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日 星期一

國民黨千萬別因王浩宇被罷免再犯大頭病

<轉載自2021年2月 台灣 《觀察》 第90期 撰文:曲兆祥 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桃園市議員王浩宇遭到罷免引起政壇高度關注,原因在於原先各界評估王雖處境危險,但最後應該有驚無險地過關,可是票開結果居然一舉超過81,940票的罷免高門檻。這個結果驚動了民進黨高層,當然更激勵了國民黨上上下下。

國民黨自從去年初輸掉總統大選和立委選舉,韓國瑜又在6月被罷免掉高雄市長,全黨可以說是窩了一肚子的火,現在總算是出了一口惡氣。

罷免帶給民進黨一定壓力

雖說一個市議員席次不至於撼動民進黨目前的執政優勢,但無論如何對蟄伏已久的國民黨人來說,這總是一個令人雀躍的好勢頭。更何況緊接著高雄鳳山在2月初還有一場「清捷行動」,國民黨中央又即將發起〈反萊豬食安公投〉,台北市議員羅智強也將針對部分支持萊豬進口的民進黨立委進行罷免提案和連署,甚至不排除在全省展開罷免提案、連署。

這一連串的政治行動,雖然未必能全面獲得成功,但是它所形成的政治氣勢,確實會給民進黨執政當局帶來不小的壓力,而且,執政黨如稍有應對上的失誤,再加上美國新政府上台後,如果真如外界所評估的,將會改變對台政策,則在內外交迫下,會給執政當局形成多大壓力,目前還真是不好說。

所以王浩宇被罷免這麼一個不算大的個案,看來似乎起不了大作用,可是它所激起的陣陣漣漪卻非同小可。因此已有不少政治評論者,朝「一葉知秋」的方向提出評估,尤其是偏藍營的政治評論者難掩興奮地預估,將有若干的綠營民意代表會中箭落馬,國民黨政治行情一片看好,所以可樂觀預估,明年底的縣市長、縣市議員選舉將可再造2018年的佳績,甚至可以直取2024年的總統大位,重返執政。

國民黨不要誤判形勢

對於藍營支持者這樣的熱烈期待,基本上是可以被理解的,不過,情勢是否真能照此期望發展,恐怕還在未定之天。

2018年國民黨在地方公職選舉大勝,全黨上下對2020年總統大選充滿了樂觀期待。尤其是韓國瑜在高雄異軍突起,不但漂亮地贏得市長寶座,同時幾乎打垮了民進黨的士氣。當時不少政治評論者認為,蔡英文的連任之路恐怕懸了,而民進黨當局也確實是有些慌了。

可是,隔年的香港反送中事件,打碎了國民黨方面汲汲經營的大好局面,最後搞得丟盔卸甲,不但輸掉總統,連帶原先被看好的立委選情也一敗塗地。局面會搞成這樣,雖然有難以預料的外在因素存在,但國民黨高層對整體情勢的誤判,其實也是重大因素之一。

國民黨政黨的支持度仍低

現在因為罷免王浩宇成功,多少又讓國民黨覺得勢有可為,而急於再造佳績。但情勢是否真是如此樂觀?恐怕未必。日前台灣民意基金會公布的一項政黨支持度調查顯示,在萊豬議題之後,民進黨的支持度、滿意度均呈下滑趨勢,顯見執政當局在萊豬議題失分不少。可是國民黨的支持度卻也同比下滑,反而是民眾黨有上升趨勢。這個調查結果頗堪玩味。

當然有論者質疑這項調查結果,覺得國民黨再不濟,也不至於落魄到與民眾黨比拚支持度,但是國民黨的支持度並未因萊豬議題上揚卻是事實。這顯示,民眾至今都沒有恢復對國民黨的信任感、好感,民進黨流失的支持者有可能因此趨向不表態,或乾脆投向民眾黨。所以國民黨當局不能再有「反正選民只能二選一,不是支持綠就是支持藍」的阿Q心態。

切忌引起選民的反感

故而,國民黨必須穩扎穩打,而且一定要有策略的發展,切忌再犯大頭病。最近媒體傳言,國民黨除了打算發動「反萊豬公投」外,還可能全面發動罷免萊委的行動,希望造成遍地烽火的效應,讓民進黨當局疲於奔命、顧此失彼。這種策略如果是在政黨的實力高峰期,或許可以嘗試,但如果不是處在旺盛期,那就有可能反而弄巧成拙,暴露黨的弱點不說,還可能打擊支持者的士氣。因此,慎選議題、慎選打擊點極為重要,切忌引起選民的反感。

之所以說選民可能會產生反感,是因為罷免權的行使,多少帶有政治報復的性質,尤其如果是針對幾位「顧人怨」的公職進行罷免,選民或許還可以接受,但若採全面性、多選區的罷免行動,那就可能會遭到選民反撲。

國民黨急於重振聲威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作為一個所謂的大黨,本來就應該有重返執政的企圖心,至少要作一個給力的反對黨,這對整體民主政治的發展,才有正面的意義。可是,國民黨再急,也必須有策略、有計畫地循序漸進,不能暴虎馮河。如果只是逞匹夫之勇,甚至抱持著賭徒心態,先賭一把再說,那就太傷這個百年老黨,甚至傷害到民主制度了。

2021年1月28日 星期四

疫苗護照多波折 跨境人物流復甦難

 <轉載自2021年1月29日 經濟日報 社評>

環球疫情居高不下,航空業苟延殘喘。國泰航空僅約半年前,才接受港府注資兼供股籌集390億元,昨日又再發債逾67億元,令股價創逾12年來最大跌幅。變種病毒肆虐,全球檢疫限制易收難放,削弱各地航企賴以續命的貨運生意,疫苗接種進度和功效雙雙存疑,客運復常遙遙無期,業界或仍要苦候新一代針劑促成國際「疫苗護照」,才能真正脫困。

受限嚴格防疫 貨運難救航企

本港經歷的4波新冠疫情,源頭皆是外地,港府為外防輸入、填補潛在漏洞,萬不得已對機組人員設限,卻變相令國泰流血更不止。國泰昨日宣布發行可換股債券集資67.4億元後,股價暴跌9.71%,收報全日最低的5.95元。

由於機員最快下月在抵港後,須酒店檢疫14日和醫學監察7天,國泰料每月將額外消耗多達4億元營運現金。彭博行業預測,國泰發新債後應能撑到至少2022年中,且可在市場進一步融資。

多得渴市貨物如芯片,華航和大韓去年或成極少數的賺錢航企,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亦曾預期貨運今年仍會是續命丹,疫苗快運甚至能帶貨運重回疫前水平。

海運吃緊,疊加內地廠房農曆年不休假,中國空運歐美價格本來按年大升2.5倍,但港府新策下,國泰即使招募員工自願連續工作21天,貨運力恐仍要跌25%。為應對新要求,聯邦快運準備把180名駐港機組機師和其家人遷至三藩市,惟貨運難免更迂迴,個別英國送港貨物由過去僅經巴黎,要額外途經新德里和廣州。

IATA不久前批評,各國再收緊邊境措施,恐將扼殺客運任何復甦苗頭。為嚴防變種新冠毒株進一步擴散,德國周二宣布,正考慮禁止近乎全部國際航班降落;日本全日空同日宣布,由於客運需求疲弱,3月要停運16條國際綫;澳洲周一亦因應新西蘭再現社區感染,連番煞停兩地的旅遊氣泡。新事態發展情況,全將削弱機腹載貨力。

疫苗長遠救藥 還待改良針劑

疫苗毫無疑問是環球航企旅業的曙光,但不少專家及業界人士擔心,今年恐怕未能出現。首先,各地政府的接種進度遠遜預期,未來還有更多供應樽頸;再者,公眾仍對疫苗副作用存疑,港大醫學院的調查就顯示,僅46%港人願接種;第三,第一代針劑技術有限制,美國抗疫猛將福西(Anthony Fauci)指出,它只能預防病發,未能真正防止感染,故大家仍未能任意外遊。

據IATA研判,經歷2020年這航空史冊上最慘痛的一年後,疫苗才是業界真正的長遠救藥。愛沙尼亞和丹麥等國家正研究推出「疫苗護照」,讓已打針的國民自由往來,但觀乎西方大國至今仍排拒中國和俄羅斯疫苗,各航企勢要等待便宜兼更有效的新一代疫苗未來取信四海,才能重回疫前,再次接載乘客任意翱翔天際,人流、物流才能真正復甦。

2021年1月25日 星期一

選舉vs.協商:為解決什麼問題而費煞思量?

 <轉載自2021年1月26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張炳良 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早前輕輕幾句:「若明天宣布特首改由協商產生,英國人不能說我們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亦不需修改《基本法》及人大釋法」,雖未有鼓吹行政長官改以協商方式產生,但一石激起千重浪,引來社會上不少遐想、揣測。在此我無意闖進今天香港政局風聲鶴唳的怪圈中,我只想評論一下,究竟我們要為解決什麼問題而費煞思量。

從字面上言,梁振英有所依據。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這樣寫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立法機關由當地人組成。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而基本法第4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况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為何選舉和協商同時寫進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

選舉和協商應屬兩碼子事,但為何同時寫進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而基本法卻又規定以普選行政長官為最終目標?有一說法是上世紀80年代初,中英談判就行政長官的產生方法存在分歧,於是中方在附件一留有空間,讓制訂基本法時考慮香港各界意見才作定奪。

到起草基本法時,香港工商專業界精英不贊成普選行政長官,傾向較近政治協商的方式,不過剛冒起的民主派則爭取直選,雙方膠着(註)。後來由協商提名演化為大選舉團的概念,一些愛國左派人士主張由一提名團提名後全民直選。最後內地草委提出所謂「時間表」協調,即初期以選舉委員會方式選舉,回歸10年後可在民意支持下轉為有規限提名的普選,基本法遂以此定稿,並同時確定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

可見,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不是以協商、而是以選舉去產生行政長官。由於基本法內不少條文,都依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的基本方針政策,照搬字眼,故關於行政長官的產生,也是採用聯合聲明的表述為前提,至於何時及如何達至普選目標,則有所留白,由基本法附件一定下程序。200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再作出政改「五部曲」的規定。

以愛國者為主體去治港

1980年代一個最大的政治問題,是在「一國兩制」下如何實現「港人治港」。中央當時的政治底線是治港者「以愛國者為主體」(鄧小平語),其後再確定為「愛國愛港」者。若靜態去看政制設計,由中央信賴的工商專業界和愛國陣營,合組成親北京、親政府、不會逆中央旨意的建制派力量,既主導立法機關,也同時主導產生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不會選出中央難以接受甚或與中央對抗的人。立法不會凌駕行政而改變中央有關特區奉行「行政主導」的原則;至於司法,若緊守不干預政治、遵從基本法憲政秩序,則也是各安其位。

民主派乃傳統愛國左派外最早支持回歸中國者,後因「六四」衝擊與中央有分歧,但依原來設想,可參與特區體制作反對派。不過,基本法未能預料回歸後香港複雜政局的變化,以及民主運動的不斷分化和新世代激進主義的冒起。

邁向普選的不斷蹉跎

「雙普選」進展緩慢,當中涉及中央與泛民主派之間缺乏互信;而且,中央作為政權,要求循序漸進、照顧既得利益,泛民則尋求一步到位。回望過去,假若在機會之窗出現時,有能力影響大局者能拿出承擔和勇氣、展現較大胸襟、少些傲慢、多些務實,則香港之民主路不至如此崎嶇。經歷多次爭議僵持,中央終於在2007年12月同意,行政長官最快可於2017年普選,之後才可考慮立法會全部普選。

無奈2014年的「佔中」運動,改變一切,反對派提出公民提名,使普選行政長官注定失敗。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給出2017年落實普選的極高安全系數的安排,由與現行選舉委員會組成相若的提名委員會提名2至3名候選人,每人須得半數以上委員支持,全民普選後由中央任命。「佔中」及「傘運」後,泛民主派已變得急進,缺乏與中央妥協的戰略和條件,以及說服支持者的論述能力,於是政改再度拉倒,港人失去有條件下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

最讓中央憂心的大局

俱往矣。至2019年,反修例抗爭變質為挑戰國家主權和中央權威的政治對抗,加上激進抗爭派玩火攬炒,引美英等外力介入香港,中央視為一場顛覆政權的顏色革命,急立《港區國安法》,過去對選舉進程曾有的善意和有限度的政治信任,皆已成疑。中央現要收拾政治殘局,對泛民主派自決派等,固然視為破壞力量,怕他們藉選舉佔領足以癱瘓特區「有效施政」的位置。

2019年11月反對力量(包括大批「素人」)在區議會換屆選舉中,輕易打敗建制派,奪得大多數席位,為北京敲響警鐘,對建制派穩定大局缺乏信心之餘,又感到再難一廂情願,以為公務員精英可有效掌握形勢、處理危機、管好香港。這些過去中央信賴的建制隊伍,都未能發揮領導民情和輿論的作用,這才最讓中央憂心。

為何民情多不信任政府及建制派

當然,中央需反思,對港政策哪裏不對勁,為何港人尤其年輕一代日趨疏離?為何不信任政府、不認同建制派的民情仍然佔優?否則,中央何懼選舉。困擾中央的,是無論立法會選舉還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界別席位選舉,皆「不容有失」,卻肯定會遭受極大挑戰。雖然國安法遏止了社會動亂、清除分離主義,但是不等於主流市民便回歸政府一邊,他們不少仍會藉投票去擊敗建制派,令政局更為詭異,這點京官應心中有數。

泛民政黨或許會弱化瓦解,但其原有支持民眾若失去代言,只會加深政治分裂。建制派若仍自我感覺良好、不思革新,也難令中央對特區的未來放心。當務之急是如何撫平社會創傷、促進復元和解、爭取中間民眾,而非挑動更多的社會政治矛盾。任何延後立法會和選舉委員會界別選舉、甚至改選舉為協商的主意,都是斬腳趾避沙蟲,得不償失,徒增民怨,對聚焦解決管治危機毫無積極作用。

為何回歸20多年特區仍未做到政通人和?皆因政制發展只停留在表面,一直未進入實質問題,包括如何產生有政治能量的執政團隊、行政立法如何才既有制衡也有配合、如何善用公務員的執行力但又明白其政治局限、如何好好發揮政黨的作用、如何發展具視野和歷練的從政人才等,故空有普選或否定普選,皆無助突破管治困境。至今香港體內各種矛盾撕裂已悉數浮面,如不全面改革,體制只會進一步劣質化。

註:時任草委查濟民早於1985年中建議,設一顧問局經協商後提名1名候選人,由中央任命為行政長官,維持3屆,至2010年左右可提名2至3人,經中央同意再交港人全民直選。而當時據稱反映官方一些想法的評論員「古星輝」,在同年12月《廣角鏡》一篇〈未來基本法藍圖芻議〉文章中,主張成立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行政顧問院,經蒐集各階層意見後,以民主協商或投票產生行政長官候選人,由中央任命。

中國GDP破百萬億 亦喜亦憂變數仍多

<轉載自2021年1月25日 明報 社評>

日前公布的2020年中國經濟數據顯示,內地去年國內生產總值(GDP)101萬5986億元(人民幣,下同),首度突破百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2.3%,增幅雖然是40年來最低,但在新冠疫情肆虐的今日,卻是全球1萬億美元以上的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增長的。這意味中國經濟總量與美國的差距進一步收窄,成為現代歷史上首個經濟總量達到美國七成的國家,亦標誌中國進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刻。雖然成績亮麗,但中國經濟仍有隱憂,在疫情反覆、消費不振的背景下,今年必須防止「黑天鵝」效應。

總量相當美國七成 史上首度招惹嫉恨

按照2020全年人民幣平均匯率計算,中國經濟總量約為14.7萬億美元,若按當前匯率計,約為15.6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佔全球經濟比重17%左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預測,2020年美國GDP會下跌4.27%,約為20.81萬億美元。此消彼長之下,中美經濟總量差距收窄至6萬多億美元,中國的GDP相當於美國的逾七成。這也是世界現代歷史上,首個國家的經濟總量如此接近美國。

上世紀,蘇聯的GDP曾經超過美國的60%,美國對其加大遏制力度,導致其最終解體;日本GDP一度亦超過美國的60%,引起美國警覺,逼日圓升值,一度令日本經濟一蹶不振。有分析認為,60%是美國對崛起對手的警戒線。中國的GDP在2014年首次達到美國的60%,2018年達到約66%,而且逐年追貼。依此趨勢,IMF曾經預測,最快可能2030年,中國GDP就會超越美國。近期一些經濟智庫和研究機構認為,這一幕可能2027或2028年,甚至最快在2025年就會出現。這一切,被認為是美國近年對華頻頻發難的原因。

福兮禍所倚,迅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已經無法再韜光養晦、悶聲發大財了。在國際上,首先,市場原本預測拜登新政府可能會放鬆針對中國貿易及科技公司的打壓措施,現在恐怕會落空,未來美國對華經貿政策可能更加嚴苛;其次,已經完成談判的中歐投資協定,可能因中歐經濟狀况反差太大,簽署生效或會生變數;再者,面對相當於自身總量3倍的中國經濟,日本會更加戒慎恐懼,更加抗拒中國加入《全面進步跨太平洋伙伴協定》(CPTPP)。

對內來講,中國人均GDP自2019年以來已連續兩年保持在1萬美元以上,約為1.05萬美元。而IMF預計,新冠疫情給世界經濟造成巨大衝擊,2020年全球人均GDP將由2019年的1.156萬美元縮減至1.095萬美元,其中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約為5170美元,這意味中國人均GDP雖已接近發展中國家水準兩倍,卻仍未達到全球人均GDP平均水準。

按照世界銀行標準,高收入國家的人均GDP,應在1.25萬美元以上,中國目前正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看似差距不大,但要跨過這一門檻並非易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長期在此水平止步不前,正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關鍵原因,是當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時,若科技水準無法與已開發國家競爭,成本又高於低收入國家,最終會導致經濟發展缺乏動力。

當前,中國正是處於這種不進則退的階段。一來國民收入的提升速度正在放緩,如果一直維持2017年以前的增速,中國將在2022年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但隨着經濟增速放緩,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25萬美元門檻的時間也隨之拉長。二來技術提升並不順利。中國與先進國家的科技差別仍大,在美國發起貿易戰、科技戰的背景下,獲得先進科技的難度進一步加大。此外,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最終都要看制度設計,尤其是在勞動力廉宜等紅利因素消退之後,新的發展動力往往來自制度改革,中國也需要持續有效的改革。

跨越中等收入門檻期 防中美疫情成黑天鵝

儘管中國經濟去年取得令人艷羨的成就,而且,IMF和世界銀行都不約而同地預計,2021年中國經濟增速可達到7.9%,但中國經濟的隱憂也不容忽視。國家統計局就提醒,疫情變化和外部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

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2020年內地消費仍是負增長,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較上年下降3.9%。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的實際增幅僅2.1%,低於經濟增幅。中低收入群體就業和收入水準將影響消費走勢,提升就業質量、保障民眾收入,仍然是關鍵。

2021年中國經濟仍然存在一些不確定的「黑天鵝」因素,不可輕忽。除了中美關係的不明朗外,最大的變數仍然是揮之不去的疫情陰霾,近期北方部分省份出現本地疫情聚集性爆發,給「內防反彈」帶來巨大壓力,會否影響經濟復蘇的進程,值得密切留意。

China's GDP reached RMB100 trillion

China's economic figures for 2020 released the other day show that the country'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reached RMB101.5986 trillion last year, surpassing RMB100 trill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comparable terms, the growth rate was 2.3%, the lowest in 40 years. Still, China is the only major economy worth more than US$1 trillion to achieve growth amid the raging pandemic. This means that the gap between China's economy and the US's has narrowed further, making China the first country in modern history to reach 70% of the US economy. It also marks a critical moment for China, as it crosses the ''middle-income trap''.

Based on the average exchange rate of RMB in 2020, China's economy totals about US$14.7 trillion, or about US$15.6 trillion at the current exchange rate, placing it firmly in second place in the world. China accounts for about 17% of the global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forecast b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the US's GDP fell by 4.27% in 2020 to about US$20.81 trillion. With the US's GDP decreasing and China's increasing, the ga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ese economies will be narrowed to US$6 trillion or so, with China's GDP equal to more than 70% of the US's GDP.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modern world history that a country's economic output is so near that of the U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s standards, the GDP per capita of a high-income country should be above US$12,500. China is now at a critical stage in cross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and while the gap may not seem large, it is not easy to cross this threshold. Som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been stuck at this level for a long time exactly because they have fallen into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e key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when a country's GDP per capita reaches US$10,000, if its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cannot compete with thos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osts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low-income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eventually lack momentum.

Despite the enviable success of China's economy last year, and the fact that both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have coincidentally predicted tha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could reach 7.9% in 2021, the country's economic malaise should not be ignored.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has warned that there is a lot of uncertainty about the changes in the pandemic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recovery is not yet solid.

As the main generator of economic growth, mainland consumption remained negative in 2020, with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declining by 3.9% over the previous year. The real growth of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 net of the price factor is only 2.1%, which is lower than the economic growth. The employment and income levels of low- and middle-income groups will influence the trend of consumption, and it is still crucia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and protect people's income.

中國GDP破百萬億 亦喜亦憂變數仍多

日前公布的2020年中國經濟數據顯示,內地去年國內生產總值(GDP)101萬5986億元(人民幣,下同),首度突破百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2.3%,增幅雖然是40年來最低,但在新冠疫情肆虐的今日,卻是全球1萬億美元以上的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增長的。這意味中國經濟總量與美國的差距進一步收窄,成為現代歷史上首個經濟總量達到美國七成的國家,亦標誌中國進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刻。

按照2020全年人民幣平均匯率計算,中國經濟總量約為14.7萬億美元,若按當前匯率計,約為15.6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佔全球經濟比重17%左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預測,2020年美國GDP會下跌4.27%,約為20.81萬億美元。此消彼長之下,中美經濟總量差距收窄至6萬多億美元,中國的GDP相當於美國的逾七成。這也是世界現代歷史上,首個國家的經濟總量如此接近美國。

按照世界銀行標準,高收入國家的人均GDP,應在1.25萬美元以上,中國目前正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看似差距不大,但要跨過這一門檻並非易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長期在此水平止步不前,正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關鍵原因,是當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時,若科技水準無法與已開發國家競爭,成本又高於低收入國家,最終會導致經濟發展缺乏動力。

儘管中國經濟去年取得令人艷羨的成就,而且,IMF和世界銀行都不約而同地預計,2021年中國經濟增速可達到7.9%,但中國經濟的隱憂也不容忽視。國家統計局就提醒,疫情變化和外部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

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2020年內地消費仍是負增長,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較上年下降3.9%。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的實際增幅僅2.1%,低於經濟增幅。中低收入群體就業和收入水準將影響消費走勢,提升就業質量、保障民眾收入,仍然是關鍵。

2021年1月22日 星期五

華學者:帶路「十四五」轉向服務業 邀發達國參與

 <轉載自2021年1月22日 明報 中國版>

中國人民大學外交係教授王義桅認為,一帶一路的推動工作,將繼續在「十四五」規劃中得以完善;從基礎建設等重資產向服務類輕資產進行轉換,更加注重軟聯通的效益;與此同時,邀請發達國家參與,一同打造一個更加開放包容和共贏的全球化。英國有專家指出,一帶一路項目已轉而從商業衡量,而不是只顧擴展政治影響。

提高話語權 「支持我們的還是沿線伙伴多」

王義桅稱,過去6年的一帶一路倡議,使中國有了新的投資方向和合作重點,並藉此在規則和標準制定能力與話語權都有所提高。「比如這次抗疫,支持我們(中國)的還是一帶一路沿線的伙伴多。」他表示,「十四五」規劃的一帶一路,將聚焦可持續性融資、債務問題、綠色環保、廉潔理念等議題;建立技術標準「通用」、當地人掌握「通達」和與國際標準對接的「通約」;完善空間規劃佈局,更加強調早期收益和長遠收益的結合,強調為百姓提供就業和增加政府稅收等共贏。

「將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投資的主體也多元化,包括民營、國企、各種混合所有制。項目不光有大型基建、產業園區、還有數字絲綢之路。從重資產向輕資產轉化,從硬聯通到軟聯通,從大寫意到工筆畫更高質量標準建設,」王義桅說,同時邀請發達國家參與,打造更加開放包容共贏全球化的國際合作,去對冲外圍全球化、自由化風險。

英專家:不是只顧政治影響

英國智庫Chatham House專門研究中國的資深研究員Yu Jie指,中國近年強調透過本土投資及消費推動經濟,而不是透過出口,對一帶一路項目已轉而從商業可行性來衡量,而不是只顧擴展政治影響力。

缺海外投資經驗 沿線基建屢受挫

 <轉載自2021年1月22日 明報 中國版>

中國推動一帶一路,主要聚焦基建和民生,但在建設過程中,大量項目因各種因素被擱置。專家稱這與國企在海外缺乏足夠投資經驗及沿線國家國情複雜多變有關。《金融時報》報道,中國兩家政策銀行過去兩年大幅削減借到境外的貸款,反映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已修訂。

美國華盛頓RWR諮詢公司(RWR Advisory Group)資料顯示,中國金融機構2013年以來,透過一帶一路發放貸款超過4,610億美元(約3.5萬億港元)。該機構在2018年的研究稱,中國於一帶一路沿線66國234項投資計劃未能順利展開,原因包括公眾反對,所在國因擔心國家安全、抗議中國勞工政策等。

66國234計劃未能順利展開

美國企業學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數據指出,2018年下半年,中國在東南亞一帶一路的投資計劃僅剩12個項目、約39億美元(約305億港元),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緬甸、孟加拉及非洲塞拉利昂已喊停部分基建項目,泰國及越南已無中國基建項目。不過在去年10月,一波多折的中泰高鐵曼谷至呵叻段一期工程簽約建設,預計2025年完成。

中國一帶一路專家王義桅稱,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初,華企沒有從效益規劃出發或缺乏投資經驗,只側重與執政黨或政府溝通,缺乏對反對黨,甚至NGO(非政府組織)的溝通,導致後來出現問題。加之一些沿線國家國情複雜動盪,印度或歐美在內的國家,也擔心中國擴大影響力而深度介入。「要想富先修路。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經驗,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都羨慕。」王義桅稱,中國將這些經驗傳授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就是希望幫助其實現產業化,同時聚焦民生基建,基建互聯互通,經濟擺脫單一性和依附性。

境外借貸萎縮 專家:貿戰影響減資金外流

《金融時報》引述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政策中心數據顯示,在2017年及以前,中國兩家政策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及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的貸款一直較世界銀行借出的貸款還多,但在2018及2019年卻急速萎縮。該中心主任Kevin Gallagher分析,自美中貿易戰以來,中方對一帶一路的策略有重大轉變,貿易戰觸發的不確定性令中國選擇保留美元資產,減少資金外流。

與138國簽約合作 智庫憂政經依賴北京 帶路工程遇疫境 債務風險增

<轉載自2021年1月22日 明報 中國版>

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於十三五規劃定位為推動沿線國家加強經濟合作、基建互聯互通,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趙磊2016年更表示一帶一路是「中國話語權的提升」;官方表示至今已與138個國家及30個國際組織簽署200份相關合作文件。不過,計劃近年被外界質疑是透過巨額貨款製造「債務陷阱」,例如德國科隆經濟研究所(IW)報告指出,對華巨額債務造成部分成員國對北京的經濟及政治依賴。有內地專家則反對「債務陷阱」一說,稱中國以「替代償還債務」方式協助解決債務,避免這些國家經濟陷入惡性循環。

去年8月德國科隆經濟研究所(IW)發布報告指出,中資機構在境外放貸由於缺乏透明度,其信用評級機構也難以獲得相關數據來評估。中國在過去20年間成為全球最主要債權國之一,其中大部分資金都涉及2013年後一帶一路計劃。

部分沿線國對華債務超本國GDP一成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中國佔有非洲國家公共債務總額的17%債權;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亞、肯尼亞、斯里蘭卡、白俄羅斯等對華債務規模,也突破本國GDP的10%。報告還指出,新冠疫情爆發加重以上國家違約的風險。IW的學者亦認為,對華巨額債務造成這些國家對北京的經濟及政治依賴。不過,世界銀行駐孟加拉首席經濟學家侯賽因(Zahid Hussain)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儘管目前並沒有太多關於中國貸款的公開資訊,但是中國資金還沒有到『債務陷阱』的程度。」

根據美聯社去年4月引用加納財政部數據的報道,非洲國家積欠中國的債務超過1450億美元(約1.12萬億港元),其中2020年可還債總金額預計僅為80億美元(約620億港元),加納財長曾稱中國應減輕非洲國家的債務負擔。去年的疫情使全球的債務風險增大,一帶一路研究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外交係教授王義桅接受本報採訪時稱,一些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大量印鈔,將債務風險轉嫁到其他國家;而中國主動減免了77個欠發達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的到期債務。「歐美這些發達國家在原來殖民時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的榨取如同敲骨吸髓,這才是造成債務危機的黑手。」

在疫情期間,中國從去年3月已向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G7成員意大利派出醫療隊及運送醫療物資。隨後中國亦先後向巴基斯坦、伊朗、埃塞俄比亞、柬埔寨、菲律賓、老撾等沿線國家派出醫療隊和物資,並承諾優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中國疫苗。國務院旗下《經濟日報》也報道,去年1至11月,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59.6億美元(約1237億港元),同比增長24.9%。先後向1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280多批緊急抗疫援助,通過「空中絲綢之路」,向很多國家和地區提供幫助,疫情期間累計運送防疫物資超過1700噸。

王義桅:會否成不良債務 視「經濟造血能力」

王義桅認為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製造債務陷阱的說法不成立。「中國與138個國家簽訂合作備忘錄,這些國家都是傻瓜嗎?」他說,債務是否會演化成不良債務,拖累經濟發展,要看「經濟造血能力」。即便是中美做大型基建,都會舉債。王義桅以斯里蘭卡此前向世銀舉債為例,稱舉債令該國負擔沉重。中國招商集團以替償債務的方式,取得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99年特許經營權,就是幫助解決國債,避免經濟惡性循環的合作模式。「只是時間比較長,印度和美國就懷疑中國是否有軍事戰略目的,並以此抵消美國的經濟影響力。炒作債務陷阱,但是他們真的在關心斯里蘭卡的債務問題嗎?未必。」

非洲建軍事基地 帶路國撐新疆「反恐」

「債務陷阱外交」(Debt-trap diplomacy)一詞最先由印度學者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於2017年提出,他認為中國透過一帶一路支持佔據戰略要地的發展中國家基建項目,通過巨額貸款使之墮入債務陷阱,從而影響這些國家。同年12月,斯里蘭卡因無法還債,把漢班托塔港租予中國99年。此外,非洲國家吉布提因積欠中國數十億美元債務,將多哈雷港(Port of Doraleh)租給中國建設海外軍事基地。巴基斯坦將瓜達爾港(Gwadar)租給中國43年等事例,也成為批評者提及「債務陷阱外交」時最常列舉的案例。

在2020年10月的聯合國大會辯論期間,古巴代表45個國家做共同發言,支持中國在新疆「反恐」,而當中有41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權觀察組織中國部主任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接受台灣傳媒「報導者」訪問稱:「中國非常富有,可以創造其他國家的支持來回應對中國潛在罪行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