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打擊拐賣 失蹤童97％回家

<轉載自2018年2月14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4年前，香港導演陳可辛以真實尋子故事為題材的電影《親愛的》公映，將內地甚為嚴峻的兒童拐賣問題帶到民眾眼前。然而這一切或隨著公安部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布平台「團圓系統」的有效運營而成為歷史，其中系統發布的2500餘名走失兒童信息，找回率達97%。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陳士渠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公安部今年將依靠「DNA打拐數據庫」，重點處理1990年代發生的拐騙「積案」(見另稿)。「我們的目標是，讓所有被拐的孩子，最終都能回到家中。」

今年重點﹕偵破1990年代積案

2007年12月，公安部成立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辦公室，擔任部領導秘書逾4年的陳士渠被任命為辦公室主任。打拐10年，全國共拘捕5萬多名疑犯，解救被拐婦女兒童超過10萬人。常年在打拐一線奔波的陳士渠，也在10年的專職打拐經歷中，見證了很多家庭的撕裂之痛，經歷了很多家長因孩子失而復得時，包含自責與牽掛的哭嚎。

談及相關故事時，陳仍難免動情，「看到人販子給孩子灌服安眠藥，我的心如刀絞」。「每一次將解救後的孩子送還親生父母時，父母抱著孩子的感覺就好像恨不能將其融到自己的身體裏一樣，或抱頭痛哭、或不知所措地流淚，這些場景都讓我難以釋懷。」陳士渠表示，過往因局限於偵查手段及徵集線索的方式落後，想及時找回失蹤兒童，並非易事。

團圓系統逾5億用戶 連接21 Apps

為改變現狀，在阿里巴巴公司的技術支持下，公安部開發的兒童失蹤資訊緊急發布平台「團圓系統」於2016年5月15日上線運行，至去年5月17日，「團圓系統」三期正式上線。這個旨在通過讓全國各地打拐民警第一時間上傳失蹤兒童資訊，並通過新媒體及時同步向周邊民眾推送的方式，成為警民聯動快速尋人和偵破案件的平台。

啟用逾年 救45被拐童

據公安部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有超過5.3億人使用的「團圓系統」，共發布2508名失蹤兒童信息，找回兒童2422名，找回率為96.57%，其中屬被拐兒童為45人。陳士渠解釋，剩餘還未尋獲的失蹤兒童，絕大多數屬於走失，屬盜搶騙被拐賣兒童應在個位數。

目前「團圓系統」已連接高德地圖、手機淘寶、支付寶、百度搜索、騰訊用戶端、360衛士、錢盾、新浪、UC頭條等19個互聯網企業、共21個Apps。陳士渠認為，「團圓系統」的推出，在徵集線索和震懾犯罪都起到重要作用，以至近年來歸類為拐賣兒童的刑事案件大幅減少。

消息逐步外傳 免騷擾受眾

陳又表示，「團圓系統」與美國的Amber系統有些類似，但其精準的定點推送功能較後者優勝。「Amber系統是利用廣播、電視，在全國範圍內無差別密集播報，但這樣實際上對受眾的騷擾蠻大的，而『團圓系統』則是有的放矢地以失蹤地為圓心，根據走失時間不斷擴大推送範圍，可以將對受眾的騷擾降至最低。」

根據公安部要求，在孩子丟失1小時內，接入的App即以孩子丟失地為中心，覆蓋半徑100公里範圍推送；2小時內，覆蓋半徑200公里；3小時內，覆蓋半徑300公里；3小時以上的，覆蓋半徑500公里。一旦失蹤孩童被尋回，結案說明也會即時推送，令民眾放心。

打拐民警4000 設群組互通報

陳士渠說，平台數據的建立，也離不開全國各地約4000名專職打拐民警的努力工作，他們在「釘釘群」(類似微信的即時通訊App)中互相通聯，一旦接獲報案轄區有兒童走失，而到場卻發現現場無目擊者及監控、利用傳統偵查方法難以查找蹤跡時，民警可根據家屬提供的圖像資料及描述，將案件上傳群中。「一旦發到群裏，消息會自動推送到相關Apps中，進而提示用戶(其他打拐民警)。」

在談及開設「團圓系統」的初衷時，陳士渠表示，在偵查技術相對落後的年代，內地警方在偵辦拐騙案件時若無有效線索，往往會選擇張貼通告蒐集線索。「但是擬通告需要時間、印刷需要時間、張貼需要時間、群眾閱讀也需要時間，等到大家都知道了拐騙案了，人販子早已帶著孩子潛逃千里之外。」

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陳士渠表示，今年工作重點將是偵破1990年代以來的拐童積案。

英艦將經南海 華斥無風起浪

<轉載自2018年2月14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英國護衛艦「薩瑟蘭」號(HMS Sutherland)將於本周抵達澳洲，並宣布返回英國時將駛經南海。英國國防大臣韋廉信(Gavin Williamson)稱，這是捍衛自由航行的權利。中國外交部稱，當前南海風平浪靜，「希望域外國家不要試圖無風起浪」。

《澳洲人報》報道，韋廉信在結束訪問悉尼和堪培拉後向當地傳媒表示，「薩瑟蘭」號(HMS Sutherland)將於本周稍後時間抵達澳洲，「它(回英途中)將駛經南海，明確展示我們海軍有權這麼做」，並稱是捍衛自由航行的權利。

不過，韋廉信沒說明「薩瑟蘭」號會否和美國驅逐艦「麥凱恩」號去年8月一樣，駛入南海島礁12海里範圍，僅表示「我們絕對支持美國在這方面的立場，我們非常支持美國所做的一切」。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表示，在中國和南海沿岸國的共同努力下，南海航行自由不存在任何問題，「希望有關方面，特別是域外國家，能夠尊重地區國家的努力」。

王岐山的真退假退

<轉載自2018年2月13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對於已經退休的原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將在3月兩會上出任國家副主席一事，海外輿論議論紛紛，有說王岐山的復出是習近平惜才，希望讓王岐山在政壇上發揮餘熱，亦有人說王在十九大上根本是假退，七上八下的慣例已被打破。但筆者認為，王在十九大的退和兩會上的留，都是真的，他是創造了中國領導人今後延續政治生命的一種新模式。

十九大「真退」 遵守「七上八落」規矩

為什麼說王在十九大的退是真退？因為他確實退出了中共中央領導層，不僅退出政治局，甚至都退出了中委會，他卸任中紀委書記，交棒給趙樂際，而且可以肯定他未來的新職不會在反腐肅貪方面有任何角色。

關於領導人「(六十)七上(六十)八下」的慣例是中共黨內高層的政治規矩，從這一點來說，王岐山是遵守了這一規矩，他的舉動也再次證明了這一規矩是存在的，但這一規矩只限於黨內職務。

未違憲法國家領導人任期規定

從中國憲法來說，領導人只有任期以及最低年齡限制，但卻從無最高年齡限制，例如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必須由年滿45周歲的中國公民出任，每屆任期與每屆全國人大的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因此，提名王岐山出任國家副主席儘管打破了中共多屆國家副主席人選的諸多慣例、模式，卻絕未違反法律規定。

從這一點看，王岐山出任國家副主席比鄧小平1982年出任中央軍委主席掌握軍權更符合憲法。1981年6月，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被罷黜，由胡耀邦接任中央主席，但鄧小平卻接任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而當時的憲法規定，中共中央主席統帥全國武裝力量，而修憲為鄧小平度身設立國家中央軍委已是1982年12月之事了。

開創退而不休新模式

至於內地對一般國家公務人員的60歲退休以及正部級官員65歲退休的規定，原來就不適用於國家領導人。且，在普遍延遲退休的大氣候下，上述退休年齡現在已漸有放寬的跡象。

王岐山今次復出之微妙之處在於，既遵守了黨內有關政治局成員「七上八下」的慣例，又未違反憲法有關國家領導人的任期規定，這就為今後中央高層退而不休創造了新的模式。

平昌冬奧會：你該強化的認知

<轉載自2018年2月13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歐陽五 時事評論員>

已經熱熱鬧鬧開幕的平昌冬奧會你關注嗎？如關注，除了比賽本身——明星抑或獎牌——你還關注什麼？如下5點將強化你的認知。

一、政治化。象徵和平之橄欖枝是奧運冠軍的特有桂冠，古奧運會早已有之，而平昌冬奧會卻籠罩着戰爭陰雲。「政治化」是本屆冬奧會一大特點，在全球焦點的朝核問題所在蕞爾之地舉辦92國或地區參加的盛會，沒有非體育因素才怪！不過，你不能局限於朝核包括朝韓互動，還應看到更加深廣的大國角力。比如，你看到俄羅斯運動員奪冠非但見不到升旗奏歌，國際奧委會甚至嚴禁俄羅斯國旗帶上看台，表面原因是俄羅斯「興奮劑國家行為」受罰，其實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本月1日已經判決28名俄羅斯運動員清白並取消平昌冬奧會禁賽處罰，西方國家主宰的國際奧委會仍置若罔聞且堅持「不予邀請參賽」。這背後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俄制裁在平昌發酵，豈非昭然若揭！

二、最大看點。你可能說「是朝韓互動」。錯！你所見到的朝韓共打「半島旗」聯袂入場，乃至共同組隊參賽，其實已是「用濫之戲碼」。早在1991年4月第4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朝鮮李粉姬搭檔韓國玄靜和這一世界級組合就亮相比賽，之後從2000年悉尼奧運會到2007年長春第6屆亞洲冬季運動會，朝韓7次聯手。真正焦點在於美國與朝鮮是否有意官方互動，因為這關係到人類的戰爭與和平。

三、載入史冊。開幕式前東道主宴會，美國代表副總統彭斯被安排坐在朝鮮代表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對面，以供兩人互動。傲慢的彭斯視金永南如無物，只和非朝鮮數國官員打個招呼就走了。奧運會載入史冊，大抵有賴開創性，如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運會在希臘誕生，而平昌不然。特朗普已按捺對朝動武衝動一年，2018年美朝開戰可能性極高，而平昌冬奧會或是雙方避戰最佳良機與最後機會。也許美朝慘烈大戰後，僥倖在核戰爭中劫後餘生的地球人會說：「看看，彭斯錯過了什麼！」而這會記入人類史冊。

四、聯合國制裁成「易碎品」。數月前，聯合國「史上最嚴對朝制裁決議」何其堂皇問世。孰料在平昌冬奧會被一一破解，如制裁要求：禁飛——朝鮮高級代表團專機直飛韓國將之嘲弄；禁人——被列入制裁黑名單的朝鮮國家體育指導委員會委員長崔輝，在韓方向聯合國安理會制裁委員會提出給予豁免的要求下，堂而皇之亮相平昌冬奧會；禁「錢」——今次韓國承擔朝方費用，等於聯合國制裁決議中「禁止向朝鮮提供巨額資金」形同廢紙；禁「油」——朝方三池淵管弦樂團搭乘「萬景峰92號」客貨船入韓，違背韓國現行「5．24」對朝制裁措施，且威風凜凜由韓方護衛艦導航，在加油請求得到滿足時順手打破對朝「石油禁運」……

五、奧運會在下行軌道。平昌冬奧會期間，中國中央電視台第4台播出新聞：美國蓋洛普調查，61%美國人對平昌冬奧會不感興趣。奧運會已經近於「昨日黃花」，數月前，國際奧委會剛剛慶幸未來兩屆夏季奧運會還各有一個「冤大頭」國家申請而破例一次授予這兩國舉辦權，以避免奧運會無國申辦之窘境。

災難政治學：花蓮震出微妙的台日中關係

<轉載自2018年2月12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林泉忠 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

災難發生時，內政上考驗政府的危機處理與應對能力、政治人物的態度與表現，外交上則容易突顯雙邊關係的親疏程度。就觸動人心的效果而言，貫通其中的核心，則是如何展示「感同身受」的力量，這就是「災難政治學」的基本內涵。

台灣花蓮地區於2月6日深夜發生的強烈地震，災情嚴重，與台灣關係密切的國家與地區紛紛表達慰問，並以各種方式提供不同程度援助。縱觀災後迄今6天台灣媒體與網絡就來自海外援助的相關報道與討論，其中來自日本的熱心支援部分，很明顯地佔據了八九成之多，彰顯了台灣民衆對日本此次「感同身受」表現的積極回應。反觀高唱「心靈契合」、一直極力希望攝取台灣民心的北京，表現並不突出，沒有讓多少台灣人感受到「祖國的溫暖」，甚至因部分手法問題還引發反感。整體而言，明顯地給日本比了下去。

日本四動作 觸動台灣人心

除了例行的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在第一時間向台灣外交部長李大維發慰問函電外，觸動台灣民衆紛紛感受到日本善心與誠意的有四方面的新聞，其中安倍晉三首相的「兩個動作」佔據了台灣各大媒體的重要版面，效果直接而迅速。

安倍先是於2月8日在自己的首相官邸辦公桌上，親自在日本常見的一塊四方的贈言紙板上，寫下「台灣加油」4個中文大字。該鼓勵贈言的圖片及書寫時拍下的短片，立即上傳至首相官邸及安倍個人的臉書（facebook），5小時內即獲得18萬的「點讚」，其中不少是台灣網友。這種時間與空間零距離的表現方式直接、明快，加上過去從未有任何一個國家領袖有如此表示，因此很快成為話題。

安倍是1960年代以來「最親台」的日本首相，對台灣感情深厚，過去也曾多次訪問台灣，與台灣歷任總統包括李登輝、馬英九、蔡英文都有良好互動。此次除了揮毫贈言鼓勵，安倍還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身分函電蔡英文，慰問花蓮地震，電文也同樣上載至首相官邸及安倍個人臉書。此舉本來並不會受到高度關注，但是由於電文中使用了「蔡英文總統閣下」的官銜，遭到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記者會上批評「日方借賑災慰問之名在國際上公然製造『一中一台』」而受到關注。

不過，可能是受到中方壓力，該電文上傳兩個小時後，刪去了「蔡英文總統閣下」的抬頭以及「日本國總理大臣安倍晉三」的落款。此舉也成為新聞關注的焦點。

「地震共同體」突顯台日情誼

其實2016年2月台灣南部也發生地震，安倍也向馬英九發出慰問函電，當時並沒有將包括抬頭及落款在內的電文像這次一樣上傳臉書，但是日本外務省網頁迄今仍留有題為「關於台灣地震之安倍總理大臣致馬英九總統」的電文內容。換言之安倍此次對蔡英文的慰問函電並非首創，但當時並沒有報道北京的抗議。究竟是北京選擇性應對，還是兩岸關係變差後欲進一步縮小台灣的「國際空間」，還需要後續的觀察。

誠然，基於中國大陸政府對「一個中國」的堅持，對北京外交部的反應並不應該感到錯愕，只是對台灣社會而言，此舉並沒有得到掌聲，包括沒有獲得來自與北京關係良好的國民黨、藍營支持者及親藍輿論的支持。

此外，日本民間在花蓮發生地震後也已紛紛捐款，日本雅虎網站上的捐款額5天內已超過1.1億日圓，超過12萬民衆參與；便利商店「7-11」也在各分店開設捐款箱。這樣的捐款方式額度未必最多，不過日本民衆表達善念的能見度卻較高，很容易打動台灣民衆的心。日本藝人阿部寬也在第一時間捐出1000萬日圓，也有同樣的效果。

2011年日本東北的福島及附近地區發生極為嚴重的地震與海嘯，台灣捐出超過200億日圓，當時馬英九總統還親自坐鎮捐款熱線。結果整體款項比其他國家和地方捐款總額還要高，讓日本社會頗為感動。此次，許多日本民衆也都紛紛表達要回饋「報恩」。日本與台灣同為地震多發地區，近年發生災難時的互相支持，被媒體形容為「地震共同體」。如此描述是否言過其辭另當別論，但是在這樣的論述中已經達到拉近彼此距離的良好效果，則是不容置疑的。

此次日本方面協助賑災的另一個舉措，是派遣7人的專業搜索隊，參與救災。於此同時，台灣政府並沒有接受大陸救援團隊，對此台灣陸委會副主委林正義解釋，台灣感謝中國大陸的關切，不過日本在廢墟裏定位尋找失蹤人員的技術是最先進的；只要任何國家有如此先進技術來協助，台灣都不會排斥。此外，蔡英文還首次用簡體字，在推特（Twitter）發文表示，針對地震中有幾名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不幸遭難，「我們向罹難者的家屬致上最誠摰的慰問」，並稱「在人道救援上，兩岸沒有距離」。即便如此，台灣政府的應對仍被部分大陸媒體解讀為「親日斥陸」。

北京需要補課「災難政治學」

在此次花蓮賑災的議題上，兩岸關係還發生了一些齟齬。北京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第一時間致電花蓮縣長傅崐萁，此舉也被台灣輿論批評為「繞過蔡英文政府」、「災難時仍然政治優先」。

誠然，此次花蓮地震，除了張志軍的「繞蔡」慰問，也有大陸媒體包括2月9日的中評社報道繼海協會、中國紅十字會、福建及廣西等有關方面的捐款外，各省市台辦也紛紛表達慰問和捐助之意。然而，並無後續的報道，使得中國大陸這次在台灣社會的賑災能見度上，甚至比新加坡C-130軍機載滿救災物資抵達花蓮機場的話題還要低。

日本與台灣並無外交關係，然而雙方社會的民間關係卻格外良好。近年雙方的民意調查也突顯了台日之間的親近關係。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委託日本「一般社團法人中央調查社」於2017年11月針對日本民眾進行對於台灣之觀感調查，顯示69%受訪者對台灣有「親近感」，理由以「台灣人親切、友好」最多（76.8%），其次為「雙方交流歷史悠久」（46.1%）、「東日本大地震時對日本支援」（31.3%）。順便一提，日本內閣府於2016年12月公布的外交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回答對中國「不抱親近感」的受訪者比例，連續5年超過八成。

在台灣方面，2017年5月由日本「交流協會」所進行的調查，也顯示台灣對日本有「親近感」的達56％。此項調查已是第五年舉辦，首年的2008年則是38％，呈現穩步增加的趨勢，折射出台日「地震共同體」現象下的親近關係。

儘管蔡英文時代的兩岸關係趨於冷淡，然而北京並不因此消極放緩「統一」台灣的步伐。十九大之後持續推動的「兩岸融合發展」，彰顯北京根據自己的步驟與策略來拉近兩岸距離，最終達至融為一體的思維。只是在如何攝取台灣民心方面，從此次花蓮賑災中北京的舉措也不難看出，大陸不得其門而入、效果不彰的手法與思路都有更新的必要，「災難政治學」恐怕也需要補補課了。

（作者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微信公衆號：林泉忠公衆號）

中梵破冰各有所需 上帝凱撒以民為本

<轉載自2018年2月12日 明報 社評>

近期，有關梵蒂岡教廷與中國政府之間就主教任命問題即將達成協議的報道，引來了諸多爭議。有報道稱，梵蒂岡在主教任命問題上向北京讓步，曾於去年兩度派代表團前往中國，要求獲教廷承認的兩名主教讓位給中國官方教會的主教。這被認為是中梵關係的重大突破，但也被教會內部分人士，包括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指為「虛榮」，是「邪惡的」背叛。中梵關係的這一戲劇性變化，其實是雙方各有所求。各方應以內地天主教徒的福祉作為最高考量。

教廷對華讓步大 特事特辦有先例

70年來內地天主教會一直有官辦與地下兩派之分，現有逾100名主教中，約30名是獲教廷任命、但未獲中國官方承認的「地下主教」，另外70名官方「自選自聖」的主教，除7人曾被教廷「絕罰」（逐出教會）外，其他主教也都獲得教廷認可。

「勸說」地下主教「讓位」予官方主教如果屬實，確實稱得上是梵蒂岡向中方作出的最大實質讓步。

雖然中梵協議的具體內容仍有待官方證實，不過，過去70年來，因應中國的特殊環境，教廷突破傳統「特事特辦」並非首次。1948年，教宗庇護十二世就發布通諭：在中共統治地區，司鐸可暫時不守除獨身以外的教會規矩，做彌撒行聖事可按「聖教艱難」時辦法（即隱秘辦法）；1962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宣布不再使用「裂教」一詞形容內地教會的情况；1980年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時期，教廷國務卿宣布只要內地主教承認教宗的首席權，便可成為合法主教，為中梵關係改善創造了基本條件。由此，中國官方「自選自聖」的主教也可獲教廷承認，成為實際上由中梵雙方認可的主教。

2007年教宗本篤十六世在致中國教會牧函中表示，「秘密狀態並非屬於教會生活的常規」，被解讀為指「地下教會」不應是永久狀態。2016年11月7日教廷曾發表聲明，譴責一名地下教會神職人員自任主教的行為「不合教法」。

中梵關係今年有機會出現重大突破，既是雙方在經過多年艱辛談判，多番討價還價、參照「越南模式」的結果，同時亦是雙方對內地天主教實際情况的考量後各有所需。有估計指出內地天主教人口已從最高峰時的1200萬，回落到現在的1000萬出頭，而與此同時，內地其他宗教的信徒人數卻增長迅速。中梵雙方70年來的爭鬥，內地天主教會受到極大影響，主教老邁，很多教區缺乏牧者，教會被分裂成地上、地下兩派，可以說，中梵對立已經成了天主教會在內地發展的最大樽頸，所以教廷急需重返內地，去協助內地的天主教徒。更何况，梵蒂岡的退讓其實也隱含「以退為進」的策略，即承認7名官方主教來換取30多名地下主教的合法化，對於教廷來說顯然是以較小代價重返內地的一大進展，對內地廣大教友也是福音。

內地教會缺牧者 京藉平衡基督教

對於北京來說，內地近年因信仰的缺失，宗教發展迅猛令當局憂心。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6年4月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指出，宗教問題始終是中共治國理政必須處理好的重大問題，因為事關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國家安全和祖國統一。他強調，做好宗教工作，關鍵是要在「導」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準，做到「導」之有方、「導」之有力、「導」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動權。

與天主教發展的停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近年內地的基督教徒數量出現爆發式增長，估計已達5000萬到6000萬，「家庭教會」遍地開花。與天主教相較，本土的基督教在權力上更為分散，更不注重等級制度，可更加靈活地回應信徒需求。與教廷這樣的成建制體系相較，政府控制的難度更大。因此，對中國政府來說，與教廷改善關係，適當扶持天主教的發展，與發展有俄羅斯背景的東正教一樣，都有平衡基督教發展的考量。

中國憲法明文規定，「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但按照外間報道中梵關於主教任命達成的共識方案，北京讓教廷擁有主教任命的最終否決權，可算是一個重大讓步。無論如何，中梵關係解凍後，都意味着內地的天主教會至少在形式上重新融入普世教會體系。

至於中梵建交對台灣的衝擊，只不過是雙方關係改善的副產品，早在中國加入聯合國之後，教廷實際上已將對台關係降格，而當台北的中國主教團在1998年更名為台灣地區主教團後，教廷將大使館由台北遷至北京已是時間問題。相信中梵關係的改善也不必然對台灣信徒的福祉造成影響，「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這也是外間看待中梵關係應該回歸的本源角度。

北愛爾蘭新芬黨34年首換主席

<轉載自2018年2月11日 明報 加東版 國際版>

北愛爾蘭新芬黨選出新領袖，取代擔任主席三十多年的亞當斯(Gerry Adams)。

43歲的麥當唐納(Mary Lou McDonald )當選新芬黨新主席後向支持者發表演說。她說新一代開始執掌新芬黨，期望以創新及現代的方法帶領政治，又指不應該再拘泥於過去。她形容在亞當斯帶領下的新芬黨，為北愛爾蘭奠定了當前政治局面。

擔任主席34年的亞當斯，去年宣布不再競逐連任，亦不會參加下屆愛爾蘭議會選舉。

新芬黨被視作愛爾蘭共和軍的政治組織，共和軍七十年代開始，以暴力手段爭取北愛爾蘭脫離英國和愛爾蘭統一，建立共和國。