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易逝如翻水。」轉眼間我來港工作已逾兩年。在我作為13 億人中的一個，能夠親身參與「一國兩制」偉大事業而深感榮幸的不久，我即發現了內地和香港在心靈溝通方面存在不少隔膜、困惑和分歧。簡而言之，在認同「主權中國」、融入「經濟中國」、包容「文化中國」、熱愛「山水中國」等方面，許多港人與內地並無二致，但唯獨在怎樣看待「政治中國」問題上，我和不少港人的分歧馬上涇渭分明，以致令我常常感慨：內地從官員到百姓，從無有人提出要改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但卻有一些港人一天到晚地主張改變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我想主要有如下因素吧：
理念差異
一是理念差異。一些港人認為歐美的政治制度就是最好或最可行的政治制度，具有普世價值。評價內地政治制度的優劣，就是看它是否符合歐美的政治制度。上個世紀80 年代剛剛粉碎「四人幫」不久，我和一些同齡人也曾有過這樣的念頭。但當90 年代初葉看到蘇聯解體後烽煙四起、民不聊生、經濟倒退的景象後，我們就放棄了唯歐美馬首是瞻的理念，放棄了歐美國家政府會真心愛我們的念頭，與「全盤西化」漸行漸遠，而毅然決然地抱着「條條大道通羅馬」的心態，走上了「摸着石頭過河」的「中國模式」之路。但遺憾的是，一些港人迄今仍然停留在歐美的政治制度就是「普世價值」的認識水平上。
了解不夠
二是了解不夠。例如，一些港人誤以為內地只有中共一個政黨，是「一黨專政」。而不知道除中共外，還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8 個政黨。一些港人雖然知道有此8 個政黨， 但卻簡單地斥之為「花瓶」。他們並不知道中共與此8 個政黨已形成了「協商於決策之前」、「協商於執行之中」、「協商於事終之後」等中國式的憲法慣例，他們並不知道此8 個政黨在國家機關幹部選撥、晉升中所起的民主推薦、民主測評、民意測驗等作用，並不知道此8 個政黨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事務決策和管理的具體情况，並不知道此8個政黨在政治生活中對中共予以監督的實際作用。而我由於在中共上海市委機關、上海金山區政府和北京奧組委等多個部門工作過，在這些方面具有一些切身的感受。
又如，一些港人認為內地的民主選舉不是競爭性、開放性的選舉。其實，從法律制度規定來說，各級人大代表可以聯合提名候選人的方式早已是競爭性、開放性的；從民主選舉實踐來看，省級和省級以下選舉中的差額競爭早已層出不窮了。上個世紀90 年代，浙江省的一次省長選舉中，就出現了姓萬的和姓葛的兩位候選人的對決；河南省的一次副省長選舉中，原來不是候選人、但被人大代表聯合提名的劉源脫穎而出，擊敗其他對手而當選為副省長。
如果說這類競爭性選舉的事例還不夠多的話，那是因為內地在民主選舉中特別重視事先對候選人的各方協商，有爭議的盡量避開，盡量把各方公認的人作為候選人，因此在正式選舉中就較少見到競爭性選舉了。
難忘創傷
三是難忘創傷。和我的家庭一樣，香港有上百萬人曾在內地正常和不正常的政治運動中受到過程度不同的衝擊，不少人至今沉浸於傷痛之中而難以自拔。對此我十分理解。在1957 年的「反右」運動中，我的3 個舅舅被劃為「右派」，其中兩個被開除學籍、回家務農。他們的婚姻和生活受到了極大的影響。我的父親「文革」期間坐過不該坐的牢獄，母親被打成「特務」關進「牛棚」，祖母被打成「逃亡地主分子」。
「文革」對我童年心靈的傷害至今隱隱作痛。但今日的我，如何看待那過去的事情呢？我贊成父親的解釋：那是母親錯打了孩子，壞人鑽了空子。比起中共執政60多年裏立下的功勞而言，這些是次要的。我們不能總是陷於一家一姓的恩怨糾葛之中，而看不到由於中共的執政，中華民族由昔日的「東亞病夫」變為今日東方巨龍的事實。金庸先生在內地也有不快的事情，但他老人家卻深明民族大義，在香港回歸、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方面做出了不朽貢獻，大俠就是大俠呀！恩恩怨怨何時了，人間征戰幾時休？在民主、法治、人權等方面，英、美、法3 國也曾經走過彎路（例如，在當年德國殘害猶太人時，這3個國家起初不僅沒有阻止，甚或採取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德、意、日3 國更發生過法西斯專政，不僅對本國，乃至對世界都帶來了空前的災難。這說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前進的道路上出現曲折，絕非中國獨有。
民主法制人權水平不夠高
四是內地的民主、法制、人權等方面的事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中國一方面是世界第二大經濟總量大國，但另一方面人均GDP 只排在世界第100 名左右，只有4000多美元。而香港人均GDP 達3 萬多美元，內地在民主、法制、人權保障等方面的發展水平總體上會有所不及香港，這是在所難免的。但我們也要看到中國在民主、法治、人權等方面已發生了很大的進步，而且愈來愈好，不是愈來愈差。2008 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分別有86%和82%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方向和經濟狀况感到滿意，在受調查的24 個國家中高踞榜首；分別有81%、64%和58%的中國人對自己的家庭生活、工作和家庭收入感到滿意。這從一個角度反映了內地民眾對中國人權的看法。香港的民主、法制和人權保障也是一步、一步地變好的呀！
國際反華勢力在港干擾《基本法》實施五是確有一些國際反華勢力不願中國崛起，因而在香港進行一些干擾《基本法》實施的活動。目前國際社會最深的矛盾就是國家利益的衝突，過去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皆因一些國家的崛起而導致世界既得利益格局的重新劃分所引起。現在中國要崛起，而且是一個不按歐美模式而崛起的國家，在國家利益和價值觀念方面必然引起國際反華勢力的恐懼與遏制。
基於以上五個原因，香港未來之路不會是一片平坦，正如我們常說的那句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好事須多磨呀！
我能做些什麼呢？我原本一個學者，我很想做的一個事情，就是把一個真實的「政治中國」介紹給那些善良的、對內地不很了解的香港朋友。不少人說我是一個性情中人，說話直來直去，兼具「只向真理低頭」的學者氣，我不知道這在官場上是福是禍，但在做朋友方面卻肯定是好事。到了這個年齡，性格方面想改也難，只有「知我罪我，一任諸君」了。
（本文系拙著《鄧小平與中國的民主、法治、人權》一書的後記，該書將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今年4 月出版）
（小標題由編者所加）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