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大陸正視憲法有助兩岸和平

<轉載自2016年2月28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台灣總統馬英九昨日回應大陸外長王毅在美公開演說時提及「他們的憲法」，稱這是對中華民國憲法存在事實的認知，大陸當局若願意正視中華民國憲法，將有利於未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值得期待。

中央社引述總統府表示，馬政府過去8年所創造的兩岸空前和平繁榮的現狀，全是依靠憲法與以憲法為基礎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而來，任何一位總統都應珍惜成果。

籲蔡英文以台憲法接受「一中」陸委會：須正視兩岸分治現實

<轉載自2016年2月27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外交部長王毅美東時間25日在美國華盛頓表示，希望台灣新執政者「以自己的方式」表明接受「他們自己『憲法』」所規定的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這是大陸官員首次在公開場合提及台灣的憲法。

台灣陸委會則呼籲大陸能正視兩岸分治現實與中華民國的客觀存在。

王毅在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發表演講後，被問及蔡英文勝選將對台海兩岸關係產生何種影響時，他先強調這是「中國內政」，不屬於外長職權範圍。但他表示，台大選是正常的「政權更替」，大陸並不關心誰在台灣執政，而是關心成為執政者後「她如何處理兩岸關係、能否繼續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能否承諾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個重要的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基礎」。他並未點蔡英文名字。

王毅出任外長之前，曾於2008年9月至2013年3月擔任過國台辦主任。他說，「她既然是按照目前『他們的憲政』所選出來的，她不能違反自己『憲法』的規定，『他們的憲法』是規定『大陸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是非常清楚的」。

台灣問題也是王毅此次訪美的議題之一。他周二(23日)在與美國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會談後的記者會上稱，無論島內局勢發生何種變化，都不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基本事實。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前提和政治基礎。

對於王毅的上述表態，台灣陸委會回應，正面看待大陸方面能務實面對中華民國憲法。又稱依據憲法與其授權訂定的兩岸條例規定，兩岸定位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台方從未接受大陸的「一個中國」原則。

蔡英文當選後，表示將以「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作為推動兩岸關係的基礎，但北京一直希望她承認「九二共識」。美國之音報道，王毅此次提到「憲法」，前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長包道格 (Douglas Paal)認為，這表示北京已默認蔡英文的說法，知道這可能是至今所能得到的最好結果。

上海交通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林岡對本報稱，「九二共識」只是多年形成的習慣用語，其核心意涵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也正是王毅昨日所強調的。王毅提「憲法」，只因雙方在兩岸同屬一中上有共同點，並非承認中華民國憲法。

中央社引述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學系專任副教授邱垂正稱，王毅此次提出新說法，是希望影響蔡英文在今年5月20日的就職演說，期待她往「兩岸同屬一中」去靠。

比別國晚30年 華已停填海造島

<轉載自2016年2月27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王毅在CSIS的演講再為中國的南海政策辯護，在答問環節他表示中國已停止填海造島，但其他國家仍在繼續。

王毅說，中國在南海島礁建設施，別的國家早就在做了，「中國比他們晚了起碼20年，甚至晚了30年」。中國在南海建設軍事設施，是應對其他國家的自我防衛措施，中國的駐軍島嶼被各式各樣的大炮、槍、兩棲坦克、跑道、飛機，還有導彈、軍用直升機包圍。

王毅在演講中表示南海局勢總體平穩，沒有一條航船抱怨過航行安全受到干擾甚至威脅。他承認南沙部分島礁確實存在爭議，中國有42個島礁被一些國家非法佔領，但中國的立場是通過談判和對話解決。中美近期因為南海等問題持續交鋒，但王毅稱中國取代美國的命題「完全不存在」。

「中國人沒擴張基因」

王毅稱中國人的血脈中沒有多少擴張的基因，也沒有多少當救世主的衝動。

王毅勸菲國「不要在一條道走到黑」「小國也不能以小欺大」

<轉載自2016年2月27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據環球時報報道，「大國不能欺凌小國，小國也不能以小欺大。」當地時間25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發表演講時對菲律賓提出如此勸告，並表示，菲方將南海爭端提交至國際仲裁法庭違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讓人不得不懷疑此舉是政治上對中國的挑釁，希望菲方「不要在一條道走到黑」。

英國廣播公司(BBC)25日援引專家的話稱，王毅的這番表態令人印象深刻。

BBC稱，王毅在演講中表示，中國在10年前已經發出政府聲明，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選擇不接受強制制裁。他說，包括英國、法國、俄羅斯都作出同樣的政府聲明，而美國沒有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因此不存在這個問題。

王毅強調，中國不會推翻2006年的政府聲明，「所以不管是菲律賓提起仲裁，還是什麼賓提出仲裁，我們都不可能接受。因為這是中國政府的立場。」

王毅指出，菲律賓的做法違反了基於規則的國際和地區秩序，因為中菲兩國元首簽字的文件規定，爭議要通過直接談判和平解決。與此同時，中國和東盟10國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也規定，南沙爭議應該由直接當事國通過談判來解決。

《菲律賓星報》26日援引王毅的講話稱，菲方拒絕與中國進行談判和對話，「明明知道不可為而為之」，中方不得不懷疑菲律賓還有別的想法，不得不懷疑這是政治上對中國的挑釁。王毅說，「實際上這是某些菲律賓領導人對菲律賓人民不負責任，對菲律賓的未來不負責任。」

新加坡《聯合早報》26日稱，王毅希望菲律賓能回到理智的道路與方向上。中方表示，中國與菲律賓對話的大門隨時敞開，但如果菲律賓一意孤行，那麼無論國際仲裁的結果對中國的利弊如何，中國都不會接受。王毅強調，中國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大國不能欺凌小國——對待菲律賓也是如此，但「以小欺大恐怕也不行」。「菲律賓軍機去年一年大搖大擺地進入中國在南沙群島領空，50多次在我們的領空晃悠，這是大國欺負小國嗎？還是相反？他不就是認為中國沒有跑道嗎？沒有機場嗎？他在提醒我們要做什麼。我覺得菲律賓不要在一條道走到黑了。」王毅外長此番話擲地有聲。

對於王毅的此番表態，菲官方尚無回應，但菲律賓網民的心態頗複雜。在《菲律賓星報》網站上，網民「斯坦森」留言說，「看來沒有別的辦法，菲律賓必須和中國雙邊對話了」。網民「塔瑪德」認為，「美國和中國是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他們可能才是好朋友。中美雙方高層會面時可能會嘲笑菲律賓，稱對它不用擔心。美國不會犧牲中國的數萬億投資」。

不過，網友「文恩」表示，中國外長王毅講的這番話表明，「他們也正受到來自發達國家的壓力」。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專家肯尼迪25日對BBC表示，他對王毅開誠佈公的此番講話「印象深刻」。

他說：「王毅在南海問題上談及了許多細節，有些觀點對重申中國的立場很有幫助。雖然我不太確定這是否能夠說服菲律賓，但的確讓人印象深刻。」

沈富雄：新兩岸論述 可為邦聯模式同屬一中各擁主權

<轉載自2016年2月26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2016總統暨立委大選，國民黨慘敗，民進黨重返執政，關於其兩岸論述及發展殊值關注。前立法委員沈富雄今(26)日投書《中國時報》時論廣場，他建議兩岸新論述可為邦聯模式，規範對內互動及對外關係。

沈富雄表示，《中華民國憲法》本文175條被凍71條後仍具全球獨一無二的特異功能，它是老馬、老鬱、柱姊的神主牌、是北京緩解對台焦慮的安慰劑，更是蔡英文藉以迴避「九二共識」盾牌。但其衍生出的藍營兩岸論述，招式老了，選民累了，終於在今年大選中徹底潰敗。

沈富雄提到，國民黨如要再起，必須推出新的論述，他建議可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屬一個中國，各擁主權各享治權，並以邦聯模式規範對內互動及對外關係。」

對於邦聯模式，沈富雄表示其實不是新論，當時連戰當行政院長時答覆趙少康委員的質詢，就曾同意邦聯的倡議，最後大概考慮到「邦聯」是一種不穩定的體制而且北京不會接受，也就不了了之。

沈富雄最後說道，國民黨目前為在野，不妨丟出「邦聯論」，明知北京不會點頭，但做為一種主張，可立於不敗之地。雖然北京不喜歡「各擁主權」，但也難對台干戈相向；雖然老美不喜歡「同屬一中」，但若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上失去一個盟邦，恐怕也是百般的不願意。

綠委主張廢除國父遺像 洪秀柱痛批：自家祖宗牌位都不認

<轉載自2016年2月23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為追求轉型正義，民進黨立委高志鵬提出《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總統副總統宣誓條例》及《宣誓條例》3項修法，主張廢除國父遺像，未來總統就職將不再向國父遺像行禮；不過，藍軍炮聲隆隆，質疑民進黨連「祖宗牌位」都不認。

據《中國時報》報道，高志鵬指出，孫文被稱為國父，是國民黨在1940年決議通過「擬請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案」，國民政府才正式訓令全國，尊稱孫文為「國父」，但孫文到底是不是「台灣2300萬人」的國父以及是否仍有沿用「未行憲前」行政命令的必要，有待討論。

高志鵬強調，法律從未定義「誰是國父」，國旗、國歌才是國家象徵。

針對民進黨立委高志鵬提案修法廢除國父遺像，4位國民黨主席參選人口徑一致，齊聲反對。前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昨前往黨中央登記，特別選在國父銅像前受訪痛批，民進黨要把國父遺像毀滅，也不掛國父像，就好像自家的祖宗牌位也可以不要認，「自己怎麼來的、家怎麼形成的，通通不要管，這樣合適嗎？」

國民黨代理黨主席黃敏惠也說，國父是中華民國的國父，國父創建中華民國，以「天下為公」努力，值得尊敬；她批評，民進黨太過政治化，「這是去中華民國化」，她會努力捍衛中華民國的核心價值。

另一位黨主席參選人、立委陳學聖表示，這次他參選黨主席就是以國父的「天下為公」為主軸，國父有崇高理想，應該被尊敬，民進黨不該用如此手段污蔑國父遺像。他向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喊話，要求蔡不應任令黨籍立委這麼做，應先從朝野政黨、民生經濟和解著手，不該從政治圖騰衝突開始，否則非常不明智，未來執政也將格外辛苦。

台北市議員李新昨完成黨主席選舉登記後，也特地到黨部大廳的國父銅像前三鞠躬。他呼籲，民進黨立委千萬不要「呷緊弄破碗」，民進黨一再說是中華民國捍衛者，現在卻自打耳光，廢除對國父致敬的禮儀，違背中華民國歷史，也有違人民期待。

國民黨團書記長林德福則無奈地說，蔡英文說要政黨和解，結果天天搞政治惡鬥，「國民黨以前也沒這麼惡質」，呼籲民進黨不要每天搞意識形態，拚經濟比較重要。

文化大學廣告系教授鈕則勳受訪指出，社會大眾對民進黨的期待反映在大選得票數和立委席次，但新國會開議以來，民進黨團未將涉及公平正義的法案優先處理，反而提具針對性和意識型態的法案，此舉不僅讓民眾認為本末倒置，也打臉蔡英文的藍綠和解宣示。

鈕則勳表示，可想而知，民進黨團持續強提意識型態法案的結果，將迫使國民黨全力杯葛，以向支持者交代；如此一來，除造成議事效率不彰、國會改革遙遙無期、藍綠也會持續惡鬥。

立法院長蘇嘉全22日受訪表示，尊重立委的考慮與想法，有些想法是可以改進，至於要改善哪一方面，過去對或不對，或者應該用什麼角度或方法，相信委員們皆有智慧可以處理。

香港的「沉淪」與北京的權力至上思維

<轉載自2016年2月23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林泉忠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過年期間筆者由台北返港小住，與衆多知識界及年輕人交流，交換對香港前景的看法，結果發現一個頗為普遍的現象：大家幾乎不約而同地傾向認為——香港沒希望！

其實眾所周知，香港社會對前景悲觀的氛圍並非此時此刻才出現。當2014年中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扼殺了香港市民追求特首與立法會普選的可能性，當轟轟烈烈、史上最大規模的雨傘運動也無法令掌權者讓一小步時，無數港人已對香港的未來失去了信心。

相比之下，台灣則剛剛順利舉行了總統大選與立法院改選（別說是特首普選，香港連立法會的全面直選也遙遙無期），台灣社會尤其是衆多年輕人則對自己的選票改變了政治現狀而迎來了新的時代充滿期待。這些年筆者穿梭台灣和香港兩地，目睹兩個社會的變遷，一個在不斷沉淪，另一個則在努力提升的鮮明對照，充滿感慨。

「胡下習上」 不再「綏靖」

不過是20多年前，那時的香港是幾乎樣樣都讓台灣人羨慕的文明進步的社會。不僅僅是因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而擁有琳琅滿目的商品、與世界接軌的服務與設施，更是因為香港的高效率、嚴明的法治制度、受到充分保障的言論與新聞自由。

雖然經過了1980年代對「九七」的不安，儘管經歷了「六四」、「回歸」、SARS的動盪，香港人依然積極面對，仍然對「一國兩制」保持信心，也對「中國崛起」帶來中國社會經濟的變化及國際地位的提升予以正面的評價。正因為如此，香港人的「中國人」意識在2008年上升到歷史新高（參考港大民意計劃歷年的調查）。

然而，北京領導層因統治大陸的經驗與對權力執著的迷思使然，不忘在政治上加強對香港的控制。2003年欲制訂「23條」及2012年欲引進國民教育科就是此一思維的表現。然而「自由」是香港人最不能妥協的核心價值，也因此引發九七回歸後香港社會與北京之間多次的激烈衝突。

重點是胡錦濤時期對「香港問題」的處理還能展現相當的彈性與柔軟度，因此在2005年果斷「換董」及2007年承諾「10年後香港可以普選」後，相當程度安撫了香港人的情緒。只是「胡下習上」後不僅進一步加大力度強化對大陸境內言論與思想的控制，在應對「香港問題」時也不再展示過去的「綏靖」姿態。

北京「當什麼都沒發生」 矛盾未消

2012年香港社會的反國教運動後，中南海對「權力備受挑戰」的「危機感」日深，因此當2014年「普選」議題進入程序後，北京就迫不及待地決定要把門堵上，同年6月發表罕見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全稱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就是擺明車馬的態度。要不是前朝已經答應「普選」，這場「假普選」的戲碼恐怕也省得排練。

儘管是「假普選」，儘管特區政府及建制派竭盡全力上演「2017一定要得」這齣戲，據消息靈通人士稱，在香港立法會對特區政府根據「8．31決定」制定的「假普選」方案表決前，北京高層仍存在對這個「假普選」方案，究竟是「希望通過」還是「希望不通過」兩種觀點，結果是「希望不通過」成為最終意志。在香港「普選」議題上，北京的「權力至上思維」如何表現得淋漓盡致，不言而喻。

筆者在「假普選」方案被民主派議員否決掉前，發表了一篇題為〈政改方案否決後如何收拾殘局？〉的文章（《明報》2015年6月16日），指出「普選」死局後北京處理「香港問題」的3個選擇：一、當做什麼都沒發生，「8．31決定」原封不動，梁振英繼續當他的特首；二、換掉梁振英，雖然是治標不治本，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能撫平一部分香港市民的不滿；三、對症下藥，盡早重啓政改，同時修正「8．31決定」，盡快讓普選問題軟着陸，讓已嚴重撕裂的香港社會恢復和諧。

結果，正如筆者所預測的，北京選擇了「當做什麼都沒發生」，印證了中南海告別「綏靖政策」的決心。重點是在此思維下，即便特區政府在「後政改」時期「集中精力改善民生」，然而任何一個有基本IQ的人也知道：香港社會與梁振英政府及北京之間存在的「深層次矛盾」不會因此而消除！

旺角騷亂 恐非最後一幕

事實上，如今的香港不僅無法恢復「政改前」的狀態，當嘗試過所有和平抗議與民主訴求都得不到任何善意回應後，不滿的情緒已將訴求與抗爭的手段帶向了原本香港主流社會並不期待的「激進」方向。

因此，當旺角騷亂發生時，筆者並不驚訝，並且研判如此的激進行動（政府定性為「暴亂」）恐怕不會是最後一幕。誠然，「激進本土派」傾向街頭抗爭的手法並不為當下香港主流社會所認同；不過從這次騷亂中即使在半夜仍能動員數百支持者上街，也足以窺視出「激進本土派」的氣勢不僅沒有萎縮，且已發展到不容小覷的規模。

「後政改」政府掩耳盜鈴政策失敗

除了抗爭手段的「激進化」，年輕世代的訴求與思維也不再只停留在效果不彰的「爭民主」範疇，對過去被視為禁忌的主張不再低調和克制。雨傘運動時期，領導抗爭的學聯提出「命運自主」及「和平非暴力」的理念；然而時至今日，如此的思維在學生之間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香港大學學生會新任會長孫曉嵐就直言支持「港獨」，認為「香港脫離中國、成為獨立國家」，在將來不排除有此可能，並主張「大家可繼續思考、討論，不應該自我設限」。同時，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不僅透過公投通過廢除特首任校監制，也在前天選出了高舉「本土」旗號的「星火」新內閣。候任會長周竪峰直言「本土化」是學界大趨勢，並聲稱不排除採用「勇武」的抗爭路線。

香港社會尤其是年輕世代日趨明顯的「本土化」與「激進化」，印證了「後政改」時期特區政府掩耳盜鈴政策的失敗；同時也揭示了不僅僅是台灣，雨傘運動結束後香港社會的發展方向，也不因北京的意志而轉移。

香港台灣問題 根源是「中國問題」

此外，周竪峰率領的「星火」新內閣在校內選舉期間打出的標語是「完成本土革新最後一里路」，其中的「完成最後一里路」正是源自於台灣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在選前奮鬥的目標。近3年來，從香港的反國教運動到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再到香港的雨傘運動，港台兩地社會運動尤其是年輕時代的抗爭行動互相影響。雖然「『台獨』與『港獨』的結合」是中南海最為忌憚的趨勢，然而從這兩年的發展來看，北京似乎也無法阻止。

無論是所謂的「香港問題」，還是「台灣問題」，其根源實際上是「中國問題」。解鈴還需繫鈴人，中南海能否真正開竅，擺脫權力至上思維的桎梏，換上民主開放的新思維，無疑是解開所有癥結的關鍵所在。

當年今日﹕President Nixon visits China

<轉載自2016年2月22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On 21 February 1972 Richard Nixon (尼克遜) became the first US president to visi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 An epoch-making event in the cold war (冷戰) era, the visit helped kick-start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Chinese-US relations: after the year 194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A socialist (社會主義的) country founded on Karl Marx's (馬克思) principles, it came into military conflict the next ye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apitalist (資本主義的) nation, in the Korean War (韓戰).

Back then the PRC was not recognised internationall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 which had retreated to Taiwan, remained China's legitimate government in the view of the world community. But that ceased to be the case on 25 October 1971,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案) was adopted. Under the Resolution, the PRC i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S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maintain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Nixon's China visit

Despite the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the two countries were keen to improve relations with each other. No sooner had Richard Nixon been elected US President in 1968 than he started planning to visit China. Henry Kissinger (基辛格), the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had made a secret visit to Beijing in July 1971. During that visit he met with Zhou Enlai (周恩來), then premier of China. Nixon announced his plan to visit China the following year.

Nixon's China visit began on 21 February 1972. China was still in the midst of the disastrous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 in which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to be persecuted (迫害) to death. Nixon travelled to Beijing, Hangzhou and Shanghai and met with Chinese leader Mao Zedong (毛澤東), while First Lady Pat Nixon toured schools, factories and hospitals.

At the conclusion of his trip, the US and the PRC governments issued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上海公報). The document says, "Progress toward the normalisation (正常化)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the interests of all countries."

Subsequent events

Nixon's China visit was one of his major achievements on the diplomatic front. He was re-elected later that year, but was soon forced to resign from office amidst the Watergate scandal (水門醜聞).

It was Jimmy Carter (卡特), who became president in 1977, that severed the US's relations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cognised the PRC and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latter. Ronald Reagan (列根, picture), who succeeded Carter, signed the August 17 communiqu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affirming the desire of both sides to further strengthen economic, cultural,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ies.

Issues that have affected Chinese-US relations in recent decades include the June Fourth incident, Taiwan Strait Crisis, the bombing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the Hainan Island incident (a mid-air collision between US and Chinese aircraft that happened in 2001), the 911 attacks and incumbent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policy of the US "returning to Asia Pacific". 

加稅搞退保？ 港人可安老？

<轉載自2016年2月19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撰文: 麥萃才 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

全民退保再度成為社會熱門話題，這個問題在香港談了數十年，到現在還沒有定案。公眾談論之時，或許未完全了解箇中各種因素，以及一些概念本質，所以容易出現混淆。

港人長壽 退休後須備20年花費

根據香港法例，65歲是法定的退休年齡，而年齡在65歲或以上就可取回自己累積的強積金（MPF）。退休金的目的是支持退休之後生活所需要的費用。香港人平均壽命愈來愈長，長壽似乎是香港的普遍現象。以政府統計處2014年男性與女性的預期壽命來說，普遍都在80歲以上。男性預期平均壽命為81.2歲、女性預期平均壽命為86.9歲。如果以85歲作為計算，那麼退休之後便要多活20年。而這20年是要花費的，問題是一般人退休之後便沒有收入，所以要為退休之後這20年準備生活費。

退休之後要用錢生活，這是必然發生的事情，人人有份，亦不論貧富。那麼這20多年的退休生活費應該誰來付鈔？由自己付還是別人付？如果一個地方的人口不斷增長，年輕人出生率大於老年人口增長率，還可以利用稅收轉移的方式，去支持老年人口生活。但香港的出生率在全球最低之列，而人口老化情況亦日趨嚴重，要年輕人供養老年人便會感到吃力。當人口愈來愈長壽，照顧老年人口的開支便會不斷膨脹，增加社會的財政壓力。

MPF強制儲蓄制度 保退休生活

既然不論貧富，也會面對退休問題，退休生活費用由自己承擔，就符合用者自付的原則，是最公平，亦具備可持續性特點。但要用者自付，便要使居民在年輕之時，為自己作出準備，一些市民或許沒有長遠打算的習慣，所以便要有強制性退休儲蓄的制度，用來保障市民退休生活。而香港的強積金就是這種制度。

退休金的制度，可分為兩大類，就是界定利益（Defined Benefits）及界定供款（Defined Contributions）。界定利益是指退休之後所能提取的利益，是以公式計算。例如以舊制的公務員為例，退休之後所能提取的權益，是以工作年資乘以最後月薪，再乘以一個倍大因子計算。例如最後月薪為5萬元，工作了40年而倍大因子為2的話，那麼退休之時就可以取回（50,000x40x2）400萬元退休金！

供款率少 MPF不夠退休所需

若在一個通脹環境，又或者員工最後崗位升至很高位置的話，那麼僱主便要承擔很重的退休金壓力。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說，界定利益的系統應用在退休制度之中，基本上不具備可持續性，亦即財務上不可行。所以現時大部分退休計劃都是界定供款的，亦即僱主及僱員界定每月供款多少。至於選擇甚麼投資方式，是由僱員選擇的。因此無論風險回報，都要由僱員承擔。這樣僱主的支出是具可預期性，而有關系統亦具備可持續性。

香港強積金所累積金額，未必足夠退休之後生活所需，這是因為儲蓄率太少所致。如果與其他地區或國家比較，僱主僱員各供5%，每月只省下10%工資來支持退休生活，明顯有些不足。而不同人有不同生活習慣及消費模式，所以退休之時所需要多少資金，亦各有不同。所以單靠強積金這根支柱是不行的。

2005年世界銀行發表了退休保障5根支柱的模式，供不同國家參考（見表1）。而這5根支柱，分別是：

零支柱：毋須供款，由政府資助及管理。這支柱目標主要是扶貧，有關支出要由政府承擔。例如香港的綜援系統，或者是長者生活津貼，就是這類，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有需要的幫助。但要了解受助人所得資助，是有固定公式/金額計算，而受資助者是有篩選的。

第一支柱：是由政府管理，強制性的供款。目標是強迫儲蓄，要市民為退休生活準備。

第二支柱：以就業為本，強制性供款，由私營機構管理。香港強積金是屬於這類，特點是界定利益的強迫性儲蓄。

第三支柱：自願性儲蓄，例如個人儲蓄及保險。

第四支柱：非正規支援（如家庭支援）、其他正規社會保障（如醫療及房屋）、其他個人資源（如自置物業）。

以上5條支柱，就是支撑退休生活的一個資金組合。在香港適用的支柱有（零、二、三、四）4條。個人退休生活所需費用，不應由單一支柱所承擔！如果說是全民退保，便可解決市民退休生活問題，可取代上述4條的話，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問題是實施全民退保的話，它又屬於第幾條支柱呢？

不篩選退休福利 政府難負擔

如經篩選的，符合資格才能收取權益的話，它就屬於零支柱類別，目標就是扶貧。向指定有需要的人發放福利，財務上較易負擔。但如不用篩選，不論貧富的話，目標就不是扶貧，而屬於第一支柱。每位市民不按個人財務狀況，收取定額退休福利，明顯是界定利益。那麼要支持退休人士，退休後的退休福利，便成為政府極大的財政負擔！計劃可持續性便受到質疑，而錢從何處來便成為老問題。

財務資源怎樣來？靠政府儲蓄可以嗎？答案是否定的。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推算，到2035年，即19年後，65歲以上人口會達232萬人。假設每人每月能收取3,000元退保退休金，每年開支便要836億元。以現時政府所持財政儲備8,000多億元來說，政府儲備在十年八載便全數用盡！

若要計劃財務上可行，便要從現有支柱中削減開支！例如削減其他社會福利，如取消長者生活津貼，把金額納入全民退休金之中。結果只是左袋交右袋，受眾未必有很大得益。但政治現實是，要增加福利容易，但取消舊有社會福利將會遇到更大阻力！

撑退保開支 減福利加稅皆難

有說不如打強積金主意，把部分強積金供款放入基金內，供全民退保之用。現時強積金每月入息供款上限是3萬元，僱員及僱主各供5%，每邊最多月供1,500元，每月合共3,000元。若每名退休人士收取退保福利是3,000元一個月，這已是最高入息供款。每月工資低於3萬元的市民強積金供款（香港個人入息中位數只是14,900元），根本不夠支付退保支出，而兩者之間差額便要由政府支付。而政府的錢又從何而來？要支付每年退保開支，必定要加稅。

而政府又可加甚麼稅，去支付龐大的退保開支？以2014/15年度政府開支修訂預算估算，全年支出4,260億元，若每名退休人士月收3,000元，以2014年老年人口計，單是退保開支便佔政府預算的7.27%。至2025年，假設其他因素不變，退保開支便升至14.86%！到了2035年，更會升至19.62%！

19.62%是甚麼概念？以2014/15年財政預算案各項開支佔總開支比率，首4位是教育17.39%、基礎建設17.35%、社會福利13.69%，及衞生開支13.50%。即到了2035年，單是退保年度開支，便超過所有政府開支，成為最大單一支出！

這麼龐大開支可以怎樣支持？以2014/15年度來說，政府3項主要經常性稅收是薪俸稅，佔政府收入12.3%、利得稅佔27.34%，及印花稅佔10.18%。若要額外支持2035年的19.62%開支，要增加單項稅收的話，加薪俸稅便要加1.58倍！倘加利得稅，要加71%，而印花稅要加1.9倍！從數字來看，單靠增加單一稅種，亦不能完全支付退保開支！

可能要多個範疇都要加稅去維持。一說到加稅，社會便會有很大阻力，不容易實施，亦會影響香港營商環境。

人口急劇老化是香港面對的問題，而人口老化所帶來退休保障亦要處理。根據世銀5支柱模型，若不新增新的支柱，又可否強化舊有支柱？例如強化零支柱？政府作為補底，幫助有需要的人？有篩選的話，目標就會是扶貧。第二支柱的強積金計劃又可否改善？例如取消對冲，降低管理行政費。鼓勵自願性供款，加強第三支柱？第四支柱又可否改善？把資產變成退休之後的收入？安老按揭之外，可否把長者的資產化為年金？而年金計劃應由私人還是由政府管理？這些都是要探討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