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8日 星期四

中國模式挑戰 美以冷戰反擊

<轉載自20181018 經濟日報 國是港事 欄名:中美博弈 撰文:凌鵾 經濟分析員>

美國副總統彭斯發表的對華冷戰宣言中,重點之一是指摘中國改革開放「空洞化」,其意是不滿中國在經濟上搞自由化時未有搞政治自由化,更簡概地說是沒照搬美國政經體制。

說到底這是意識形態及模式之爭,故美國要着力攻擊的最基本事物就是中國模式,對此自需有更多認識。

華選擇性汲經驗 非民主改革

模式爭議早在新世紀初開始。2004年英國Foreign Policy CenterJ.C. Ramo撰文提出北京共識(Beijing Concensus)概念,與美國及IMF推行的華盛頓共識作對比。後者是由市場主導的發展路綫,與中國的發展實踐有不少差異之處(雖然中國也在推行市場化改革)。Ramo對北京共識的定義有三大原則:發展路徑不斷創新及實驗,在GDP目標外注意可持續發展及財富分配,和對財金發展取向強調自主。其後又有論者為北京共識增添內容,包括:先易後難漸進式改革,出口帶動增長,有別於中央計劃或自由市場的國家資本主義或經濟,有別於民主或獨裁的威權主義政府,選擇性吸收外國經驗,推行發展而非民主改革的路綫等。這些都是表象描述性理論,其實是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主要策略都寫入去。

北京共識開啟了西方對中國模式的探索,確認了中國的特殊發展道路及經驗,和在西方模式之外還有另類模式。這樣便承認了在全球化的普遍國際框架下,可按各國的不同文化及政治生態,塑造具特殊性體系,而非必要千篇一律的複製西方體系。這為新一輪理論發展提供了踏腳石,催生了非自由資本主義(Illiberal Capitalism)及非自由民主政制(Illiberal Democracy)等觀點。

礙傳播價值觀 削西方影響力

英國《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提出了以中俄為藍本的非自由資本主義理論(見該報200819日),其最根本觀點是一面允許市場經濟及私有制發展,另一面維持威權主義政制及國家干預經濟。其後又有更多的理論擴充,包括:(一)以高經濟增長及民族主義來維持民眾特別是中產階級的政治支持。(二)政治上自由民主程度每不增反減,但傳統民族文化則有復甦趨向。(三)政治與商業掛靠形成官商勾結。(四)在開放政策下與西方經貿交往增多。(五)中俄通過聯合國、上合組織等各種國際機構及雙邊關係,支持了多個專制政府。

由於中國與俄國的政制有根本分別,俄國還保有類似西方的民選制度,故又稱為非自由民主制。有論者更將俄、土、匈及星洲等國家納入此類,以凸顯其表面民主實是專制的特點。當然,無論北京共識或非自由資本主義所描述的中國模式,都挑戰了西方的政經體制,令本是探討西方之外另類模式的學術研究,成了地緣政治重要議題。

中俄體制對西方的挑戰來自幾方面:(一)示範作用,許多新興經濟從中看到新希望願意跟從。(二)由雙邊經貿交往及政治合作支持了專制政權。(三)在國際上阻礙了西方對專制政權的排擠或打擊。總括來說就是妨礙了西方在全球散播其價值觀和建立親西方政權,從而削弱了西方的國際影響力,西方自深感不安,當年冷戰的意識形態鬥爭也得以借屍還魂;由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變為西方體制與中俄體制之爭。

中式混合經濟 降交易成本關鍵

在以上實際層面的矛盾下還有更深刻的理論意義。西方一直認為市場經濟與民主政制是天生一對(Natural Twin),因此結合兩者的西方體制是至高無上的唯一正確選擇,故每以各種方法誘迫他國跟從。但中俄發展提供了另類選擇,尤其中國模式的奇迹般成效,吸引力更大,於是西方特別是美國坐不住了,要對中俄橫加制裁。美國對華挑起貿戰,其301調查及在世貿攻擊中國實際上都意在打壓中國模式,只是借助保護主義名義及措施行事。

在這場新冷戰中,美國有雙重目標:保西方模式及本身的獨霸「一哥」地位。為此美國本應聯合歐洲等盟友共抗中俄,但特朗普到處樹敵卻衝擊了大西洋聯盟及美日關係,令形勢對中俄有利。此外,中俄沒有如西方強加本身體制於他國的模式出口硬銷行為,自更受歡迎:他國可自由參考其發展經驗而不感受壓力。

西方的各種中國模式論述都着重表象描述和指出經濟與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按西方觀點看),都缺乏深入的機制探索。為真正找出中國模式的成功所在,必須研究中式混合經濟如何降低體制運作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對於政經體制改革則要借助無效民主(Dysfunctional Democracy)和反應威權(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等方面的理論。無論如何,中美新冷戰將帶來巨大壓力,要求中國加快優化其模式,中共能否通過這次考驗,將關係其本身及國家民族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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