萬多人，剩下數千人，且蓬頭垢面，一無所有，形同叫化子部隊。卻沒有人可以預估10多年以後，中共打敗國民黨，奪取中國政權。

因此一切事在人為，最主要是要有遠大的目標，尤其是要知恥近乎勇，毋忘過去在大陸的慘敗以及近年來在台灣的挫敗。國民黨的根本問題就在這裏，從不深刻檢討自己的問題，有問題都是別人造成的，長期以來不是太親美就是太親共，逃難思維像厄運一樣搞混着國民黨兩代人的心靈。兩蔣以後，幾乎看不見黨內有諤諤之士可以出頭，這是為什麼國民黨必須經過本土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本土化的過程可以使國民黨漸漸脫離過去災厄的陰影以及維持大宅院格局的自戀心態。而中國國民黨若要走向台獨也將造成自身的瓦解，除了國民黨自身對中華民族有無法免除的責任，同時，在可見的未來，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需要一個傾獨的民進黨與傾統的國民黨以平衡內部、兩岸與國際的秩序需求。

團結可團結的力量 勿再搞小團體

江啟臣補選的主席任期只有一年兩個月，卻是歷史轉折關鍵的一年。做的好，不僅是對他自己，對國民黨、對台灣、對中國大陸、對美國，都將有深遠的影響。因此，筆者鼓勵江啟臣主席，不要為國民黨目前種種的內外困難而灰心，也不要為黨內外的笑罵與悲觀主義所左右，歷史交付給他如此的重責，必然有其意義。他必須勇敢正直地扛起責任，面對困難，訂出目標，分出輕重緩急，在一定的時間內，逐一地解決能解決的部分。並且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疏通上下管道。主席本身勿再搞小團體，容許不同意見與立場的派系與次團體的存在與健康的發展，讓許多人都可以有貢獻自己力量的機會，而不再是被少數精英分子所壟斷權力與利益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