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沉淪」與北京的權力至上思維

<轉載自2016年2月23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林泉忠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過年期間筆者由台北返港小住，與衆多知識界及年輕人交流，交換對香港前景的看法，結果發現一個頗為普遍的現象：大家幾乎不約而同地傾向認為——香港沒希望！

其實眾所周知，香港社會對前景悲觀的氛圍並非此時此刻才出現。當2014年中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扼殺了香港市民追求特首與立法會普選的可能性，當轟轟烈烈、史上最大規模的雨傘運動也無法令掌權者讓一小步時，無數港人已對香港的未來失去了信心。

相比之下，台灣則剛剛順利舉行了總統大選與立法院改選（別說是特首普選，香港連立法會的全面直選也遙遙無期），台灣社會尤其是衆多年輕人則對自己的選票改變了政治現狀而迎來了新的時代充滿期待。這些年筆者穿梭台灣和香港兩地，目睹兩個社會的變遷，一個在不斷沉淪，另一個則在努力提升的鮮明對照，充滿感慨。

「胡下習上」 不再「綏靖」

不過是20多年前，那時的香港是幾乎樣樣都讓台灣人羨慕的文明進步的社會。不僅僅是因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而擁有琳琅滿目的商品、與世界接軌的服務與設施，更是因為香港的高效率、嚴明的法治制度、受到充分保障的言論與新聞自由。

雖然經過了1980年代對「九七」的不安，儘管經歷了「六四」、「回歸」、SARS的動盪，香港人依然積極面對，仍然對「一國兩制」保持信心，也對「中國崛起」帶來中國社會經濟的變化及國際地位的提升予以正面的評價。正因為如此，香港人的「中國人」意識在2008年上升到歷史新高（參考港大民意計劃歷年的調查）。

然而，北京領導層因統治大陸的經驗與對權力執著的迷思使然，不忘在政治上加強對香港的控制。2003年欲制訂「23條」及2012年欲引進國民教育科就是此一思維的表現。然而「自由」是香港人最不能妥協的核心價值，也因此引發九七回歸後香港社會與北京之間多次的激烈衝突。

重點是胡錦濤時期對「香港問題」的處理還能展現相當的彈性與柔軟度，因此在2005年果斷「換董」及2007年承諾「10年後香港可以普選」後，相當程度安撫了香港人的情緒。只是「胡下習上」後不僅進一步加大力度強化對大陸境內言論與思想的控制，在應對「香港問題」時也不再展示過去的「綏靖」姿態。

北京「當什麼都沒發生」 矛盾未消

2012年香港社會的反國教運動後，中南海對「權力備受挑戰」的「危機感」日深，因此當2014年「普選」議題進入程序後，北京就迫不及待地決定要把門堵上，同年6月發表罕見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全稱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就是擺明車馬的態度。要不是前朝已經答應「普選」，這場「假普選」的戲碼恐怕也省得排練。

儘管是「假普選」，儘管特區政府及建制派竭盡全力上演「2017一定要得」這齣戲，據消息靈通人士稱，在香港立法會對特區政府根據「8．31決定」制定的「假普選」方案表決前，北京高層仍存在對這個「假普選」方案，究竟是「希望通過」還是「希望不通過」兩種觀點，結果是「希望不通過」成為最終意志。在香港「普選」議題上，北京的「權力至上思維」如何表現得淋漓盡致，不言而喻。

筆者在「假普選」方案被民主派議員否決掉前，發表了一篇題為〈政改方案否決後如何收拾殘局？〉的文章（《明報》2015年6月16日），指出「普選」死局後北京處理「香港問題」的3個選擇：一、當做什麼都沒發生，「8．31決定」原封不動，梁振英繼續當他的特首；二、換掉梁振英，雖然是治標不治本，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能撫平一部分香港市民的不滿；三、對症下藥，盡早重啓政改，同時修正「8．31決定」，盡快讓普選問題軟着陸，讓已嚴重撕裂的香港社會恢復和諧。

結果，正如筆者所預測的，北京選擇了「當做什麼都沒發生」，印證了中南海告別「綏靖政策」的決心。重點是在此思維下，即便特區政府在「後政改」時期「集中精力改善民生」，然而任何一個有基本IQ的人也知道：香港社會與梁振英政府及北京之間存在的「深層次矛盾」不會因此而消除！

旺角騷亂 恐非最後一幕

事實上，如今的香港不僅無法恢復「政改前」的狀態，當嘗試過所有和平抗議與民主訴求都得不到任何善意回應後，不滿的情緒已將訴求與抗爭的手段帶向了原本香港主流社會並不期待的「激進」方向。

因此，當旺角騷亂發生時，筆者並不驚訝，並且研判如此的激進行動（政府定性為「暴亂」）恐怕不會是最後一幕。誠然，「激進本土派」傾向街頭抗爭的手法並不為當下香港主流社會所認同；不過從這次騷亂中即使在半夜仍能動員數百支持者上街，也足以窺視出「激進本土派」的氣勢不僅沒有萎縮，且已發展到不容小覷的規模。

「後政改」政府掩耳盜鈴政策失敗

除了抗爭手段的「激進化」，年輕世代的訴求與思維也不再只停留在效果不彰的「爭民主」範疇，對過去被視為禁忌的主張不再低調和克制。雨傘運動時期，領導抗爭的學聯提出「命運自主」及「和平非暴力」的理念；然而時至今日，如此的思維在學生之間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香港大學學生會新任會長孫曉嵐就直言支持「港獨」，認為「香港脫離中國、成為獨立國家」，在將來不排除有此可能，並主張「大家可繼續思考、討論，不應該自我設限」。同時，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不僅透過公投通過廢除特首任校監制，也在前天選出了高舉「本土」旗號的「星火」新內閣。候任會長周竪峰直言「本土化」是學界大趨勢，並聲稱不排除採用「勇武」的抗爭路線。

香港社會尤其是年輕世代日趨明顯的「本土化」與「激進化」，印證了「後政改」時期特區政府掩耳盜鈴政策的失敗；同時也揭示了不僅僅是台灣，雨傘運動結束後香港社會的發展方向，也不因北京的意志而轉移。

香港台灣問題 根源是「中國問題」

此外，周竪峰率領的「星火」新內閣在校內選舉期間打出的標語是「完成本土革新最後一里路」，其中的「完成最後一里路」正是源自於台灣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在選前奮鬥的目標。近3年來，從香港的反國教運動到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再到香港的雨傘運動，港台兩地社會運動尤其是年輕時代的抗爭行動互相影響。雖然「『台獨』與『港獨』的結合」是中南海最為忌憚的趨勢，然而從這兩年的發展來看，北京似乎也無法阻止。

無論是所謂的「香港問題」，還是「台灣問題」，其根源實際上是「中國問題」。解鈴還需繫鈴人，中南海能否真正開竅，擺脫權力至上思維的桎梏，換上民主開放的新思維，無疑是解開所有癥結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