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9年4月30日 明報 社評>
《逃犯條例》修訂爭議白熱化，數以萬計市民上街反對修例，遊行規模是後佔領運動時代最大。爭議發展至今，難言沒有政治化成分，可是市民憂慮修例亦非平白無因。近年內地司法改革雖有進展，客觀現實是法治法制仍在建設之中，港人對內地司法制度沒有信心，回歸前已經如是，回歸後信任鴻溝至今未見顯著收窄。一國兩制要義之一是處理港人信心信任問題，今次修例風波實際是回到香港問題原點，觸及的正正是回歸前港人的擔憂，政府欲速不達，既然台灣殺人案疑犯未來數月不會獲釋，當局應慎重考慮，是否有必要倉卒強行修例。
遊行者眾反映憂慮 政府須顧社會情緒
政府建議修訂《逃犯條例》理由有二，一是處理台灣港人謀殺案，二是堵塞現行法例漏洞，以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港府再三表示，若不盡快完成修例，讓港府以個案形式向台灣當局交人，疑犯有可能短期獲釋，得以逍遙法外。涉案疑犯陳同佳在港承認4項洗黑錢罪，昨天法官判囚29個月。雖然政府強調，考慮到還押時間和刑期扣減，陳同佳最快有可能10月重獲自由，修例仍是刻不容緩，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刑期意味陳同佳短期內不會即時釋放，理論上立法會可以有較多時間處理修例爭議，回應市民關切。
政府多番表示，修例草案已提供足夠人權保障，移交程序亦與國際標準接軌，可是社會各界顯然仍有不少疑慮。剛過去的周日，數以萬計市民遊行，反對政府修例建議，不管以警方還是示威組織民陣的數字作準，都是佔領運動結束以來，本港最大規模的一次和平示威活動。上周佔中9人案判刑，對於這次遊行的人數無疑有一定刺激作用，然而必須承認，市民對於《逃犯條例》修訂的憂慮和反應，比起之前高鐵「一地兩檢」等爭議都要強烈，單是反對一地兩檢遊行與今次示威的規模，已不可同日而語，政府不能簡單一句「人數多寡不是我們的重點」，便不去考慮社會情緒。
一地兩檢和《逃犯條例》修訂，表面均涉及港人會否遭內地當局拘捕，惟兩者實有關鍵差異。多數市民理解高鐵一地兩檢只是便民安排，並未因此太過憂慮公安在港執法等問題，相比之下，《逃犯條例》修訂的目的，就是為了「交人」，在社會所引起的疑懼自然大得多。說到底，若有市民堅決不信一地兩檢，只要不踏足西九高鐵站，便不用擔心被內地公安拘捕，可是《逃犯條例》修訂後，如果內地當局真的向港府提出個案移交要求，當事人便得面對移交官司。政府若因高鐵一地兩檢的立法經驗，以為通過修訂《逃犯條例》後市民就會慢慢適應拋開疑懼，將是重大錯誤。
無可否認，由3月政府提出修例至今，事件發展的確攙雜了愈來愈多政治操作成分，有人視今次為2003年反對23條立法的翻版，視為動員群眾鬥爭的好機會，亦有人趁機要求行政長官下台；與此同時，一些有關修例的說法，諸如日後在港參與遊行抗爭都有可能遭移交到內地、社會上下「人人自危」等，似乎亦扯得太遠，流於散播恐懼，偏離問題核心。不過話說回來，過去數年國際社會鬧出不少引渡風波，由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到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都惹來不少議論，這些引渡案件無不令人關注，假借一些刑事罪行名目，尋求引渡以達到政治目的，並非難以想像的事。
港人信心難一蹴而就 「先易後難」應先限地域
《逃犯條例》修訂的一個核心問題，在於移交安排會否被濫用。對此政府再三強調，條例禁止因政治目的移交犯人，加上有本港法庭把關，市民毋須擔心，可是亦有不少法律界人士指出，法庭把關能力有局限，理論上只要表證成立，便須將疑犯移交內地。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港人對內地司法制度不信任由來已久，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為港人所提供的司法保障，很大程度也是希望釋除港人對內地司法長臂伸延到香港的疑懼，20多年前內地與港英政府已在討論移交逃犯問題，至今仍然未能達成協議，正好突顯兩地司法制度鴻溝，修訂《逃犯條例》所觸及的，正正是一國兩制最深層、最根本的信任和信心問題。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